【編者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美國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皇甫崢崢與三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其新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本文為第三篇評論。

近些年來，隨著知識史研究的興起，不少學者開始從“信息搜集——情報解讀——知識生產(chǎn)”的角度，討論19世紀的帝國擴張與殖民統(tǒng)治。這種新的學術范式為中國近代史，特別是近代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只是，現(xiàn)有成果多關注近代以來在華西人的情報工作、漢學知識生產(chǎn)和中國形象構建，對于中西互動交流的另一方——中國對西方的認知及這些認知依托的信息來源、知識譜系、外交影響鮮有系統(tǒng)研究。

2018年，美國學者皇甫崢崢（Jenny Huangfu Day）于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簡稱《旅者》），則是彌補此學術缺憾的最新力作?；矢槏槵F(xiàn)為美國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知識史、文化史與外交史方面的研究。她于2012年獲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歷史學博士學位，指導教授為美國著名中國史家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堵谜摺芬粫鴳灯洳┦繉W位論文改寫而來，該書榮獲美國圖書館協(xié)會2019年度杰出學術出版物獎。

本文將圍繞“問題、理論與方法”、“各章的內容”和“討論”三個維度，對該書進行扼要評介。

一 問題、理論與方法

近代以來的中英交往史，不僅表現(xiàn)在我們耳熟能詳?shù)纳藤Q(mào)互動、戰(zhàn)爭沖突和外交談判等顯性面向，更有雙方搜集彼此信息、解讀對方情報和生產(chǎn)中西知識的隱形面向。只是與英外交部駐華使領官員以條約職權為依托，利用近代統(tǒng)計學方法、地理學知識、實證性調查報告和漢學研究成果系統(tǒng)性、標準化地搜集、研究、解讀中國情報不同，清政府對英方的情報工作面臨著信息來源有限、信息標準化處理手段缺乏等缺陷。

這些缺陷導致兩個問題：其一，在清地方政府層面，以林則徐為代表的地方督撫和有識之士雖盡力搜集列強情報并將其匯編成冊，但受限于信息來源、語言障礙和譯者操弄，林則徐等人“雖然睜開了眼，看到的卻是籠罩著一層薄霧也有些扭曲變形的世界”。其二，在中央政府層面，遭受外辱的清政府迅速在情咨方面作出了反應。1850年起至宣統(tǒng)遜位，清政府耗時62年編纂與“夷務”相關的資料，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道光、咸豐和同治三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和依據(jù)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編纂成書的《清季外交史料》。雖然蔣廷黻等近代史家對《籌辦夷務始末》做出了高度評價，但這套情咨合輯在資料來源上極為有限。例如“內容和篇幅大大擴充”的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系“歷年恭奉上諭、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奏折，各國往來之照會、書函等件”匯編而來。換言之，在“足資考鏡”的目標定位下，該套資料僅為清政府辦理“夷務”的內部文件匯編，而非自外部渠道獲取之“夷情”情報。情報的缺陷限制了清政府對列強的了解，從而對清政府外交產(chǎn)生不利影響。為此，向歐美列強派駐使節(jié)，獲取列強一手信息成為總理衙門官員的現(xiàn)實要求。

《旅者》一書正是在此史實脈絡上，對“清朝使節(jié)如何調查歐洲，并為國內政府和受過教育的中國公眾創(chuàng)造理解‘西方’之框架”進行的研究。本書探討了1866至1894年，六位清政府派往英國的使節(jié)如何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職務身份和知識結構下描繪西方，生產(chǎn)西方知識及這些知識對晚清乃至民國時期中國變革所產(chǎn)生的影響。

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在外交史的研究中融匯文化研究與傳媒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作者在一次講座中坦言Harrold Innis, James Carey 和Stuart Hall三位傳媒學家的理論對《旅者》一書有著理論和方法論方面的啟發(fā)。在筆者看來，Harrold Innis和James Carey關于信息傳播具有偏向性，不同的媒介對不同信息的傳播效率各有不同等論斷，對本書的研究取材產(chǎn)生了影響。

圖1 傳播西方信息載體/題材與信息秩序之間的關系。（資料來源：皇甫崢崢，《駐英使館與晚清外交轉型》，《澎湃·私家歷史》，2020年11月28日）

據(jù)圖1，晚清西方使節(jié)生產(chǎn)了詩文集、筆記、日記、報告、咨文、信函、奏折和電報等8類記載西方信息的文本。這8類文本在傳播速度和散布性（傳播廣度）方面依序存在反比例關系，即傳播廣度越廣的類別傳播速度越慢。作者在研究取材上一別過去研究關注的機密性電報、奏折和信函，而以“散布性”更好的使者詩文集、筆記、日記為本書主要研究對象顯示，傳播效率似乎是作者選取本書研究基本資料的一大參考。換言之，傳播效率越高社會影響力越大應是作者篩選基礎資料的內在邏輯。

如果說Harrold Innis和James Carey理論影響了本書研究材料選取的話，Stuart Hall關于“編碼與解碼”的理論則影響了《使者》的分析路徑。

圖2 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理論（資料來源：《駐英使館與晚清外交轉型》，《澎湃·私家歷史》，2020年11月28日。）

據(jù)圖2，信息的編碼與解碼應對信息的生產(chǎn)與接受兩端。信息的編碼是指，信息的生產(chǎn)者依托自己的知識構架、技術手段等對信息進行意義性的表達與建構。這在本研究中對應于清朝使節(jié)利用文集、詩歌對其所觀察到一切有意義的西方事物進行表達。信息的解碼是指，信息的接收方對信息生產(chǎn)者所編之“碼”進行的解讀。因此，信息接收者不同的個性、教育背景、社會地位、知識結構、政治意識形態(tài)等均會對其“解碼”產(chǎn)生重要影響。這在本研究中對應著晚清使節(jié)的文集、詩集在不同時代國內流播中所產(chǎn)生的不同版本。在“編碼與解碼”理論的影響下，作者對晚清使節(jié)的西方書寫進行了“信息生產(chǎn)——信息傳送回國——信息接收——國內傳播的貫通性解讀”，勾勒了晚清使節(jié)西方書寫模式及其影響。

雖然傳媒學的理論對作者的研究產(chǎn)生了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影響，但《使者》一書絕無近年來諸多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重理論建構、輕史實脈絡的缺陷。在《使者》一書中，歷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并未被其他學科的理論所取代。歷史學的研究強調在特定的歷史情境和脈絡中理解史料、解讀史料、激活史料。在《使者》的終章，作者曾有如下表述：

一個關于中國如何轉譯西方的主流敘述，其隱藏的部分遠勝其揭示的部分。這不僅是因為經(jīng)驗的高度不穩(wěn)定性、個性化、易于前后沖突和矛盾……也因為如史華慈提醒的那般，人們對于不斷變化的個人、政治和知識環(huán)境的反應各不相同。他們對于自己的作品定位也各不相同：作為與文人學士社交的文學表現(xiàn)、作為娛樂大眾的有價商品、作為個人日記的延續(xù)和作為向總理衙門的報告，或者是一種傳播外事信息的手段……中國的使節(jié)與外交官在各類文學傳統(tǒng)中開辟空間，并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之、改造之（p. 229）。

正是基于對使者日記、文集、詩集等不同本文類型背后生產(chǎn)時空背景的不同、目的用途的相異所造就之個性的把握，作者在《使者》的研究中堅持將“個人故事放置于更大的政治、文化和知識脈絡中”來揭示“西方”的復雜性，并在“我們對現(xiàn)實的感知是由溝通實踐所形塑的認知下”，“讓文本以新的方式說話”。

在這樣的理論與方法下，《使者》一書以八個章節(jié)，對晚清不同時代、不同成長背景和不同職業(yè)定位的六位使節(jié)及其西方書寫展開論述。

二 各章內容

除緒論、終章外，本書主體由六個章節(jié)構成，分別討論了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濤、曾紀澤和薛福成六位使節(jié)的西方書寫、傳播及影響。

第一章“旅者”以斌椿的出使日記和詩歌為研究對象。在本章中，作者一方面勾勒了斌椿出使時身份的模糊性——“私人旅者”和“清朝使者”之間的游移對其西方書寫的影響；另一方面從斌椿詩歌體裁、詞匯概念背后的中國使臣書寫傳統(tǒng)入手（如竹枝詞背后的使臣書寫傳統(tǒng)），勾勒了斌椿西方描寫背后的知識來源和概念框架。在這樣的分析路徑下，作者認為斌椿將西方描繪成了一個奇妙、美麗、秩序和美德的王國。這里的統(tǒng)治者則自愿地附屬于中國帝國中心之下。斌椿對西方一切先進事物的描述，成為了證明中國文化優(yōu)越性的證據(jù)。

第二章“使者”以志剛的西方書為研究對象。志剛是滿族，在擔任“蒲安臣使團”的中方負責人之前為總理衙門總辦章京。與過去研究在“傳統(tǒng)與近代”的框架下將“蒲安臣使團”視作中國“進步”跡象不同。作者將志剛置于中國王朝外派使節(jié)的脈絡下揭示了志剛背后的歷史連續(xù)性。對于志剛的西方書寫，作者深入發(fā)掘了其背后的知識來源——陸王之學。在作者看來，志剛通過在觀察到事實與儒家、道家經(jīng)典話語之間建立概念上的對等關系，證明了中國現(xiàn)有的對自然世界的知識的基本合理性，這使志剛的描述逐步顯現(xiàn)出“西學中源”的味道。此外，作者通過對不同時代志剛著作版本的差異，呈現(xiàn)了滿族精英對西方信息的處理方式和矛盾心態(tài)?？梢哉f，作者對于志剛案例的剖析不僅呈現(xiàn)了“蒲安臣使團”背后的中國歷史傳統(tǒng)，也呈現(xiàn)了其“滿洲性”。

第三章“學員”以張德彝及其西方書寫作為研究對象。與斌椿和志剛等出身清政府官僚系統(tǒng)，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入了解不同，張德彝出身同文館學員，接受了中國近代的專業(yè)性教育。獨特的教育經(jīng)歷和張德彝在不同年齡階段承擔的不同職責，使其西方書寫呈現(xiàn)別樣的風格。作為一個隨團出使的年輕人，張德彝是一個獵奇者。他從年輕人愛好的共性開始，觀察歐美社會的諸多細節(jié)，而非中西政治制度、文明等宏大命題。不僅如此，張德彝還展現(xiàn)出了某種國際性，強調中西之間的共性，體現(xiàn)出對西方的理解與善意。有趣的是，在“對外而自覺為我”的近代，張德彝在面對他者的質疑與挑戰(zhàn)中有意無意的開啟了“儒家”與“中國”的對等性建構。在這個話語中，原本作為天下價值的儒家被披上了中國性的外衣。隨著張德彝在中國駐外使館職位的上升，原本記錄了諸多驚奇異事的日記也逐步轉變成為中國使館的信息庫，信息效率取代了文學性。自此，作者在張德彝個案中看到了個人知識積累與清朝使館的機構記憶和文人共性知識的整合。

第四章“學者”討論郭嵩濤生產(chǎn)的西方知識。郭嵩濤是晚清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濤因對歐洲的諸多書寫而被歷史學家視為晚清時代的先知。然而，當把郭嵩濤的西方書寫放置于當下的情境中分析時，郭嵩濤的西方書寫呈現(xiàn)出濃厚的傳統(tǒng)性。作者指出郭嵩濤終其一身都在思考如何拯救清王朝于倒懸。這樣的問題意識將郭嵩濤引向了對晚明王夫之等人思想的研究，也影響了郭嵩濤對歐洲的理解與書寫。他將當下的歐洲與中國理想的“三代”放置于同一個概念框架——“王道”下進行比較。在該概念框架下下，中國“天命”被擴展到了全球的范圍，歐洲19世紀的帝國主義、《國際法》（郭嵩濤對國際法的了解來源于經(jīng)過儒家化翻譯的中文版本）、科學發(fā)現(xiàn)、議會政治、教育體系均被郭嵩濤視為西方掌握新“王道”的證據(jù)，西方被內化于中國。這種內化源自太平天國戰(zhàn)爭后清王朝的危機，源自他對中國禮儀改革及對中國經(jīng)典學習的提煉。在這套現(xiàn)實關懷與知識結構下，郭嵩濤視西方為新的王道獲得者，而將中國的失敗歸咎于失去了自己的道統(tǒng)。這樣的西方知識傳回中國后，引發(fā)了軒然大波。郭嵩濤著作被禁顯示，晚清外交使節(jié)的信息搜集與國內信息秩序的整合存在問題。

第五章“外交官”關注曾紀澤及其信息工作。作為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知識結構中既有儒家文化的積淀，也有務實性西學（如外語）的訓練。在作者的論述中，曾紀澤擔任駐外公使對晚清海外信息秩序的構建具有重要影響。依托電報技術，曾紀澤在外交信息書寫、傳遞、復制與歸檔等方面均作出了關鍵性的變革。依托這些變革，中國駐英國使館逐漸成長為一個信息中心。與既有研究展現(xiàn)的電報使得外交決策更加中央集權化不同，電報技術提升了倫敦公使館在外交決策中的權重，使其反過來將總理衙門整合進自己的情報網(wǎng)絡中。

值得注意的是，與前輩外交官注意向國內輸入西方知識不同，曾紀澤在向國內傳回各種西方重要情報的同時，還積極利用西方媒體向西方社會輸出中國形象。然而，曾紀澤的這類做法并非出自總理衙門的授意，這折射出縱使成為了中國涉外信息的中心，公使依然難以與國內的信息秩序進行有效的互動。

第六章“戰(zhàn)略家”討論薛福成對晚清涉外信息秩序構建的貢獻。如果說曾紀澤將駐英公使館打造為清政府的駐外信息中心，那么薛福成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了晚清外交官信息工作的專業(yè)化與戰(zhàn)略化。這體現(xiàn)在五個方面：首先，薛福成重新定義了外交官的信息書寫。作為深受桐城派文風影響的人，薛福成十分強調外交通信中的效率與實用。其次，薛福成第一次根據(jù)信息載體受眾的不同，對外交通信進行了類別的劃分，重組了駐英使館的信息結構。第三，他在中國傳統(tǒng)的非儒家與非主流思想流派中，尋找與西方科學、文化、政治等共通的地方。不僅如此，他甚至試圖通過提出中國千百年來對儒家經(jīng)典概念（如利）的誤讀，為振興工商業(yè)提供理論基礎。這一努力最后構建了“西學中源”的概念框架，對日后中國的改革和西方認知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第四，為了應對1890年代的帝國主義擴張，薛福成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己的政治思想相雜糅，構建的自己的種族理論。依托這套種族理論，薛福成為清王朝謀劃了一個向殖民帝國蛻變以求自立于世界的宏大戰(zhàn)略。

第五，嘗試外交信息與國內信息秩序的良性整合。自斌椿起、經(jīng)志剛、曾紀澤，外交官員搜集的西方信息與晚清政府信息渠道整合一直存在問題。薛福成依托江南士人，通過自家的出版機構將自己的外交書寫向外出版。薛福成著作的出版對晚清外交官著作的出版產(chǎn)生了廣泛地影響。他對與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概念的再解釋，經(jīng)過這類出版物的推波助瀾催生了中國學界質疑先賢大儒誤讀儒家經(jīng)典的現(xiàn)象。在這個意義上，作者以薛福成出使日記的出版為例，展現(xiàn)了一個出版外交書寫的半官方的信息秩序。經(jīng)過這套秩序，“西學中源”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可見，隨著上述六章的次第演進，作者逐步勾勒了由特定時空背景、使節(jié)的不同知識構成、不同時代使節(jié)不同的職責挑戰(zhàn)等變量共同作用的，晚清出使西洋（英國）使節(jié)的西方書寫及晚清信息秩序。在這樣的知識生產(chǎn)和信息秩序中，外交官對西方的肯定性書寫，挑戰(zhàn)了國內已有認知的概念框架，造成外交事務、外交書寫與國內關系的緊張，這使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概念框架勢在必行，“西學中源”由此應運而生?！拔鲗W中源”暫時緩和了外交官外交書寫與外交事務的緊張。在該概念框架下，西方的一切積極面向均可呈現(xiàn)。該理論也將儒家經(jīng)典整合入了改革的話語中，并為未來十年信息搜集的標準化與體系化開辟了路徑（p.232）。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使節(jié)的西方書寫潛藏著一個比應付外交事務更為重要的目的：認知西方是反思中國問題的渠道，生產(chǎn)西方知識是為復興中華之榮光而服務。

三 討論

綜上，皇甫崢崢通過對晚清駐外使節(jié)的西方信息采集、概念化加工、信息出版與傳播的研究，勾勒了晚清駐外使節(jié)在中國西方知識生產(chǎn)上的作用，證明日本并非晚清對西方進行概念化認知的唯一渠道。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對六位外交使節(jié)西方書寫的個性化、脈絡化和細致化地分析，揭示了晚清中國在面臨西方挑戰(zhàn)時如果通過分析框架和解釋概念的升級與迭代，在力求真實認知西方的同時認知自己。在這個意義上，《旅者》一書的探索并未僅局限于晚清的外交與中西文化交流，也觸及引發(fā)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巨大變革背后的思想根源。

當然，《旅者》一書亦有未盡之處。首先，作者雖細致分析了六位使節(jié)的外交書寫及其知識來源，但忽略了使館其他人員，特別英方雇員、英國線人的相關工作。已故劍橋大學教授巴利（Christopher Bayly）在討論英國對印度的情報工作與殖民統(tǒng)治的經(jīng)典著作中指出，社會與國家存在多層次的信息秩序，不同的信息秩序中傳播的信息各不相同。政府統(tǒng)治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對各信息秩序的整合。

在這個意義上，清朝駐英公使的信息搜集，也有進入英國自有信息秩序的必要。曾紀澤在英文報刊發(fā)表文章宣傳中國便可視為進入該信息秩序的一種方式。可是在清朝公使外語能力和知識結構有限的情況下，外籍雇員的作用至關重要。作者也曾指出這類外籍雇員確對中國使館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既如此，在西方信息的搜集與解讀的層面，公使與這類外籍雇員又有著何種的碰撞與互動？

在此問題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在中英兩套外交信息秩序互動的背景下討論中國駐英公使的情報工作。所謂中英兩套外交信息秩序指，中方以中國駐外使館及使節(jié)為主，英方可以英外交部駐華使領館的情報網(wǎng)絡為主。如此提議并非出于對比較史學的盲從，而是作者的分析中已經(jīng)呈現(xiàn)了英國情報網(wǎng)絡對中國使團乃至公使外交書寫的影響。例如，充任“蒲安臣使團”左協(xié)理柏卓安（John M. Brown），在進入使團之前擔任英駐華公使館助理漢文秘書（亦稱漢文副使）。筆者關于英國駐華使領情報工作的研究顯示，漢文處是英國駐華公使館搜集、研究和分析清政府內政情報的負責機關，助理漢文秘書則是相關事務的具體負責人。再者，郭嵩濤對于英國殖民主義啼笑皆非的描述，其信息源就來自該使團內的前英國駐華領事官員。這些英方人員雖在加入中國使團時辭去了英國外交部的職務，可他們臨行前英國駐華公使均會下達工作指示。因此，如果我們將中國使團/使館中的英籍人員視作英國外交情報網(wǎng)絡對中國外交信息秩序的刺入，則或可在中英外交信息秩序互動的背景下審視清朝使館的情報工作和西方認知。

其次，對駐外使節(jié)信息秩序與清政府外事部門內部信息秩序的互動論述較少。作者對六個外交使節(jié)的西方書寫及傳播分析顯示，清政府一直難以將外交官信息有效整合于清政府信息秩序當中。作者更多關注外交官文集的自我審查、出版和社會各階層反響及其影響，而少涉及駐外使節(jié)信息與清政府其他外事官員信息之間的互動。

事實上，除了駐外使館外，總理衙門、北洋大臣、地方督撫均有各自的外事信息渠道。在對外信息獲取中，他們或有共同渠道——通商口岸的海關稅務司與列強領事，或各自搭建的對外情報渠道——如張之洞總督兩廣時在香港、越南設置的情報線條，洋務派督撫雇傭的外籍顧問等。這些情報線條所提交的信息顯然對總理衙門與相關大臣決策外事有著智識上的影響。既如此，駐外使領的信息秩序與清政府外事部門內部之信息秩序又有何互動，這種互動又對二者的整合有何影響？如果從這個角度深入討論，我們或可對晚清的西方認知及其外交影響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以上為筆者兩點淺見，以供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