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上最博學多才的總統(tǒng)托馬斯?杰斐遜說過，衡量文明的標準之一，是一個社會對于女性的態(tài)度。他對印第安人的男女關系模式極其反感，認為印第安男人居然會讓婦女去干重活，證明印第安文明毫無疑問是落后而低下的。杰斐遜的看法在美國十分普遍。例如，盡管后來日本崛起并先后戰(zhàn)勝中國與俄國，但是很多美國人并不承認日本的“文明”，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女性的地位過于低下，受到男性過分殘忍的對待。盡管美國的這些精英男性看似在為女性說話，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其所持理由中所體現(xiàn)的種族和性別優(yōu)越感再明顯不過：美國男子是文明人，懂得如何對待作為弱者的婦女；而其他種族的男子則是不文明的，他們對婦女極盡壓迫之能事。

        因此，美國的女權主義者并未因自己在“美國文明”下受到的優(yōu)待而受寵若驚。在極其擅長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的她們眼中，這只不過是一種大男子主義式的炫耀和自夸。尤其是美國70年代以來的一批女歷史學家通過對史料的解讀和組織，美國精英男子在現(xiàn)實和歷史當中的“文化霸權”更被抽絲剝繭般地展示于讀者面前，無所遁形。這群史學家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們不僅試圖通過歷史寫作來為女性討回公道，而且有意識地對散布于人類社會中的符號、隱喻、話語等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從而大大加強了其作品的學術價值和論說力度。

        因此，確切地說，這些女學者所做的不再只是婦女史，而應被稱之為性別史或性別思想史。其基本思路與新文化史“水滴折射太陽”的寫作旨趣可謂異曲同工。她們關注婦女問題，但又不局限于婦女問題，而是認識到婦女問題與一些看似毫不相關的現(xiàn)象實則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并把這些隱而不彰的線索以細膩的筆觸揭示給讀者。接下來將要談到的幾位女歷史學家對帝國主義的重新解讀，便是婦女史家所做的最為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之一。

        

        蓋爾?白德曼（Gail Bederman）的《男性氣概與文明: 1880至1917年間美國的性別與種族文化史》（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一書對帝國主義文化與性別觀念的探討，可以說奠定了此后類似主題研究的基石。

        “男性氣概與文明”這個標題模仿的是福柯的經(jīng)典著作《瘋癲與文明》，作者也有意識地借用了福柯的“話語分析”方法。但這本書中的“文明”又與?？掠幸恍﹨^(qū)別。?？碌摹拔拿鳌笔侵脯F(xiàn)代文明社會對人類原初本性的規(guī)范乃至壓抑，而白德曼的“文明”則具體是指19世紀中后期流行的社會進化學說。由查爾斯?達爾文、赫伯特?斯賓塞、薩姆納等人宣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個時期一躍而成為統(tǒng)治性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其他一切諸如宗教信條、外交政策、社會政策等都要置于社會進化論（或曰“文明”）的標準下重新檢驗或者理論化。

        在種族文明情結十分嚴重的美國白人精英眼中，白人婦女作用十分關鍵。他們在貶低婦女心智的同時，又極力贊揚其純潔無暇和美好的一面，試圖以一種騎士或紳士的態(tài)度來屈尊討好、迎合和保護婦女。而中國、日本、印第安等民族對待女性的方式與美國精英們的這種價值觀相去甚遠，因而在指責這些落后民族殘忍地對待婦女時，也就更加強化了美國白人男性的種族和性別優(yōu)越感。

        然而，這種紳士精神和男子氣概的黃金年代只存在于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最為繁榮的時期，也即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所稱的“資本的年代”。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用諷刺的口吻說道，男性的自信靠對女性的貶低和蔑視得以建立。在照鏡子時，其自我形象必定是放大了兩倍以上。否則，他們便難以有足夠的自信發(fā)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躊躇滿志地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去。王爾德戲劇《好丈夫》中的約翰爵士將他的家庭當作下議院，旁若無人地發(fā)表政治演說，正反映了伍爾夫所說的這種現(xiàn)象。盡管他的夫人感到尷尬，并且好心在其演說時支開了他們的管家，但對于英國議會議員這種地位的男性精英來說，這種優(yōu)越感顯然是不易打破的。當中產(chǎn)階級男子一人所賺的錢足以養(yǎng)活全家時，紳士精神自然是有保障的?？墒请S著70年代后經(jīng)濟蕭條的到來，美國白人男性這種不證自明的優(yōu)越感開始受到了威脅，他們需要時刻尋找和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了；而這也是霍氏所說的“帝國的年代”的開端。

        白德曼不厭其煩地強調(diào)男性在“帝國時代”到來后的這種不安全感和脆弱性。她指出，隨著美國工業(yè)文明的進展，許多男性告別了室外的工作（如耕種、漁獵等），而從事著體力消耗相對較少、比較難以展現(xiàn)男性野性一面的工作。尤其是中產(chǎn)階級男子，他們的工作事實上基本可以為女性所替代。更糟糕的是，伴隨著經(jīng)濟危機的蔓延，中產(chǎn)階級們沮喪地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很難像維多利亞時代一樣，憑著一個人的力量養(yǎng)活整個家庭。養(yǎng)家糊口的重負加上工作中激烈的競爭，使中產(chǎn)階級男子普遍患上了神經(jīng)衰弱的疾病，而他們對女性的絕對優(yōu)勢也是搖搖欲墜。

        在一個社會中，男子對女子的地位優(yōu)勢很明顯時，男性往往會顯得對女性較為寬容，也就是所謂的“紳士風度”；但當女性對男性構成威脅又未完全勝過后者時，大男子主義往往會變得格外激烈。同理，此時整個美國社會的“大男子主義”也受到婦女從弱勢走向強勢地位的激發(fā)，而開始加劇，并釋放出能量，推動了“帝國年代”的進程。

        白德曼對男性氣概與帝國主義文化的分析主要是通過一系列案例來進行的，因此更增強了這本書的可讀性。她對羅斯福的心路歷程和個性的刻畫尤其精彩。西奧多?羅斯福自幼多病、身體虛弱，在剛剛踏入政壇時，受到了同僚們瘋狂的嘲笑。他們認為羅斯福的行為舉止顯得很“娘娘腔”，并把他比作英國的同性戀作家王爾德。這種風評很快傳開，對于羅斯福的政治生涯很可能是毀滅性的。

        年輕的羅斯福深知男性氣概對于其政治形象的重要性，因此毅然決然地跑到他在西部的農(nóng)場當了兩年牛仔。在當牛仔時期，他幾乎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與大自然和印第安人進行了艱苦的搏斗，很多次都有生命危險，但最終將他磨練得更有“男子氣概”。隨后當他在海軍部擅自下令攻擊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艦隊，并且作為一個全國聞名的戰(zhàn)斗英雄從古巴戰(zhàn)爭歸來，這時已經(jīng)沒有人會質(zhì)疑羅斯福的男子氣概了。

        這種政治文化可以說完全塑造了羅斯福這個人，并貫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卸任后，他還雄心勃勃地跑到南美和非洲去打獵。如果仔細探究這些舉動背后的文化含義，就很容易發(fā)現(xiàn)白德曼所說的性別觀念。一個有趣的故事是，羅斯福在打獵時聽說有一個部落擅長獵獅。這令羅斯福大為感興趣。在他看來，低等種族是女性化的，而高等種族是男性化的。低等的、女性化的種族竟然有如此的勇氣與技能去獵殺獅子，而身為男性代表的白人種族，怎么能遜色于其心目中婦人女子一樣的種族呢？因此羅斯福強烈要求同該部落的男子一起去獵獅，以證明自己比野蠻人更具男子氣概。然而，他遭到了嚴正的拒絕。其原因令人啼笑皆非：這個部落的人與羅斯福有著一樣的性別觀念，他們也將獵獅這種危險的活動看成是男性氣概的象征和專利，認為女子和外族是無資格參加的。

        白德曼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背后性別因素的剖析是敏銳而細膩的，1880-1917年這段時期的各種現(xiàn)象，諸如博覽會、拳擊比賽、美國南部對黑人的私刑、暢銷小說、電影等在她的筆下無一不包含著鮮明的性別文化色彩。美國社會中的“大男子主義”——男子氣概則是所有這些性別觀念的核心所在。        

        

        另一位性別史女作家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的著作《為男子氣概而戰(zhàn)：性別政治如何刺激了美西與美菲戰(zhàn)爭？》（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則通過重新考察一場帝國主義戰(zhàn)爭——美-西-菲戰(zhàn)爭，對美國的性別文化如何影響到其帝國主義征服做了一個更為具體的解讀。她看到，這場戰(zhàn)爭始終貫穿著十分強烈的性別觀念。

        霍根森指出，在美國內(nèi)戰(zhàn)前，有兩個主要群體被排除在參與政治的范圍之外，即黑人和婦女。但是隨著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通過，婦女成了被剝奪選舉權的最大群體。不僅如此，第14條修正案還明確將“男性”（male）一詞寫進了憲法條文。在美國白人精英看來，婦女比黑人更不適合參與政治。美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學家伊萊休?魯特曾說：“政治是另一種形式的戰(zhàn)爭。在政治中充滿了斗爭、沖突、爭辯、仇恨、嫉妒、激昂、煽動，這一切都與婦女的氣質(zhì)（womanhood）背道而馳?！币虼?，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婦女即使出現(xiàn)在公開的政治場合，往往只是作為點綴而存在的，政治和戰(zhàn)爭需要男子氣概，因此只能是男性的專屬領域。

        然而，90年代后美國的婦女運動日漸成熟。許多中西部的州給予婦女正式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少婦女在選舉中擊敗了男性對手。最令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在猶他州的一次參議員選舉中，女民主黨候選人瑪莎?坎農(nóng)戰(zhàn)勝了她的共和黨陣營的丈夫，順利當選。婦女發(fā)起的禁酒運動更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外，婦女還參加了19世紀末的仲裁運動（arbitration movement），呼吁“文明國家”和平解決爭端。

        但是這一切在保守的共和黨人和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者（jingoes）看來，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意味著美國的政治在走向墮落，政治和外交都在變得“女性化”，美國人的男子氣概正在喪失。因此婦女要求選舉權與國際仲裁的運動導致美國保守精神的激烈反彈，而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西班牙在古巴的所作所為以及它與美國的長期矛盾，正好給了保守派們一個“宣泄”和重振美國社會男子氣概的機會。

        由于美國人普遍相信出兵是為了將古巴人民從水深火熱的西班牙壓迫中解救出來，而當美國摧枯拉朽般地擊敗了西班牙的軍隊，并且占領了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地后，這種對男子氣概的崇尚在國內(nèi)達到了頂點。美國戰(zhàn)斗英雄們的大丈夫氣概備受贊譽，相形之下婦女的氣質(zhì)顯得十分渺小。這又進一步激發(fā)了美國公眾對帝國主義行為的支持，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并不是“帝國主義”，或者至少與歐洲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同，而是為了解救、幫助和教導當?shù)厝嗣?，就像英勇的騎士從流氓惡棍手中解救和保護美麗的少女一樣。相反，在打敗了覬覦少女的惡棍后，卻畏懼別人的閑言碎語而不再去管這個少女，任由西班牙這個惡棍卷土重來或日本、德國等邪惡的男子動歪心思，這種行為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男人”（unmanly）的和缺乏男子氣概的。

        這種性別觀念是導致不少美國人一開始就支持占領菲律賓的重要因素。他們并不了解菲律賓和菲律賓人的訴求，只是通過這種簡單的隱喻來理解美國與菲律賓之間的關系。他們天真地認為，這是展現(xiàn)男子氣概的最好機會。但是，隨著菲律賓人的奮起反抗，戰(zhàn)爭變得日益殘酷，這種觀念越來越站不住腳了。輕而易舉戰(zhàn)勝西班牙惡棍的戰(zhàn)斗英雄陷入了與菲律賓“野蠻人”的血腥殺戮。

        當美國軍隊為了泄憤對被捕的菲律賓人實施水刑等酷刑，甚至屠滅手無寸鐵的整個村莊時，過去那種騎士解救少女的神話徹底消失了。婦女組織指出，許多在菲律賓的美國軍人不顧自己在家的白人妻子，墮落到與當?shù)氐姆坡少e婦女結合，破壞了美國人最為重視的家庭，這能稱之為男子氣概嗎？不僅如此，賣淫現(xiàn)象在軍中十分普遍，許多軍人還染上了性病，軍紀松弛，醉生夢死，這些都使之前想象的男子氣概淪為笑柄。

        霍根森總結道，在男子氣概與帝國主義侵略的聯(lián)系逐漸消退的情況下，美國的帝國主義沖動也大大減弱。對外征服不再能喚起美國公眾的熱情，他們把注意力更多地轉(zhuǎn)向了國內(nèi)的進步主義改革。她承認，對美西和美菲戰(zhàn)爭的再闡釋并非想要給出最為全面的答案，而只是對其中往往為學者忽視的一面進行深入的探討。事實上，她對這兩場帝國主義戰(zhàn)爭的分析是敏銳而富有啟發(fā)性的，這種性別觀念與戰(zhàn)爭的關系還可以延伸到其他的戰(zhàn)爭研究中。她的這部著作進一步推動了性別史領域的拓寬。

        

        雖然性別史家們在進行史學研究時，其傾向性較為明顯，大都是以批判和分析男性霸權為主，但總體說來，她們并沒有丟掉客觀公正的立場。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性別史家也并非完全站在婦女立場上，而是對歷史上的女權主義有所批判和反省。其中，路易斯?紐曼（Louise Newman）的《白人婦女的權利：美國女權主義的種族起源》（White Women’s Rights: The Racial Origins of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堪稱代表作。

        在書中她大膽斷言，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女權主義并不如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是一場以呼喚平等為訴求的運動，而是以種族觀念為核心的。換言之，美國的女權主義先驅(qū)們主要并不是以男女不平等為理由來呼喚選舉權，而更多地是站在維護白人種族利益的立場上要求選舉權，并對美國這一時期的帝國主義征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紐曼首先提到了美國內(nèi)戰(zhàn)后廢奴主義與女權主義的分裂。內(nèi)戰(zhàn)前的女權主義者大都支持廢奴，但是內(nèi)戰(zhàn)后黑人男子獲得了選舉權，而婦女依然未能獲得，這令許多人大為不滿。盡管曾有黑人活動家表示不支持這條憲法修正案，愿意與女權主義者一起戰(zhàn)斗直至所有人獲得解放，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大多數(shù)黑人領袖還是欣然接受并支持第14和15條修正案。

        著名的女權主義領袖伊麗莎白?斯坦頓（Elizabeth Stanton）和蘇珊?安東尼（Susan Anthony）等對黑人領袖的“變節(jié)”行為十分憤恨，種族主義情緒開始抬頭。例如安東尼對道格拉斯與一位白人女子的第二次婚姻深為不滿，并在私下里向斯坦頓叫道：“我希望你不要涉足道格拉斯的婚姻問題，這可是一次種族之間的通婚！”這種情緒在女權主義者內(nèi)部愈發(fā)普遍，也預示著廢奴主義同女權主義之間的漸行漸遠。

        正是基于這類種族的優(yōu)越感，女權主義者自認為比黑人更有資格獲得選舉權。在她們眼中，黑人是未開化的、智力低下的種族，即使在內(nèi)戰(zhàn)前，女權主義者支持廢奴也是出于對奴隸制本身的反感，而不是對黑人的平等觀念。同許多男性保守主義者一樣，女權主義者也對黑人和白人通婚深惡痛絕，認為這樣會損害白人血統(tǒng)的純正和優(yōu)越性。

        這些女權主義者的種族觀念如此濃厚，毫無疑問會損害男女平等的主張，因為在白人男性看來，婦女跟黑人一樣都是低劣的，他們甚至寧可讓黑人男子得到選舉權也不愿支持婦女普選權。在這種情況下，婦女為了爭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就必須訴諸更高的法則。這一法則既非宗教，也非平等思想，而是在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進化論和隨之而來的種族等級制觀念。

        美國社會主流思潮的變化，為婦女改變自身地位提供了契機。如果說美國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思想核心主要是聲稱男女的不平等地位是由上帝賦予的，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自然秩序，因而帶有很強的神學色彩，那么隨著社會進化論越來越廣泛地被接受，“男尊女卑論”必須證明這種秩序能夠推動“文明”的進化，否則它本身便岌岌可危。

        事實上，兩位社會進化論的奠基者——達爾文和斯賓塞在著書立說時，已經(jīng)考慮到這一問題，并為男尊女卑的秩序進行了辯護。達爾文認為人類進化主要是由男性推動的，女性基本不參與生存競爭，因此男性在身體和智力上的進化都要高于女性；而斯賓塞相信，因為婦女需要“積蓄力量”用于生育，導致其智力低于男性。斯賓塞甚至宣稱，事實證明女子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是與文明相背離的，一方面女子柔弱的身體無法承受大學里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女子受教育后會降低其生育的意愿，進而影響到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命運。

        所以，在許多美國的精英人士看來，女性與“文明”最為直接的關系就在于女子是種族再生產(chǎn)的工具，是保證優(yōu)越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不至于后繼無人的根本所在。在這種文明的標準下，他們一方面極力強調(diào)白人婦女在理性、體力和智力方面都劣于男性，另一方面又極力歌頌白人女性，將之塑造成貞潔的、閃耀著母性光輝的形象。強調(diào)婦女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劣于男子是為了維持男性對女性的統(tǒng)治地位，固化既有的社會秩序和家庭關系；而歌頌白人婦女實際上也是對其活動范圍的一種限制和規(guī)范，意在使之安守本分，擔當好賢妻良母的責任，并使美國優(yōu)越的“文明”能夠代代相傳，而不要去涉足政治，更不要去爭取選舉投票權。

        白人婦女這種傳宗接代、傳承文明的形象在美國社會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例如19世紀晚期曾有一張明信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對白人夫婦在法庭申請離婚，羞愧難當?shù)陌兹藡D女手中抱的是一個黑皮膚的嬰兒，而白人丈夫的表情甚為憤怒。人們對這個故事基本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白人妻子與某個黑人通奸；另一種則認為白人妻子祖上有黑人血統(tǒng)。但是，接受調(diào)查的美國人當中，沒人懷疑丈夫的祖先可能是黑人。因此，白人婦女在美國的社會文化中常常是一種受保護的、消極被動的群體，而不適合走出家庭，主動地去從事各種需要冒險精神和男子氣概的事務。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影響下，許多受教育的美國女性對社會進化論十分感興趣，在進入高校后將它作為研究的課題，并且對達爾文和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作了修改。傳統(tǒng)的進化論認為男子是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力。但是她們指出，婦女才是進化的最終推動者。原因很簡單：自然選擇是通過婦女擇偶來發(fā)生作用的。沒有婦女的“選擇”，男性的進化成果根本無法延續(xù)下去。男性在漫長進化過程中獲得的成果是多變的，容易流失的；而婦女則將白人男性一些重要的優(yōu)秀特征穩(wěn)定地傳承給后代，也因此才有了美國人為之驕傲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

        正因為女性在文明進程中起著如此關鍵的作用，19世紀末的美國女權主義者進一步向美國白人男性提出要求：由她們來獨立地承擔“文明化”劣等民族的任務。她們相信自己在“文明開化”過程中，能夠比簡單粗暴的男性帝國主義方式更能解決問題。婦女“仁慈、細膩、富有同情心”，這些優(yōu)良的品質(zhì)能夠感化抗拒文明的種族，使之接受基督與文明的教化。因此，在美國社會中給予婦女（當然是指白人婦女）更為平等的權利，給予婦女與男子一樣的選舉權，使婦女在政治和公共事務中有更大的發(fā)言權，以及讓婦女參與到美國的海外帝國主義征服中去，都將有利于維護美國白人的優(yōu)勢地位，保護所謂“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文明”不受挑戰(zhàn)與“玷污”，推動“文明”的進步。

        這樣一來，婦女便可以不用訴諸平等思想，而單純通過美國人中間流行的種族觀念和進化學說來爭取提高婦女的地位，讓婦女走出家庭，從事社會和政治公共事務。但這種爭取男女平等的方式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一，它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白人對其他種族的敵視和偏見，犧牲了其他種族的利益；其二，美國的婦女參與了對外的帝國主義征服事業(yè)，盡管大多是以傳教、教育等相對溫和的方式進行的；其三，這種方式并不能真正實現(xiàn)男女平等，也不能消滅美國社會中歧視婦女的價值取向和各種話語，反而會削弱弱勢群體爭取平等的力量。

        紐曼的批判對象并非只是歷史上的女權主義，也包括當下美國的女權主義。她在此書的結尾指責說，這種“種族主義的女權主義”與今天許多女權主義者的言論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她們試圖以聲稱只關注性別，不關注種族問題的方式來掩蓋自己的種族主義傾向。在美國，性別與種族問題是不可分開的，因為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是所謂“白人男性霸權”，歧視婦女與歧視其他種族的觀念本質(zhì)上是糾結在一起，且很難拆分的。

        這三本美國性別史的優(yōu)秀之作各有所長，但均貫穿著同一個主題，那就是美國的所謂“大男子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如何影響和塑造著美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運動，例如西奧多?羅斯福、美西戰(zhàn)爭、女權主義等。她們試圖揭示，種族、性別、文明等觀念都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這些共同構成了一個文化意義之網(wǎng)，而美國歷史當中的人物和事件就如同蜘蛛一樣，生活在自己結成的這個意義之網(wǎng)。

        要想理解這些人物與事件，就不能只探討經(jīng)濟、財富、權力等因素，而必須結合歷史人物的所思所想，盡量還原歷史的情境，盡管后者的難度要遠高于前者。性別史學家通過她們對性別問題的深刻理解，為我們討論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盡管我們不一定要同意她們的觀點，但性別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毫無疑問起著遠比我們想象中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戰(zhàn)爭、軍事等這類純粹由男性主導的事件中，也很難忽視性別問題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