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張尚芳先生，2001年在廈門

一

鄭張尚芳（1933-2018）是名重海內(nèi)外的方言學家、音韻學家，也是勤奮鉆研、自學成才的老一輩學者的代表。鄭張先生一生共發(fā)表專著五種（包括英文著作一種）、論文二百余篇。最早的一篇學術文章為《一種漢語拼音方案》（載《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匯編·第二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版），最后一部專著則為其身后刊行的《胭脂與焉支——鄭張尚芳博客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鄭張先生曾在《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19年“語言學經(jīng)典文叢”第二版，633頁）的“后記”里說：“溫州圖書館前身是有名的籀園圖書館，新舊藏書都非常豐富，像趙元任先生的《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和王力先生的《中國音韻學》（1957年改名《漢語音韻學》），高中時我就在那里讀到了?？上б驗闅v史的原因，1954年我未能如愿考上語言學科，只好借去北京學地球物理勘探的機會，拜訪求教于慕名已久的袁家驊、王力、李榮等先生，請先生們?yōu)槲业淖詫W指迷答疑?！壁w元任、王力兩位先生的書，分別是方言學和音韻學領域的經(jīng)典著作，青年時期的鄭張先生通過研讀這兩本書，培養(yǎng)了在中國語言學，特別是方言、音韻研究方面的興趣，而且從自身母語的優(yōu)勢出發(fā)，將兩者很好地結合了起來。他說：“溫州話中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韻特點，例如韻母方面魚虞有別，鍾與東冬、支與脂之有別，效攝四等皆有別，歌韻字很多讀[-ai]，上聲讀緊喉等等，為了理解它們的來源，我很早就對古音韻感興趣?！闭窃缒昱囵B(yǎng)的學術興趣和自學精神，成為了鄭張先生今后學術道路的良好鋪墊。

鄭張先生的兩篇紀念文章，《大海胸懷容眾水，高山事業(yè)永登攀——憶王力先生高大風范》（《王力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語文出版社2002年版，152-156頁）、《深切感念呂叔湘先生》（《中國語文》2004年第6期，574頁），是對其“轉益多師是汝師”的求學態(tài)度的生動記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物質(zhì)條件極端匱乏的情況下，呂叔湘先生不但為鄭張先生搜購、贈送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年法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和《漢文典》（1940年初版，1957年修訂版，又譯作《中國文字學》《中日漢字形聲論》）、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1944）等古音研究的必備參考書，而且還定期匯寄生活補助，以支持鄭張先生的學術研究。呂先生曾長期主持《中國語文》的編輯工作，在他和李榮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該刊1964年第一、二期連續(xù)發(fā)表了鄭張先生《溫州音系》（六萬字，稿費五百九十四元）、《溫州方言的連讀變調(diào)》（七萬五千字，稿費六百五十元）兩篇論文。這加起來近一千二百元的稿費，在當時意味著什么呢？張宗和先生于1964年5-6月致其四姐張充和的信中提到當時的雞蛋七角七分錢一斤，鴨蛋五分錢一個（《一曲微?！浜妥诤驼勊囦洝罚瑥V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346、354頁）。邢福義先生1964年8月在父親的信中說當時他們夫妻二人的月工資加起來是一百二十五元（邢福義《寄父家書》，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133頁）?？梢韵胍?，鄭張先生的這一筆稿費多么可觀了。呂先生于1963年12月12日給鄭張先生的信里寫道：（承蒙鄭張先生哲嗣、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鄭任釗兄惠示信函原件）

12月7日的信已經(jīng)收到。學術工作本來有點像繡花，著急不得的。好在你已寫好語音章，我和李（榮）先生研究了，只要李先生稍為潤色就可以發(fā)表。發(fā)表以后就可以得一筆稿費，用來維持一個時期的生活，第二章又可以完稿了。這樣一步一步套著走，只要撙節(jié)著用，不會有多大問題。至于我的每月十元，可以一直繼續(xù)下去，到你完全不需要為止。對我沒有多大影響，請你放心。

老太太的身體好了沒有？冬天需要格外注意。你還在教夜學嗎？圖書館的工作還兼不兼？最好只做一項，辭去一項?！?/span>

語音下半章的稿子請快寄來。

在語音章發(fā)表之前，你有幾個月會在經(jīng)濟上感到困難，我準備每月寄你二十元。

需要什么書不需要？

呂叔湘先生致鄭張尚芳先生信

呂先生在這封不長的信函中，事無巨細，不但指導鄭張先生關于溫州方言論文的寫作，對鄭張先生的家人和他的健康表示關切，還提出每月給鄭張先生寄生活費。讀來實在是讓人覺得既溫暖，又感動。

由于鄭張先生發(fā)表了溫州方言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被設于原杭州大學的浙江省方言調(diào)查組所招募，參與全省的方言調(diào)查工作。據(jù)傅國通、鄭張尚芳總編《浙江省語言志·導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的介紹：“1964年至1966年6月，這是一次最重要的調(diào)查：從請示重建方言調(diào)查組、調(diào)配人員、制訂計劃，以至分赴各縣市進行‘田野’調(diào)查……都是著名語言學家李榮先生多次來杭州親臨指導和策劃的。這次的調(diào)查人員有傅國通、方松熹、蔡勇飛、鮑士杰（不久調(diào)離）、鄭張尚芳五位，都是有方言調(diào)查經(jīng)驗的，有四位是從北京語音研究班出來的。在歷時兩年之久的實地調(diào)查后，共調(diào)查記錄了七十二個方言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材料。每一個方言點包含聲韻調(diào)系統(tǒng)、連讀變調(diào)規(guī)則、同音字匯（三千七百多字），詞語三百九十六條或一千三百〇二條，語法例句八十四條或一百八十條。按照后續(xù)計劃，先把每一個地點方言編纂成冊，而后進行綜合研究，1968年前編纂出版《浙江方言概況》?！?966年6月23日，方言調(diào)查組散伙分手，合影留念?！?/p>

1977年6月，結束了“萬馬齊喑”的時代，《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漢大》”）溫州地區(qū)編寫組開始醞釀建立，次年5月，溫州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明德召集《漢大》溫州地區(qū)編寫組全體人員會議。經(jīng)組織研究決定，任命徐順平為主要負責人兼黨小組組長，編寫人員約十五人，其中便包括鄭張先生。1979年春，浙江省《漢大》編委會根據(jù)詞典編纂的計劃和安排，準備撤銷各地區(qū)的詞典編寫組。徐順平為了留住這些專業(yè)人才，向上級匯報請示，希望能夠保留溫州編寫組直至《漢大》正式出版，幸而獲得上級組織的同意。在行政編制上，當時編寫組掛靠于溫州師院，由地委宣傳部轉為由該校黨委直接領導，并給予辦公用房、圖書資料、職稱晉升、工資待遇等方面的具體支持。

鄭張尚芳先生手稿

1980年，鄭張先生憑《浙西南方言的[?]聲母脫落現(xiàn)象》（后刊于《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50-74頁）等論文提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考試，并獲錄取。是年10月29日，溫州《漢大》編寫組于江心嶼聚餐，歡送鄭張先生赴京任職。徐順平先生對此作了生動的記錄：

鄭張尚芳，溫州永強人，高中讀書時即立志研究溫州方言與古音韻學。曾無業(yè)，來本詞典組前為溫州漁業(yè)機械廠工人。中央“三中全會”以后，開始重視知識人才，中科院（引者按：應為中國社科院）破天荒向全國公開招考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浙江省參考六十余人，被錄取十六人，但作為副研究員被錄取的僅鄭張尚芳一人，堪稱殊榮?！诳嗄蛣?，很節(jié)約，有微薄收入即用于買書，以勤為樂，以苦為樂。一九七九年我與他去省參加《漢語大詞典》編寫工作會議，住省出版局招待所，他住在一樓靠走廊的那個房間，半夜以后總亮著燈在看書，我催他睡覺，他總說：“沒有關系，我只要睡三四個小時就夠了，如頭暈，沖沖冷水就好了?！彼耆缫蝗?，他的成就與他的勤奮與驚人的毅力是分不開的。（徐順平《歲月留痕》，332-333頁）

著名語言學家、原杭州大學郭在貽教授曾于1982年7月6日致函鄭張先生，信中說道：“兄之音學研究，成就卓越，……以兄之英才富年，加之以鍥而不舍，則今后之成績，可想而知也。”（《郭在貽文集》第4卷，中華書局2002年版，267頁）北京師范大學周流溪教授1995年12月31日有《調(diào)鄭張尚芳君》一詩，也表達了對鄭張先生學術成績的肯定。詩云：“天下英雄君與操，祖生先著某藏韜。潛心兢定周元韻，不讓洋儒我亦豪。”（《流溪詩編》，香港：華人出版社2001年版，72頁）

行文至此，不由得令人想起著名古文字學家裘錫圭教授，同樣也是在“和時間賽跑”，“他每天早晨起來后，拉拉彈簧，鍛煉身體；聽半小時新聞廣播，看看報紙，除此之外都是讀書。吃飯這點時間，他都舍不得耽誤。樓里有時停電，急得他抱著書跑到樓道里去就著昏暗的燈光看。頭一天晚上要是睡得好點，第二天中午就不睡；中午要是睡得時間長了點兒，晚上就干到很晚?！?span style="color:#7f8c8d;">（駿征《鍥而不舍 金石可鏤——記古文字專家裘錫圭副教授》，江溶、喬默編《怎樣學習語言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147頁）正所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莫向光陰惰寸功”，前輩學者惜時勤奮的情景，躍然紙上。

1992年8月，由當時的浙江省方言調(diào)查組完成的《浙江方言詞》作為浙江省語言學會的內(nèi)部刊物出版。該書包括了兩百條詞在浙江六十九個縣市說法的比較表。這批材料只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方言調(diào)查組的工作成績的一部分（在這之前，1985年曾以浙江省語言學會編委會、浙江省教育廳方言室的名義出版了《浙江吳語分區(qū)》一書）。根據(jù)該書附錄“浙江方言調(diào)查資料表” 的記錄，鄭張先生主持或參與的調(diào)查點有龍泉、慶元、青田、麗水、溫州、永嘉、平陽、文成、泰順、樂清、瑞安、天臺、三門、臨安、昌化、海鹽、寧海、縉云等。書末并附有幾位作者的“散伙”合影一幀。

二

美國康奈爾大學梅祖麟教授曾談及：“國內(nèi)的漢語研究，有非常精彩的，如裘錫圭的甲骨文金文，朱德熙的現(xiàn)代語法，鄭張尚芳的吳語，曹廣順的晚唐五代語法，張敏的反復問句的歷時、方言研究，周祖謨的兩漢魏晉南北朝韻部研究等等。這幾位學者的研究都是實事求是，寓理論于事實。讀他們的作品，不怎么覺得他們是在用國外哪一派的理論，好像事實就是如此。但他們‘敘述’事實的字里行間，確含有理論原則。接受了他們對事實的敘述，等于就接受了他們的理論。”（石鋒、孫朝奮《訪梅祖麟教授》，《漢語研究在海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158-159頁）尊重語言事實，追求學術創(chuàng)新，正是包括鄭張先生在內(nèi)的老一輩學者優(yōu)良學風的體現(xiàn)。

復旦大學中文系游汝杰教授回憶上世紀六十年代時，研究興趣從古典文學轉向了語言學，在講到其興趣轉移的原因時，游先生特別提及，“二是我與同鄉(xiāng)鄭張尚芳結識，常聽他高談闊論溫州方言諸問題，從而引起我對語言學的向往”（《游汝杰自選集·自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游先生與長其八歲的鄭張先生，既是同鄉(xiāng)、同行，也可算是同輩?？梢?，鄭張先生可以說是游先生的“學術領路人”了。

198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主辦的“吳語分區(qū)工作專題討論會”在無錫召開第二次會議（第一次于1983年在杭州召開），游汝杰教授提出吳語分區(qū)的“內(nèi)部多分法”，提出太湖片、臺州片、溫州片、婺州片、麗衢片的分區(qū)建議，不但為無錫會議的與會專家所接受，也成為了后來學界普遍沿用的可靠方案（《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游汝杰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6頁）。到了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另增加了宣州片。該片吳語的實地調(diào)查研究，絕大部分工作是由任職于社科院語言所方言室的鄭張先生花費數(shù)年時間才完成的。除了已在《方言》雜志、《中國語言地圖集》上發(fā)表的論文之外，鄭張先生另撰有《皖南方言分區(qū)說略》《皖南方言強送氣聲母》等未刊調(diào)查報告和《石臺縣志·方言志》（黃山書社1991年版），《宣城縣志·方言》（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等專書章節(jié)，總計數(shù)十萬字。

鄭張尚芳先生手稿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9月，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四屆年會在浙江杭州、舟山召開。溫端政、鄭張尚芳、顏逸明、游汝杰、潘悟云五位正值盛年的溫州籍語言學家在普陀山合影留念，堪稱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一段佳話。而今，溫端政、鄭張尚芳兩位先生均已歸道山，自1956年起長期任教于華東師大中文系現(xiàn)代漢語教研室的顏逸明教授也于去年6月作古。師輩凋零，思之愴然。

左起：游汝杰、溫端政、鄭張尚芳、顏逸明、潘悟云

同輩之間的切磋，固然能增廣見聞，而前輩與晚輩之間的往復論學，則更是學術平等的體現(xiàn)。王力先生《上古漢語韻母系統(tǒng)》一文，最早于1937年7月發(fā)表于《清華學報》第12卷第3期，后編入氏著《漢語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文末還附上了董同龢先生討論上古脂微分部問題的內(nèi)容。王先生在該文“追記”（見該書，151頁）中說：“因為《漢語史稿》已經(jīng)三易其稿，將來也不能說不再改動。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了的，就是脂微分部。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有一節(jié)論脂微分部問題，對我的脂微分部說有所闡明、補充、修正。茲附錄于后，并供參考。1956年7月21日?！?932年-1936年，董同龢先生在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求學，他“在學生時代受王力教授的影響最大，這位當時還在壯年的教授是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開路人之一”。（徐高阮《董同龢先生小傳》，《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65年第36本）學生補正其師的學術觀點，其師非但不以為忤，反而能虛心接受，并將其放入自己的著作當中。這是王力先生作為學術大師從善如流的表現(xiàn)。

王力與鄭張兩位的學術訂交，也是因討論上古音的構擬問題而起。1961年，鄭張先生還是三十歲不到、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是年5月，他完成了文稿《〈漢語史稿〉語音部分商榷書》，為免冒昧，先將其寄給了北京大學袁家驊教授，請袁先生指教，在得到袁先生的肯定之后，請袁先生再轉交王力先生審閱。未承想，王力先生在回信中熱情鼓勵，具體的意見有“‘歌部加[-i]尾’的提議正合于他最近想法，喻四改[e-]也很‘新穎可喜’”云云（鄭張尚芳《切韻[j-]聲母與[-i]韻尾的來源問題》，《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61頁）。

中古喻四聲母在上古音階段的音值問題，是漢語古音學史上極重要的議題之一。它不僅牽涉其他相關的簡單聲母（如來母、邪母等），還與復輔音聲母、介音在不同條件下（如二等字、重紐三等字、四等字）的具體表現(xiàn)等問題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王力先生和鄭張先生自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整整二十年光陰，都始終在關注著這一問題。王先生于1982年6月12日致鄭張先生的信中說：“關于喻四的構擬，過去我依高本漢擬為[d-]，后來覺得不妥（也是從系統(tǒng)性考慮），所以我在《同源字典》中，改擬為[j-]，但同時聲明，這只是代數(shù)式音標，實際音值沒有研究出來。前年講語音史時，才決定改擬為[?-]，并說明是與[?-]同部位的[?-]，這與你的構擬不謀而合?！?/p>

王力先生致鄭張尚芳先生信

從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的[d-]，到《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的[j-]，再到《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的[?-]，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區(qū)區(qū)語音符號的改變而已，但實際上，兩位先生從構擬塞音到擦音，再到無擦通音（或者說近音）看法的變化歷程，正是中國語言學家“閉門造車”，又恰恰和同時期歐美漢學界“出門合轍”的表現(xiàn)。因為從加拿大蒲立本（Edward Pulleyblank）到蘇聯(lián)雅洪托夫（S. E. Yakontov），再到美國許思萊（Axel Schuessler）、梅祖麟等，也有著大致相同的觀點上的發(fā)展。這也正應了胡適先生的那句名言，“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三

回想2018年5月鄭張先生過世后不久，中西書局便提議編輯出版《中西學術名篇精讀·鄭張尚芳卷》（以下簡稱“《精讀》”），以表彰鄭張先生勤研音學一甲子所取得的成績。正如該叢書的“出版說明”所言，“學術之道，前后相繼，綿綿不絕。后來者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踵事增華，開張更新”。鄭張先生的學術貢獻，不僅在于對同代學人的有益影響，也有對后輩學子的啟迪與教導。這本《精讀》的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選取鄭張先生在上古音、近代音、語文學三個方面的代表性論文各一篇，先列原文，再加以詳細的讀解，初衷無非是就“成文背景、研究理路、學術貢獻及其后之發(fā)展，乃至謀篇布局等”等方面“有所揭示”。至于鄭張先生在中古音、語言比較、文獻考證以及方言調(diào)查與描寫、音位分析、層次分析等領域的重要文字，《精讀》只能略過。我們這篇短文，也主要圍繞鄭張先生在方言學研究上的學思歷程展開，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音韻學方面的成績，在《精讀》各文及讀解中涉及較多，此處不再詳述。

“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學術重在傳承，貴在創(chuàng)新。二者相輔相成，均不能偏廢。鄭張先生在談及自學的經(jīng)驗時總結了四點，一要起點高，二要有眼光，三要有老師指點，四要博采眾長、打破門戶之見（《語言文字周報》2003年12月3日）。鄭張先生在《回憶我和圖書館》一文中談到早年的讀書生活時深情地寫道：“我永遠記得在九湖山畔，幽靜的籀園里，拿著一本剛借到的好書，坐到月洞門外小河的埠級上，在樹蔭遮蔽下，伴蟬聲讀書的甜美印象。就在那時候，圖書館這知識寶庫已向我誘人地打開了?！?span style="color:#7f8c8d;">（《籀園芳馨——溫州圖書館百年館慶文集》，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版，161頁）如今的求學條件，跟之前鄭張先生的青年時代相比，有著天壤之別。我們不妨以此共勉，勤學覃思，傳火于薪，不求聞達，不負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