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說了句人生哲理：等待和希望。而《心經(jīng)》卻有云，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意思是放棄希求心，恐懼自無存，或者就涅槃自在了也未可知。中國的禪宗故事里，慧可和尚向面壁九年的達摩祖師求法，不惜自斷一臂，感得天下紅雪，其理由并非求道意志堅定，而是“弟子心不安”?？梢姳绕鹞锢硖弁矗瑹o名痛才是人類恐懼的源泉，而命名遂成了所有學問的核心任務。現(xiàn)代醫(yī)學的締造依賴于越來越細致的詞匯體系，妖怪學也是。

袪魅是妖怪學最主要的動機之一。日本現(xiàn)代民俗學家柳田國男曾自言，他對鄉(xiāng)野怪談的研究沖動，就來自于探究“恐懼”這一原始情感的種種姿態(tài)。過去的妖怪在他的“民俗學”田野考察的包裹下開始生機盎然之前，早有南方熊楠將國族政治的維新、儒學和妖怪打包處理的野心勃勃的“博物學”，井上圓了更直接頂起了妖怪學博士的招牌，寫了洋洋十卷《妖怪學講義》。與其說是敬天存道，莫如說是以科學的霸權(quán)降妖伏魔。隔海而觀，蔡元培翻譯井上、周作人研究柳田，也無不洋溢著德賽兩先生的味道。這種“進步的妖怪學”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當代妖怪文壇“壇主”京極夏彥以小說當論文，啰嗦到直令讀者產(chǎn)生焚書沖動，然而千言萬語，宗旨只有一個：“怪”出自人心，把人心搞明白了，作祟現(xiàn)象自然消失。在小說《今昔續(xù)百鬼·云》中，京極給了鳥山石燕《繪圖百鬼》中的謎樣詩句各種合乎邏輯的解釋，比如妖怪“泥田坊”是破產(chǎn)農(nóng)民，而掌上有眼的“手之目” 的原型則是賭徒。此類答案雖讓讀者“安了心”，難免也有些意興索然。

雖然“解謎式怪談”在日本文化中極為常見，其源頭還是要到古中國去尋。早在西晉時代張華的《博物志》里，就有關于“天門郡仙谷”的“追跡”事件：進入山中的人畜全都飄飄升起，被認為是登仙。后經(jīng)某英雄探明，原來是山上妖蟒吸風食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此類故事告訴我們，消除恐懼的希望，來自于獲取信息，占有對世界的解釋權(quán)。獲取知識，首先要發(fā)動官能，而感官的局限和它的擴展，就成了怪談故事的一大科屬。

據(jù)說，信息的百分之八十來自眼睛。道家認為人體全陰，唯有眼睛那一點是陽。在日本江戶時代，狩野派畫師鳥山石燕（1712-1788）整理了平安時代的六百種妖怪，編成《畫圖百鬼夜行》，成為今日妖怪學家奉供的經(jīng)典?；蛟S正是因為系統(tǒng)整理、充分命名并且視覺化的緣故，這個黃昏出發(fā)的壯觀行列失去了平安京時代的蕭瑟神秘，熱鬧喧嘩得倒像中國人趕廟會的樣子，減了恐怖，添了幽默?，F(xiàn)代人夢枕貘的小說《陰陽師》，故事雖取自平安時代的妖譚，調(diào)子卻有一半兒是這江戶式的。

然而人眼不僅脆弱，還見通不見塞，見近不見遠，見明不見暗。在電影《沉默的羔羊》中，朱迪·福斯特飾演的那位充滿女權(quán)意識的警探有一個隱喻性的弱點，就是難以及時發(fā)現(xiàn)背后的敵人。人類苦于背后沒有一雙眼睛，于是出現(xiàn)了“后神”（日本，岐阜縣）與“總在你背后”（美國，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蘇達州，博爾赫斯整理）這樣的怪物，難怪佛教把眾生受苦的根源稱為“無明”。與之相對的是，高高在上的諸天神佛卻因眼睛的圓滿，總是“照見”、“徹見”著苦惱眾生。而所謂佛眼、法眼、天眼或上帝之眼，其威力卻不在于數(shù)量?！独m(xù)齊諧記》里有“鵝籠書生”的故事：書生進入小小的鵝籠，籠不見變大，書生不見變小。可以認為，這種視覺上的“不可能”，與藏傳密宗里津津樂道的宗喀巴大師鉆牛角尖的故事一樣，實際上象征著見者的“悟道”——“大”和“小”這種二元對立是一種錯覺，來自于眼睛進化的缺陷。在精神分析學中，“偷窺”一向是原罪，是由視野的局限帶來失墮的有毒快感，而佛陀或上帝正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果，如此全知全能，眼睛也還只得兩個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妖怪和人一樣，修為不夠，往往盲目追求數(shù)量?！渡胶＝?jīng)》里的多目怪，《西游記》里的二郎神，或者希臘神話里海神波塞東的兒子都因眼遭殃，可見眼睛多未見得進步。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宗教和神話中都充滿了對“實數(shù)”的蔑視，似乎并不乏科學根據(jù)：動物界中，復目的往往是昆蟲類。蒼蠅因為五千只復眼而飛不了直線，嗡嗡地討人厭，惹來殺身之禍。此外，它也并不是把一個蘋果看成五千個，而是像在破碎的鏡面里看東西——視覺角度多，并不意味著掌握更充足的信息。

在東方妖怪的譜系中，除了蔑視“實物”的共性之外，日本怪談更多“心性論”的味道。平安時代權(quán)傾天下的平清盛造孽無數(shù)，引來無數(shù)骷髏骨組成的多目妖“目競”，清盛竟能以正氣凜然的目光與之對視，終令妖怪敗下陣來，頗有尼采“權(quán)力意志”的風姿。然而歷史上的平家終是敗亡，清盛也被地獄的火車拖走。

眼睛總是謔看別人之死，幸忘自己之亡，對于死亡的“視而難見”，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和恐懼。從這一點出發(fā)，人之常情不僅應包括提醒生者逝者已逝，還須提醒逝者生之不再。過去，這種意識和由之衍生的儀式在全世界的文明中都非常普遍，如今卻逐漸消失了。許多人類學家對此已經(jīng)提出了警告，因為真正的問題不是關于死亡本身，而是不死和死后。在以生者為中心的文化里，死亡的寧靜從來都是一種奢侈：倘若一切不能順順當當?shù)責熛粕?，“人死如燈滅”只是夢想的話，麻煩就大了。在日本，吃了人魚肉而長生不死的“八百比丘尼”的故事已經(jīng)被各種藝術(shù)形式演繹過，無不是悲劇。

無視或忘記死亡是危險之舉，全世界的幽靈前赴后繼，就是為提醒我們這件事的。意味深長的是，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往往會起到減少恐懼的作用。在平安到室町時代，因為懼怕皇族爭斗中被害的怨靈，大和民族曾有三百多年廢除死刑。或許，我們應該重新關注“生魂”，那些為鬼魂擺事實講道理的種種儀式，在許多時候能比心理診所和懇談會功用更大。然而，莊重肅穆的祭祀活動在現(xiàn)代卻變成了旅游項目，令許多妖怪“粉絲”惋惜不已。他們相信，“病魔”和“心魔”無論在隱喻層面還是在現(xiàn)象層面，都是真實存在的。仔細想想不無道理：現(xiàn)代的災害從未真的減少過，而如在關于災害的解釋權(quán)里少了“怪力亂神”，無形中也少了許多“安心之法”吧。畢竟，“既無翅膀，又無羈繩，這就是人”，保羅·克利的畫和話表明，人的這個狀態(tài)并未隨科技而進化。在夏夜的站臺上苦等末班公車的時候，旁邊的樹上垂下來“馬蹄怪”或一丈棉之類的東西，我一點也不會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