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外語圖書出版摘自陸谷孫《秋風(fēng)行戒悲落葉——憶師長》，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皬?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外語圖書出版”的微信公眾號是“fudanwaiyu”。

忘記是哪一位大家（昆德拉？）說過，夕陽的余暉使一切顯出醇美。年時何速，一不留神，老已冉冉近矣，自己不但滿了一個花甲，更成了復(fù)旦外文系現(xiàn)職教員中最年長的一位。夕陽的余暉下，重存往會，懷想親愛，不時有一幅幅師長的影像游走腦際，寤寐無忘！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內(nèi)地的高等院系經(jīng)歷過一次大規(guī)模的改組調(diào)整……那時，作為學(xué)生，仰望復(fù)旦外文系各位師長，真可謂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居心向?qū)W之士，只要善從諸儒不同的學(xué)養(yǎng)和專長，博采并學(xué)，必可大有長進。

Big Three之一：楊豈深

先從當年被學(xué)生戲稱為the Big Three（三巨頭）的楊豈深、徐燕謀、葛傳椝說起。楊是繼全增嘏、孫大雨之后出任外文系主任的，“在位”有年，人稱“楊老令公”，“豈深”二字據(jù)說是他本人入世之初改用的名字，意在自謙；而“老令公”其實不老，比之今日的我還年輕好幾歲呢，只是他體弱多病（或自覺體弱多?。髋杀容^接近老者，說話喘悸少氣，聲音幽幽，往往未及一半便戛然而止，一手已摁脈去也（英諺云：The creaking door hangs the longest on hinges.扉雖危卻長不倒。“三巨頭”中楊壽最高，足征此語）。

識書識人是楊豈深先生對復(fù)旦外文系最大的貢獻，無他人可比。復(fù)旦外文系一度圖書資料豐足，曾是兄弟院系羨慕的對象。例如后來被稱為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反叛青年“圣經(jīng)”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麥田守望者》，書出版不久，外文系資料室已經(jīng)購得，有位學(xué)者專程從北方來，竟把全書摘抄了去?！拔母铩北l(fā)，大字報攻擊楊豈深獨霸訂書大權(quán)，而且新書一到照例要送他先讀，被他壟斷多時，殊不知倘若沒有這樣一位讀書多、涉獵廣、信息靈的系主任早早重視圖書資源的積累，復(fù)旦外文系就不會有今天這樣一點“家底”。

楊又知人善任，且有前瞻目光，早在中蘇公開交惡之前，他已抽調(diào)俄語教師改行去學(xué)法語和世界語，還曾擬議派人去學(xué)作為西方文明源頭一部分的拉丁語，以免“絕后”（出于種種原因，此計未成，幸有楊烈先生在耄耋之年，義務(wù)為系里的有志青年講授一點拉丁入門，致未完全斷種）。我雖不才，當時還算年富力強。是楊豈深先生在我本科畢業(yè)后的第二年，本人猶在攻讀研究生的同時，把我推上最高年級英五“英美報刊選讀”新課的講臺，逼我奮發(fā)努力。事后想來，楊可能看到了我這人不肯輕易言敗的好勝心和比較強烈的表達欲，這才把我往高處推去，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潛力來，而正因為起點較高，自己一點不敢怠慢，日后的進步也才更快一些。

毋庸諱言，作為黨員系主任，楊在當年是不能不緊跟政治形勢的，在歷次運動中誤傷同仁也是難免。一位嗜讀克里斯蒂疑案小說的老教師曾對我說，她要寫一篇某英語系發(fā)生教師連環(huán)被殺的故事，偵探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兇手”竟是那貌似弱不禁風(fēng)的系主任，雖是無稽笑談，與楊芥蒂之深可見一斑！楊早在“反右”之后便聲稱要以“forget and forgive”（忘卻并寬?。┑膽B(tài)度對待同事之間的恩怨糾葛，而在“文革”之后，在他的晚年，老人似更經(jīng)歷了一番大徹大悟。

Big Three之二：徐燕謀

“三巨頭”之二是英語教研室主任、我的導(dǎo)師徐燕謀先生。從英五精讀為我班授課（1961年）始，到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遽歸道山止，徐老夫子于我有二十五年的師恩，而自從我在１９６５年５月喪父之后，師恩中更融入了在我感覺中類乎父愛的感情。長江三月上刀魚之際，夫子大人必令師母邀宴賜飯，“阿霽”（小女陸霽）享受徐家孫輩待遇，頻繁出現(xiàn)于徐老夫子詩中，凡此種種，都是明證。

徐師是“文革”前高教部統(tǒng)編專業(yè)英語教材系列中程度最高兩冊（七—八冊，與北外許國璋一—四冊、北大俞大"五—六冊配套）的編者，但從穿戴到舉止可說是外文系最沒有一點兒“洋”氣的人。徐蓄一頭板寸發(fā)，腳踏黑布鞋，愛吃肉做詩，似更像一位中文教員。在他主講的英國散文課上，他也確實會不時引用漢語的劄記、小品名篇，以為對比映照，或在滔滔不絕的英語講課過程中夾雜著“性靈”、“機趣”、“興會”、“氣韻”等難以譯成貼切外文的漢語文評術(shù)語，而到了研究生階段，在他布置的課業(yè)中更有劉勰、鐘嶸、司空圖等的文論、詩論。按他的說法，中文根底單薄，洋文修養(yǎng)也好不到哪里去，后來王佐良先生曾對我說，他欣賞徐老夫子的話：“植木無根，生意無從發(fā)端矣！”徐還常以他的“同學(xué)如弟”錢鍾書先生為榜樣，激勵弟子們凌絕頂而覽眾山，甚至向錢推薦過學(xué)生，但與此同時又告誡我們不可株守先儒，以附驥尾。

徐燕謀先生上課，總是早早來到教室，踱著步吸煙“熱身”，講課時也不喜居高臨下站定在講臺，而是好在學(xué)生座席間的過道中穿行，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哪位學(xué)生要是“參與意識”特別強，抬頭與他四目對視，或做出會意的表情，他便駐足與這名學(xué)生“對話”一番，講到得意處還會朝學(xué)生的肩部猛擊一掌，然后揚聲笑著去尋找下一個“目標”。一度，徐燕謀爽朗的笑聲幾乎可算外文系英語教研室的一塊“招牌”，每周五下午來系辦公室參加分組政治學(xué)習(xí)，循徐式giggle找英語教研室，絕不會走錯門戶。這笑聲到了“文革”忽歸啞寂。原來，徐是敬老慈幼之人，家中長上和子輩在運動中罹禍蒙冤，這比之他本人在外文系所受的沖擊，是更為難熬的精神折磨，于是十年浩劫期間，徐在公眾場合基本不再說話，兼之長年失眠的頑疾，就此種下了極度的抑郁。

徐老夫子有幾個得意門生，說我是其中之一大概不算夸誕，但我?guī)缀鯊奈绰犓Q贊過一句（對他人說陸某孺子可教，甚至對葛傳椝先生說陸詩偶有“義山風(fēng)韻”，則是另一回事，輾轉(zhuǎn)聽得這類評詞之后我常樂不可支），多的倒是批評和警策。如果說１９６１年師生初次相識的第一堂課上我被徐師連珠炮似的問題（依稀記得問題涉及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等的文藝觀）問倒，多少還算是一頓“殺威棒”的話，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挨剋聽訓(xùn)就是家常便飯了。我好練筆，但發(fā)還的作文卷上多處寫著“勿無病呻吟”，“力戒藻繪”，“談虛語玄，和者必寡”，“不脫依傍，何論登峰造極？”，“格律是緊身衣，不宜學(xué)做舊體詩”之類評語，其中儆戒的基調(diào)甚至延續(xù)到改革開放后我去國外發(fā)表論文時。１９８３年３月，我在華盛頓參加一次關(guān)于歐洲文藝復(fù)興的國際會議，并接受了《華盛頓郵報》記者James Lardner的專訪。采訪記在該報發(fā)表后，我不無得意地給徐老夫子寄去一份，不料因此招來嚴厲批評，要我重溫《漢姆雷特》劇中波洛涅斯給兒子萊阿提斯的“家訓(xùn)”：“Give eve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多聽少說），復(fù)又毫不客氣地告誡：“Still waters run deep”（靜水深流）?；仡櫰缴孕兴?，似尚無大缺，除家教外，徐老夫子的誡勉影響至巨！

Big Three之三：葛傳槼

“三巨頭”之三葛傳椝先生是自學(xué)成材的教授和詞典編纂家。系里流傳的佳話是葛早年輟學(xué)，靠著電報局和商務(wù)印書館的實際工作鍛煉養(yǎng)成了敏銳的英語意識，曾致信Henry W. Fowler，專就此公兄弟二人的成名作《簡明牛津英語詞典》質(zhì)疑指謬，Ｆ君旋寫來回信，對英國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語慣用法，大表贊賞，葛從此名聲大振，時被滬上的英國文化委員會邀去向公眾作英語演講，并更加專注地鉆研起英語慣用法來，漸漸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學(xué)生戲稱葛有三大法寶，即斷定名詞是可數(shù)或不可數(shù)，前面應(yīng)加定冠詞還是不定冠詞，動詞是及物還是不及物。遇到這三方面的困難，去向他請教，據(jù)說無疑不解。

葛在英語慣用法方面的權(quán)威地位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始受到挑戰(zhàn)，據(jù)說當時有某位英籍專家在北外演說，要學(xué)生把葛氏《英語慣用法詞典》扔出窗去——倘若他們真要學(xué)好英語的話。葛對此是頗耿耿于懷的，曾由他學(xué)生俞亢詠先生與那洋人幾度魚雁往返，后來據(jù)說對方也改變了自己的極端看法。

葛傳椝先生最大的愛好是詞語，思想方法最為與眾不同的是極端的形式主義。譬如說他把語言和文學(xué)截然分隔，把搞文學(xué)的老師，如伍蠡甫、戚叔含、孫大雨、林同濟，一律稱為“樓上派”（當年的文學(xué)教研室適設(shè)于二樓），而包括他本人在內(nèi)的教語言的教師則屬于“樓下派”；讀書可以忽略內(nèi)容，只顧語言，因此從頭至尾順讀和從尾到頭倒讀，對他來說，并無兩樣；他向我班講完著名的漢姆雷特獨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緊接著自問自答如下：“be還是不be，想到頭還是be，你們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沒啥意思?！?/p>

葛還反對任何形式的翻譯，稱翻譯必生誤解，我曾因此戲稱他與翻譯“不共戴天”，他反唇相譏，稱我“戴天先生”，又簡化作“戴先生”，年長日久其孫竟忘我真名，每以“戴先生來訪”通報！葛愛玩弄詞語，給人起一些并無惡意的綽號。上文說過徐燕謀先生“文革”緘口，葛從此稱徐“金先生”（從英諺Silence is golden化出）；某公語速多頓，插入無數(shù)“這個”、“這個”，葛將此譯作this，一度稱他Mr. This，興猶未盡，遂把this以中文的近似音化作“集思”，復(fù)將二字擴成“集思廣益”，干脆稱某公為“廣益先生”。從Mr. This到“廣益先生”很容易看出葛傳椝這位字迷先生曲折的思想軌跡。“文革”中學(xué)習(xí)極“左”理論，工宣隊誘導(dǎo)知識分子們提出問題，從中掌握思想動向。葛受不了“釣魚”式的騷擾，思索良久，終于問道：“帝修反若用英語代詞指代，該用it還是they？”引得滿堂哄笑。

英語嫻熟到一定程度，常會有在熟人中間說上幾句“洋涇浜”開開玩笑的誘惑。葛先生這方面的發(fā)明在外文系是盡人皆知的，諸如“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pasty”（滬語“搭醬”的硬譯，指不牢固，不出色），等等?？赡苁菐熼T不同的緣故，我感到葛先生最初對我并不友善，在我研究生第二年一次類乎今日里的qualifying test中，“現(xiàn)代英語”一門由葛命題，受試者僅我一人。由于出題缺少分寸感，我在封閉的屋子里從上午八點考到下午五點，權(quán)充午餐的面包和冰磚還是由某位學(xué)兄從鐵柵欄外遞將進來的。

“文革”中期，葛與我一起被“發(fā)配”去編《新英漢詞典》；再往后，特別是當他聽說改革開放后補擬《新英漢詞典》編寫人員名單時是我竭力促成由葛領(lǐng)銜之后，師生關(guān)系漸次密切起來。葛晚年寂寞，師母大去之后常過街來我處“吹?！?，見我在徐燕謀先生死后發(fā)表在報上的悼念文章，曾喃喃自問他的身后不知有誰會作文紀念。我笑他生死之事也講“未雨綢繆”，并表示區(qū)區(qū)雖非葛門嫡出，師恩隆重，哭喪也是本分。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葛傳椝先生在上海逝世，時我正客居香港，踐諾寫回一文，正好在大殮之日見報，當年說笑竟一語成讖！葛先生生時來訪之頻，有時令我應(yīng)接不暇，尤其是雜事蝟集之際，故亦曾令小女以外出誆語擋駕。對師長如此不忠不孝，今日想來，愧悔自責(zé)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