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槜李”、“天籟閣”等鑒藏印的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是古代書畫鑒藏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自滿清攻入江南、嘉興屠城再到項氏后人的殉難逃散，項氏累世之藏盡為掠蕩，其間的流轉過程無疑是一個明清易代巨大悲劇的縮影。如今赫赫有名的天籟閣到底在何處？項元汴在其故鄉(xiāng)又有哪些遺蹤？

說來慚愧，對于嘉興這一鄰近上海的名勝之地，可隨時聊避海上風雨的好去處，竟然一直未能尋訪，然而，因為陳麥青先生的一篇《明嘉興項氏所收〈萬歲通天帖〉流散始末》，忽然起了尋訪一代收藏大家項氏遺蹤的念頭，相約甚久，終于在丙申二三月間與陳麥青、陸灝及著有《與古同游——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的封治國聚于嘉興。雖然時間極短，巧的卻是正逢嘉興特有的槜李花開——槜李是嘉興古稱，得自果名，原是李之一種，槜李花分五瓣，晶瑩玉白，望之恍如晴雪，至今想來，一種天地之間的清新純美依然可觸可聞。

2016年3月，嘉興金明寺舊址盛開的槜李花。

只要對中國古代書畫鑒藏史稍稍有點興趣，對刻有“槜李”、“天籟閣”等印的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都是繞不過去的。作為中國書畫史上最大的私人鑒藏家，據說嘉興民間至今仍有鄉(xiāng)諺提及，其實即以清內府而論，收藏的歷代書畫名跡很大一部分即傳自項元汴——而自滿清攻入江南、嘉興屠城再到項氏后人的殉難，項氏累世之藏盡為掠蕩，“半被踐踏，半為灰燼”，劫余者后流轉清內府，其間的流轉過程無疑是一個明清易代巨大悲劇的縮影了。

墨林有項公

清代摹本《項元汴像》（局部）。

對于項元汴其人，最初的印象無疑來自晉唐宋元明赫赫書畫名跡上的印鑒，無論是流傳至今的顧愷之《女史箴圖》、王羲之《蘭亭序》（馮承素本）、《平安?何如?奉橘帖》、懷素的《苦筍帖》、《自敘帖》，李白的《上陽臺帖》，五代楊凝式的《韭花帖》，以及韓滉、李唐、楊無咎、趙孟頫、錢遠及“元四家”、“吳門”之畫，凡經項氏收藏，從姓名印《元汴》、《項氏元汴》 、《子京》 、《子京所藏》 、《項氏子京》，到《項墨林父秘籍之印》 、《槜李》 、《槜李項氏士家寶玩》 ，再到《墨林》、《墨林山人》、《墨林秘玩》、《天籟閣》 等等，無不是隨處可見。

項氏為江南巨富，收藏甲于海內，其收藏鑒賞印有百方之多，每得名跡，必鈐以記，以至于明末收藏家姜紹書譏之為“以明珠精镠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比~昌熾對此則有“十斛明珠娉麗人，為防奔月替文身”之語，話語當然刻薄，不過項子京的鑒藏印雖然蓋得多，但相比較他的鑒藏擁躉乾隆鑒藏印的霸道則明顯好得多了，乾隆曾作《天籟閣》詩追念項元汴“槜李文人數子京，閣收遺跡欲充楹。云煙散似飄天籟，明史憐他獨掛名”，而他也將“黥面”之術發(fā)揮到了極致，其印章有的就直愣愣地敲于畫幅的中心位置，簡直是巨大的破壞，這顯然又非“黥面”可喻了。

項元汴鈐在五代楊凝式《韭花帖》上的系列鑒藏印。

項元汴跋《中秋帖》（局部）。

然而一代收藏大家，其收藏趣味的建立對于藝術史其實是意義巨大的，項元汴收藏之源，上承吳門，下開華亭，甚至規(guī)范了清代內府“石渠寶笈”對歷代名作的收藏品位，對中國書畫史的影響可謂巨矣。以其直接結果論，除了培養(yǎng)了吳門畫家仇英，而項與董其昌的忘年之交，對于董其昌的成長則是關鍵中的關鍵。

董對此亦終身難忘，董在《仿倪云林山水》自題有：“四十年前，嘉禾項子京家藏名畫，余嘗索觀殆盡。”《畫禪室隨筆》記有：“吾學書……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鐘元?！缎颈怼?、《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于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譬如香巖和尚，一經洞山問倒，愿一生做粥飯僧。余亦愿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何況學道乎？ ”

在項元汴辭世四十多年后，董其昌在80多歲撰，《墨林項公墓志銘》時對此仍心存感激：“憶予為諸生時，游槜李，公之長君德純，實為夙學，以是日習于公，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千載，較若列眉，余永目忘疲，即公亦引為同味，謂相見晚也?！?/p>

項元汴收藏極具經典意識，好作詩作畫，題跋亦伙，周履靖稱其“興仿云林筆，閑逃雪竇禪”，項元汴在自己所作的《竹石小山圖軸》中，曾記有：“汴以不才困處丘隅，躊躇世故凄惻家艱。惜哉運命受物汶汶，思無自釋，援翰宅心。蓋取夫巖嶺高則云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微，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浩然者乎，舍此遂無以泄孤憤之嘆，以舒抑郁之懷矣，人能觀畫疇知斯意?！?/p>

所謂“泄孤憤，舒抑郁”，其間的寄意大概并非一般所言的項氏多優(yōu)游于書畫船與聲樂之間者所可理解。

明代李培在《祭墨林先生文》中所記：“（項墨林）嘗對友眾曰：‘余之所以稍稍聚積者，非有他術，亦非有他嗜，盡吾事耳！’”

項元汴天籟閣收藏的雄心與意義，若追本溯源，拂開那些野史所載的或奢侈或吝嗇的趣事，從一系列結果亦可見其寄意所在，他極愛江南的文化正脈，而其對書畫經典的收藏，也正在于有意無意間為了文化精神的傳承與培植。

以董其昌為例，之所以成為承前啟后、超越時代的一代書畫宗師，無論是書畫創(chuàng)作、鑒定眼光、理論修養(yǎng)，甚至南北宗畫論的成熟，與項元汴的收藏啟示與滋養(yǎng)均密不可分。

今之所謂收藏界，不通文墨僅攜暴發(fā)戶之資逞能者比比皆是，甚而至于指鹿為馬、強說黑白而徒留笑柄者，對此能不愧殺乎！

槜李花開

到嘉興訪文史遺蹤，當然繞不過多晴樓主范笑我。

似乎還是十多年前曾與范笑我在一些書話論壇有過不多的交集，《笑我販書》也讀過一些，第一次與笑我相見則是在黃裳先生的追悼會上，話不多，有君子之風。黃裳先生十多年前重訪嘉興，笑我即一直相陪。有意思的是陸灝、陳麥青、我三人與黃裳先生都有或深或淺的交往，此次嘉興小聚，主題雖是項元汴，黃裳先生也因之成為一個或隱或顯的話題。

范笑我的工作室在嘉興圖書館二樓，推門而入，這才發(fā)現可下足處實在不多——書太多了，就兩個字，亂、擠，靠墻有一木匾為“多晴樓”，黃底綠字，黃裳先生所書，一片儒雅之氣。雖然房間太亂，然而似乎只是表象，因為說到某一題材的書，笑我于亂書叢中卻是“直探黃龍”的。

不久封治國從杭州開車到，封治國與范笑我熟悉，之前曾訪嘉興，于我們仨均是第一次見，他原來學的是油畫，對古代書畫鑒藏史卻一往情深，后在范錦中先生指導下寫出博士論文《與古為徒——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于當下的油畫界實在可算是奇跡，這大概也是愛好使然吧。

封治國提起陳麥青十多年前以日本所見稀有明人文集撰寫的《關于項元汴之家世及其他》對他的啟發(fā)，認為此文是項元汴研究最重要的基礎性成果之一。陳麥青則對封治國研究中的一些要點稱贊不已，并告之新寫了關于《萬歲通天帖》流散始末的文章。

其后又一起觀范笑我收藏，如“赤烏五年”古磚、“樂客自印”漢印以及吳藕汀先生之畫集，結合面前的笑我，嘉禾的文脈與流韻頓時鮮活起來。

笑我介紹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中有“天籟閣棐幾拓片”，即拓自項元汴舊藏棐幾，此棐幾其實去年曾在上海民間收藏家藏品展時得觀原物，有銘刻，然而不知是不是此前看得太多假銘文的原因，對于此棐幾當時卻是有點懷疑的，沒想到在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中居然有拓片，笑我稱此幾必是項家所藏，銘文姑錄如下：

“棐幾精良，墨林家藏。兩緣遺印，為圓為方。何年流轉，蕭氏邏塘?；鹄臃龃纾廊庇遗?。斷虀切蔥，瘢痕數行。乾隆乙卯，載來新篁。葛澂作緣，歸余書堂。拂之拭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桼，補治中央。如珊網鐵，異采成章?；厮继旎[，刼灰浩茫。何木之壽，巋然靈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據斯案，克綽永康。爰銘其足，廷濟氏張。書以付栔，其兄燕昌?！?/p>

印章有圓形“項”，白文“墨林山人”、“項元汴字子京”，張廷濟題跋則有：“去新篁里五六里，為羅漢塘，蕭氏世居于此，頗富藏書，此幾高禾郡衣工尺二尺二寸三分，縱一尺九寸，梨木為邊，右二印，曰項，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項元汴字子京，蓋天籟閣嚴匠望云手制物也。西鄰葛見巖弟為余購得，值錢二千八百。余作銘索文魚書之。平湖朱兄椒堂侍御曾為作銘，尚未之栔也。道光二年壬午七月廿五日，塘西舟中叔未張廷濟。”

一行人在圖書館附近的一家特色面店吃了午飯，陳麥青、封治國繼續(xù)交談各自研究項元汴的體會，遂往范蠡湖而去。

這里有金明寺，附近曾是項元汴的別墅景范廬。

十多年前黃裳先生在笑我陪同下曾訪此處，回滬后專門撰文《嘉興去來》，記有：“范蠡湖今天仍是極好的游賞去處，湖面狹長，臨湖有水榭，憑檻遙望，可見湖濱有垂柳覆水，游人垂釣?！薄皵蛋倌旰?，竟無太大差異，實在是難得的。”

當地大概在整治馬路、河道，河道的水已近乎抽空，園中古建筑邊有“陶朱公里”碑，署“萬歷辛巳九月四明董渭立”，據說此處宋時為岳珂著書處，臨水房屋的北面墻中有“范少伯祠”白玉石匾一塊，文徵明手書“浮碧”石刻，多是為紀念春秋戰(zhàn)國時期范蠡助越滅吳后隱居所立。

旁邊又有嘉興市1987年撥款重修金明寺的石碑。歷史上，項元汴的好友黃葉老人智舷曾重修此寺，而項之別墅景范廬正在寺后?！都魏添検锨宸忆洝酚浻校骸熬胺稄]，金明寺后，宋淳熙戊戌狀元姚穎筑圃范蠡側，顏其廬曰‘景范’，又有水亭，額曰‘鐵舟母家’，項氏別業(yè)也?！狈庵螄f，有記載項元汴與智舷等友人于此曾一同鑒賞一批明代姚綬的畫作。

轉過一處圍墻，便是一個極大的園子——不知是不是項元汴的別墅舊址，一大片空地，七八株老樹，狀若老梅，然而卻是滿枝玉白生煙一般，極有韻致——原來這就是當地獨一無二的名產槜李，細觀此花，與他地確實不同，尤其花蕊極細而長，三五團簇，吐蕊噴焰，純白素雅，一片清芬，若有皎月相映。

清代嘉興王逢辰《槜李譜》對槜李記之頗詳，在我這樣的外地人讀來，有兩處讀之尤其喜歡，一是“樹性清潔，灌溉亦宜清水。最忌一切穢惡之物”。二是“食李之法，宜擇樹上紅黃相半者，摘貯磁瓦器或竹木器，約一二日開視。如其紅暈明透、顏色鮮潤，即取布巾雪去白粉，以指爪破其皮，漿液可一吸而盡。此時色香味三者皆備，雖甘露醴泉不能及也”。

讀之真不勝口水之至。

項元汴喜臨山水，存世作品不少，亦偶作工筆花卉，董其昌曾為其《花鳥長春冊》題跋并極贊之，只不知項元汴有詩或圖寫過這一家鄉(xiāng)獨有的槜李否？

從血印寺到三塔之變

后到嘉興名勝三塔（即景德寺舊址），這也是一處項元汴與友人的雅集之處。

其間路過血印禪寺， 寺門前花崗巖西柱，有一暗紅色僧人側影，即“血印柱”。據清康熙《嘉興府志?藝文》“血印禪僧傳”記述為乙酉(1645)清兵入城屠殺僧人后所遺。

血印禪寺的花崗巖柱可見暗紅色僧人側影。

項元汴的一生收藏正是散于乙酉之役，不妨抄錄《嘉興乙酉兵事記》對“血印柱”的記述，對比讀之，可以想見當時之慘烈：“乙酉之役，清將某既定禾，其邏卒乘間掠村落，擄婦女數十人，錮置祠中，屬僧居守。僧伺卒去，毀門裂扃，盡縱之，俄卒至，問所守，曰：已縱之矣。卒曰：若不畏死耶？憎曰：死，又何畏？若畏死者，寧不能逃耶？ 眾大怒，縛僧司憲坊石柱，聚火焚之；血流漬石，儼著人形；至今石仍完好，影亦不滅。惜憎之名，在當時已無徵矣。(參嘉興府吳志及陳美訓血影禪師傳)此事康熙志載之，乾隆以下則刪之。余昨年舟過三塔，此影猶存；于半里外望之，宛然僧影也。朱慕萱先生云，僧名妙諦，見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p>

血印禪寺不遠處的三塔寺地處大運河拐彎處，水急而深，頗清冽，據說原寺中建有“煮茶亭”，項元汴因之有印曰“煮茶亭長”，元代吳鎮(zhèn)曾有《嘉禾八景圖》（現藏臺北故宮），其中《龍?zhí)赌涸啤芳蠢L此，項元汴之孫項圣謨繪有一幅《三塔寺圖》，是在給其祖父上墳后遇雪所繪三塔風景。

三塔寺新建的塔身與老的石柱。

項元汴的《慧鑒圖》上題有“予遇暇日即散叢林，時或游息西滸龍淵景德禪寺。山僧慧明鑒與予道契，往來接膝，殆無間日”。

現場看，三座臨河的塔身均為九層新仿閣樓青磚塔，實心，全無舊觀，倒是塔前兩個石柱，上面滿是行船拉纖的勒痕，可見一些歲月的遺韻，笑我兄介紹說這三塔在“文革”期間其實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水泥廠，而到十多年前發(fā)展文化旅游時，居然又拆了水泥廠重建三塔。

歷史就這樣轉換，拆了真古董建設工廠，再拆了工廠建一假古董——這賬不知道怎么算的，小小三塔的變遷與折騰大概也是這個國家?guī)资昵罢垓v的一個縮影了。

逛了一圈，實在也沒什么可看的，倒是塔后的辛夷花開得熱烈，紫紅一片。

何處天籟閣

赫赫有名的天籟閣到底在何處？

離開三塔到姚家埭，有沈寐叟故居，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式住宅，為走馬堂樓，有廳堂、花園等。沈的弟子王蘧常大婚即于是處，不少匾額與對聯均是蘧翁的書跡。

出姚家埭，步行不久即至湯家弄，這是一條不長的巷子，據封治國介紹，湯家弄得名于明代裝裱名手湯勤，其家即緊靠項元汴天籟閣，湯姓裱工是一個家族，應是為項元汴的書畫裝裱與修復服務過的，文彭致項元汴的信札中即曾向項元汴介紹一位湯姓裱工。

進入瓶山公園的大門。

穿過湯家弄即是瓶山公園，一種說法是項元汴庋藏書畫名跡的天籟閣即在瓶山一帶，光緒年間的《嘉興府志》記天籟閣在“城內靈光坊”，即瓶山西側，封治國兄介紹說另有一說在項家漾，在1982年出版的《浙江省嘉興市地名志》另記有地名“天籟里”，云項元汴建有天籟閣，天籟里原址位于今天的秀州路北端。

項家漾的漾，原指水蕩之意，據說現已填平，全無古意，那么不看也罷。

瓶山得名于宋時置酒務于此，廢罌瓶積久成山，隱起成崗，清代朱彝尊《鴛鴦湖棹歌》詩有：“西埏里接韭溪流，一簣瓶山古木秋。”瓶山雖謂山，不過是一不高的土阜，然而里面古木竹石，假山池臺，頗有幽處，山頂郁郁蔥蔥，有亭名八詠亭，為八角重檐十字脊亭，里面三五老年人喝茶聊天，頗悠閑，透過西坡竹林，可見下面的清代書畫家蒲華雕像，蒲華嗜酒散漫，有“蒲邋遢”之稱，畫竹水墨淋漓，極有清氣，宜乎將其安身于竹林之間。

瓶山之南，路邊有項東井，井欄樸素老舊，立有石碑，笑我兄告知被誤立“靈光井”碑，碑文如下：“靈光井為明代靈光坊水口，位于瓶山南麓、明朝兵部尚書項忠（項元汴之祖）所建的項家祠堂石坊殘柱之東側。此井水質清冽，汲用已數百年……”

瓶山之南，路邊有項東井，立“靈光井”碑。

于瓶山內外來來回回走了一圈，雖茶客不少，但感覺整個瓶山及四周的古意仍在，氣韻與氣場莫名與項氏天籟閣相通。明代徐定夫《游禾城項園》詩有“名家園林城郭間，側徑逶迤回石闌。亭亭高云下土阜，颯颯清晝鳴風端?！睂Ρ茸x之，若天籟閣地處瓶山之西，確實與“亭亭高云下土阜”意境是相通的，依稀可見仿佛處。

雖然“天籟里”項家漾因湮沒無存已無必要尋訪，不過封治國兄說現在對于天籟閣到底在瓶山還是在“天籟里”依然認為二說均可備考。

對于墨林舊宅，朱彝尊另有詩云：“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尚在門。天籟閣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敝烨易宰⒂校骸绊椞幨吭暧刑旎[閣，蓄古書畫甲天下，其閣下有皇甫子循、屠緯真諸公題詩尚存。”朱彝尊（1629年-1709年）生當明清易代之際，乙酉清兵侵入嘉興時方十多歲，后曾結社致力反清復明，失敗后遠走海隅，晚年對于曾接受清廷翰林院檢討之職頗多自責，他對于天籟閣的記述無疑是準確的。

那么此詩當是理解天籟閣具體地址的一把鑰匙，頗有意思的是回滬一段時間后居然讀到嘉興文史學者陸明先生新發(fā)表的一篇考證文章，正是從此詩入口進行鉤沉考稽，確定“天籟閣舊址在今中山路瓶山西側至湯家弄東之間”，且自曝天籟閣另一地址說的源起——1982年出版的《嘉興市地名志》所述“天籟里”條目“該里地近項家漾，明代著名收藏家項元汴建有天籟閣”，正是由他參與撰寫，“是一次‘閑談’后所致，當時也未讀到朱彝尊詩?！?/p>

所謂解鈴還需系鈴人，這樣的自揭己短且重新更正確實是一個文史研究者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摘錄陸明先生的新考證于下：

道南即道前街南，可證瓶山西側為項元汴天籟閣舊址也。朱彝尊這首詩，對于確認天籟閣的遺址很重要。詩夾注云：“項處士元汴有天籟閣，蓄古書畫甲天下。其閣下有皇甫子循、屠緯真諸公題詩尚存?！被矢P、屠隆俱明嘉靖、萬歷年間大名士，有記載，不贅。康熙十三年，朱彝尊四十六歲，相距“乙酉之變”已經過去三十年。詩與注透露的信息是，海內外著名的天籟閣所藏書畫文物雖已流散殆盡（竹垞有《項子京畫卷》跋，謂“乙酉以后，書畫未燼者，盡散人間”云云），而樓閣卻躲過了兵火一劫，皇甫汸、屠隆等人的題詩墨跡仍留在閣門上。

據此，地方志記天籟閣毀于清軍攻陷嘉興府城時，有誤。天籟閣塌圮或拆毀無存的時間無考。但在清高宗弘歷于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南巡時，天籟閣確乎已消失了。乾隆在《天籟閣》詩中注云：“元汴所收書畫有天籟閣、項墨林印記，《石渠寶笈》所收甚夥。今經其本地，反惜其閣與名跡俱無存矣……”

再說“道南”。此一專用名詞猶如“府南”“縣南”“府前”“縣前”等，屢見于地名圖經?！暗滥稀敝暗馈?，非指道路之“道”也，應屬杭嘉湖道署之“道”。查光緒《嘉興府志》卷七《公署?二》記：“杭嘉湖道署，在府治西北靈光坊，舊為按察司，后改嘉湖分巡道署……”乾隆二十四年（1759）廢，然而地名延續(xù)至今。又據光緒《嘉興府志》卷五《古跡?二》：“天籟閣，項元汴藏圖書之所，在城內靈光坊（伊志）。元汴號墨林山人，嘗得鐵琴一，上有‘天籟’字，下有孫登姓氏，因以名其閣（吳志）……”

概而言之，天籟閣舊址在今中山路瓶山西側至湯家弄東之間，這里自南宋紹定年間（1228-1233）起，由翰林學士項相建孝友堂，遂成項氏祖居之地，而天籟閣即在其中。其他建筑見于記載的，有明代項襄毅公祠堂、端木廳、集園等。

項家漾位置在今第二醫(yī)院康復中心左近，填湮。明代有項氏別業(yè)。

——這樣的考證確乎是可以讓人信服的。

沒想到我們從湯家弄到瓶山所尋訪的墨林舊址居然是對的，只是咀嚼朱竹垞的“天籟閣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與清兵屠城的乙酉之變，不免讓人起一種大悲之意。

“大樹風號”見大悲

讓人意外的是，此次嘉興尋訪，竟然在嘉興郊區(qū)梅花洲石佛寺見到了《大樹風號圖》的原型。

嘉興郊區(qū)梅花洲石佛寺的的唐代銀杏樹極似《大樹風號圖》的原型。

石佛寺在嘉興鳳橋鎮(zhèn)東北二里處，是著有《味水軒日記》李日華的雪舫所泊處——雪舫于董其昌的書畫船相仿，李日華雖是項元汴的晚輩，但與項家交往極多，無論是書畫與鑒藏都深受天籟閣滋養(yǎng)，他曾嘆云：“自子京沒，而東南繪事日入繆習?！?/p>

石佛寺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漸次廢毀，現僅剩唐代銀杏樹及三步二爿橋。我們去時，這里已由當地私營投資者建成一片仿古風格的水鄉(xiāng)，建筑頗有老舊之色，并不俗氣，甚至連吝言的陸灝也贊起了這一景區(qū)——這大概與嘉興的文脈之深不無關系。

立于儀賢橋上，隔水眺望石佛寺，映入眼簾的正是一株臨水的千年銀杏——居然與項圣謨《大樹風號圖》中的大樹并無多少差別，時當二月，雖說槜李花盛，然而銀杏樹其實剛起新綠，遠望只見枝干或伸或虬，自有一種荒落清寂之意。不過相比較畫中的坡陀與遠山，背景則已是新造起的徒有其名的石佛寺了。

只有運河水流依舊。

下橋又行數武，即可見著名的三步二爿古石橋，橋身懸藤掛綠，轉折相連，形制奇特，古樸秀逸，極有江南水鄉(xiāng)的韻致，可惜未得空寫生，否則試筆寫之，定是不壞的畫面。

項元汴生前有沒有行走過此橋不能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他一定是見過《大樹風號圖》的那株老銀杏的。

項圣謨的大悲并不僅僅是對項家的大悲，更是一個對時代對文化的大悲。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載：“乙酉歲(1645)，(清軍)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詎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如煙云過眼觀可也?！?/p>

其實，一切都是云煙過眼。

然而導致這收藏之變的背后卻是一個巨大的家國之變，其后更是導致一個民族精神的大幅度退變，項元汴所收藏的書畫名跡以及受其滋養(yǎng)董其昌提出南宗畫所寄托的也正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正脈——一種對真正自由的向往，此正是中國藝術之精神與魏晉風骨之所系，這從乙酉之變，血性抗爭者多見于南方即可見出，揚州十日、江陰八十一日、嘉定三屠……若非中國文化之正脈，豈有如此之血性。

以嘉興而言，乙酉兵事間，項元汴之孫項嘉謨于城陷時，束其生平所著詩文于懷，率二子翼心及妾張，投天星湖死；張次柳，府學生，子玉立，城陷，奮力巷戰(zhàn)以死。同時有湯成先、王象賢兩家父子，各慷慨相隨死。湯之同學吳業(yè)昌、朱治恪二人，與湯相約死。又有陳悃、陳愫，兄弟皆有文，亦相隨死。諸生徐肇棨，亦于城破死節(jié)……

滿清定鼎后，對于這樣的一種自由與血性精神于其后極盡打壓之能事，為奴化民眾而推行的“文字獄”更是將對思想的禁錮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惟上”奴才意識的受捧與士之風骨的消隱遂成為真正的大悲所在。

然而中國真正文人的骨架卻從來是壓不垮的，總有一種內在的精神會薪火相傳，這精神可以寄寓于文字，也可寄寓于書畫——無論遇到怎樣的“焚書坑儒”與“文字獄”，從屈原、阮籍、蘇軾，再到李贄、顧炎武，民國以來的諸多仁人志士以至于近五六十來的因種種運動或自殉或受辱的傅雷、張志新等，都有著這樣的一種精神——此一精神永遠不會是煙云過眼，也絕非憑權力飛揚跋扈者所可真正理解。不可否認的是，近百年來，多災多難的中國大地經歷種種戰(zhàn)亂與運動，而其后的一些運動，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留下的陰影是巨大的，其流風影響至今而不絕。如何真正去除一種奴性意識而恢復自由清朗的士之精神與風骨，恐非短期內可解決，當然，這已是天籟閣一脈以及導致天籟閣收藏云散的乙酉之變引申的另一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