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日，當奧朗德總統(tǒng)站在攝像機鏡頭前，宣布自己放棄尋求連任時，他大概會想起32個月前自己改組內閣、宣布瓦爾斯出任總理的那個遙遠的上午……

這個《百年孤獨》的經典句式，再恰當不過地凸顯出圍繞2017年總統(tǒng)大選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繼中右陣營完成初選，前總理菲永第一輪淘汰薩科齊、第二輪戰(zhàn)勝朱佩，以黑馬姿態(tài)出線之后，左派陣營也終于等到了一場“等待戈多”式劇情的落幕。在勉力支撐了六個月之后，內外交困的奧朗德，黯然打消了自己爭取連任的雄心壯志。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不是一份簡單的“到此為止”聲明，更像是半個辭職聲明。自第五共和以來，還沒有哪位總統(tǒng)不想努力尋求連任——除了在第一個任期就病故的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奧朗德的表態(tài)，不僅意味著接下來五個月他將扮演一個過渡性的跛腳總統(tǒng)角色，而且更意味著他將和薩科齊、朱佩一樣，幾乎可以確定告別政治舞臺。一頁歷史，集體翻過。

奧朗德的同情者或許認為，其實這位總統(tǒng)并沒有真正做錯什么。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很大程度上是時運不濟，趕上金融危機余波蕩漾，經濟繼續(xù)蕭條，個性又不夠強硬，導致推行改革步履維艱。倘若過十年回頭來看，奧朗德的執(zhí)政業(yè)績，未必如低至4%的民意指數所顯示的那樣不堪。畢竟他執(zhí)政期間的作為還是頗有可圈可點之處的，例如整頓財政、控制赤字、降低失業(yè)率、同性婚姻合法化、行政區(qū)劃改革、并成功主辦氣候峰會等等。

然而從某種程度來說，民主政體下的選舉注定是短視的。選民并不會把目光放長遠來考察一個政治人物的歷史定位，決定他們如何投票的，很大程度是當下的情感好惡，而對于在任者而言，承諾的兌現(xiàn)程度就顯得尤其重要。如果進行一個簡單的復盤，可以看到，在導致奧朗德失敗的林林總總因素當中（尤其是多次恐襲的沖擊），或許有四個方面值得特別一提。

一、 “失業(yè)率執(zhí)念”和惡性循環(huán)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法國失業(yè)率從7.3%左右開始攀升，到2012年奧朗德上臺時約為9.5%，如何降低失業(yè)，成為至關重要的民生問題。當年9月，雄心勃勃的奧朗德許諾在一年之內遏制失業(yè)勢頭，讓失業(yè)率曲線“逆轉”。但現(xiàn)實并不遂愿，失業(yè)率繼續(xù)高企，并于2013年和2015年更是兩度探頂到10.5%左右。而在此期間，奧朗德公開把他的連任前景同解決失業(yè)問題掛鉤，聲稱如果到2015年底失業(yè)率不下降的話，他就不會追求連任。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到2015年底法國失業(yè)率并沒有明顯好轉（不考慮統(tǒng)計數字滯后的原因）。于是奧朗德也不再舊話重提，而把表態(tài)期限推遲到2016年底。而進入2016年以來，法國的失業(yè)率的確展示出逆轉趨勢，一年期間下降了0.4個百分點。雖然第三季度失業(yè)率有小幅反彈，但就整體看來，失業(yè)率曲線的逆轉態(tài)勢還是頗為明顯的。

然而，這很難說是奧朗德兌現(xiàn)了他的承諾。一來，失業(yè)曲線的逆轉來得太晚，一句著名的法律諺語說，“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套用到政治人物身上，兌現(xiàn)太晚的承諾，相當于沒有兌現(xiàn)。二來，雖然曲線調頭向下，但實際上和奧朗德首次許諾時的數據相比（約9.5%），其實并沒有好轉太多，甚至還更高（2016年第三季度為10%）。換句話說，奧朗德并沒有改善他承諾時的狀況，只是改善了承諾之后更糟糕的狀況。

但問題的關鍵是，奧朗德一廂情愿地把連任前途同失業(yè)率這一單一指標掛鉤，成為他的一個執(zhí)念，但所謂民望，卻是綜合指標的體現(xiàn)。政治和社會情勢走到這一步，失業(yè)率指標其實失去了實質意義，增稅和緊縮政策已經產生了抵消效果。即便曲線逆轉，也很少再有人會把它歸功于奧朗德治國有方。而一次次推遲，本身就構成了對合法性的損害。到他宣布放棄尋求連任的前夕，已經很少有媒體去追究關于失業(yè)率的承諾是否兌現(xiàn)，人們所看到的，是對他極端不利的整個態(tài)勢。

二、試圖利用媒體，反受其害

其次，奧朗德對待媒體的手法，導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平心而論，奧朗德對待本國媒體不薄，甚至應該算是歷任總統(tǒng)中最友好的。他頻繁同媒體交往，不僅接受訪談，蒞臨記者圈子參加活動，而且允諾世界報兩位記者出入愛麗舍宮貼身觀察交談，為出書積累素材。政治對手甚至指責他和記者拉關系的心思多過用來處理國事。

民選總統(tǒng)竭力同媒體搞好關系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奧朗德同時也在有意識地利用媒體，去說他不便親口說出的話。最典型的，就是他在是否尋求連任問題上的表態(tài)策略。

自2016年春以來，奧朗德是否尋求連任的問題已經成為媒體焦點話題。雖然奧朗德聲稱要到年底再做決定，但與此同時，他頻頻通過媒體放風，營造事實上的候選人形象。五月初，他出席左派智庫會議并發(fā)表演講，歷數執(zhí)政以來的業(yè)績，聲稱“回報不在于歷史，而在于未來”。這一舉動讓法國各大媒體認定，奧朗德已經決意連任，從此視之為準候選人。隨后他通過“Wagram演講”等一系列公開表態(tài)強化了這種身份感。在八月初，他甚至同“總統(tǒng)大選媒體協(xié)會”成員會面，點評各路政治對手，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明確信號。10月中旬，他接受《新觀察家》雜志采訪，表示自己已經“準備好”面對總統(tǒng)大選。借媒體之手，這層窗戶紙已經到了捅破的邊緣。

然而就在《新觀察家》訪談出刊的同一天，《世界報》兩位記者撰寫的《總統(tǒng)不會說的那些事》（Un président ne devrait pas dire ?a）一書面世。對媒體的操弄及其副作用，在這本書之上同時達到了頂峰。相比普通媒體訪談，奧朗德和兩位記者之間進行了長達五年的配合，共見面談話60多次，餐敘十余次，并承諾對書稿內容不進行審查，試圖塑造“真性情”形象聚攏人氣。然而該書甫一面世就激起政界和媒體大嘩，因為奧朗德在訪談中口無遮攔地臧否人物，尤其是指責司法界“怠惰”引發(fā)法官和檢察官眾怒。媒體普遍認為，這本書是奧朗德的政治自殺之作，是一份長達700頁的墓志銘。他的連任前景，頓時籠罩上陰影。

在此之后，法國媒體更對這位總統(tǒng)多了一份輕忽之心，以至于到了11月下旬，多名法國文化界名人聯(lián)名發(fā)表文章，呼吁媒體停止“抹黑奧朗德”（Hollande bashing）。但客觀地說，這種“抹黑”正是奧朗德媒體策略所導致的副作用。在此種體制下，政治人物不可能盡得操弄媒體之利，同時又能杜絕批評之口。

回頭看這半年來的發(fā)展歷程，奧朗德在沒有正式候選人名分的情況下，通過媒體造勢，賣力地扮演了半年候選人角色，最終卻完全落空，成為南柯一夢。這看上去像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越是對連任沒有信心，越期待通過媒體營造出“舍我其誰”的氣氛，就越把精力花在選戰(zhàn)而非治國之上，民意支持率也就越低，從而連任壓力越大。

三、左右掣肘與歷史夾縫

在五年任期中，奧朗德努力為自己樹立起一個“包容”且“綜合”的總統(tǒng)形象。雖然在2011年黨內初選中戰(zhàn)勝左翼的奧布里出線，但他既缺乏能力、也缺乏資源來鐵腕整飭黨務，而后者所統(tǒng)率的政治力量在這五年間幾乎不間斷地給奧朗德制造麻煩。

在執(zhí)政前期，奧朗德首肯了社會黨左翼（以及綠黨）一些重要人物入閣，包括司法部長陶比拉，教育部長阿蒙，經濟部長蒙特布、文化部長菲利佩蒂、住房部長杜芙洛等人。然而隨著幾次內閣改組，特別是瓦爾斯接替埃羅出任總理，左翼人物相繼同政府分道揚鑣，甚至變成最激烈的批評者。

而在議會之中，在不到300人的社會黨議員中，也分化出20-40人的“造反派”（Frondeur）團體（人數根據議題不同有所浮動）。這一左翼群體反對奧朗德及其總理的“右傾”政策，對政府主導的法案投棄權票甚至反對票。更有甚者，當總理動用憲法49-3條、以政府信任案下注來強推重大法案過關時，“造反派”議員甚至試圖參與提起不信任案推翻內閣。在整個五年任期內，奧朗德都飽受黨內左翼掣肘之苦。

同樣，右翼在野黨對社會黨政府采取理所當然的不配合立場。雖然得益于社會黨在議會中的多數，某些具有左翼色彩的法案成功通過，然而也并非沒有后果。

奧朗德自己聲稱對于任內工作沒有太多遺憾，唯一例外是試圖推動修憲、剝奪恐怖嫌犯的國籍未能實現(xiàn)。但實際上，這次挫敗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意見根本分歧，而是左右兩派黨爭所致。右派并不反對剝奪國籍措施，但不愿意在奧朗德五年任期臨近結束之際，拱手送上政績禮物，因此采取了不合作的立場。

相反，本屆左派政府在社會領域最重大的政績之一——同性婚姻平權，反而可能給今天的巨大失敗埋下了禍根。在社會黨左翼的推動下，同性婚姻平權法案于2013年在巨大爭議聲中通過，但也造成社會撕裂和廣泛抗議，而且從目前看來，它對選舉的影響可能比預想的更加深遠，和美國大選中的同性婚姻平權、無性別廁所、奧巴馬醫(yī)保等議題有類似效果。

當初平權運動的動員口號“人人皆可結婚”（mariage pour tous）迅速衍生出它的對立面——“人人皆可示威”（manif pour tous），并且成為右派動員民眾的工具。在初選中脫穎而出的菲永，就是通過在這波反對浪潮中的堅定表現(xiàn)，贏得了右派民眾的認可。他作為“價值觀右派”或者“信念右派”的獲勝，所依賴的基本盤正是外省的、傳統(tǒng)立場的、天主教選民。如果最終大選結果證明，這股民意能夠成功把菲永送入愛麗舍宮的話，那么可以說，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左派這一政績的副產品。

嚴格說來，這并非奧朗德的過錯。LGBT群體的平權運動乃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法國并非絕無僅有的案例。然而放寬歷史視界來看，這股平權運動，正如大革命期間打碎貴族和平民等級區(qū)別一樣，是人之身份平等在兩個世紀之后的進一步延伸，也都會在特定歷史境遇中遭遇它的反對者。當年革命政府反貴族、反教士的激進政策，引發(fā)了盧瓦河-布列塔尼地區(qū)的舒安黨之亂和旺代地區(qū)的殘酷內戰(zhàn)；而兩百年后，包括同性婚姻平權在內的改革措施，同樣引發(fā)了這一地區(qū)、并延伸至法國廣大外省地區(qū)的強烈反彈，并使得菲永逆勢崛起。這種歸因并非道義上的指責，要忠于左派理想，同性婚姻平權就是勢所必至(事實上右派上臺也很難再廢除)，然而，要觸動具有歷史感、且充滿爭議的社會議題，就必須要承受它的反彈，從這個意義上說，奧朗德恐怕扮演了歷史的替罪羊角色。

四、當沃克遇到安德伍德

在美劇《紙牌屋》中，主角安德伍德因為總統(tǒng)沃克出爾反爾而心懷復仇火焰，使盡手腕來破壞后者的施政，不僅讓自己成為副總統(tǒng)，更迫使民意只有8%的總統(tǒng)自愿辭職，成功取而代之。

在這次法國總統(tǒng)大選前哨戰(zhàn)中，局外人其實很難一窺究竟，看清愛麗舍宮和馬提尼翁宮之間的真實關系，自然也不能用《紙牌屋》的劇情來輕易比附。然而從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奧朗德失敗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遇到一位胸有城府、韌性十足的總理，這恐怕是他當初改組內閣，將權杖交給瓦爾斯時所沒有想到的。

法國政治的一個獨特現(xiàn)象，是政治人物之間存在指向人身的“忠誠”關系，尤其是在不同世代、存在提攜之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就是為什么總理瓦爾斯和前任經濟部長馬克宏多次向奧朗德表達忠誠的原因。然而，這種忠誠話語和弒父情結并行不悖，特別是當父輩民意低迷、卻牢牢卡住位置不放時，弒父沖動更加強烈。當馬克宏掛冠而去、準備自行參選時，媒體普遍視為對奧朗德的背叛。

相比之下，比馬克宏年長15歲的瓦爾斯顯得老到得多。隨著時間推移，這位總理的接班意愿越來越昭然若揭，但他始終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到10月下旬，《世界報》文章已經公開引用古羅馬典故說，瓦爾斯既想殺掉凱撒（暗指奧朗德），又不想讓自己當布魯圖斯（謀殺凱撒的主謀）。盡管奧朗德及其班底越來越懷疑這位總理的野心，但瓦爾斯成功地維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始終強調自己對奧朗德的忠誠。與此同時，他耐心地等著奧朗德的低迷民意將其自身壓垮。正如《紙牌屋》中民望8%的沃克不得不辭職一樣，4%的奧朗德又如何能不顧一切地尋求連任？

11月底，這場逼宮戲碼進入到最后關頭。一方面，奧朗德一位密友在媒體上發(fā)文，認為在任總統(tǒng)可以免于參加黨內初選，試圖做最后一搏，卻發(fā)現(xiàn)根本沒人認真理會這一說法；另一方面，瓦爾斯接受《星期日報》采訪，明確表示，即便總統(tǒng)追求連任，自己也將出馬參加黨內初選。由此，瓦爾斯向奧朗德將了最后一軍。

面對這種情形，奧朗德終于承認大勢已去。當他在電視上凄然告別，表示自己不會參選、并將注意力用于完成剩余總統(tǒng)任期時，瓦爾斯把漂亮的忠誠話語保持到了最后，稱之為“一個困難的、深思熟慮的、意義重大的選擇，也是一位國家棟梁做出的抉擇”，并向總統(tǒng)表達他的“情誼、敬意、忠誠和依戀”。

雖然瓦爾斯在2011年的社會黨初選中只獲得了5.63%的選票，但今天的總理已經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在奧朗德之后，他被視為最有希望整合左派的人物。不過當奧朗德為他騰出位置時，壓力也將隨之而來。特別是，奧朗德的部分班底可能會認定瓦爾斯的幕后動作導致總統(tǒng)出局，因此會采取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和安德伍德一樣，瓦爾斯也會發(fā)現(xiàn)，勝利的喜悅為時短暫，隨之而來的，將是如履薄冰的巨大失敗風險。

結語

中右陣營初選時，薩科齊曾經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并嘲笑朱佩說，法國民心向右，而后者卻轉向中間。雖然這話看上去充滿權謀色彩，但事后來看，的確并非全無道理，只不過被菲永用另一種方式來淋漓盡致地詮釋。

而在社會黨陣營，同樣的趨勢也正在顯現(xiàn)：居于中間地位的奧朗德出局，瓦爾斯代表社會黨右翼路線領跑，而左翼則嚴重碎片化、涌現(xiàn)出半打候選人。如果沒有意外事件，瓦爾斯整合社會黨的贏面更大。不過有朱佩的前車之鑒，再加上馬克宏領導的“前進！”運動游離在外，泛中左陣營如何演變，不到明年1月29日，沒有人敢斷言初選結果。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社會黨將在五個月后面臨極為困難的局面。對它來說，如果能力拼進入第二輪，阻遏國民陣線的上升勢頭，或許就將是最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