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茅盾等人就曾翻譯介紹過拉美文學，但這種譯介卻非常零星，而且?guī)缀跞渴峭ㄟ^轉譯完成的。新中國成立后，拉美文學漢譯雖然在國家外交突圍的政治訴求下逐步展開，不過相對于英語、法語文學的譯介，仍然是零散的、邊緣的。但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帶來了轉機：它將拉美文學瞬時提升至本土視野的中心。在今天看來，一個國際政治事件能夠如此直接地影響文學翻譯，頗有些不可思議。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古巴革命勝利對整個世界的意義，以及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語境，也許能夠對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古巴革命：拉美反美必敗神話的破滅與“六十年代”的開端

1959年1月，卡斯特羅歡慶勝利。

1959年1月1日，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倉皇逃往國外，宣告了該政權的垮臺，以及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起義贏得了勝利。此后，卡斯特羅著手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消滅大莊園主制，收回外國資本占有的土地，將外資企業(yè)、巴蒂斯塔分子財產收歸國有，同時還進行了本國私營工商業(yè)的國有改造。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羅在群眾集會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緊接著，古巴的三個革命組織“七二六運動”、“三一三革命指導委員會”、“人民社會黨”合并成立“古巴革命統(tǒng)一組織”。1965年，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古巴共產黨”。因此，古巴革命的勝利不僅指起義勝利，也指民主革命的勝利。

對古巴人民而言，這是“等待了四個多世紀的勝利”。雖然，經過漫長的獨立戰(zhàn)爭，1898年古巴終于趕走了自十六世紀初就統(tǒng)治他們的西班牙殖民者，可古巴人還未來得及品味“獨立”的喜悅，就事實上淪為了美國的“殖民地”。直到卡斯特羅和他的起義軍攻克哈瓦那，歷史才開始改變。對拉美人民而言，這是帶來希望和力量的勝利。雖然十九世紀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如火如荼，但是曾經在趕走歐洲殖民者的斗爭中扮演“庇護者”的美國很快就流露出獨霸美洲大陸的野心。《門羅宣言》成為一柄雙刃劍，它在不允許外國勢力染指美洲的旗號下試圖將整個美洲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于是，在拉美，任何不聽命于美國“太上皇”的政權都無法生存，它們總會敗于形形色色的離間、干涉、暗殺甚至武力顛覆。最終在拉美大陸，最常見也是最長命的統(tǒng)治者只能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的獨裁傀儡。“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曾任墨西哥總統(tǒng)的波菲利奧·迪亞斯如是說），似乎成為拉美人無法抗爭的宿命。然而，恰恰是在距離這個拉美最強大的敵人最近的地方（古巴距美國最南端小島基韋斯特[Key West]僅一百五十公里），古巴推翻了它一手扶持的巴蒂斯塔政權，甚至建立了最令美國“恐懼”的社會主義政權。這“徹底打破了拉美反美必敗的神話”。它因此成為希望之所在。當時正競選智利總統(tǒng)的左翼聯盟領導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1960年寫道：“古巴的命運如同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命運一樣”，因此“古巴革命是一次民族革命，但它也是整個拉丁美洲的一次革命”，“它指出了我們各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道路”（塔瓦雷斯·德爾亞雷爾《古巴革命》，序言，哈瓦那，1960年，轉引自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擊戰(zhàn)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3頁）。同時，正如美國學者杰姆遜所說，古巴革命是與經典列寧主義革命或毛主義的經驗都不相同的一種第三世界的革命；它有一套自己的革命戰(zhàn)略，即游擊中心理論（杰姆遜《60年代斷代》，見王逢振主編《六十年代》，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9頁）。因為它既非蘇聯式的城市暴動，也非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初既沒有共產黨領導，也不是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十二個逃進馬埃斯特拉山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游擊戰(zhàn)中不斷壯大力量，最終取得了起義的全國勝利。這一頗富傳奇色彩的勝利大大激發(fā)了左派的激情，豐富了他們對革命的想像。霍布斯鮑姆說，“在保守主義的氣焰在全球興盛了十年之后，再也沒有另一場革命能像古巴一樣，令西半球及發(fā)達國家的左翼人士歡欣鼓舞了”（《極端的年代》[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656頁）。古巴革命開啟了一個全球性的革命的六十年代。因此，杰姆遜在《60年代斷代》中將古巴革命視為六十年代的開端，因為正是“這一重大事件宣告了即將來臨的六十年代不是對舊式社會和概念體系的肯定，而是一個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時代”（同前）。

“古巴事件”與古巴政權的性質：能把“compa?ero”翻譯成“同志”嗎？   

古巴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北京，立刻引起中共中央的密切關注。從1959年1月3日開始，《人民日報》就跟蹤報道古巴最新局勢（《古巴人民的反獨裁斗爭》，《人民日報》1959年1月3日第五版）。但是，中國在最初面對古巴革命時遭遇了某種命名的困難。一開始，毛澤東僅僅將其稱之為“古巴事件”（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297頁）。1959年1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來訪的墨西哥前總統(tǒng)卡德納斯時說，“我們認為古巴事件是當前的一個重大事件”；但他同時指出，“亞洲人應該支援他們反抗美國”。隨后周恩來、彭真也重申了對古巴起義的支持。當時，剛果反比利時殖民者的斗爭也取得了勝利，于是中國就將古巴和剛果放在一起進行宣傳（周恩來當時說，古巴成功地“在美國后院打開了缺口”，“這一缺口打開了，跟著就有其他的缺口”。見黃志良：《新大陸的再發(fā)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75－76頁）。在卡德納斯訪華期間，上海、北京等城市舉行群眾集會聲援古巴、剛果的反帝斗爭，如1月23日上海工人的深夜集會，1月25日北京各界的十萬人集會，1月26日上海的八萬人集會……同時，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中華總工會、青年聯合會、婦女聯合會等組織分別致電古巴相關團體祝賀古巴革命勝利。

在古巴宣布建設社會主義之前，中國對古巴政權的性質一直持觀望態(tài)度。直到1961年切·格瓦拉來華訪問時，陪同的中國翻譯在能不能將西語的“compa?ero”翻譯成“同志”的問題上還不敢做主（“compa?ero”在西語中意為同伴、伙伴；古巴革命者之間一般不用“camarada”，即同志，而是用“compa?ero”），請示了領導之后才決定譯為“同志”；因為雖然古巴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格瓦拉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參見劉習良《一位聰穎好學的革命者》，龐炳庵主編《拉美雄鷹——中國人眼里的切·格瓦拉》，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149頁）。不過，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如何評價古巴革命仍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以蘇聯為首的第三國際不承認古巴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事實上，古巴革命勝利后僅三個月，卡斯特羅就以私人身份赴美訪問，會見了副總統(tǒng)尼克松；同行的官員還會晤了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進出口銀行的代表，試圖尋求經濟援助，與美國簽訂新的貿易協定，擴大其在古巴國內投資規(guī)模（洪育沂編：《拉美國際關系史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235頁）。在美國十一天的訪問中，卡斯特羅“表現出一派坦誠的進步人士的形象”，他談到，“我們希望在古巴建立真正的民主，沒有法西斯主義、庇隆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痕跡”。他重申古巴將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還表示在全世界的冷戰(zhàn)中，他的心是“同西方在一起的”（卡斯特羅，1959年1月13日及3月22日的講話，見帕金森《拉丁美洲、冷戰(zhàn)與世界大國（1945－1973）》，轉引自《拉美國際關系史綱》，235頁）。而中國高層完全知道古巴革命勝利初期的卡斯特羅仍希望跟美國保持良好關系，但他們對此表示諒解。周恩來曾經指示外交部，“我們一定要諒解古巴的處境，要充分考慮到有利于古巴革命長期立足的問題”（《新大陸的再發(fā)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76頁）。因此，《人民日報》在報道卡斯特羅訪美時絲毫沒有提他的目的，而是以《卡斯特羅在華盛頓發(fā)表演說抨擊美國對古巴的干涉和掠奪表示要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建設古巴》為題刊發(fā)了一條消息（《人民日報》1959年4月20日，第四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百姓不知道古巴革命勝利的原因還包括美國在某種程度上的默許，“取消了至少是表面上對巴蒂斯塔的支持”（克勞迪婭·福麗婭蒂《卡斯特羅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279頁）。當然，這里補敘這段歷史細節(jié)，并不是要說明古巴的反美僅僅是話語建構而非歷史事實，而只是提示歷史被改寫的痕跡。

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用比國際市價一倍還多的價格買古巴糖

1960年9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革命廣場，卡斯特羅突然向在場的百萬群眾大聲詢問：“古巴政府提請古巴人民考慮，是否愿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

但是，卡斯特羅政權在世界視野中呈現了一個迅速變化的過程。如上所說，革命勝利初期卡斯特羅并沒有公開表示傾向社會主義，在一次訪談中他還說，古巴革命的顏色就是我們軍裝的顏色——橄欖綠。然而很快格瓦拉在接受訪談時就暗示，古巴革命是一個西瓜，綠皮紅瓤（皮埃爾·卡爾豐《切·格瓦拉：一個世紀的傳奇》，太白文藝出版社，1999年，262頁）。而古巴革命政府此后堅定地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的措施，使其革命性質日趨明朗，這改變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態(tài)度，開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大力支持古巴。1960年9月2日在古巴政府一次百萬人大會上，卡斯特羅宣布古巴將同臺灣當局斷交，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大會上，卡斯特羅逐條批駁美洲國家組織通過的反古巴的《圣約瑟宣言》的內容，在駁斥其中對蘇聯和中國支持古巴的誣蔑的時候，他猛然大聲對廣場上的人們說：“古巴政府提請古巴人民考慮，是否愿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百萬雙手同時舉起，并高聲呼喊著“同意”。根據首任新華社古巴分社社長曾濤的回憶。見《新大陸的再發(fā)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85－86頁）。此后在吉隆灘事件和導彈危機中，中國以發(fā)表抗議聲明、組織上百萬人的群眾集會等方式聲援古巴（本來是準備聲援古巴抗議美國入侵，但是集會還沒有舉行就得到消息古巴已經勝利，于是周恩來告訴北京市長彭真，群眾大會照開，改為慶祝古巴抗擊美帝勝利的大會?！缎麓箨懙脑侔l(fā)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104頁）。中古建交后，中國共向古巴提供了價值五億四千萬元的一般物資、成套設備、軍事器材等方面的援助（中國當時購買古巴糖的價格是參照蘇聯出的價格每公斤六美分，高于國際市場的每公斤二點五美分的價格。中國當時提供給古巴的不僅是無息貸款，而且允許對方什么時候還都行。古巴要在聯合公報上寫明“感謝中國無私援助”，周恩來不同意。他重申了毛澤東的觀點，古巴的斗爭幫助了中國，中國有義務支持古巴。參見李明德主編《拉丁美洲和中拉關系——現在與未來》，時事出版社，2001年，以及《釣魚臺檔案：中國與歐、拉美、非洲國家重大國事揭秘》，紅旗出版社，1998年，613－615頁）。而古巴也在力所能及之處支持中國。比如在聯合國歷屆大會上，古巴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反對美國旨在阻撓中國返回聯合國的提案。古巴還向中國提供了煉油、制糖、紡織、建筑等方面的尖端技術，并將美國向古巴發(fā)射的導彈碎片交給中國，作為中國研制導彈的參考。

另一方面，古巴于美國“臥榻之側”不斷反抗美國霸權，極大地鼓舞了拉美各國同美國斗爭的勇氣。比如1964年巴拿馬人民游行示威要從美國手中收回運河主權；1965年多米尼加愛國軍官發(fā)動政變推翻親美獨裁政權；很多國家還向美國提出了捍衛(wèi)兩百海里海洋權、建立拉丁美洲無核區(qū)等要求。此外，在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等國，游擊隊的槍聲此起彼伏。這些斗爭在國際上形成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聲勢，支持和呼應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反美斗爭。因此對拉美的反美斗爭，中國政府一概發(fā)表聲明甚至組織群眾抗議集會以示支持。

古巴革命勝利后，對中國而言，拉美不再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大陸，相反似乎變得同中國大陸唇齒相依。大大小小聲援拉美人民反帝斗爭的群眾集會動員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那時的中國人不僅能熟練說出像巴拿馬、圭亞那、多米尼加這樣的拉美小國的名字，而且從毛澤東到普通百姓都會講那句“?Cuba sí, Yanquis no!”（要古巴，不要美國佬?。┑奈靼嘌勒Z——因為這句話是各種規(guī)模的群眾集會經常要喊的口號。中國人創(chuàng)作的兒歌《美麗的哈瓦那》、被填寫了與古巴革命相關的中文歌詞的《鴿子》等西班牙語歌曲在中國大地廣為傳唱，古巴、革命、反美帝國主義隨著歌聲印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腦海里。更有趣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關于中國和拉美同源關系的討論又掀起一波新的熱潮：1961年前后，報刊雜志上發(fā)表了很多學術界關于是不是中國人最早發(fā)現的美洲、中國人和拉美人是否有共同祖先的討論?？梢姡藭r中國人是多么熱切地想象自己同拉美大陸的親密關系。

全國西班牙語教育機制的建立：師資嚴重不足，到北外“國內留學” 

古巴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不僅僅在政治層面，更立竿見影的效果是，它直接推動了全國西班牙語教育機制的迅速建立，而這對拉美文學翻譯的積極作用一直延續(xù)至今。1960年后，在國家支持下，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外語學院、廣州外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外貿學院、西安外語學院、北京外語學校等陸續(xù)成立了西班牙語專業(yè)。1960年僅在北外注冊的西班牙語專業(yè)學生就超過百人，一屆就招收了五個班的學生（趙振江，Hispanista en China，在2002年紀念阿爾貝蒂和塞爾努達誕辰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但是很多新開設西班牙語專業(yè)的大學師資嚴重不足，于是就從已經留校的年輕教員或其他外語專業(yè)的本科生中選派人到北外“國內留學”（比如北京大學1960年招收第一屆西語專業(yè)學生時只有三個教員，從法語改學西語的教師蒙復地和劉君強以及在菲律賓時學過西班牙語的華僑周素蓮。但這樣的師資隊伍顯然很難支撐起一個專業(yè)。于是1960年底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決定選法語專業(yè)二年級的趙德明、趙振江和段若川以及四年級的張學信改學西語以作為未來的西語教員。趙德明、趙振江留在北大，跟蒙復地所帶的60屆西語班學習，而段若川同張學信則到北外去“國內留學”）。盡管各校西班牙語專業(yè)師資薄弱，但這并不影響西班牙語成為當時報考大學的熱門的專業(yè)之一。而且很多青年學生是帶著對“古巴－革命”的浪漫想象報考的。后來，周恩來為了保證西班牙語人才充足，進一步提出在中學甚至小學開設西班牙語課程。例如，北外附中率先在高中開設西班牙語課程，同時也有西班牙、哥倫比亞等國的友人到中學里承擔西語教學工作。這些中學畢業(yè)生經過選拔后一部分升入北外西班牙語專業(yè)繼續(xù)學習（據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西班牙語系朱凱教授回憶，她1962年考入北外附中學習西班牙語，已經是第四屆西語學生）。同時，古巴從1962年起，每年為中國提供公費留學生名額到哈瓦那大學進修西班牙語。1964年，古巴又接納了多名中國高中畢業(yè)生去古巴學習。五六十年代的西班牙語專業(yè)學生都是為國家外事工作培養(yǎng)的，從來沒有專門培養(yǎng)過文學翻譯與研究人才。學生畢業(yè)后都是進入政府機關或留在學校教基本語，當時也沒有專門從事西班牙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的機構。但是那一代的西班牙語大學生卻成為文革以后譯介拉美文學的中堅力量。

拉美文學漢譯高潮：文學翻譯為國家政治服務

拉·貢·卡斯柯洛：《吉隆灘的人們》，鄭小榕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

不僅西班牙語教學在古巴革命后更加直接為政治服務，此時期拉美文學翻譯亦緊密聯系著政治斗爭——以古巴文學為代表的革命文學成為拉美文學幾乎唯一的風貌。當中國發(fā)表聲明聲援古巴及拉美其他國家的反美斗爭時，文學期刊常常會同步推出拉美文學專輯。1959年至1964年中古關系蜜月期間，翻譯、發(fā)表、出版了大量古巴及拉美其他國家的革命文學；即使是轉譯作品也都予以發(fā)表（《譯文》1955年1月刊登的《稿約》中明確寫道，“歡迎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及其他國家古今文學作品譯稿”，“非有特殊情形，本刊不采用轉譯的譯稿”。但是在1959－1962年間，由于對拉美革命文學作品的急需，所以該雜志大量采用了轉譯自俄文、英文、法文甚至世界語的翻譯作品）。拉美文學漢譯掀起第一個高潮，并成為此時期外國文學譯介中引人注目的領域。另外，當時的翻譯出版速度亦令人刮目相看。比如，1960年聶魯達在拉美出版的歌頌古巴革命的詩集《英雄事業(yè)的贊歌》，1962年中譯本就由作家出版社推出。1962年一部以古巴人民在吉隆灘擊退美國入侵為主題的小說獲得古巴“美洲之家”文學獎，1963年其中譯本就在中國出版（拉·貢·卡斯柯洛：《吉隆灘的人們》，鄭小榕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此階段翻譯的大多數作品都過于以時事入詩，因此文學性不強。詩人紀廉在古巴革命勝利后的一年里，幾乎每天在《今日報》上發(fā)表一首詩（徐遲《為了古巴，為了拉丁美洲！》，《世界文學》1960年3月），這些詩很多被譯成中文發(fā)表。1960年《世界文學》發(fā)表的由西語譯者翻譯的作品中，譯自《今日報》和古巴土改委刊物《印拉》的作品超過百分之四十。1960年至1962年間，上海文藝出版社連續(xù)出版了三冊“拉丁美洲詩集”——《我們的怒吼》《要古巴，不要美國佬》《我們必勝》，選譯了拉美二十二個國家的一百六十二首歌頌古巴革命或反帝反殖的詩歌，基本都譯自報刊（見各冊詩集編譯者前言）。這些作品都帶有強烈而直接的政治訴求，有些就是為了配合政治宣傳而作。因此此時的拉美文學翻譯雖然名為“文學翻譯”，實質作品的文學性常常被忽視。這一點在譯者和出版者方面都是非常明確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拉美文學叢書”的廣告中明確指出，編輯這套叢書目的在于“使讀者對拉丁美洲各國的文學以及他們的生活面貌和斗爭情況有所了解”；但事實上叢書所能呈現的拉美文學的樣貌是相當單一的（《世界文學》1959年5月封底）。

拉丁美洲詩集之二：《要古巴，不要美國佬！》，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

總之，新中國最初引入拉美文學非常明確是要借文學翻譯擴大同拉美的關系，為國家拓展國際生存空間，而古巴革命后則更加直接地表現為文學翻譯為國家政治服務。但這既不意味著，這一時期的文學翻譯完全受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而絲毫不存在逸出規(guī)范的可能或實踐；也不意味著譯者、讀者都是受國家力量或意識形態(tài)脅迫才翻譯、閱讀拉美文學作品的。

一個有趣的例證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出版的《古巴文學簡史》就在某種程度上帶出一條差異性的脈絡。這部薄薄的文學史是古巴作家和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何塞·安東尼奧·波爾圖翁多（José Antonio Poruondo）的著作（王央樂譯，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1961年他曾經隨古巴總統(tǒng)多爾蒂科斯來華訪問，因此翻譯出版他的著作也同國家外交相關。波爾圖翁多在古巴革命前是古巴圣地亞哥大學的文學和歷史教授，后來參加了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從此投身古巴革命。革命勝利后，進入政府工作，除了領導古巴文藝界之外，還擔任過古巴駐墨西哥大使等職務。此書是波爾圖翁多在革命勝利后對古巴文學史的一種重寫。盡管這本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史著作都強調將文學發(fā)展作為社會現象的一部分，突顯反帝反殖民的抗爭文學的文學史地位，但是它并未從經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出發(fā)來建立對文學歷史的敘述，也沒有放棄文學的藝術和美學訴求。波爾圖翁多在《古巴文學簡史》中說，“我們要繼承我們優(yōu)秀的作家們的傳統(tǒng)，并不輕視那些逃避現實者和技巧至上者在形式方面的貢獻”。

何塞·安東尼奧·波爾圖翁多：《古巴文學簡史》，王央樂譯，作家出版社，1962年

古巴，遠在加勒比海的島國，但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距它萬里之遙的中國關切著它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它的革命既有對新中國勝利經驗的借鑒，也有著其自身獨特的歷史脈絡。因此對古巴革命的關注，對古巴及六十年代拉美革命文學的翻譯，不僅為新中國的文學，也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生存與發(fā)展帶出了別樣、新鮮的豐富性。

本文載2016年12月4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古巴革命與拉美文學漢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