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天成為中國與世界關系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2０年間，中國全面履行承諾，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xù)上升，城鄉(xiāng)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對外貿易摩擦也不斷發(fā)生，當下疫情對全球產業(yè)鏈和供應鏈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何看入世20年來的發(fā)展變化？入世的紅利還能持續(xù)多久？下一步對外開放該如何推進？

在中國“入世”2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與多位親歷者、專家學者深入探討中國與WTO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希望能夠提供中國與WTO、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多維度透視。

12月10日，在“中國入世二十周年法治論壇”暨2021年度WTO法研究會學術年會上，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前主席趙宏以《中國、美國與WTO改革》為題做了主旨演講。

趙宏是WTO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的第二位中國籍大法官，在WTO領域深耕了二十多年，幾乎參與了中國在WTO的所有重要談判和磋商。對于WTO危機和上訴機構停擺，趙宏有更為深切的感受。

“沒能把已經組成上訴庭的案件審完，這是我最大的遺憾?！?/p>

近日，趙宏在接受澎湃新聞（www.dbgt.com.cn）記者專訪時表達了自己對上訴機構停擺的遺憾，也分享了她與WTO的故事。

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前主席 趙宏  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攝

所有成員方都等著美國接受最低方案，美國代表卻說了NO

澎湃新聞：您曾深度參與中國在WTO的談判磋商，能不能分享下讓您印象深刻的談判故事？

趙宏：如果說到讓我印象深刻的談判，就不能不說《知識產權與公共健康的宣言》的談判了。

2001年11月在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發(fā)表了《部長宣言》和《關于知識產權與公共健康的宣言》，根據上述《宣言》，WTO就公共健康問題開始談判，計劃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實施專利藥品強制許可制度、解決發(fā)展中國家成員方公共健康危機達成一致意見。

這個談判在世界范圍內受到了高度關注，因為包括中國在內，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面臨著公共健康問題，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xié)定》（TRIPS協(xié)議）中的“強制許可”條款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潛在可行的解決方案——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支付專利權人相應補償的基礎上、對有關專利實施強制許可，授權其他公司生產某種專利藥品或使用某種專利方法。

但是，這個條款進一步規(guī)定只能在某些情況且保護專利權人合法利益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本款規(guī)定。同時，TRIPS協(xié)議第31條(f)的表述是強制許可情況下生產的藥品必須主要用于國內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數量，因此令面臨公共健康危機而無生產能力且需進口未注冊類藥品的國家很難獲得按照強制許可生產的藥品。

對強制許可的談判，我們高度重視，商務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藥監(jiān)局還有很多藥企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和研討。我在2002年這一年里，先后6次率團到日內瓦進行談判。

當時我們對于“強制許可”條款談判，設定了四種方案可能性：第一是“例外”，通過修改協(xié)議，將公共健康有關的專利作為例外，不視為專利，這個范圍最大；第二是“修改”，通過修改協(xié)議，規(guī)定強制許可不一定只用于國內使用，可以用于出口；第三是“權威解釋”，通過總理事會權威解釋，認定強制許可的藥品可以用于出口；第四是“豁免”，也是所有方案中效力最弱的，分為系統(tǒng)性豁免和個案豁免，需要通過申請獲得審批的方式來進行。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2年年底最后一次談判，是在圣誕節(jié)之前。此前，經過多輪談判和廣泛磋商，形成了12月16日TRIPS理事會主席關于“實施TRIPS協(xié)議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第六段”的草案。當時前三種方案都已經被否決了，最后的希望就是在豁免上。草案獲得了除美國以外所有TRIPS理事會成員的認可，只有美國還在這個問題上猶豫，等華盛頓政府的商議確認。

我當時認為通過是理所應當的，只不過美國可能會再附加某些條件，然后大家就開開心心去過圣誕假期了。

然而，時間慢慢熬過了12點多，美國代表終于發(fā)表了最后的決定：NO！

由于美國沒有對草案予以支持，2002年底的談判截止期限到來前，TRIPS理事會沒有完成多哈議程的談判授權，成為第一個沒有如期完成談判授權的多哈議題。

在這樣一個具有強烈道德背景的議題上，在談判的最后期限到來前，在所有成員都同意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代表團仍然一票否決。這件事給了我極大的震撼，也是我第一次領教了來自美國的否決文化。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是中國遇到同樣的情況，有沒有外交官會給政府提這樣的建議？

由于發(fā)達國家成員方與發(fā)展中國家成員方在這一議題上存在嚴重分歧，談判期限延長了8個月。

直到2003年8月30日，經過20個月的艱苦談判，WTO總理事會終于打破僵局，成員方政府一致通過了關于實施專利藥品強制許可制度的最后文件，達成了對TRIPS協(xié)定作出添加腳注進行修改的方案，令在藥物領域生產能力不足或沒有生產能力的較貧窮國家、為公共健康目的、能更容易進口到較便宜的、在強制許可制度下生產的專利藥品。

不能盲目迷信外國律所，軟實力方面還需增強

澎湃新聞：您曾經指出中國入世在硬件方面比較成功，但軟實力方面仍有欠缺。您現在如何看待中國的狀態(tài)？還有哪些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

趙宏：目前看軟實力方面仍然還是比較欠缺的，我所說的軟實力包括國際貿易理論、企業(yè)素養(yǎng)等等。比如我們在跟美國辯論的時候，無論是知識產權、公平貿易還是氣候變化、人權問題，都是在他們的話語體系里面。中國需要在價值觀、道義等方面找到自身發(fā)展的理念和闡述方法，提出符合國情和發(fā)展實際的理論支撐，這方面中國的理論創(chuàng)新還不夠。

軟實力不強的主要原因還在于國民教育和素養(yǎng)，盡管相比于過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然還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澎湃新聞：在WTO爭端解決過程中，中國作為當事方時常請中國律師與外國律師共同代理案件。您怎么看中外律師在案件代理上的差別？

趙宏：我認為中國律師和外國律師的差距已經沒有那么大了，盡管一些外國律所可能歷史更悠久，但在個案上來說拼得是具體的功夫，還是要看誰對案子吃得透、鉆得深。

作為上訴機構成員審理過案件后，我更加深刻的體會到了這一點。通過深入研究，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法，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去解構問題。只要下足夠的功夫，組織好表達和思路，就可以很好地進行展示。

不能盲目迷信外國律所，這是我歷來的觀點。如果一直把案件給外國律師，自己的隊伍就成長不起來，這方面需要一定的投入，這也是軟實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對于企業(yè)來說，也要將國際貿易的法律成本計入企業(yè)經營考慮，要聘請律師，不能畏懼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

沒能把已經組成上訴庭的案件審完是最大遺憾

澎湃新聞：在您還擔任WTO上訴機構成員期間，上訴機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能否講講這其中的情況？

趙宏：WTO上訴機構按規(guī)定常設7位成員，由于美國在上訴機構成員連任和遴選方面蓄意阻撓，從2018年1月起僅剩3位成員，除我之外，還有美國籍成員格雷厄姆和印度籍成員巴提亞。

這兩位法官在2019年12月10日任期屆滿，在當月召開的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上，上訴機構改進草案再次因美國反對而未能通過，導致上訴機構僅有我一名法官在任，無法審理案件，上訴機構最終停擺。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也波及到了WTO，秘書處有工作人員感染，WTO開啟了線上居家辦公模式。2020年8月，世貿組織總干事因個人原因提前離任，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需要信守對世貿成員的承諾、堅持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這樣我還可以適時行使發(fā)表離任演講的權力。

事實上，我也是這樣做的，利用這樣的公開和適當的機會，作為最后一任上訴機構成員，我系統(tǒng)回應了個別成員對上訴機構的指責，基于條約對上訴機構職能給出了專業(yè)的法律闡釋，對上訴機構改革提出建議，在國際法學界和國際貿易圈引起廣泛共鳴。

澎湃新聞：上訴機構停擺對您來說是不是還有一些遺憾？

趙宏：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和上訴機構的通常運行規(guī)則，對于上訴機構已經組成上訴庭的案件，特別是對于法官期限屆滿前已經開始審理工作的，一般來講可以允許法官完成在手案件的審理，這是國際司法裁決機構的通常做法，世貿組織規(guī)則也有類似的規(guī)定。但對于法官任期屆滿后還沒有開始審理的在手案件，世貿組織的規(guī)則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

當時我們手頭還有10個案子，已經組成了上訴庭，但只有澳大利亞平裝煙草案開過庭，理論上講存在我們三人繼續(xù)審理這些案件的可能性。特別是如果作為當事方的世貿組織成員明確提出要求我們繼續(xù)審理，則可以構成對案件審理的特別授權，我們應當可以繼續(xù)審理。

但遺憾的是，在美國阻撓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的情況下，涉案的世貿組織成員在最后的DSB會議上也沒有提出此類明確的請求，離任的上訴機構成員無意留任。最終，根據總理事會會議決定，上訴機構只完成了在12月前已經開庭審理的澳大利亞煙草平裝法案的裁決并于2020年5月發(fā)布了報告。

沒能把已經組成上訴庭的案件審理完結，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上訴機構的職責就是解決世貿組織成員的貿易爭端，作為爭端解決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負責裁決爭端的上訴機構本身成為了世貿組織成員產生爭議和糾紛的對象，對上訴機構成員來說，不得不反思國際爭端裁決機構的裁決者究竟有多大的權能，特別是對成員驅動的世貿組織。對于條約中的模糊條款，對于當事方的上訴，我們的裁決范圍有多大？

盡管條約要求我們有責任審理每一項上訴事項，對于這些事項，我們應當如何獨立、公正的履行職責？對主權國家的爭議進行裁決，什么是裁決者審理的邊界？條約解釋是裁判的科學還是藝術？這些問題始終在我的腦海里縈繞，也許會伴隨我研究、推動和踐行國際法治的整個職業(yè)生涯。

澎湃新聞：如果用一個詞或者一句話來概括申請加入WTO和加入WTO的這幾十年，您會怎么選？

趙宏：我認為這一進程展示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難、迎接挑戰(zhàn)、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勇氣和毅力，反映了我們這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古老民族在21世紀所煥發(fā)的無窮生機與活力。這是一種民族力量和精神的展現，我為作為中國人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