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在挑戰(zhàn)中迎來六十周年

2017年3月25日，紀念《羅馬條約》簽署60周年歐盟特別峰會在意大利首都羅馬舉行，除英國外的歐盟27個成員國領導人和歐盟機構領導人出席了會議。

1957年3月25日，比利時、法國、聯(lián)邦德國、意大利、荷蘭和盧森堡六國在羅馬共同簽署《歐洲經(jīng)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統(tǒng)稱《羅馬條約》），標志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開啟。60年后的今天，在英國脫歐、歐洲右翼政治崛起、美國在全球范圍內(nèi)扮演角色不確定的背景下，這次會議所彰顯的“團結統(tǒng)一”背后，是歐盟面臨的諸多挑戰(zhàn)。Project Syndicate網(wǎng)站發(fā)布的專題“歐盟：60歲生日快樂？（Happy 60th birthday, European?）”從多個角度分析了歐盟不容樂觀的處境和亟須解決的問題。

在“六十求生（Fighting for life at 60）”一文中，歐洲委員會主席前經(jīng)濟顧問菲利普?勒格蘭（Philippe Legrain）指出，歐洲開放自由社會面臨著來自本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的威脅。盡管不久前的荷蘭大選證明了這些力量是可以戰(zhàn)勝的，但在明年春天之前，歐盟的未來還將在三場重要的總統(tǒng)選舉被試煉——法國大選、德國大選和意大利大選。無論是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在五月勝選，還是意大利在下一次選舉中選出一個反歐元政府，任何一場失敗都將給歐盟帶來致命打擊。

荷蘭蒂爾堡大學金融經(jīng)濟學教授西爾維斯特?艾芬格（Sylvester Eijffinger）在“歐洲的荷蘭轉折點？（Europe’s Dutch turning point?）”一文中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指出，極右翼總統(tǒng)候選人威爾德斯的潰敗為歐洲接下來一年中的大選開了個好頭。威爾德斯主張的荷蘭退出歐盟、禁止穆斯林入境等政策在大選中的不得民心可能預示著：那種促使英國退歐、特朗普當選的右翼民粹主義敘事或許開始失去誘惑力了。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么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德國的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上臺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小了。

艾芬格進一步分析道，如果歐盟想要轉到一條更加可持續(xù)的路徑上來，一定需要法德軸心的全力支持，提供歐盟目前缺失的決斷的政治領導力，這在歐盟一體化進程中始終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歐盟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歷史轉折點，如果法、德能夠像荷蘭一樣選擇真正擁有政治遠見和領導力的領導人，接下來的這一年將成為歐洲政治的分水嶺：歐盟終于將開始真正的聯(lián)合和改革。

回到勒格蘭的文章，他在文中強調(diào)，所有期待一個改革的、繁榮的歐盟的人必須行動起來應對民粹主義威脅，驅散助長右翼勢力的迷思，為那些使得歐洲選民背棄建制政治得問題提供正面、可靠的解決方式。在他看來，種族主義并非導致歐洲右轉的主要原因，經(jīng)濟問題是一個關鍵因素。多年來生活水平的直降不升讓很多歐洲人對自己和子女的未來充滿恐懼，對在歐元區(qū)危機中處理不當?shù)恼秃蜌W盟技術官僚充滿憤怒，歐盟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xiàn)顯得無能、自私自利且遠不可及，歐盟領導人在難民危機中的混亂回應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感，并且很快被民粹主義者利用將難民和恐怖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

在這種情形下，勒格蘭認為，單純地打擊或迎合民粹主義者都無濟于事，官僚主義的修正也無法扭轉局勢。當前歐洲最需要的是積極的政治備選方案。這意味著：被認為為全社會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工作的新面孔；提議激進改革以創(chuàng)造更具活力、更公正、更安全的社會；提供一個建立在開放、寬容、多元價值基礎上的共享身份的積極愿景。例如在法國大選中，年僅39歲的候選人馬克龍以支持歐盟框架、彌合左右分野為競選綱領，他的支持率超過了瑪麗娜?勒龐，如果能夠勝出將是帶來改變的希望。

倫敦議會大廈恐襲之后

當?shù)貢r間3月22日下午，英國議會大廈外發(fā)生一起恐怖襲擊。52歲、出生在英國的哈利德?馬蘇德駕駛一輛汽車在議會大廈附近沖撞人群，后下車持刀行兇，最終被警方擊斃。包括馬蘇德在內(nèi)，這次襲擊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40人受傷。

3月23日，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同一天，專欄作家馬修?安科納（Matthew d’Ancona）在《紐約時報》以“倫敦的驕傲，毫無畏懼（London Pride,undaunted）”為題撰文，向倫敦在恐襲面前展現(xiàn)的冷靜和無畏致敬。

安科納在文章開頭引用喬治?艾略特在小說《米德爾馬契》中的句子，“人世間增長的良善一部分有賴于不具歷史性的舉動”，指出英國首相特麗莎?梅向“成千上萬的正常舉動”致意、稱其為對極端分子暴力的最有力回擊正是這一觀點的回響?？忠u發(fā)生后的第二天清晨，倫敦已恢復正常運轉。

安科納認為，這不僅僅是人們有意識的抵抗，也是祖?zhèn)鞯尿湴梁彤斚碌默F(xiàn)實共同造就的堅忍。在倫敦、紐約、特拉維夫、巴黎、布魯塞爾、柏林，人們都認識到了這種低科技含量的恐怖襲擊的日常威脅，因此，保持冷靜、繼續(xù)前進是唯一的應對方式。

他進一步指出，在退歐公投及其余波的主導下，過去一年間的英國本土主義情緒滋長，關于移民的丑惡言論不斷，盡管分歧不會突然彌合，但從人們的對話中、廣播節(jié)目中和路人的面容中，可以感受到一種新的認識，即這個城市非同尋常的多樣性，并不是它偉大的阻礙，而恰恰是它偉大的原因。當倫敦人默默承受剛剛發(fā)生的襲擊事件帶來的恐慌，他們無言地重新確認了一條奉行了幾個世紀的信條：絕不向恐懼低頭。

3月2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生活在倫敦的伊朗作家蒂娜·奈葉利（Dina Nayeri ）的文章“倫敦襲擊后，在文化之間生活（After London attack，living between cultures）”，講述了恐怖襲擊對于另一群人意味著什么。

作為一名在倫敦生活的伊朗人，奈葉利想要探討的問題是在兩種文化中轉化的可能和困難。盡管這種轉換或許是一種逃避，但對于有的人來說，這并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策略。自記事以來，她的頭腦中始終存在兩種哲學，總是根據(jù)需要變換服飾、措辭、食物和日常儀式。即便如此，雙線作戰(zhàn)、無法忠于一種身份仍然讓人精疲力盡，而在她的一些家人看來，愿意為了在不友好的環(huán)境中過得好而改變自己是軟弱甚至不道德的表現(xiàn)。

奈葉利說，當恐怖襲擊發(fā)生時，她的很多阿拉伯和伊朗朋友都會感到自責，他們有時候覺得自己的在場造成了悲劇的發(fā)生。而擁有伊朗和美國雙重國籍的奈葉利則在這些時刻被兩種文化撕扯而不知所措：“我是否應該咒罵恐怖主義者而對自由世界始終高懸在每一個阿拉伯人和伊朗人頭上的靴子保持沉默？我是否應該維護穆斯林社群而無視《古蘭經(jīng)》中召喚信徒投身圣戰(zhàn)的段落？我是否應該指出《圣經(jīng)》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是否應該擁抱復雜性、驕傲地聲稱自己同時是多個社群的成員？”

奈葉利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選擇自己身份的權利，但事實上，你可以突然決定自己屬于哪個群體，但世界總是在你是誰這件事上持保留意見。因此，每次發(fā)生恐怖襲擊時，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中東人都會經(jīng)歷一陣擔憂、恐懼、焦慮。在一段時間內(nèi)，他們小心翼翼地不敢發(fā)出聲音，隱藏起自己的本來面目，呆在家里，不去機場，關掉新聞，遠離社交網(wǎng)絡，什么也不說，安靜地站在震驚、悲痛的人們旁邊，希望被邀請成為他們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