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9月30日，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利哈喬夫院士（Д.С.Лихачев，1906-1999）去世十八周年了，但依然有許多人記得他：他的著作在不斷再版；他所工作過的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每年都會有以他為主題的研討會；甚至2006年（利哈喬夫誕辰一百周年）俄國政府與利哈喬夫基金會還共同設立了利哈喬夫文學獎，以表彰為保護俄羅斯文化遺產做出貢獻的杰出人士。利哈喬夫院士一生經歷了沙皇時期、蘇聯(lián)時代和葉利欽時期，去過集中營，遇到過列寧格勒圍困，可謂是二十世紀蘇俄歷史的見證人，極富傳奇色彩（正如俄國作家法吉爾?伊斯康捷爾戲稱：“利哈喬夫給自己的任務是要體驗蘇聯(lián)政權?！保?/span>。俄國作家瓦列里?波波夫所著的《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由青年近衛(wèi)軍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被收入著名的“名人傳”，中譯名改為《從囚徒到文化大師：利哈喬夫傳》，谷羽譯，新星出版社，2016年）就詳細介紹了他漫長而又精彩的一生，盡管有一些為尊者諱的地方。

中譯本的腰封上寫著非常動人的宣傳詞：“說起20世紀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繞不開利哈喬夫”，以及“當代俄羅斯民族精神之父的首部中文傳記”。這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昭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讀書界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美好想象：真誠、勇敢、敢于為真理對抗強權，諸如此類——利哈喬夫顯然是其中最優(yōu)秀的代表之一。然而聯(lián)系到二十世紀蘇聯(lián)的現(xiàn)實，我們不免會有一個疑問：假如利哈喬夫果真如我們所想象的那般英勇無畏的話，那他是如何逃過大清洗，又是如何躋身于蘇聯(lián)官方學術權威的行列的呢？波波夫對此的解釋是運氣：“利哈喬夫生平的每個階段，任意抽取一章，都可以加個標題：‘絕處逢生！’”比如大清洗時期，正好他妻子的同事是人民司法委員會委員、老布爾什維克克雷連科（Н.В.Крыленко，1885-1938）的發(fā)小，妻子就以一件漂亮上衣的代價請同事去老朋友那里代為說情。于是過一陣子，對利哈喬夫的起訴取消了。但讀完整部傳記不難發(fā)現(xiàn)：波波夫所謂的“絕處逢生”只是表面現(xiàn)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利哈喬夫善于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尋找平衡。傳記作家顯然是過于強調利哈喬夫與官方的沖突，以至對利哈喬夫與官方的合作只能一帶而過了。比如說，傳記有兩章分別談了“老爺?shù)膽嵟奔啊袄蠣數(shù)年P愛”，重點還是在于強調利哈喬夫與“老爺們”的各種對抗，從而塑造出一位“偉大的受難者”、“首屈一指的正義捍衛(wèi)者”形象。

1928-1932年在索洛韋茨基島上的四年集中營生活，給年輕的利哈喬夫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集中營里，死亡幾次與他擦肩而過，這使他養(yǎng)成了謹慎低調的行事作風。即便在出獄之后，聽到母親議論時政，利哈喬夫也忍不住會訓斥她：“媽媽！再不要這樣說啦！我已經坐過牢了，不想再坐了！”既然現(xiàn)實充滿危險，不容置喙，他也只好將精力投入俄羅斯古典文化研究中去。這種迫于時勢而借學術為避難所的做法，在當時俄國知識分子中并不少見：阿赫馬托娃不再寫詩了，開始做一些翻譯和普希金研究；巴赫金把研究視角投向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伯雷小說等等。畢竟，相較于動輒有諷刺之嫌的現(xiàn)當代小說、詩歌創(chuàng)作來說，古代世界顯得過于遙遠，因而也相對安全。

更何況，正如傳記所言：“利哈喬夫學術研究的最大功績——是他為我們挽回了七個世紀的俄羅斯古代文學?！边@種“挽回”，無論是在斯大林時期，還是在以后赫魯曉夫及勃列日涅夫時期，都是弘揚民族文化，宣揚愛國主義的好材料。利哈喬夫在1948年就擔任俄羅斯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1952年獲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1953年當選為蘇聯(lián)科學院通訊院士；1954年獲得蘇聯(lián)科學院主席團獎……..可以說，跟巴赫金、洛特曼等那些被打入另冊，流放他鄉(xiāng)的蘇聯(lián)學術大家相比，利哈喬夫在主流學術圈的發(fā)展道路是順利的，雖然也不無坎坷。

順利來自于沉默的態(tài)度和勤懇的工作。波波夫說：“的確——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利哈喬夫沒有在任何反抗宣言上簽過名…….我認為……成功地研究我國歷史與文化是同樣重要的貢獻?！睙o需諱言，后一句話多少有點為利哈喬夫辯護的意味。利哈喬夫是一位傳統(tǒng)的俄國知識分子，很多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種濃濃的貴族氣息，盡管他并非如納博科夫那樣出身于書香門第。這種判斷是有道理的。因為利哈喬夫所成長的年代，正好是1905年革命之后，知識分子告別革命、投身文化建設的白銀時代。因此，逃離政治，獻身學術成為他最自然不過的選擇。正如利哈喬夫所說：“十月革命事件幾乎跟我無關。我對那些動蕩風波很難理解。”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對現(xiàn)實的逃避，但這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抉擇呢？如果按照我們今天的要求，利哈喬夫敢于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從知識分子的立場去批判，那我們今天很有可能就見不到他的著作，更不知他為何許人。

但作為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畢竟要與人打交道，即便是古典文化中的人，這就決定了他不能像理工知識分子那樣對現(xiàn)實始終抱著超然的態(tài)度。從利哈喬夫的一生來看，他敢于站出來對現(xiàn)實發(fā)聲，主要是在1953年蘇聯(lián)文壇解凍之后，這個時候利哈喬夫已經是博士、列寧格勒大學教授及蘇聯(lián)科學院通訊院士，在學術界乃至文化界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時任俄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別里契科夫（Н.Ф.Бельчков，1890-1979）在所里大搞政治斗爭，“不斷布置那些毫無意義的任務，讓工作人員感到屈辱和痛苦”。利哈喬夫像“巨人似的挺身而出”，身為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的他聯(lián)合西方文學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謝耶夫院士（М.П.Алексеев，1896-1981），跑到莫斯科找了科學院文學語言部的書記維諾格拉多夫院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1895-1969），當面與別里契科夫院士辯論，最終使之被免職，挽救了研究所。此外，利哈喬夫還利用自己的權力，竭力保護那些受到批判、衣食無著的有才之士，將其招入研究室從事研究，甚至為此不惜與克格勃、區(qū)黨委會發(fā)生正面沖突。這一方面固然是利哈喬夫愛惜人才，另外也是他現(xiàn)實中具備的話語權加上骨子里的正義感使然。如果他只是書呆子一名，即使再有正義感，想必對工作中的不平之事也只能望而興嘆吧？

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利哈喬夫聲望日隆，與當權者的沖突也越來越頻繁。正是在一次次的沖突中，利哈喬夫在民眾中確立了“列寧格勒乃至全蘇聯(lián)知識分子代言人”的形象。七十年代初，他為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寫作提供關于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的材料；1975年，他公開聲明拒絕在開除薩哈羅夫院士的信上簽字。多年以后，利哈喬夫的這一舉動使得他在后者的追悼會上被葉利欽贊為“唯一沒有污點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作這樣的表態(tài)顯然需要付出代價。盡管利哈喬夫已經成了科學院院士，但仍遭到當局有意無意的打擊和迫害，比如為他出國設置障礙；利用他家人的經濟問題予以刁難；甚至到他家去縱火等等。

除了在政治上的頑強抗爭之外，利哈喬夫的另一關注點在文化保護上，這使他的斗爭進入了新的階段。為此，他與戈爾巴喬夫合作，在1986年11月12日成立了蘇聯(lián)文化基金會。利哈喬夫希望借助戈爾巴喬夫的力量來保護、拯救俄羅斯文化遺跡。倒過來說，戈爾巴喬夫也企圖樹立利哈喬夫這樣一位文化大師來標榜自己思想上的開明，為此還授予利哈喬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兩者之間的矛盾很快體現(xiàn)出來了：利哈喬夫想做事但沒有權力沒有經費，他多次要求撥款保護普希金手稿等珍貴文物，但每次都被敷衍搪塞。直到他發(fā)表公開聲明：如果再不撥款，他就宣布放棄院士稱號！于是，他獲得了最低額度的經費。

斗爭是艱難的，因為利哈喬夫所接觸的很多民眾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文化遺產。比如談到保護弗拉基米爾市烏斯賓斯基教堂里的安德烈?盧布廖夫壁畫時，當?shù)毓賳T居然說：“沒有這些壁畫，上帝也無所謂！”還有人嫌教會祈禱用的古俄語聽著吃力，建議用當代語言祈禱，這樣大家都輕松些。利哈喬夫回答說：“這還不算輕松！把我們七個世紀的歷史全部拋棄，那就更輕松了！”利哈喬夫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堅持不懈，四處奔波呼吁保護俄羅斯文化遺產。這不僅需要斗爭的勇氣，更需要斗爭的耐心和藝術。

利哈喬夫是偉大的，他的偉大在于他的堅持。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忘記過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的那段經歷，也沒有忘記死在那里的無數(shù)難友。為了拍攝紀錄片《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我回憶》（1988），他親自在運河里劃船，為了讓年輕人體會到當初集中營單人牢房的恐怖。利哈喬夫又是睿智的，他的睿智在于他審時度勢，立足于專業(yè)，做自己擅長的事情?！耙冻梢豢?，不負少年頭”，固然瀟灑，但卻無助于改變社會現(xiàn)實?？v觀整個蘇聯(lián)文學史，帕斯捷爾納克也曾為斯大林寫過祝壽詩，譯過格魯吉亞的詩歌；布爾加科夫還主動要求為領袖的生日撰寫一部劇本《巴統(tǒng)》，并無數(shù)次夢想著與斯大林的見面；至于肖洛霍夫與斯大林的聯(lián)系就更密切了。難道我們能夠因此去質疑《日瓦戈醫(yī)生》《大師與瑪格麗特》《靜靜的頓河》的價值？利哈喬夫還是勤奮的，著作等身對他來說絕對不是一句空話。有學者概括他一生的四大貢獻：研究《伊戈爾遠征記》《往年紀事》等俄羅斯古典文獻；在古俄羅斯文學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對古俄羅斯文學、歷史和文化出版物的編輯和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保護俄羅斯文化（參見孫玉華：《利哈喬夫：豐碩成果與學術價值》，載《俄羅斯文藝》2016年第3期）。傳記后面附錄的七十一種著作名稱，足以證明利哈喬夫一生的偉大價值。

生活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世界，要學會斗爭，更要學會妥協(xié)，如此，社會才會進步，世道方能太平。知識分子是社會中最敏感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指出社會的種種弊端。但指出問題不等于解決問題，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退一萬步說，即便知識分子掌握了改造社會的權力，恐怕也未必能按理想來改造社會。波波夫在書里提到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改革期間，包括利哈喬夫等在內的諸位知名知識分子被選入最高蘇維埃代表團，民眾對他們寄予厚望：“既然利哈喬夫參加了最高蘇維埃，一個公正的生活時代開始了?！暗Y果證明：即便睿智如利哈喬夫、維克多?阿斯塔菲耶夫等人，面臨公開性改革那種政治局勢，也改變不了什么。這就是文人與政治家的區(qū)別。利哈喬夫的一生以研究文化、呵護文化為己任，這是他作為一位人文知識分子的專業(yè)抉擇，也是他的人生智慧之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