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北歐福利國家發(fā)展史，我們都知道卡爾·岡納·繆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是瑞典現代福利國家的理論家和奠基人。他是經濟學家，曾到過英國、瑞士、美國等地講學研究。1934年與夫人阿爾娃·繆達爾 （Alva Myrdal）聯手推出巨著《人口問題的危機》，為現代福利國家建設吹響了號角，繪制出了藍圖。岡納隨后出任瑞典人口委員會主席，親手主持了設計社會福利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工作。他和夫人阿爾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本國的疆界，對整個北歐的福利國家發(fā)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1】

約恩·迪克（J?rgen S. Dich 1901-1975）【2】可以說是丹麥版的岡納，與岡納有很多相似之處。他也是經濟學家，早年信奉共產主義，曾與兩位同窗摯友一起劃賽艇去莫斯科“朝圣取經”，后轉向社會民主主義。1926年大學經濟專業(yè)畢業(yè)，一度沒有正式工作，但在1930年申請到了丹麥政府社會與內政部的一個咨詢顧問的職位。當時的社會與內政部部長是著名的卡爾·克里斯蒂安·斯坦克（Karl Kristian Steincke, 1880-1963）。 他從1920年代起就致力于社會改革和福利建設，是丹麥福利國家發(fā)展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這個咨詢顧問的職位使得約恩·迪克直接進入了社會政策制定的權力內層，為他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舞臺和依托。很快，約恩·迪克就在這個舞臺上推出了一臺臺福利國家建設的“劇目”。 【3】這位約恩·迪克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為丹麥福利國家的發(fā)展建設到底做了些什么？下面就做一些介紹。

左派激進知識圈

約恩·迪克出生在一個普通的殷實家庭。父親是生意紅火、收入穩(wěn)定的個體漆匠師，但家中卻充滿了左派激進知識分子圈的氛圍。這主要是源于約恩的母親艾倫。她在1880 年代高中畢業(yè)后即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是該黨最早吸收的一批知識份子黨員中的一員。也正是在同一時期，艾倫與妮娜·邦（Nina Bang） 相識并成為好朋友。妮娜在 1924-1926年間出任社民黨斯陶寧政府的教育部部長，是丹麥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部長。她的丈夫古斯塔夫·邦（Gustav Bang）是社民黨內數一數二的左派理論家。妮娜夫婦是約恩家的常客，常常在茶余飯后高談闊論、評論時政、抒發(fā)政見。父親雖然算不上是知識分子，卻也是身心投入的社會民主黨人。這樣，約恩從一出生就受到了左派激進思想的耳濡目染和熏陶?！?】

約恩·迪克，1961年。

學生時代的約恩更是如魚得水般地出沒于左派激進的學術圈子。當時，傾向于左派的學生都聚集在一個叫做“學生社會”的團體之下，而有右翼傾向的學生則以“學生聯合會”為他們的陣地，兩大陣營對壘，界線分明。“學生社會”是一個充滿了思想火花和靈感的團體，約恩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園。多少年后回憶起這段時光，約恩仍無不感慨地描述到“那里聚集著一大批思想激進的青年學者，既有社會民主黨人，激進左派人士，也有共產主義者。這群人在同一塊草地上放養(yǎng)，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主見比比皆是，爭相綻放。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吸收新思想，每個人也都毫不保留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思想和想法?！薄?】

約恩自己的朋友也都出自于這樣的左派激進知識圈。他的兩個密友奧特·米爾歇（Otto Melchior）和埃倍·蒙克（Ebbe Munch）與哥本哈根的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一戰(zhàn)后的二十年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各種“主義”橫空出世，同時由于前蘇聯的影響，共產主義運動一度深得人心。奧特從1920年代中期就非?；钴S地參與了一個叫做“青年先鋒隊”的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并于1927年正式加入丹麥共產黨。埃倍在1925年參加了國際跨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組織丹麥分部的組織會議并成為管委會的成員之一。雖然一直沒有正式加入任何政黨，但其傾向于共產主義的態(tài)度和立場是不容置疑的?！?】

《人口問題的危機》丹麥文版譯者

約恩在1930年就任于丹麥政府社會與內政部。作為一名經濟學出身的咨詢顧問，他的主要任務是在經濟和統計方面為部長提供咨詢。與此同時，他仍然頻繁地出入公共社會活動場所參與社會政治辯論。1933年社會與內政部部長斯坦克啟動全盤的丹麥社會政策大改革，約恩也隨之卷入其中，成為斯坦克手下的一員干將。約恩的專長是經濟學和統計學，但多年在左派激進學術圈的熏陶使得他具有十分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洞察力，很快就顯露出能把經濟、統計和政治問題融會貫通，交織在一起的才干和才能?！?】

《人口問題的危機》

1934年秋繆達爾夫婦的《人口問題的危機》（以下簡稱《危機》）一書問世。書中指出瑞典人口出生率嚴重下滑，如此下去必將亡種亡國。他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社會改革措施建議，認為只有通過這些改革才能有效地阻止人口的進一步萎縮。這部書在瑞典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辯論。約恩迅速地把書找來，一讀而后快，立即嗅出了這本書的強大政治氣場。他激動不已，提筆給繆達爾夫婦寫信表達敬慕之情。

約恩品味出了人口危機問題背后的巨大政治潛力，他要把《危機》一書譯成丹麥語，寫信是為了征得繆達爾夫婦的同意。岡納很快回信了。他當然希望自己的書能被翻譯成丹麥文，但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一個思想上心領神會、語言上十分勝任的丹麥譯者。約恩毛遂自薦。一個月以后，阿爾娃致信約恩，說一個經過改編和擴充的通俗版本《危機》正在發(fā)行。她建議約恩翻譯這個版本并酌情適當地編入一些丹麥的國情和統計數字，使之更接近丹麥的讀者。

次年，約恩翻譯、編輯的丹麥文版《人口問題的危機》出版發(fā)行。與原版作者一樣，約恩也在書中開門見山地指出了丹麥人口數量的下降，“我們的種族正在走向自殺”。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繆達爾夫婦提出的激進的社會福利改革。這種社會福利改革思想既不同于前資本主義時代家長式保守派意識形態(tài)， 也不同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強調的個人主義。它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基礎上的人民之家， 一個全新的、有計劃的新型社會。在這里，家庭和兒童將受到更好的保護和保障，人民的生活質量將得到全面整體上的提高。顯然， 這將是一項十分“昂貴”的社會工程，需要政府大量的財政投入。約恩在翻譯中把繆達爾夫婦在這個問題上的高瞻遠矚表達得恰如其分：與其像保守派那樣寧愿花費大量財政去經營國防，防守一個人口逐漸消亡的空空國土，何嘗不把錢直接花到人民身上？【8】

人口委員會主席

在與繆達爾夫婦接洽譯書的同時，約恩對他的上司——當時的社會與內政部部長卡爾·克里斯蒂安·斯坦克（Karl Kristian Steincke）——展開了“游說”攻勢。他在于1935年1月寫給斯坦克的信中指出，按照當下人口出生率的水平發(fā)展，丹麥人口數量將會逐年萎縮直至最后消亡。他向部長介紹了繆達爾夫婦的書，挑明了這本書的重大政治意義，建議政府按照繆達爾夫婦描繪的藍圖，展開圍繞住房政策、兒童福利和社會政策的全面改革，獲取政治上的制高點。約恩向部長透露，這本書很快會有丹麥文版問世，他正在與繆達爾夫婦商討翻譯的具體事宜。末了，約恩試探性地問道：部長先生，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考慮成立一個人口委員會來主持這方面的工作呢？【9】

還沒等部長回復，約恩就自己悄悄地動手起草了一份社會政策改革建議。這些建議雖然沒有繆達爾夫婦在《危機》一書中提出的那么面寬和激進， 但很明顯是受到了繆氏夫婦的影響和啟發(fā)。1935年6月，約恩把這份改革建議的單子列了出來：

保證孕期婦女的工作

產前產后工資補貼

產假花費由社會疾病基金支付管理

建立托兒所、幼兒園

在校兒童免費早餐和午餐

提升有兒童家庭住宅面積

所有兒童和多孩父母免費公共交通

為兒童提供廉價牛奶和其它營養(yǎng)品

所有兒童不論家長經濟收入水平如何都享有升入高中的機會

建立助學貸款

約恩的游說對斯坦克來說是“正中下懷”。這位社會民主黨人早在1920年代就發(fā)表了一本題為《未來國民生計》（Fremtidens Fors?rgelsesv?sen）的書，其中就注意到了丹麥人口下降的趨勢，表達了對未來人口減縮、文明存亡的憂慮。 【10】同時，約恩的建議也與社會民主黨要建設“丹麥人民的丹麥”這個政治綱領一拍即合。很快, 丹麥的人口委員會就在1935年9月成立了。它由政治家、行政管理人員、學者、醫(yī)生、統計學家等成員組成，主席當然非約恩莫屬。委員會的宗旨是“為全民創(chuàng)造更好、更健康、更有保證的生活條件”?！?1】從成立之日起至1939年12月，該委員會在存在期間先后提交了三份重量級改革方案報告，建議的改革內容包括國家采購兒童服裝、產期休息、健康檢查、咨詢與指導、性教育、住房補貼、幼兒園以及信息宣傳等等。另外還有六份大部頭報告一直沒有公開發(fā)表。

截止二戰(zhàn)爆發(fā)，丹麥人口委員會的改革提案有兩項得到了丹麥議會的通過， 一是對多孩貧困家庭的住房補貼。人口委員會在1937年的報告中指出，“一個社會的財富是勞動者。通過生育和撫養(yǎng)孩子，他們又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繼續(xù)健康存在的前提條件”。因此，社會必須在經濟上支持那些“生育并撫養(yǎng)健康兒童的家庭”?！?2】 二是“母親扶持”慈善組織的國家化。之前的“母親扶持”只是一個為懷孕、墮胎和產后婦女提供社會救助的地區(qū)性私人慈善組織。國家化以后，“母親扶持”成為一個為全社會各階層（已婚或非婚）的母親提供幫助的組織網絡，其工作覆蓋范圍也從哥本哈根地區(qū)擴展到全國的各個角落?！澳赣H扶持”主要為困境中的孕婦和新生兒母親提供所需要的幫助，這包括生活上、社會方面和法律上的咨詢和支持，安排就醫(yī)以及在其提供的庇護所“母親之家”的短期居住逗留等等。

丹麥哥本哈根

福利國家建設的“社會工程師”

雖然人口委員會結出的政策“果實”算不上多，但約恩的工作對后來丹麥福利國家的全面發(fā)展有著深遠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丹麥學者塞西莉·班克認為約恩是第一個把現代預防性社會政策引進國家政治的人。他主持下的人口委員會給戰(zhàn)后丹麥的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和住房政策鋪墊了基石，同時也開啟了政府層面大規(guī)模社會調查研究的先河。【13】

作為現代福利國家建設的設計者和推進者，約恩和與他同時代的一大批北歐知識分子有著共同的“社會工程師”思維特征。他們把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體，堅信通過政策設計可以使人和社會變得更好，對一個政黨和國家能為社會創(chuàng)造福祉這一點深信不疑。他們相信理性的力量，認為合理的計劃和安排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他們崇拜科學，注重知識，強調對人和社會行為的實證調查與研究，并以此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和出發(fā)點。他們很少抽象思辨，也很少訴諸情感和道德，但十分注重事實、統計數字、可行性和政策效果分析。在經濟思想上，他們尊重但不迷信市場，主張發(fā)展公共福利經濟，運用國家手段干預與調節(jié)市場機制，抵消市場的不平等后效。這些在約恩的講演和出版物中都有著明顯的體現。

1937年秋，約恩在一個叫做“社會經濟社團”的組織做了一場題為“社會政策發(fā)展趨向”的講演。有聽眾事后回憶說，很明顯，這是一位深受繆達爾影響的社會工程師在講話。演講的主題思想是如何確定社會問題所在，界定問題的根源和性質，找出合理可行的解決方案。講演自始至終貫穿著理性經濟計劃和國家調節(jié)的紅線, 并且強調了社會公共部門對社會問題掌控和協調的關鍵性作用。【14】

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統計學專家，約恩深信并強調專家在社會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中的作用。他認為專家是科學和知識的載體，只有在一個領域中是專家的人才有可能對涉及這一領域的社會改革做出科學性的判斷并提出科學性的創(chuàng)見。約恩的一句名言是：“專家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中總是激進的”?！?5】 就自己的本行來說，約恩則是身體力行地展示了一位經濟學家怎樣以自己的學術專長為政府政策提供基礎性的信息和統計數據。1938年初，社會部部長向約恩提出了提交一份丹麥1930-1938年間失業(yè)問題調查報告的要求，其中部長特別希望報告能夠分析影響失業(yè)率的因素并估算未來經濟和人口發(fā)展狀況對就業(yè)的影響。約恩雷厲風行，動作迅速，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這份長達377頁的調查報告。【16】報告包括全國失業(yè)概況、行業(yè)失業(yè)人口分布、農轉工人口流動、現有失業(yè)法律條款、失業(yè)控制機制與作用、人口和經濟發(fā)展走向等部分，其內容之詳細，統計數字之豐富確鑿，分析之透徹明了，今天讀起來仍令人為之感嘆。

約恩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是他對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理論的建樹。這是他在后來1964年出版的《社會政策理論》一書中完成的一項理論建設工程?！?7】 福利國家說到底是一項項社會政策的總和，福利國家的建設就是要通過一系列社會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來調節(jié)市場和塑造社會。那么從理論上來說到底什么是社會政策呢？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和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政策的本質是社會道義，它要討論并解決的是哪個社會階層或群體需要政策傾斜——是普通的工薪階層、農民，還是有孩家庭或是年老退休人員。另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政策就是社會政策制定部門的工作，是一種政府行為。【18】在約恩看來，這兩種觀點前者過于階級情感化，后者過于政府中心化，都不足以構成社會政策賴以依存的科學理論基礎。

約恩認為，一項社會政策，無論針對哪個階級或階層、無論由哪個政府部門制定并頒發(fā)，歸根結底是一筆福利補貼，一筆從政府轉到一部分人手里的現款或實物，一筆在市場關系之外的額外收入。它一般來說會影響或改變補貼獲得者的經濟消費行為，而正是這種經濟投入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社會后果才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所在和社會政策研究的理論基礎。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政策理論屬于國民經濟學的范疇。它既要研究提供補貼背后的動機，更要研究補貼發(fā)放對獲得者生活狀況及其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和改變。約恩指出這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補貼對補貼所針對的問題的影響，比如說病假補貼和失業(yè)補貼對發(fā)病率和失業(yè)率的影響；二是補貼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影響，比如多孩補助會對親子關系帶來什么樣的改變、家庭醫(yī)生門診補貼會對病人與醫(yī)生的關系產生哪些影響等等；三是補貼對人們經濟消費行為的影響乃至對整個生產和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9】

約恩對社會政策的界定像是一把冷峻、鋒利的手術刀，三下五除二地剝去了情感、道義、社會正義感和社會同情心這些圍繞著社會政策問題的“軟組織”，留下的只是一根剔得干干凈凈、毫無附加物的“硬骨頭”。 按照這個定義，社會政策就成了一門研究關于補貼發(fā)放前因后果的經濟學學科，是可以通過調查、統計數字和經濟理論模式分析來觸摸、衡量和預測的。這就把社會政策的基點落在了經濟科學的支撐之上，使其具有了“可量性”和“可測性”。根據這一理論，研究任何一項社會政策都要看它出臺時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其所發(fā)放的貨幣或物資補貼對要解決的問題產生了什么樣的效果和后果，同時還要跟蹤研究這些投出的貨幣或物資會怎樣影響或改變接受者的消費行為、人際關系和市場上的生產與消費平衡。

約恩的社會政策理論再一次活生生地體現了“社會工程師”們冷靜、理性、務實、注重科學分析的思維方式和特征。同時，它也向我們揭示了福利國家的兩大基本“體征”。一是它需要并擁有一大批專業(yè)的福利政策調查研究的學術人力資源，需要并最終生產出了汗牛充棟般的大量社會政策調查研究報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福利國家不僅僅是發(fā)放福利，它還同步建造積累起了一座龐大的社會政策研究知識庫。沒有這個知識庫的“軟件”支撐，福利國家是很難穩(wěn)步前行的。二是福利國家經濟學。福利國家經濟學的要義是發(fā)展公共福利經濟，使其與市場經濟并駕齊驅。但是由于兩者各有其運行軌道和邏輯，公共福利經濟的發(fā)展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市場經濟保持動態(tài)平衡，以免公共投入過多破壞市場運作規(guī)律。社會福利發(fā)放是國家在市場經濟行為之外的一筆經濟投入，而之所以要對每筆這樣的投入進行前因后果的專業(yè)性調查和研究，就是要減少盲目性并盡可能避免公共福利經濟對市場經濟的過度干擾。

《統治階級》

約恩的《社會政策理論》一書奠定了他在社會政策研究方面不可動搖的學術權威地位。他的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奧胡斯大學經濟系學生人手一冊、津津樂道的必讀經典。晚年的約恩塵埃落定，淡出政治，從社會民主黨隱退，并開始反思他自己親手搭建起來的福利國家制度，態(tài)度上逐漸從質疑轉向批判。晚年的約恩看到了丹麥福利國家發(fā)展的突飛猛進，很多《危機》中的設想和他當年所主持的人口委員會的建議都逐步得到了落實。全民福利的實現極大地克制了貧困和社會不均，縮小了階級差距，過去的工人階級一躍上升為中產階級，這就使傳統經濟意義上的“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權力格局發(fā)生了質變。對此約恩當然感到欣慰，但是他并不認為權力關系就在福利國家中消失了。他把目光轉向了福利國家制度的“脊梁骨”， 即為數眾多的和他自己當年一樣的專家、顧問、調查員、巡視員、福利機構公務員等等。這一批人掌握著社會政策的制定與詮釋權和福利部門的運作權，由最初的社會改革推動者慢慢演變成了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1973年他出版了他生涯中的最后一本書《統治階級》（Den Herskende Klasse），就是對福利國家這種新權力關系的解剖和批判。該書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在現代福利國家權力關系研究中的應用。這也反映出了約恩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坦誠、良知和淡定的品行以及他不受名聲地位的捆綁羈絆、敢于自我審視、勇于在思想上轉軌的自由精神。

文章注釋：

【1】：見汪琦“人口危機及對策：1930年代瑞典丹麥福利國家的鑄造”，載《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4期，第67-78頁。另見汪琦“繆爾達爾夫婦與人口危機的瑞典方案”，《南方周末》2022年3月10日。

【2】：J?rgen S. Dich的名字可另譯為約根·迪奇。

【3】：Hardis, Arne (2018) Den K?tterskeSocial Demokrat-J?rgen Dich og Den Herskende Klasse. ?rhus: Gyldendal, p.38.

【4】：同上，第26-27頁。

【5】：同上，第33-34頁。

【6】：同上，第22頁。

【7】：同上，第38-40頁。

【8】：同上，第43-44頁。

【9】：同上，第42頁。

【10】：Cecilie Felicia Stockholm Banke, Manden somkom cyklende med velf?rdsstaten. In Klaus Petersen (ed), 13 historier omden danske velf?rdsstat, Odense: Syddansk Universitetsforlag, 2003, p.117.

【11】：Nina Liv Br?ndum, Det godemoderskab - et biopolitisk perspektiv p? dansk moderskabspolitik i 1930’erne, Kvinder,K?n& Forskning,2012, nr. 4, p. 31.

【12】：同注釋3, p.33.

【13】：Cecilie FeliciaStockholm Banke, Manden som kom cyklende med velf?rdsstaten. In KlausPetersen (ed), 13 historier om den danske velf?rdsstat, Odense: SyddanskUniversitetsforlag, 2003，第114頁。

【14】：同注釋3， 第45頁。

【15】：同注釋14。

【16】：J?rgen S. Dich(1939). Arbejdsl?shedsproblemet i Danmark 1930-1938, K?benhavn: A/S J. H.Schultz Bogtrykkeri.

【17】：J?rgen S. Dich(1964). Socialpolitikens Teori-L?ren om De Offentlige Tilskud, F?rste Bind. K?benhavn:Dansk Videnskabs Forlag.

【18】：同注釋17，第19頁.

【19】：同注釋18，第39-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