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至2日，“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中古中國——中古研究新前沿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人文學苑一號樓108會議室召開。這次會議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召集人是北京大學的陸揚教授、葉煒教授，以及美國的迪磊（Alexei Ditter）教授、朱雋琪（Jessey Choo）教授，近三十位各國學者會聚一堂，圍繞中古時期文獻、考古資料的文本性和物質性問題展開了研討。此次與會的榮新江、朱玉麒、羅新、黃正建、葉煒、沈睿文、仇鹿鳴、徐沖、唐雯等學者都長期致力于中古時期的敦煌文獻、碑刻、墓志以及其他出土材料的研究。

在會議開幕式上，美國里德學院（Reed College）的迪磊教授稱此次會議的前身是在美國舉辦的“中古研究新前沿工作坊”，主旨是邀請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學者對中古時期出土的墓志材料進行翻譯、解讀和研究，此前已經(jīng)成功舉辦了兩次，對西方的中國中古史研究有著很大的推動作用。陸揚教授在做主旨說明時，將此次研討會戲稱為“兩性會議”：“文本性和物質性是我們處理中古時期歷史資料時必須面對的兩個層面，而這兩個層面通常是在不同的領域分別進行處理的，但是實際上它們常常是在同一個課題下，需要同時面對的?！币虼?，他選擇了“文本性和物質性交錯”而非“文本和物質”作為會議的主題。

此次會議論文報告和評議討論極具特色，主要表現(xiàn)有三個方面：第一，研究材料重視其文本“格套”、物質載體和流播過程；第二，研究方法探索如何對歷史材料的文本性和物質性同時展開討論；第三，問題領域聚焦藝術、文學、宗教和社會風俗，并尋繹其背后的政治意涵。

文本性與物質性

文本性和物質性是本次研討會的重點。所謂“文本性和物質性”，按照會議主旨說明，指的是“文本在物質環(huán)境中所居于的位置”、文本“物質資料的制作背景與過程”以及文本“物質的消費實踐”等。為了方便介紹，筆者將與會學者關于“文本性和物質性”研究的論文分為以下三組：

第一組主要討論在物質載體發(fā)生改變時，文本內容、形式以及流播會發(fā)生哪些變化。包括寧夏考古研究所羅豐的《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 一個王字傳統(tǒng)的建構與流行》、社會科學院黃正建的《唐人文集中墓志與石刻墓志異同小議》、北京大學朱玉麒的《鄎國長公主碑——御書刻石與集本流傳》、榮新江的《石碑的力量——從敦煌寫本看碑志的抄寫與流傳》和葉煒的《試析北朝隋唐墓志中的不書志主名字現(xiàn)象》。會議首場報告是羅豐的《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 一個王字傳統(tǒng)的建構與流行》，主要探討了懷仁《集王圣教序碑》碑石的構造形式、流傳過程、文本產生的背景，以及懷仁集字模式所帶來的影響，最后指向了《集王圣教序碑》所代表的王字系統(tǒng)的確立。羅豐嘗試對多學科背景下不同問題觀察進行整合，藉以全面了解著名碑石產生后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本組論文普遍注意到了兩點：一是文獻在碑刻和文本之間轉換時，經(jīng)常會發(fā)生扭曲和變形。比如黃正建發(fā)現(xiàn)文集中的墓志和石刻墓志用字不同、詳略不同、信息不同，墓志中的空名、空字現(xiàn)象；朱玉麒發(fā)現(xiàn)《鄎國長公主碑》和《張說集》中的碑文不同，很有可能是皇帝唐玄宗自己的改篡；葉煒注意到墓志中會出現(xiàn)空字、空名的現(xiàn)象，撰者在編輯文集和刻石之間轉換會回改文獻。二是文獻在碑刻和文本之間的轉換，會產生出比單一載體更為強大的傳播力量。比如羅豐發(fā)現(xiàn)王羲之字文本的日益稀少，使得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書法地位日益升高；榮新江則通過考察敦煌碑刻的鈔本流程，認為碑石的物質屬性不利于其傳播，但傳拓和抄寫大大擴大了其影響力，他將其稱之為“石碑的力量”。

榮新江

第二組重點關注墓志本身的文本信息性質、差異比對和“格套”。包括普林斯頓大學文欣的《重寫的生命：唐代雙墓志解讀》、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柏夷的《玉釜遺香：墓志銘中的唐代金丹資料初探》、里德學院迪磊的《唐代自撰墓志中的口傳性、文本性和物質性》和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朱雋琪的《一個偷情丈夫的回憶：鄭瓊的廣場恐懼癥、死亡恐懼癥與婦德》。

這組論文深入解讀了墓志作為文本的信息和作為墓志的格式之間關系。比如迪磊將墓志文本信息分為口傳性（明顯是別人的話語）、文本性（來自于某個文獻，比如詔書、經(jīng)典等等）和物質性（作為墓志格式的必要文本）；文欣發(fā)現(xiàn)唐代有所謂“一人雙墓志”的現(xiàn)象，而兩方墓志有文本上的差異，這種差異的產生，可能是因為墓志格式要求記錄先世，而后世為了攀附一些名門大族，就利用墓志不斷修改先世；柏夷發(fā)現(xiàn)唐代墓志中有很多人提到煉丹的情況，但是實際上他們并不是道教信徒也沒有服用過丹藥，他認為這種煉丹的敘述很有可能只是一種“格套”，即習慣套用的格式；朱雋琪通過對比《鄭瓊墓志》文本格式和常規(guī)墓志格式的區(qū)別，來探討鄭瓊的心理特點等等。

柏夷

第三組主要探討物質呈現(xiàn)背后的文本脈絡。包括復旦大學徐沖的《馮熙墓志與北魏后期墓志文化的創(chuàng)生》、首都師范大學游自勇《圖茲宅兆：中古時代塋域的標識及其意義》、中山大學李丹捷的《冥心凈域——敬陵石槨花鳥人物圖像內涵試釋》和北京大學沈睿文的《唐恭皇后陵所見陶禮器》。

本組論文聚焦于文獻文本與物質交接的“灰色地帶”。比如徐沖比對北魏馮熙和馮誕兩父子的墓志，又將他們的墓志與南朝墓志作比對，按照墓志格式的復雜程度，對平城墓志文化、南朝后期墓志文化和北魏后期墓志文化進行區(qū)分；游自勇發(fā)現(xiàn)在唐代侵占別人的墓田和陵園是一種犯罪，由此疑問唐代的陵園是如何標識的，他利用《姚懿玄堂記》、《孟璲墓志》和《趙睿沖神道碑》等文本材料，復原唐代陵園的大致圖景，提出唐人的塋域意識比較明確，塋地是私有財產，譜牒內可能會記錄塋域的情況并且繪有圖紙；沈睿文通過考古報告考察了從唐哀皇后、李弘太子妃墓中會被盜掘的釉陶器的特點，并對比了唐代其他陵墓的陪葬器，又利用史書材料考證出李弘生前專注于《禮記》、行周政，從而得出結論，認為哀皇后墓隨葬陶禮器與陪葬禮法無關，而是緣于太子李弘的政治主張；李丹捷通過考察敬陵石槨的制作工藝和圖畫，得出“敬陵石槨既是一件工藝巨制，又構成一個特定的禮儀空間”的結論，她將石槨的圖案當成文本性信息分析，認為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淨土世界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具有自身高級隨葬品的屬性，另一方面又營造出一片靜謐、安寧的淨土空間。

在之后討論環(huán)節(jié)中，有學者從“文本與物質的消費實踐”角度出發(fā)，提出疑問：墓志究竟是給活人看的還是給死人看的？如果是給活人看的，那為什么要埋入地下？如果是給死人看的，那么如此注重格式，以及在墓志中修改敘述和先世，又有什么意義？這個問題引發(fā)了在場學者的熱烈討論。葉煒引用趙超先生的觀點，認為從起源來看墓志是一種死人和活人之間的聯(lián)系，兼具了給死人和活人看的作用。榮新江指出，敦煌文獻中很多墓志有鈔本，埋入地下不一定意味著活人看不到。此外還有學者指出，墓志可以作為改葬的根據(jù)、死人的身份證，同時墓志應該也是葬禮的一部分，是社會風俗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體現(xiàn)。

此外，榮新江還就“唐人有沒有著作權的意識”對黃正建文章中認為“墓志一般都有署名”提出了質疑，黃正建回應稱，唐代雖然沒有著作權法，但是唐代的著作權意識應該是很濃的，因為在唐人的文集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代某某作”的文章，相比之下，如今下屬為領導代寫的文章，恐怕都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中來。中央美術學院的鄭巖提出，對于“文本性”的理解不應該局限于文字，應該說壁畫、字帖和禮器都是一種文本符號，可以傳達特別的信息內涵。

陸揚和鄭巖

研究方法的探索

正如陸揚所言，歷史資料的文本性和物質性放在不同領域分別處理比較符合人的思維習慣，也好處理一些，如果將其穿插起來，利用物質材料來解讀文本性，利用文本材料時關照物質性，是極有難度的事情。在本次會議中，有三篇論文在研究方法上“大躍進”，探索如何對歷史材料的文本性和物質性同時展開討論。

武漢大學胡鴻的《從馬援銅柱到溪州銅柱——文本與物質的交錯互動》一文得到了榮新江等與會學者的高度評價。胡鴻通過研究五代時期馬楚政權所立溪州銅柱的物質形態(tài)和銘文信息所反映的歷史事實，不僅揭示了盧陵彭氏從外來官僚轉化為溪州地區(qū)蠻酋之首的歷史過程和溪州銅柱的歷史意義，還在方法論上提出了所謂“知識傳統(tǒng)”和“匠人傳統(tǒng)”兩個面向。在“知識傳統(tǒng)”中，唐代立銅柱多自稱是對東漢馬援銅柱的模仿，但是對馬援銅柱的描述僅僅存在于文獻典籍之中，“真實的馬援銅柱是否存在值得懷疑，但文本的力量讓它成為不容置疑的知識，在隋唐時代有多次聲稱發(fā)現(xiàn)或復立馬援銅柱的事例。這是一個從文本到物質的顯例，然而將文本中的符號化為現(xiàn)實中存在的物件，還需要解決很多實際的技術問題?！?/p>

解決制造銅柱技術問題的是中古時期的工匠，他們有自己的技術傳承，這就是所謂的“匠人傳統(tǒng)”。他們腦海中的馬援銅柱可能就取材于同時期或者不遠時代的銅柱形象，“由于文本中缺少對馬援銅柱的準確描述，溪州銅柱在設計中採用的八棱柱樣式，實際直接參考的很可能是佛教陀羅尼經(jīng)幢，并由此間接地與天樞有相似之處。”因此，胡鴻認為，在研究文獻的文本性和物質性時可以從“知識傳統(tǒng)”和“匠人傳統(tǒng)”兩個方面去考察。

臺灣大學盧慧紋的《造偽與羲之真跡的尋求：中古中國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同樣得到了與會學者的眾多好評。盧慧紋主要研究的是王獻之《保母志》，隨著眾多的東晉墓志出土，這方墓志在近代被確認為一方偽作。但奇怪的是，從南宋到清代有很多人認為《保母志》是王獻之的真跡，很多書論家依據(jù)這方墓志的書法特色來推測王獻之和王羲之的書法聯(lián)系，并認為這個墓志得“王羲之真意”，姜夔、趙孟頫、董其昌和乾隆皇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支持者。墓志的拓本得到歷代收藏家的珍藏，有16個人的18段跋，今天被收藏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

盧慧紋介紹，南宋時期的《蘭亭》本有幾百種之多，其中較好的是《定武蘭亭》，但是所謂的“好”，其實是對《蘭亭集序》的一筆一劃的模仿，一些針眼、蟹爪、丁形等等都模仿得很像，但當時已有很多書論家認為這樣反而失去了王字書法的靈動筆意，人們對于《蘭亭》真意的認識是多樣且分裂的。偽造《保母志》的人很熟悉當時《蘭亭》版本紛紛的情況，而且也明白宋代金石學發(fā)達，學者比較相信出土的本子，因此在總匯各家的《蘭亭》書法基礎上做了一個偽造，最終成功取信于各家，并流傳下去成為后世認為的“真跡”與“真意”。

復旦大學唐雯的《女皇的糾結——昇仙太子碑生成史與其政治內涵探析》同樣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展示了碑刻作為一種重要紀念物在制作過程中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物質性修改背后的深刻政治意涵。《昇仙太子碑》是武則天所親書的、記述周靈王太子晉升仙故事的碑文，《昇仙太子碑》及其碑陰題名經(jīng)歷了長達七年的生成過程：在圣歷二年莊重而嚴謹?shù)亓⒈?，武后和中宗都在其后的若干年在碑陰刊刻了新的內容，而每一次刊刻的背后，都伴隨著武后對于立儲問題的舉棋不定。同時由于這塊碑是武后立儲糾結心態(tài)的反映，當時朝堂之上李氏集團和武氏集團都圍繞這塊碑發(fā)生過明爭暗斗，如武氏集團為了搶奪立儲的主動權，圍繞升仙太子刻意進行了政治宣傳和建構。

唐雯

此外，復旦大學仇鹿鳴的《墓志書寫與葬事安排——安史亂中的政治與社會》可以視為對此種研究方法的一種“視角性補充”。仇鹿鳴提出“底層士人視角”的說法，特別強調了物質載體主人“視角”的重要性。他試圖通過對安史之亂中普通士人墓志的研究，勾勒安史之亂中的社會面貌。在以往對安史之亂期間墓志的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為墓志書寫存在一些微言大義，例如墓志若使用唐的紀年，就顯示出該人處于安史之亂下仍不忘于唐的心態(tài)，但是仇鹿鳴認為：可能這種“署唐國號”只是一種墓志格套，而非他們真正心向唐室，因為查閱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有很多墓志上“署唐國號”者其實跟安史叛軍有很深的聯(lián)系。墓志書寫中對年號的使用非常實用，哪個政權占領就用哪個政權的年號。很多下層人士和文人，他們的死亡和墓志書寫可能并沒有所謂的微言大義。

仇鹿鳴

問題領域的開拓

關于中古史研究，歷史學界可謂耕耘已久、碩果累累，不過傳統(tǒng)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史領域。在本次會議中，諸位學者在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對中古史的問題領域進行了開拓：縱向上激活天文和碑刻等以往較容易忽視的材料價值，挖掘其與政治史發(fā)展的內在聯(lián)系；橫向上拓寬歷史研究的視野，還原中古社會的思想、風俗和信仰。

縱向上而言，浙江大學的孫英剛在《韋湑之死：天文星變與中宗政局》的報告開場時，就做了關于方法論的深刻反思。他認為以往學界研究天文資料時多是從科技史的角度去看待，但是古代天文星占其實主要是服務于政治，所以研究者應該采取歷史本位，把握政治脈絡，將史書中不見于《天文志》的天文星象變化放在政治史的視角下來考察，激活天文類文獻，以補政治史之缺。之后，孫英剛舉了一個天文星占對宮廷斗爭、人事變動產生影響的例子：羽林大將軍韋湑之死。通過對比新舊《唐書》和唐代五方鎮(zhèn)墓石的鎮(zhèn)墓文，韋湑極有可能是被韋后因“熒惑久留羽林”的天變而毒殺，而中宗政局的動蕩對這種天文現(xiàn)象的認識則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不過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中，陸揚和唐雯在肯定孫英剛方法的同時，指出唐前期的天文星變導致的人事變動較多，而到韋后時期，二者之間是否有直接關聯(lián)，恐怕還缺乏足夠的材料來說明。

孫英剛

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的《崔萬石墓志與崔萬石魚符》在某些方面呼應了孫英剛提倡的方法特點。唐代的崔萬石是一個名不見史傳的小人物，他跟韋湑一樣留存的歷史記載及其稀少，但是依靠墓志和魚符等非傳統(tǒng)史料的補充，可以勾稽出一個歷史人物的大概線索。

橫向上而言，首都師范大學劉屹的《佛滅之后：中國佛教末法思想的興起》，重點解釋了為4-5世紀中國佛教思想界為什么會出現(xiàn)“末法”的思想。他主要利用佛經(jīng)文獻，闡述了佛教概念中“末法”和“法滅”的區(qū)別，并指出南北朝時期為了與道教的論辯，將佛滅的時間提前，于是正好在4、5世紀馬上要進入佛教預言的“末法”時間，中國佛教因此產生了很多末法思想的相關論述，以此對印度佛教的“法滅”思想進行了改造。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中，榮新江指出在中亞地區(qū)比如于闐，藏文的佛教經(jīng)典中也有關于“末法”的記錄，“末法”恐怕不一定是中土佛教的創(chuàng)造。而劉屹回應稱中亞地區(qū)的“末法”和中土佛教還是有一定的區(qū)別，中亞地區(qū)更多的是尊從印度的佛教傳統(tǒng)。

中國人民大學的王靜在《論唐代士人聚書現(xiàn)象》中探討了唐代士人聚書與他們的文學素養(yǎng)、著述以及家學禮法之間的關系。王靜在文章中不僅引用了如白居易《池上篇》一類的文學作品作為史料，而且考察了聚書的物質形式，如聚書場所和書印等，揭示出唐代士人知識、禮儀和生活習慣之間的聯(lián)系。

在會議的最后總結時，陸揚教授對諸位學者的到來和積極認真的參會表示真誠的感謝，并期待未來能夠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關于中古時期歷史資料文本性和物質性交錯研究的成果。

（本文已經(jīng)陸揚教授審閱，但限于篇幅無法面面俱到，掛一漏萬，請諸位專家與讀者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