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兩個蒙面人拿著伸縮棍棒，闖入了穆卡丹（Hazem El Moukaddem）家，穆卡丹先出手，但馬上遭到對方的十幾下棒擊，被刺了四刀，他帶著重傷逃脫，奇跡般地沒有傷及重要器官。穆卡丹無法辨認出打他的人，只記得當時他們口喊著：“骯臟的赤色分子”。之后警察沒有調查，“沒有質詢任何馬賽的極右組織，一個襲擊者的血還留在我家，也沒人來取樣。” 這是法國馬賽Antifa（反法西斯行動）領袖穆卡丹在自己家里遭到極右分子刺殺的故事。

穆卡丹32歲，平日里在咖啡館安排演出活動，以組織Antifa和幫助移民出名。在刺殺事件的背景下，最近發(fā)生的一件事也讓他難過，一個記者的采訪請求被穆卡丹拒絕了，“就隨意聊聊吧”，他們一起喝了啤酒，兩天后，這個記者把他的姓名、地址和沒說過的話刊登了出來。從事Antifa意味著暴露在危險中生活，穆卡丹已不敢信任新認識的記者。

在極右越來越獲得可見度和政治影響的今日法國，移民城市、也是法國第二大城市的馬賽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社會張力。今年七月底，在馬賽納瓦林（Navarin）街，一個成立于19世紀末的老牌極右組織“法蘭西行動”的活動場所門口發(fā)生了爆炸，爆炸物經調查是一只威力很小的手工炸彈，“法蘭西行動”聲稱受到了Antifa的暴力攻擊。這一事件經過發(fā)酵，沖破本地媒體，獲得了全國性媒體的報道。

“法蘭西行動”近年來具有很強的動員能力，雖然經常聲稱自己是受害者，但他們絕不是一個和平的組織。作為反共和國主義者，君主主義者，他們不滿足于紀念紀念查爾斯·馬努拉（Charles Maurras，“法蘭西行動”創(chuàng)始人，反猶，主張恢復君主制），除了有復辟計劃，他們其他時間和馬賽兩個國民陣線區(qū)長緊密互動。很多成員推崇暴力，比如一個被媒體報道過的、已因涉及恐襲被逮捕的小伙子Logan Nisin，前法蘭西行動成員，在臉書上可以見到他揚言殺光黑人、移民的仇恨言論，還曾設立網頁紀念制造奧斯陸爆炸案和于特島槍擊案的挪威右翼極端分子布雷維克。上個月17日，法國反恐部門逮捕了包括他在內的10名涉嫌策劃發(fā)動恐怖襲擊的極右分子，并在Nisin家被發(fā)現兩支步槍和一支手槍。

而Antifa與“法蘭西行動”的對抗有很長的歷史根源，早在1930年代，“法蘭西行動”就曾與墨索里尼合作暗殺在法國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戰(zhàn)士。在政治語境已經完全改變的今天，似曾相識的遭遇又在發(fā)生，卻更多被媒體表述為兩個幫派之間的斗爭，令人扼腕。

“法蘭西行動”稱爆炸是“極端左翼所為”，把責任歸咎于Antifa。Antifa在法國媒體上不予置評，只表示：“’法蘭西行動’這么說，是因為我們的組織站在反法西斯斗爭的最前線?！钡牵驴ǖじ嬖V我，這一炸彈可能是任何人所為。所謂的炸彈事件給“法蘭西行動”帶來了更多的警察庇護?！罢l從中受益呢”，穆卡丹問，房子沒有遭到任何破壞，贏的是“法蘭西行動”。

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使得Antifa走進公眾視野。連《解放報》這樣偏左的媒體，過往對法國Antifa的報道也寥寥。我身邊不乏知道美國、德國Antifa，卻不知道法國Antifa的本地人，在大眾記憶中，法國Antifa與朋克等亞文化場景聯系在一起，而現在其作為顯然不僅于此。

剛剛過去的十月，又一個緊張的對抗事件獲得了法國全國的關注度?！胺ㄌm西行動”在一個周五晚上封鎖了納瓦林街，重提爆炸事件，并開始在墻上粘貼“國王萬歲”的海報。一些知情的居民在前一天已經小心翼翼地離開了大樓，而不知情者在當天必須向警方證明身份才能回家。有居民說：“這是純粹的挑釁，我覺得我們對此的容忍是可恥的?！焙髞鞟ntifa到了，雙方對峙?！胺ㄌm西行動”的成員戴著頭盔，并受到排成一排的警察的保護，他們向Antifa扔鞭炮、酒瓶，但警察沒有任何反應。Antifa只能對警察喊著：“你們保護的人是法西斯！”“為你們感到羞恥！”

如今穆卡丹帶著我走過這片街區(qū)，他一路微笑著和街上的居民打招呼，并順便商討下次的抗議活動，他們準備組織一次街頭集體就餐，以示街區(qū)的團結和對極右的不滿。這里明顯是一處底層街區(qū)，穆斯林菜店店主和客人拉著家常。大量的移民生活在這里，也不乏歷史上的無政府主義和左翼組織留下的痕跡。而現在，這里在極右和媒體的敘事中已經被污名化為了“戰(zhàn)區(qū)”，外面的人接近都要小心翼翼?！拔ｋU”，“沒事不要去”，是最常聽見的說法。穆卡丹給我展示了一條街，是隔開他們的街區(qū)和極右街區(qū)的隱形界限，“極右號稱自己在保衛(wèi)城市，其實他們自己根本不敢過來這條街”，而穆卡丹卻熟悉這里的家家戶戶。

他向我講述媒體怎樣操縱了事件，以及Antifa如何一直被多方話語污名化，極右甚至造謠Antifa的資金來自古巴——“特別荒謬，怎么不說來自蘇聯呢”。

以下是對穆卡丹的訪談。

馬賽Antifa的歷史脈絡

澎湃新聞：對比其他地方的Antifa運動，馬賽有什么獨特的地方？

穆卡丹：這是個大問題，很難回答，我們的組織有全球的聯系網絡。但每個地區(qū)和城市都有自己的歷史，人們的想法也是不同的。總的來說，過去的30年中馬賽都被自由派控制，現在市長因年老要換人了，所以存在很大的機會改變整個城市，這種機會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出現這么多張力，這么多行動方：極右、自由派、社會民主派、改良派、左翼……每方都明白現在是個機會，都躍躍欲試。有一個候選人大家都覺得似乎會是戈丹（Jean-Claude Gaudin）之后的市長，但在今年的立法選舉中，第一輪和左翼的對決中就被刷下去了。這在四年前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不過恰恰因為他輸了立法選舉，反而可能成為市長了。

澎湃新聞：說說Antifa運動在馬賽的歷史吧。

穆卡丹：Antifa運動的歷史有些復雜，因為不管是政治傾向還是非政治傾向的敘事都試圖從自己的角度重寫歷史。在馬賽的歷史上，有兩種作為政治力量的Antifa運動，一種是社會民主派的，是訴諸法律和倫理角度的；一種是更激進的政治Antifa，希望問題得到長期的解決。

讓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講起。在馬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Antifa，同時有另一支非建制的Antifa，他們和亞文化場景聯系在一起，比如朋克、搖滾，有很多樂隊。后來社會民主派掌權了，大家覺得安全了，沒有法西斯的問題了。在馬賽，到了90年代就沒有活躍的Antifa運動了，直到2002年我們組織成立，中間有5、6年的間隔期，是一片空白。在馬賽的歷史上，極右和Antifa之間的斗爭是非常顯著的。1990年代到2000年，極右進行了很多暴力活動，后來我們開始組織行動，Antifa重又回來。

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想贏，需要身邊的人理解我們在做什么，我們需要人民同意我們這么做。我們不是什么先鋒運動，也不是來指導人們應該怎么說怎么做，所以我們和這里的鄰里之間建立起一種集體的關系，對各種行動進行集體的商議。一點一點地建立起社會基礎。我們還有團結計劃，包括學校、運動、拳擊，接納那些被踢出房子的底層。

城市運轉失靈時，我們試圖指出，這并非正常的，我們不能說有最好的解決方案，但是存在和現有體制不同的解決方案。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法西斯主義者不存在了，我們的組織也將繼續(xù)存在，因為我們把自己視為革命性的，因為社會的確在惡化，而真正的解決方案唯有激進地改變體制。這不是改良主義意義上的改變，怎樣改變是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清晰的是，現有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政治需要改變。

在法國，剝削無處不在，很多人睡在街頭，還有很多人處在很差的工作條件中。我們?yōu)槿伺c人之間更好的連結而斗爭，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我還可以跟你講警察的暴力和壓制，針對底層社區(qū)的眾多謀殺事件，等等。

我們沒有一本議程指南，只是團結起來進行斗爭，尋找的不是20世紀的解決方案，而是現在的解決方案。在這個社區(qū)中，如果有人遇到教育問題，我們就做教育方面的行動；如果有人無家可歸，我們就做住房方面的行動；如果有人沒錢吃東西，我們就做食物方面的行動，分發(fā)食物。我們知道，這些事情也有別的人做，但是他們是受雇而這么做，或者一些政客希望這么做。我們不是以所謂“慈善”的方式，而是以“團結”的方式來做，以一種集體的形式來尋找答案，這個答案也必然是集體的。

澎湃新聞：我看到在今天的語境中幫助移民和難民格外重要。

穆卡丹：我自己就是移民。是的，我們很了解極右，也了解移民和難民議題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有一個自治的無政府主義社團專門做這塊，他們的時間都花在這個議題上。我們的分工有所不同。我們是朋友關系，成員互相重疊。

澎湃新聞：馬賽Antifa運動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怎樣的？

穆卡丹：這是遠距離觀看和近距離觀看的區(qū)別，我們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也許一個學者可以站在遠處談論怎么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但一個法西斯走到面前打來一拳，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辦。這是玩笑。

寬泛的講，有兩種形式的Antifa運動。

前者是長期從事了二三十年Antifa的戰(zhàn)斗者，他們的運動有歷史上的連貫性和合法性；另一種是由學生和知識分子引導的運動。后者與媒體更有親和力，所以媒體更多地與后者交談，而不是跟我們。他們有理論上的觀點，但不是我們的觀點，也許他們的觀點是很聰明的，但是是很學院的。我對他們并不太持批評態(tài)度，因為我從他們的文章中也學到了很多。但也不得不說，回到現實問題時，有的人像在寫科幻小說。

學者和學生的運動常常是曇花一現，每次出現一兩年，寫出很多東西，繼而消失。人們的注意力都在這樣的運動上，而不在我們這樣有連貫性的扎根現實的運動上，我的組織與1980、90年代的組織是相連接的，我們知道我們的歷史。也許我們沒有好的知識分子寫出漂亮的文章，但如果你看看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組織、我們的團結，一直在這里呢。

澎湃新聞：再比如有學者批評Antifa局限在亞文化，而不是一個廣泛動員的社會運動。

穆卡丹：這的確是左翼存在的問題，我同意這一批評。我覺得有批評是健康的。但也正是學者把左翼帶到了小圈子的內部循環(huán)，然后譴責左翼是小圈子的內部循環(huán)，我覺得這是很好笑的。你看看從1960年代到現在的左翼運動，總是由學者引領，告訴我們應該怎么說怎么做，于是左翼運動與社會隔離了，他們又來批評這一隔離。謝謝，批評這一隔離總是很容易的。

我想說的是，1980、90年代，或者就說2000年的運動吧，真的更是一場亞文化運動。而現在十年過去了，也許他們需要了解一下新的版本了。

這十年中，我們在社會層面上活躍著，試圖連接起方方面面。我們把自己稱為為Antifa，不只因為我們僅僅集中在法西斯議題上，而是那是我們的根源和認同，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有Antifa的同志，給我地方睡覺，我知道可以去哪，可以跟誰交談。我不知道社會民主派在哪能找到同志給他睡覺。我們的組織之間的連接比其他派別都強，因為我們行動著，在壓制之下行動著。它曾經是一個亞文化運動，從音樂場景中而來，這不假，但十年過去，已經不再是這樣了。一般來說，學者只談過去，因為這更容易，而分析當下的局勢是更難的，因為它是變動的，充滿各種各樣的意見。

媒體、學者、知識分子都會選擇一些他們眼中能代表大眾的人，過個五年，又去采訪他們，通常這些采訪對象是些聰明人，而當他們成為了領導，所持的不再是集體的觀點，變成了領導的觀點。比如68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真的是激進左翼和革命性的，后來變成了為政府工作的、社會民主派的、自由派的，然后你來問他們革命是什么？改變觀點是可以的，但媒體、學者不能認為他們就一直是代表性的。他們曾經代表了革命的精神，但現在已經變了。你變了可以，但請你以個人名義講話，而不要以斗爭中的大眾的名義講話，不要再討論你已經離開的運動。所以，學者選擇出一個代表者總是很容易的，“啊，你是個聰明人，以組織的名義來談談吧”，也許別人都不同意這個人，也許有各種不同的傾向和故事。我所期待的理論，是討論大眾的社會學，是一些數據性分析。

今日斗爭格局：新“法西斯”是誰？

澎湃新聞：鑒于目前馬賽的政治空間，Antifa的活躍度也在提高。

穆卡丹：我們的工作很簡單，只是告訴人們他們周遭發(fā)生了什么，關于納粹和極右，讓大家團結起來。人們想投票就投票，不想投票就不投票。我可以有我的個人意見，但我們的工作不是教別人給誰投票。

澎湃新聞：我無法理解“法蘭西行動”作為君主主義者為何能動員那么多人？

穆卡丹：我也無法理解，在當今的政治氛圍中，社會民主主義失敗了，自由派失敗了，留下一塊很大的真空地帶，有待填充。“法蘭西行動”之所以能做大，就是因為他們活躍。他們是極右里唯一活躍的組織，所以所有持極右觀點的人都走向了這個組織。

澎湃新聞：什么時候開始活躍的？

穆卡丹：他們三年前開了自己的場所，把它買了下來，他們有這個錢。一開始，他們一個月用一次，因為壓力很大，兩年前，他們說他們收到了死亡威脅，所以警察開始保護他們，他們可以在保護下一周集會一次。兩周前，他們的成員因為從事恐怖主義而被捕，而他們聲稱自己受到襲擊，多么可笑。所謂炸彈事件是愚蠢的人干的，贏的是法蘭西行動，你看媒體，都是為他們辯護的。他們襲擊難民，襲擊年輕人，襲擊孩子，報紙是不報這些的，只說，看，這有個炸彈。因為報紙上說炸彈，人們想象是很嚴重的事情，但實際上只是小小的玩具一樣的東西，哪里都可以買到。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公關體系。這并不是說應該進行這樣的攻擊，而是說微小的、不重要的事件會被他們利用，來獲得警察的庇護。

我可以去他們的活動場所所在的街道，人們會跟我打招呼，他們走過時人們一片噓聲，這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不是反抗者，恰恰是社區(qū)的對抗者，他們試圖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好的，但事實上他們攻擊包括穆斯林、同性戀在內的所有人。他們不僅僅是跟我們有過節(jié)（當然有的），而是跟整個社區(qū)有過節(jié)。像我前面說的，唯一的解放方案唯有團結，我們需要所有人一起說：我們這里是一個平民的大眾社區(qū)，所有人在這里都是受歡迎的，都會感覺舒服。僅此而已。

如果沒有警察的保護，他們就難以存在。“法蘭西行動”該問問自己，為什么會這樣。他們會說這里是個壞地方，充滿毒品成癮問題和壞人。而他們只是些有錢的孩子住在有錢的社區(qū)。馬賽有八個區(qū)，每個區(qū)都有自己的區(qū)長。其中14區(qū)的區(qū)長是國民陣線的，叫Stéphane Ravier，那個區(qū)很支持“法蘭西行動”，互相之間聯系非常深。

我要說，在馬賽，當人們?yōu)閲耜嚲€投票時，不是為國民陣線投票，而是為極右投票。就像人們?yōu)槊防尚弁镀?，其實是為左翼投票，因為你沒什么別的選擇。在馬賽，大約28%的人為國民陣線投票。所以說，馬賽在團結和認同之間存在很強的社會張力：保住自己、排斥他人，還是和他人共存？

對我們來說，馬賽是荒誕的，因為幾千年來這里一直是一個移民城市。你看看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的名字，很多人是意大利移民之類。

澎湃新聞：最近聽說法國意大利邊境上一些幫助難民的志愿者因和平游行而被捕。

穆卡丹：這是很成問題的，警察和司法機構會認為，如果你幫助了需要幫助的人，你就是有罪的。這很瘋狂，因為這些志愿者做的正是城市和國家應該做的事。在我們看來，今天的法國變得越來越壓抑了。如果你游行，你可能因此入獄。

就像這里針對“法蘭西行動”的游行，一些居民帶著孩子以非攻擊性的方式全家人來游行，只是表示對“法蘭西行動”的排斥，但警察卻動用了催淚彈，攻擊了很多人。即使現場有兒童，他們也不在意。而媒體對此也是選擇性報道，報紙看問題的方式并非客觀的。

澎湃新聞：你怎樣看待Antifa運動和暴力的關系？

穆卡丹：當然暴力也會發(fā)生。我們也不隱藏這一點。如果需要有一些暴力的行動，我們會做的，即使有人因此入獄。我們可以公開談論這一點。是的，如果有組織攻擊我們，我們會反擊的，這是確定無疑的。“法蘭西行動”哭訴他們被攻擊，他們一年攻擊20個人，然后還震驚有人對此作出回應？攻擊他們的可能是他們周圍的人，可能是讀了仇恨文章的人，可能是任何人。他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攻擊性的組織啊，每天都在排斥猶太人、穆斯林、同性戀……被反擊再正常不過了。我們則是相反的，我們要建立集體。

澎湃新聞：按照“法蘭西行動”的敘事，他們也常常把自己描述為受到攻擊的受害者，這為他們的暴力提供合法性。

穆卡丹：這就是典型的法西斯運動心理學原型。他們既是攻擊者，同時又是受害者。他們有14條居民向警察投訴他們暴力的記錄，我們一條都沒有。所以他們該問問自己誰是真正暴力的人。每次都是這樣，他們攻擊社區(qū)某些居民，向一些商店施壓，騷擾一些窮人，然后我們過去，讓他們滾開，然后他們變得暴力……然后警察來逮捕我們了，逮捕又怎樣呢，難道他們攻擊別人時，我們能袖手旁觀嗎。相似地，如果他們給我宣傳紙，我會接過來扔在地上，這是我的權力，我不喜歡你們，有權表達。但你不能說言論自由就是“猶太人去死、穆斯林去死、黑人去死……”那我就會說，你去死吧。

澎湃新聞：關于美國極端主義犯罪的調查也顯示，實際上仇恨犯罪大多是極右的，穆斯林是少數，極左最少。

穆卡丹：我不喜歡美國把很多事都個體化，他們總是強調個人主義的身份認同，比如“看他是個黑人但是他很有錢”。有錢不能避免系統(tǒng)性的種族歧視，包括就業(yè)和住房的困難。我們的觀點是集體主義的觀點，是階級的觀點，要與系統(tǒng)性的種族歧視和法西斯主義做斗爭。

階級和資本主義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所以我們不是倫理的、人道主義的反法西斯視角，而是斗爭的視角。即使明天沒有法西斯主義者了，還會有系統(tǒng)性的剝削和不平等，而不平等會產生暴力，不管這個暴力是不是種族主義的，我們會與之斗爭。

媒體對Antifa形象的塑造：想象的敵人

澎湃新聞：最近媒體對Antifa的關注度似乎有明顯提高。

穆卡丹：對我們來說，2005年、2006年是斗爭最緊張的時候，只不過最近媒體才對此展現出了興趣。2006年時，大約30人因為和法西斯的斗爭進了醫(yī)院。那時存在一個左翼和右翼之間的下城文化之爭，在我看來，當時是左翼贏了——不是指暴力方面，而是指文化、社會生活的影響。但是后來左翼又走向了低落。

澎湃新聞：在對這次沖突事件的媒體呈現中，我讀到有些報紙比如《解放報》還是譴責“法蘭西行動”的。

穆卡丹：通常一般媒體對這類問題的處理是說，極右極左都是不好的，試圖把局勢描述為兩個幫派之間的斗爭。我們不是幫派。這也是“法蘭西行動”的敘事方式——他們襲擊移民時，說對方是Antifa，襲擊學生時，說對方是Antifa，襲擊共產主義者時，也說對方是Antifa。他們試圖告訴所有人，唯一的敵人是Antifa。但事實是，他們是所有人的敵人。

下次媒體撰寫關于法西斯主義的報道，我希望他們能問問我們的觀點。因為現在有二三十篇文章談到我們，卻沒有一篇曾經給我們打電話問我們的看法。他們有自己的敘事：把Antifa分為好的Antifa和壞的Antifa。每個人都使用Antifa這個詞匯，因為它成為了一個意義廣泛、含糊的詞匯。人人都知道我們，卻沒人跟我們聊。他們希望我們是一個謎，這樣他們就可以想寫什么寫什么了。

有一個紀錄片講了一個小城市的Antifa運動，非?？尚Γ稍L了熱愛朋克音樂的青少年，十四歲的孩子以Antifa的名義來發(fā)言，這是什么鬼？真正的Antifa組織沒有被采訪，采訪的是一些不相干的人。拍攝者只是想做這個選題。而我給你發(fā)的那個我們自己拍、講自己的紀錄片，從來沒有被媒體使用過。媒體總愛使用一些沒人知道是誰的學者的研究，卻不用我們的。你們可以用我們的，然后評論說這是主觀的，是宣傳。但是不能視而不見，畢竟這是我們Antifa最正式的紀錄片。

這就是我談論敘事的原因。政府、法西斯主義者、記者都想把壞的東西往Antifa這個框里裝（很偶爾的時候是好的）。如果你看法西斯主義者的政治視頻，三四年前，他們在YouTube發(fā)了一個關于Antifa的暴力的視頻，事實上那個城市根本不存在Antifa組織，然后這個視頻有幾百萬的點擊量，人們都在譴責Antifa。他們只是把Antifa的名頭安在一些憤怒的人之上。這就是關于宣傳的非常好的一個例子：創(chuàng)造出一個想象的敵人。

澎湃新聞：你和記者打交道的經驗都很失望？

穆卡丹：幾乎每次媒體都會篡改我說的。通常當一個記者想寫關于Antifa、種族主義者和法西斯的文章時，他已經有關于要寫什么的想法了，就像一個學者寫論文之前已經有想法了，所以他會期待我說一些東西。我來了，說的是別的一些東西。然后他會各種把我的話改裝成他的意思。這就產生信任的問題了，這是個大問題。

十年前，我們根本不跟媒體打交道，因為對我們的看法都是負面的。后來有網絡了，我們可以一直發(fā)聲，如果媒體報道不實，我們就可以直接說那是謊言，而我們自己的觀點是怎樣的。即使這樣帶來的傳播效果不能跟媒體相比，至少知道我們的人了解了我們。

兩周之前，一個記者來我工作的地方找我，問我能不能采訪，我說不行，但是隨便聊聊吧，我們一起喝了啤酒。過了兩天，他把我的名字、地址和很多沒說過的話登在了報紙上。當然，我不會再信任他了。我們平時要冒很多險，兩次法西斯找上我家門攻擊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公開對我是很危險的一件事，但這個記者才不在乎，他只想賣出他的文章。所以我們現在只信任我們認識已久的一些記者，新認識的人我會特別特別的謹慎了。技術上來講，我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可能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