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柏拉圖主義哲學(xué)的影響下，教父們發(fā)展了一套理解物質(zhì)世界的程式，在之后的一千年間，左右了歐洲哲學(xué)。圣奧古斯丁（354-430）認為，上帝創(chuàng)造的世界充滿了各樣符號，只要解釋得當，都能透露蘊蓄著的高一層的要義，指向宗教的真理。關(guān)鍵在于如何理解圣書的比喻，破譯有形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新約”同“舊約”間的類比。神創(chuàng)的有形世界，是一復(fù)雜的象征系統(tǒng)，或達到宗教真理的手段；知識的一個用處，就是發(fā)現(xiàn)并解釋兩者的類比。他舉蛇的幾項正面價值為例，依次說明（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4）：

知識的缺陷，可使［經(jīng)文的］比喻顯得含混不清，如果我們不了解動植物、礦物或任何事物的本性；而這些，在《圣經(jīng)》里常作類比。眾所周知，蛇受到攻擊，寧可藏起頭而把身子留在外面。這其實再清楚不過，提示了主的意思：他要我們“務(wù)必機警似蛇”（太10:16）。故我們應(yīng)當將身體，而不是頭，即基督，暴露給迫害者（弗4:15）。如此，基督的信仰，［比作］我們的頭，就不會橫遭殺戮。假如我們藏起身軀，露出腦袋，豈不等于拒絕了上帝！還有，人們說，蛇會用力鉆小洞，讓自己蛻皮，更新力量。這跟我們學(xué)習(xí)蛇的智慧，脫去“舊人”，恰是一個意思（弗4:22）。誠如使徒所言，要更新，首先得脫去“舊人”，走窄路。因為主說了：“你們要進窄門”（太7:13）。所以，通曉了蛇的本性，就能理解大自然在那動物身上展現(xiàn)的許多類比。

圣奧古斯丁

《圣經(jīng)》里但凡提到龍的地方，都能用類比詮釋。加之《啟示錄》將龍等同于惡魔，更成全了一大便利。這種思維模式的典型，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約780-856）可算一個。他曾按字母順序編了一部《圣經(jīng)》名喻指南（Allegoriae in Sacram Scripturam），其中“龍”的條目是這樣開題的：“龍，即魔鬼，如《啟示錄》所言”接著，由圣書中別的表述推論，把龍定義為現(xiàn)世的陰謀、敵基督（Anti-christ）；復(fù)數(shù)的龍，則是魑魅魍魎、猶太人、異教徒。拉巴努斯還寫了一部《宇宙論》（De Universo libri XXII），是古代知識和基督教神學(xué)的百科。他循羅馬自然史家的舊例，將龍、蛇歸于一類，解釋說，龍就是魔鬼及其走卒、迫害教會者；并以《詩篇》74:13-14（見前文）作一范例，即采用圣奧古斯丁的解經(jīng)法，取一段經(jīng)文比附發(fā)揮，闡明宗教的真理：

《詩篇》的作者說：“是你，運大力分開汪洋，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腦袋”。因為［上帝］分開了紅海，命波濤退卻，露出一條干路，穿越海底。“打碎怪物的腦袋”：這奇跡最好解釋，渡海乃是圣洗禮之預(yù)象；［類比的］一邊，是海怪的頭，那穢物的靈［碎了］化為烏有；另一邊，是洗禮盤，即濯凈罪人被玷污了的靈。接著的一句，“是你，砸扁海龍的頭顱”：這兒，“頭顱”用的是復(fù)數(shù)，意謂各種精神上的惡；而“海龍”卻是單數(shù)，喻指撒旦……它的頭被“砸扁”了，扔出天外，因它的驕傲而不得保留它原本的光彩。

拉巴努斯（左）

精致的神學(xué)解釋，對象是有教養(yǎng)的寺院僧侶，做他們研習(xí)《圣經(jīng)》的輔導(dǎo)。簡單的象征，如龍做惡魔的化身，則常見于大眾閱讀［或聆聽］的圣徒傳記。圣徒傳里常有屠龍故事，象征圣徒與惡的搏斗。但如果圣徒是傳教士，龍又可代表異教“迷信”。某些情況下，搏龍也隱喻圣徒內(nèi)心為堅持信仰，抗拒色欲、塵世的學(xué)問或享樂等，而展開的斗爭（Merkelbach, cols. 247-250; Le Goff, pp. 159-88）。

有一段圣徒傳里對龍的素描，值得全文錄下，因為從中不難體會到龍的形象可以刺激出多大的想象力（Wrmonoc, p.447）：

只見那大蛇并無腿爪，卻靠一排排肋骨跟一層層鱗甲，對稱地從頭頸一直到小腹支撐起身軀，仿佛鱗甲就是爪，肋骨便是腿。它又不像蟲，靠伸曲柔軟的脊背朝前運動。這爬蟲的走法十分奇特，它一左一右扭擺起來，讓肋骨始終與脊椎相對；邊走，邊將鱗甲刺進土里，肋骨卻直立在那兒。這么左右兩側(cè)輪番快速向前，登險坡如履平地，只留下兩行肋骨的印子在地上。無論投槍刀劍都傷不著它。那可怕的鱗甲，如同一堵用盾牌連環(huán)鎖起的斜墻，武器投去，鐺一聲便奇跡般彈在一旁，那大蛇的皮肉絲毫未損。它一路又咬又踩而來，甚至口噴毒氣，傷害的人無計其數(shù)。這怪物聽見有人接近，便兀地脹了脖子，掀開血盆大口，鼓起雙目，閃出灼灼兇光，那只瘟神般的頭，抬得比磨坊的風(fēng)車還高，下身則盤作一團：整個身軀從腦袋到尾巴尖，總共一百二十英尺不止。

有趣的是，這幅活靈活現(xiàn)的龍肖像，并非全部出自作者的想象。事實上，這段文字主要取材于羅馬晚期作家奧羅修（Paulus Orosius，約383-418?），只作了少許改動，以配合語境。這就為我們指出了中世紀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尤其是說到龍傳統(tǒng)），即希臘/羅馬文化的傳承。公元77年，老普林尼完成了他的三十七卷《自然史》。這是一部知識與傳聞雜糅相間的百科，由作者從希臘典籍，特別是向亞里士多德收集薈萃，外加自己的觀察研究而成。書中論及宇宙和地理，人與動植物，礦物、醫(yī)藥同建筑。后世學(xué)者如蘇利弩（Gaius Julius Solinus，活躍于三世紀）和塞維爾主教以西多（Isidore of Seville，約560-636），都從中取材或編過簡本。中世紀學(xué)者正是通過這些人的著作，了解古代的自然知識，包括龍的習(xí)性。那時候的人做學(xué)問，有一個如今難得的便利，就是可以放心增刪古人、旁人的作品而不必注明出處。

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老普林尼認為，龍（draco）是一種大蛇，跟一般的蛇有別，但無毒。他記載了龍的種種特異功效：龍頭埋在門檻下，可以給家人帶來好運；龍眼睛風(fēng)干，做成油膏，跟蜜和勻了揉進皮膚，可以防止夜晚受鬼魅驚嚇。他還講述了龍和印度象之間永恒的爭斗——龍卷住象腿，奮力扼殺大象，卻被倒下的巨獸壓死（Pliny, 8.11-12, 29.20）。蘇利弩重復(fù)了這個故事，但解釋說，龍因為性熱，需要喝大象的“涼”血，所以才成了宿敵。他把龍的主要產(chǎn)地定在埃塞俄比亞，并對龍的性狀添了一個說法：龍的威力主要在尾巴，不在牙齒（Solinus, 25.10, 30.15-16）。以西多則更進一步，稱龍不但比蛇大，而且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它頭上有冠，住洞穴，能飛；不僅在埃塞俄比亞，在印度也有分布。

以西多的Etymologiae

以西多是糅合《圣經(jīng)》跟希臘/羅馬典籍中有關(guān)龍、蛇的論述的第一人。他指出，蛇性最為機敏，因為《創(chuàng)世記》3:1說了：“蛇，是上帝所造的野獸中最聰明的?！?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callidior，兼指狡猾；Etymologiae, 12.3-4）觀念上，中世紀的龍是圣書名喻同古代自然史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古典傳統(tǒng)為闡發(fā)基督教倫理提供了素材。例如，奈坎（Alexander Neckham, 1157-1217）著百科全書《物性論》，上自三位一體，下至蕓蕓萬物，為整個宇宙編織倫理注釋。他也論及龍象之爭，但補充一點：為躲避龍的圈套，母象從此就站在水中央生產(chǎn)。由此，引申出一個清晰的神學(xué)觀點：人是為了跳出那“古蛇”或惡魔的埋伏，而接受洗禮的（De Naturis Rerum, chap. 145）。

奈坎的《物性論》

也不是唯有龍和別的神怪，才夠格作此發(fā)揮。中世紀家喻戶曉的，有所謂動物寓言集（bestiary），無論真實的抑或想象中的動物，都可以做基督教倫理的例證。寓言集的文本，由于不斷傳抄而一代代變化，其影響許多世紀以來，波及社會各個階層。但主旨永遠是：上帝的目的彰顯在世界的每一細節(jié)，動物和怪物的習(xí)性給我們提供了尋求救恩的線索。在寓言故事里，龍代表魔鬼，是確定無疑的（White, pp.165-7）：

Draco，龍，蛇中之巨，事實上也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希臘人稱之為drakōn［大蛇，目光兇惡故。詞根同動詞drakein, derkesthai，掃視，或名詞drakos，目］，所以拉丁語叫draco。龍爬出洞來，常舉足騰云，令身體四周的空氣發(fā)光。有冠，小嘴，窄喉，從中吐納空氣，伸出舌頭。又，其力量不在牙齒而在尾巴，不靠刺擊，而靠甩打，所以并無毒汁為害。它不需毒汁殺傷對手，是因為它可以纏殺任何動物，即使大象那么碩壯也不能幸免。龍埋伏在象游蕩經(jīng)過處，用尾巴圈住象腿，將象絞殺……而魔鬼，那條最大的爬蟲，很像這龍。它從老巢飛將出來，空氣也會放光。因為惡魔自下界升起時，會把自己變成光明天使的模樣，用虛假的希望、榮耀、塵世的幸福迷惑笨人。據(jù)說，它也有冠，即王冠，因它是驕傲之王。它的魔力也不在牙齒而在尾巴，為的是誘騙那些失了警惕心，不由自主追隨它的人。那魔王躲在人常走的路上——他們?nèi)ヌ焐系穆罚呀?jīng)被自己的罪結(jié)成的那張網(wǎng)擋住了——也伺機欲將他們扼死。任何人叫罪惡纏上了，都是死路一條，只有下地獄的份。

這一段生動的寫照，細節(jié)均出自以西多；作者依照《啟示錄》以龍喻惡魔的程式，把龍的每一個特征都譯作了神學(xué)類比。

十二、十三世紀希臘和阿拉伯科學(xué)在西歐的復(fù)興，大大增加了人們對自然界的了解。但是，動物寓言供奉著的通俗龍傳統(tǒng)，還暢行無阻，禁錮著人的思想。其時，消化吸收了亞里士多德學(xué)說的學(xué)者中間，只有一人用亞氏的眼光研究了龍，他就是阿爾伯圖（Albertus Magnus）。阿爾伯圖的巨著《動物論》作于1262至1280年間，其中第二十五卷論蛇，龍被視為蛇類一亞種。該書除了廣征博引老普林尼、蘇利弩、以西多等拉丁作家，還添上波斯和阿拉伯哲人如阿維先（Avicenna, 980-1037）、賽麥?。⊿emeryon）的論述，并取了他們關(guān)于龍靠牙咬而非噴毒，致敵于死命的說法。龍有大小之別，從五到三十五腕尺（約7-45英尺）不等。凡是不可信的傳說，他便用邏輯反駁。比如，龍會不會騰云駕霧？他指出，倘若龍是短胖身材或有可能，但大蛇細頸長尾，它怎樣鼓翅，升上云端？凡此種種，都斥為無稽之談，包括人看見龍翔夜空、口吐火焰的報道——他認為，那其實是一顆流星

（De Animalibus, 25.27）

。顯然，他對神學(xué)觀點不感興趣。

然而，阿爾伯圖謹慎的懷疑主義，只在大學(xué)圈子里有所影響，進不了通俗文化。重要的是，他的著作表明，即使在中世紀，也沒有一套人人接受而不存異議的關(guān)于龍的信條。博學(xué)的哲人和民間藝人共享一個由《圣經(jīng)》、教父和古典文獻融匯而成的大傳統(tǒng)，但主觀上，對于龍，他們又各有各的體會。尤其豐富多彩的，是視覺藝術(shù)中龍的形象；龍給了中世紀藝人一個發(fā)揮聰明才智和想象力的好機會。

阿爾伯圖《動物論》

長期以來，蛇（無翅無腿的爬行動物）與龍的界限是不清的，模樣和大小，傳統(tǒng)上也沒有定規(guī)。但是自十世紀起，普遍地，龍有了翅、角、須，以及猛獸的爪，姿態(tài)也變得格外兇惡。從此，這形象在西方藝術(shù)傳統(tǒng)中扎了根。拜占庭帝國跟中、東歐信希臘東正教的各族，龍的造像則稍稍不同，突出了爬行動物的體征。表達上最具戲劇性的，大概要算《啟示錄》的七首戾龍：或是六只小頭簇擁一個大頭（如德國邦堡的“啟示錄”），或是七根脖子并排長在肩上（如法國安茹的十三世紀掛毯“啟示錄”）。也許，《啟示錄》的龍的最有名的形象，屬于丟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木版插圖。每一片圖版都繪制精巧，充滿了傳統(tǒng)的象征。在十五世紀，七首龍又是七宗罪的名喻（驕傲、吝嗇、貪吃、忌妒、懶惰、好色、忿怒），七個腦袋各以其不同特征指其中一罪。丟勒的畫，便是這一程式的典范。至于龍的身材盈縮，我們可以這樣比較：小的一端，法國阿爾比大教堂有一座十三世紀的圣約翰塑像，描繪他從圣餐杯中驅(qū)除一只貓仔大小的龍；大的一端，龍的火焰熊熊的胃，常畫作地獄，用來恐嚇世人。

丟勒創(chuàng)作的七首龍

中世紀的龍，是上帝的宇宙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形態(tài)差異懸殊，其象征功能卻始終如一。

然而，龍不僅是一個神學(xué)象征；人們相信龍的存在。直到十六世紀，編年史里還不乏人看見龍的記載。龍血，更是中世紀常見的藥物，可以從朱砂中提取，據(jù)說這種礦石凝結(jié)了垂死的龍的鮮血。據(jù)稱，龍血治腎結(jié)石和失明，療效最佳（Hogarth, p.124）。另據(jù)奈坎記載，龍肉價高，生意興旺，尤以埃塞俄比亞為甚。在那兒，赤日炎炎之下，龍肉是難得的消暑珍品（Neckham, chap. 147）。中世紀的龍，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繁殖起來的；養(yǎng)育它的，是《圣經(jīng)》意象、古典遺產(chǎn)、民間傳說和旅行家的故事，加上基督教的象征思維的通力合作。

人普遍相信世上有龍，這個不難理解。須知龍不過是棲息在中世紀的眾多怪獸中的一員。鷹頭獅身獸（griffins），半人半馬的海妖塞壬（sirens），人魚（mermaids），蛇怪（basilisks），獨角神馬（unicorns），諸如此類，絕不比龍來得稀少，且各有各的神學(xué)象征和人們熟悉的藝術(shù)形象。一如常見的鳥獸魚蟲，怪物在神創(chuàng)的秩序中也占著一席之地。

同樣重要的，還有傳說中的怪人。老普林尼［的讀者］把希臘人筆下地中海以東遙遠國度的各色畸形奇人，輸送到中世紀來了。于是人們知道，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外面，生活著一種狗頭人（cynocephali），而利比亞沙漠有“刑天”樣的胸面人（blemmiae），非洲腹地有侏儒族（pygmies），印度則有獨腳快人（sciopods）；后者躺在太陽底下，舉起一條奇大無比的飛毛腿當陽傘。一俟旅行家?guī)Щ啬切┟褡宓钠媛勢W事，傳教士便出發(fā)，去感化他們——他們存在于這神創(chuàng)世界的目的，得到了教會的認可。怪人同怪獸一樣，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那超出已知世界的存在，將人對未知世界的恐懼戲劇化、擬人化了（Friedman）。

歐洲人在十七世紀的科學(xué)革命和地理發(fā)現(xiàn)以前，對世界只有非常零碎、片面的知識，對其演變也極少理解：認知的起點，永遠劃在上帝創(chuàng)造的奇跡那邊。如此氛圍，怪物怪人［的存在］就不會比家禽家畜更令人費解。不管是龍，還是胸面人，其在神創(chuàng)論里的位置、目的、性質(zhì)，一經(jīng)確定，即可用來對付那個可怕的無法控制的未知世界，將它轉(zhuǎn)譯成人們熟悉的基督教世界觀的語匯。

由此可見，要對龍的存在發(fā)生疑問，須有一個條件，即詮釋自然界的模型不再把全能的造物主作為認知的起點，不再依賴古典傳統(tǒng)，把它當作理解自然現(xiàn)象的知識源泉。雖然對鳥獸的直接觀察和如實描述，是中世紀后期藝術(shù)的一大特點，有關(guān)歐洲動植物的經(jīng)驗知識，也早有獵人、農(nóng)夫、藥劑師及別的實用行業(yè)的積累；然而，中世紀以大學(xué)為基地的經(jīng)院派學(xué)說根深蒂固，就連伴隨宗教改革和文藝復(fù)興而來的歐洲思想的大轉(zhuǎn)向，也觸動不了（Raven, chaps. 1-2）。毋寧說，文藝復(fù)興時期，人文主義學(xué)者一頭鉆進了古典傳統(tǒng)的故紙堆里，一心一意剔除中世紀的附會和誤解。他們對觀察自然界不感興趣，只喜歡編訂可信的版本（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和百科式的手冊，收集考據(jù)古代作者的知識。這方面的佼佼者，是格士納（Conrad Gesner, 1516-1565）和阿德羅萬蒂（Ulysse Aldrovandi, 1522-1605）。格氏頗有影響的五卷《動物史》，出版于1551至1621年間，收錄了古今作者描述的各種動物（還特意從中挑出一頭兩足龍，作插圖）。阿氏著作等身，死后有兩卷《龍蛇史》問世（參閱Thorndike, vol. 6, chap. 38）。上卷論蛇，就詞源、形狀、產(chǎn)地、象征、象形文字等一一考證；下卷用同樣方式研究龍，滔滔不絕，一百多對開頁的記述，都是他從通讀了的古典作家跟《圣經(jīng)》注釋中鉤沉所得。編者在書里附了插圖，其中一幅，畫的是1572年發(fā)生在波倫亞（Bologna）附近的“真實故事”：一匹兩足龍被農(nóng)民的大車撞到了。這龍的遺體，后來就保存在當?shù)夭┪镳^里。

《動物史》中龍的插圖

《龍蛇史》插圖

阿德羅萬蒂代表了十六世紀歐洲人對知識積累和編纂的渴望。如同當時的一般自然史著作，他的書在方法論上，囿于古典文本的考證，完全缺失對直接觀察的興趣（參見Debus, chap. 2）。他又代表了那個時代的風(fēng)氣，熱衷于奇跡、怪物和畸形。不過，這一切已經(jīng)不再充當神意的符號，而是做了好奇心的研究對象。它們成了君王蒐集的珍稀，由學(xué)者錄入史書或編進《怪物志》（如Lykosthenes）。在自然史領(lǐng)域，直到十八世紀，阿氏還被人當作權(quán)威引用。對頑固的傳統(tǒng)自然觀的挑戰(zhàn)，并非來自文藝復(fù)興時期學(xué)術(shù)的主流。

十六、十七世紀的地理發(fā)現(xiàn)，大大擴充了歐洲人關(guān)于遠方大陸和動植物的知識。但人們對怪物和奇跡的傳統(tǒng)迷信遠未絕跡。旅行家仍沿用中世紀的思維模式，解釋他們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所見所聞，傳說中的怪人就住在這片已知世界奇異的邊陲。故而阿德羅萬蒂相信，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發(fā)現(xiàn)了史書上早有記載的怪人之一，食人番（anthropophagi；Aldrovandi, p. 359）。古人關(guān)于印度產(chǎn)龍的說法，也得到了證實。各種珍禽異獸同怪物的收集，一時蔚成風(fēng)氣，尤以嚴肅的科學(xué)家圈子為甚，包括1662年成立于倫敦的皇家學(xué)會（Royal Society，見Thorndike, vol. 8, chap. 30）。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西方十七世紀對自然界的理解可以這么總結(jié)：“珍奇怪誕與正常、自然、科學(xué)之混合?！?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同上，vol. 8, p. 13）

十七世紀科學(xué)革命對歐洲［思想］最深遠而直接的影響，是伽利略開創(chuàng)的關(guān)于宇宙本質(zhì)的數(shù)學(xué)與機械論模型；他的學(xué)說把直接觀察和連貫的邏輯解釋，置于首要地位。但是，由此而起的天文學(xué)和物理學(xué)的進步，沒有立刻觸動自然史的研究。在伽利略與教會的《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說一刀兩斷之時，不少博物學(xué)家還在用老眼光看問題，把由新發(fā)明的望遠鏡帶來的新發(fā)現(xiàn)，當作造物主的神圣目的之彰顯。他們的著作仍在重復(fù)：越是了解上帝創(chuàng)造的這個世界，就越能領(lǐng)會神意的安排（Raven, chap. 18; Hankins, chap. 5）。

T. L. Hankins,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漸漸地，直接觀察和連貫的邏輯解釋才開始進入動植物研究。直到古典遺產(chǎn)殘存的權(quán)威被最后推翻，嚴格的、祛除了怪人與龍的生物學(xué)——生物分類法才有可能創(chuàng)立。這里，沒有相當于伽利略給物理學(xué)帶來的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而是慢慢地脫離植根于亞里士多德學(xué)說的舊分類法。新分類法的關(guān)鍵是“種”（species）這一概念。探索始于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先是植物研究，然后（十八世紀中葉）又拓展至動物研究。只有當“種”作為獨立繁殖的類群被認知，所有生物用同一原則系統(tǒng)分類的方法，才成為可能（Hankins, chap. 5; Mayr, chap. 4）。

E.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因此，十七世紀的博物學(xué)家尚未掌握使他能夠質(zhì)疑龍的存在的概念性工具。接踵而來的，是對直接觀察的日益重視，及對《圣經(jīng)》和古典作家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與否定。人們認識到，動物一般只跟同類交配繁育，生命周期自有其內(nèi)在規(guī)律?？墒牵C明龍的不存在，卻非易事。有一個人大膽嘗試了，那就是邦多醫(yī)生（Jean-Baptiste Panthot, 1640-1707）。他批判了老蛇像蠶變蛾子那樣，成精化龍的傳說，卻駁不倒龍自成一種，即“龍生龍”的理論。末了，只好引述別人的游記，指出作者并沒有在印度或埃及親眼見到真龍。結(jié)論是，龍無非是撒謊、害怕、輕信的產(chǎn)兒（Traité, p. 30）：

以上例子說明，人們很容易道聽途說，就把種種碩大而危險的野獸的行狀，集中到龍身上，說它如何兇惡如何食人；其實根本沒人見過，甚至尋找過龍。應(yīng)該在此意義上理解《圣經(jīng)》里多次提及的龍，因為經(jīng)文從未給出任何具體環(huán)境，供我們判斷，說那些龍跟我們現(xiàn)在聽說的有一點點關(guān)系。

但是，邦多無法證明自己的論點。他不得不承認，假如真有人見過自然界的龍，則龍一定是由兩種不同的動物，例如蛇跟蜥蜴，雜交而生。他的最后一記“殺手锏”，卻是訴諸人性：如果有龍，那么人必然有辦法捕獲它，就像獵取獅子、大象，因為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人類追求榮譽和利潤。

邦多代表了人們珍惜的傳統(tǒng)信念跟理性常識間的沖突和混亂，這一十七世紀末自然史研究中的突出現(xiàn)象。他的論著清楚地表明，正是實踐觀察加上物種概念，促成了龍在歐洲思想中的衰亡。無巧不成書，給龍的最精彩的一擊，輪到了偉大的瑞典植物學(xué)家，現(xiàn)代生物分類法的創(chuàng)始人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1734年，德國漢堡一家商號聲稱購得一條七首龍，請林奈前去鑒定。林奈看后大為佩服——不過他佩服的是匠人們別具匠心，將不同種屬動物的肢體縫補成“龍”的高超技藝。把戲戳穿之后，商人們曾威脅起訴，告林奈誹謗罪（Hogarth, p. 187）。

林奈

正是啟蒙運動在科學(xué)上的進步，讓人拋棄了龍。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不再需要龍來扮演毀壞力和惡的化身，也不用它象征未知世界。大寫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成了解釋物質(zhì)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基準。

從一開始，它出現(xiàn)在古代近東宗教的時候起，龍就跟諸如神意、罪惡、毀壞力這樣的觀念息息相關(guān)。作為創(chuàng)世神話及隨之而來的宗教儀式的主角，龍又被猶太/基督教的末日論所吸收，代表惡的最終失敗。在中世紀，龍和所有動物一樣，充當了象征上帝的創(chuàng)世宏圖與基督教教義的類比線索。而后，它又被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博物學(xué)家漸次降到珍禽異獸的水平，失去了崇高的神學(xué)意義。當現(xiàn)代科學(xué)對自然界的理解，在十七、十八世紀奠基之后，龍終于淡出了歐洲思想的格局。

本文的探討，是嘗試把龍看作從神話、神學(xué)名喻，到現(xiàn)代實驗科學(xué)興起之時，各式世界觀的一個范例。就思維方式而言，龍屬于直覺與想象，不靠邏輯和觀察。狄德羅在啟蒙科學(xué)的豐碑，他的《百科全書》中總結(jié)了這一點，將龍定義為想象的產(chǎn)物，“傳說中的動物”（animal fabuleux）。他認為，龍在不同時代指涉各種不同的奇異、罕見、可畏或巨大的動物，如巨蜥、鱷魚等（Encyclopédie, vol. 5, p. 104, "dragon"）。這一解釋本質(zhì)上至今有效：古代和中世紀的龍，是非真實的神話動物，它代表了一切非科學(xué)而無序的事物。

狄德羅

《百科全書》

進入二十世紀，龍已經(jīng)離開玄學(xué)而出沒于小說、幻想和童話。它是不是還起著投射我們危險的毀壞力，或人的本性的作用呢（Bettelheim, pp. 75-6）？假如持這一觀點的心理學(xué)家沒有說錯，那么，龍依然住在我們心里，正如它第一次出現(xiàn)在Tiamat和Marduk的時代。

一九八八年三月，原載《九州學(xué)刊》2:4, 1988。

朱麗婭·史密斯（Julia M.H. Smith），時任美國三一學(xué)院歷史學(xué)助理教授，現(xiàn)任牛津大學(xué)萬靈學(xué)院中世紀史講席教授。

作者尾注：我要特別感謝Michael Lestz說服我寫這篇文章。David Ganz鼓勵探索中世紀和文藝復(fù)興時期的一些犄角旮旯，Gary Reger幫助解讀Wrmonoc圣徒傳的艱澀的拉丁語，謹此一并致謝。

譯文略有訂正和潤色，個別注文（腳注）并入了正文。方括號內(nèi)是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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