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7日，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名小販在慶祝巴西獨立200周年的閱兵式上出售巴西國旗。 視覺中國 資料圖

“自負而虛偽的美國”：門羅主義的誕生與困境

站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下回看門羅主義，其暗含的擴張意圖或許不足為奇。但若將門羅主義放回其產生的語境中加以考察，便會發(fā)現(xiàn)那時的美國遠不如當下這般強大，更無法與英法等傳統(tǒng)力量相比。門羅總統(tǒng)和時任國務卿亞當斯當然清楚這一事實，因此他們在提出該主義時，并無意將它作為一項軍事政策，而是希望借此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劃清與歐洲“舊世界”的界限。

這一動機的直接來源是1823年神圣同盟在殖民地問題上對西班牙的援助。對于西班牙而言，隨著阿根廷和智利等國紛紛獨立，其在美洲的統(tǒng)治已處在土崩瓦解的邊緣，此時來自神圣同盟的支持無疑是雪中送炭。然而，這一聯(lián)合卻觸動了英國的利益，因為神圣同盟介入拉丁美洲事務會增強法國在該地區(qū)的影響力。對此，時任英國外長坎寧主張英美聯(lián)合，以抵抗法國對美洲潛在的軍事干預。但美國雖擔憂神圣同盟對新世界的威脅，卻對坎寧的動機存疑，并擔心被卷入歐洲事務的牽扯之中，因此并未采納英方的提議，而是由國會單方面發(fā)布了一則咨文，即后來的門羅主義。

在1823年的一封信件中，亞當斯對美國的這一做法如此評價道：“與成為英國戰(zhàn)艦身后的一條小船相比，公開宣布我們的原則顯然更為坦誠且有尊嚴。”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門羅主義的誕生與美國的野心密切相關：通過這份單方面聲明，美國不僅挑戰(zhàn)了英法等國的利益，更是在未經(jīng)與拉美國家協(xié)商時便以“美洲代表”自居，以便為后續(xù)的進一步擴張奠定基礎。

這份單方聲明并未獲得英法和大多數(shù)拉美國家的重視，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美國在對拉丁美洲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即總展現(xiàn)出一種左右逢源的企圖：它既想塑造其作為美洲領導者而受到拉美諸國自發(fā)追隨的偉岸形象，又不愿因為過于激進而展現(xiàn)出對歐洲的敵意，因此總是徘徊于兩極之間。

這種態(tài)度在美國一以貫之，也解釋了為何拉美人民會用“自負而虛偽”來形容美國。早在1816年拉普拉塔聯(lián)省宣布獨立后，美國就意識到自己無法像此前一樣置身事外保持中立，因此開始將政策中心轉向美洲，但實際效果卻是雷聲大而雨點小。一方面，是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亨利·克雷的優(yōu)美說辭：“西語美洲[…] 將被一種美洲整體的感情所激勵”；另一方面，卻是美國因《亞當斯-奧尼斯條約》的談判，而一再推遲承認委內瑞拉和智利等新興拉美國家獨立。因此玻利瓦爾才會在1819年抱怨道：“美國人在冷漠無情方面比歐洲人絲毫不差[…]他們賞鑒著我們的痛苦?！?/p>

由此可以看出，在其誕生的早期階段，門羅主義在美洲并不具備足夠的民意基礎：一方面，由于歷史和國力等原因，美國較之英國等傳統(tǒng)歐陸強國在拉美國家中的影響力先天不足；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國自身外交政策搖擺不定，拉美諸國對美國的信任亦呈現(xiàn)出逐漸消解之勢。

“善良且無私的朋友”：門羅主義的實踐

針對上述諸多外交困境，美國政府決心采取一系列戰(zhàn)略行動來破局，其中就包括美國在1824年5月26日首先承認巴西帝國獨立的問題。

事實上，美國決策層對于承認巴西獨立一事的討論早已有之。自1815年巴西的地位被提升至“聯(lián)合王國”后，“巴西永久獨立”的字樣便出現(xiàn)在美國駐巴西葡萄牙宮廷公使致美國國務卿的信件中。在此之前，兩人通信的內容較少涉及巴西，而更多關注阿根廷等西語美洲國家事宜，但自巴西地位改變之后，美國方面開始意識到，其與巴西的聯(lián)系將具備相當?shù)膬r值和正當性。

但正如前文所述，美國在采取實際行動方面總是猶豫不決，且由于巴西問題的特殊性，美國面臨的利弊權衡相較此前西語美洲更為復雜。從1824年4月到5月底，門羅總統(tǒng)共組織了三次內閣會議來商議這一問題，國務卿亞當斯更是多次與巴西代辦雷貝洛直接會面，相關談話內容均被詳細記錄在亞當斯的回憶錄中。

在困擾門羅政府的諸多因素中，首當其沖的便是巴西的政府形式：巴西實行的是帝國體制，與此前拉美宣布獨立的各共和國均有本質不同，而門羅總統(tǒng)1823年聲明的基礎亦是一個“共和體制的美洲”。引用司法部長威廉·沃特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中的表態(tài)，美國擔心的是“立即承認巴西會使自己表現(xiàn)得支持神圣同盟且偏袒君主制”。對此，雷貝洛圓滑地回應稱，“帝國”只是一個說法，僅僅指涉巴西領土廣闊和其獲得獨立這一事實，而巴西政府實質上是共和制的，“皇帝陛下比他的人民更傾向于共和主義”。

其次則是巴西的獨立在事實上是否穩(wěn)固的問題。門羅在會見雷貝洛時指出，“從伯南布哥近日的叛亂中可以看出，依然有許多巴西民眾并不支持現(xiàn)行的政府形式”。美國進一步懷疑佩德羅一世仍在與其父若昂六世暗中合作，其最終目的乃是要“重建葡萄牙在巴西的統(tǒng)治”。聽聞此言，雷貝洛“顯得十分失望”，并一再重申“任何對巴西并未徹底從葡萄牙獨立的懷疑都是毫無依據(jù)的”。至于伯南布哥暫時的不穩(wěn)定，雷貝洛認為只是純粹的“個人行為”，可通過重新任命當?shù)卣藛T來解決，而不指向任何涉及帝國整體的問題。

再者便是彼時美國國內頗為敏感的奴隸制問題。盡管這是美國方面的談判籌碼之一，但身為堅定廢奴主義者的門羅和亞當斯似乎并未在此問題上對巴西提出過分苛刻的要求。原因或許在于以下兩點：首先，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自身也未在全國層面以官方法律形式廢除奴隸制，因此其尚不具備指摘其它國家的道義正當性；其次，彼時美國已經(jīng)承認了包括阿根廷在內的多個西語美洲國家獨立，而后者于1853年才廢除奴隸制，故美國并無理由在此問題上對巴西開啟先例。因此在亞當斯的回憶錄中，廢奴問題直到門羅承認巴西帝國的前夕才被正式提上議程，且亞當斯使用的詞匯是“確認”（ascertain）而非“協(xié)商”（negotiate），即他意圖探明“巴西是否將連帶履行葡萄牙此前與英國訂立的廢止奴隸制條約”并明確皇帝本人對此問題的態(tài)度。對此，雷貝洛積極地表示將把佩德羅一世給自己的指示節(jié)選寄送給美方——“皇帝陛下在其中以最堅定的方式表達了他對全面廢除奴隸貿易的傾向”。盡管站在今日的角度看，這一承諾直到1888年才姍姍兌現(xiàn)，原因在于佩德羅一世和時任首席大臣博尼法西奧（José Bonifácio）都認為在短期內廢除奴隸制對彼時巴西的沖擊過于巨大，但雷貝洛此舉無疑有力減輕了美國的疑慮，從而推動美國將初步允諾轉化為最終承認。

誠然，除上述三個因素之外，亞當斯和郝貝羅還探討了巴西1824年憲法的有效性以及佩德羅一世是否對其宣誓效忠等問題。但正是憑借對這三點爭議——尤其是對第一點即政府形式問題——的克服，門羅主義得以從此前困境中“突圍”的關鍵，真正展示出其“戰(zhàn)略性”。

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中，時任戰(zhàn)爭部長卡利昂（John C. Calhoun）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即要將“獨立問題與政府形式問題區(qū)別開來”，因為門羅主義以及美國長期以來對拉美政策的核心乃是考慮實質的獨立問題，并承認“事實上的政府”。這一點在此前鮮少被強調，并非因為它不重要，而是由于彼時已經(jīng)獨立的西語美洲國家均采用共和體制，唯一例外的墨西哥第一帝國政府也僅維持一年多的時間，因此政府形式的重要性問題在此前從未被正式討論。但此時的門羅政府業(yè)已意識到，盡管從表面上看，巴西的帝國體制似乎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但其事實上卻提供了一個契機，使美國有望扭轉此前給拉美各國留下的“不良印象”。正如前文所述，包括巴西在內的拉丁美洲原本對美國存在一種天然的不信任，雷貝洛還曾警告說：“鑒于全歐洲都采用君主制，‘全美洲都應采取共和制’的想法已在美國根深蒂固”。而通過承認巴西帝國，美國實則傳遞出一個信號，即美國并不像巴西所想的那樣只希望把自身的政府形式強加于他國，美國真正關心的問題是“巴西是否獲得獨立和解放”。

因此，美國此舉或可被理解為一種友誼的表示，即門羅政府希望通過放大美國與巴西的差別來強調這種承認的“無條件性”，從而鞏固“美洲團結”旗號在拉美方面的民意基礎。在此基礎上，門羅總統(tǒng)進一步指出，此舉或許還有利于改善美國與神圣同盟的緊張關系，因為美國借此表示了對君主制的包容，從而有望減少來自君主制歐洲的敵意。

美國同樣以類似的思路回應了上文所述的第二點和第三點爭議，即獨立的穩(wěn)固和奴隸制問題。通過觀察其中的共性，我們可以這樣概括美國這類做法的一般模式：先為自己所付出的“犧牲”唱詩，并有意強調美國所需克服的困難，從而強化其傳遞出的友好信號?？死字聲r任美國駐巴西代辦雷格（Condy Raguet）的信便是該模式的典型一例：“（美國）克服了所有的潛在風險，有意忽略了這一政權的新生屬性，還包容了其與美洲大家庭不相和諧的怪異政府形式[…]”。顯然，彼時巴西國內的社會動蕩和奴隸制度的不確定性就包括在克雷所言的“潛在風險”之中。

此處需要補充的是，美國率先承認巴西獨立不僅與上文所述的“向巴西表示友好”有關，還來自英法兩國現(xiàn)實壓力的推動。在1824年4月，即美國還在猶豫不決時，雷貝洛給亞當斯寄了一封帶有強烈敦促意味的信，表示英法兩國業(yè)已提出要承認巴西，并顯露出要在巴西政府中施加影響的意愿；“一旦（英法）提出的條款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則，巴西政府就將對此予以積極的考慮”。從寄出時間（4月20日）看，這封信與美國最終承認巴西的時間僅相隔一個月，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對后者起到了“加速劑”的作用。

然而，無論過程如何，美國最終順利趕在歐洲各國之前承認了巴西獨立。這一事實足以給美國帶來話語權上的巨大優(yōu)勢——在1825年的一些信件中，美國已經(jīng)開始以“善良且無私的朋友”自稱。至此，門羅主義已通過這一戰(zhàn)略行動順利突破發(fā)展瓶頸，美國也在此后數(shù)年對巴西提出的更多利益主張。

“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門羅主義的發(fā)展

在美國宣布承認巴西獨立5個月后，時任美國駐里約總領事雷格向亞當斯如此描述巴西國內的變化：“（美國接受巴西外交官）這一事實已經(jīng)切實減少了巴西人民對美國原本的冷漠感?！睘殪柟踢@一成果，他建議美國隨即推進相應的配套措施，不要給英法等國以可乘之機。

在這一系列措施中，與該時間點（1824年10月）最為切近的是1828年12月美巴兩國訂立的《友好、通商和航海條約》。其中，該條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款，即“美利堅合眾國和巴西皇帝陛下[…]相互承諾在商業(yè)和航海方面不給予其他國家任何特殊的優(yōu)惠”。盡管這一條款在短期內并無法改變英國作為巴西最大貿易伙伴這一事實，但巴西1821至1850年間主要出口品的價格變化顯示，它確實給予了美國實實在在的利益。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巴西的經(jīng)濟支柱咖啡出口到美國的價格一路走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消費者在該過程中持續(xù)獲益的過程。但在1840年代，由于巴西單方面終止協(xié)議，咖啡價格又逐漸回升至1830年代初的水平。

關于巴西停止履行該協(xié)議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可以重新回到政府形式的問題。盡管兩國關系在1830年代一度回暖，但美國人對君主制政府天然的深惡痛絕使其無論如何都無法放下戒備——即便到了1840年代，美國依然在就20年前巴西在封鎖伯南布哥時捕獲美國船只一事索求賠償，時任美國總統(tǒng)約翰·泰勒甚至不惜在信中提出威脅。與此同時，美國還數(shù)次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支持了19世紀巴西國內推翻君主制的叛亂。因此，當美國于1843年向巴西施壓要求后者恢復履行協(xié)議時，佩德羅二世很難不懷疑美國有顛覆巴西政府的企圖。

從那以后直到20世紀中期，即使是在巴西于1889年成為共和國后，美國和巴西這兩個美洲世界最大的經(jīng)濟體也再未能達成經(jīng)濟或政治領域的官方合作。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美國與巴西在19世紀中后期國力差距不斷拉大使然。

換言之，在美國與拉美諸國實力差距尚不太大時，美國仍愿意保持友善的姿態(tài)，以溫和的形式推進門羅主義的擴張。而隨著其不斷拉開與后者的差距，曾經(jīng)那副友好的面孔似乎不再那么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北方巨人”式的震懾形象。至此，門羅主義開啟了更為暴力的擴張，“美洲大團結”的構想轉變?yōu)樽非蟆盁o與倫比的影響力”的企圖，“美洲人的美洲”也愈加變?yōu)椤懊览麍缘拿乐蕖薄?/p>

（本文作者就讀于北京大學葡萄牙語專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