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7月，傅增湘元配凌夫人（名萬鑨，字序珊，四川宜賓人）去世，自己也病痢三日，困苦不堪。他在給老友張元濟的信中嘆息道：“目前不過悲傷，此后家政無人主持，痛苦之日正長?！辈痪?，傅增湘次子嘉謨又因肺疾辭世。事實上，從前兩年開始，他就頻遭叔、伯、弟、侄、長女之喪，復(fù)遭亡妻亡兒之痛，哀慘已極，同時更遭遇了嚴重的經(jīng)濟危機。此年九月三日回復(fù)張元濟信中云：

從前家事皆內(nèi)人主持，侍乃一切不問，第規(guī)定每月費若干而已。目下小妾來歸已逾十年，尋常日用差可經(jīng)理，其略重要者非侍躬親不可。此后絕不能如前時之隨意出游、毫無掛念矣。至于經(jīng)濟情狀，則大非昔比。各種股票收入銳減，而支出加多，益以家事迭有喪亡，用款更不能預(yù)度。先叔先兄兩房及川中家族皆須貼補，每年總在三千元以上。以此五年以來積欠至三萬余元，每年付息須四千元，長此拖欠，終非了局。

為籌補虧空，他想到賣去京中住宅，但無買主，接下來：

于是不得不出于賣書一途，若能售出一小部分，得三萬元，則一面收小局面，方有支持之法。第目下安得有嗜書如我輩者而語之乎。若售之外人，則全部同去，未始不可得善價（刻下東方、北海兩館無意購大批古書）。然數(shù)十年精力所聚，而舉以委之外人，私心固所不欲，清議亦殊可畏也。

可知傅增湘的目標籌款金額在三萬元，且理想的方式是一舉售出，但東方圖書館、北海圖書館在當時無意購入大批古書。賣給外國人，雖可得善價，但于公于私又多顧慮。而其時日本的書商、學者、圖書館機構(gòu)正在購買欲高漲、購買力強盛的時期，傅增湘所畏之“清議”，應(yīng)指將書售與日方之后可能發(fā)生的情形。

近代以來，敦煌經(jīng)卷、皕宋樓藏書等珍籍大量外流，每令知識界痛心，并開始有意識地保存本國圖籍，防止被外人覬覦。傅增湘與張元濟在書信中就時常共享書訊，譬如傅增湘曾建議張元濟收入若干鈔本宋元人集，因為“公處不收，則恐歸日本矣”。中日兩國之間圖書交流自古密切，原多佳話，但在1928年濟南事變發(fā)生的節(jié)點，兩國關(guān)系已極惡劣。為抗議日本出兵山東，三年前剛成立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總委員會會長柯劭忞辭職，中國方面的委員也集體辭職抗議。而傅增湘時任東方文化事業(yè)總委員會圖書籌備委員，雖遠離政界，但以其社會地位及聲望，值此非常時期，自然不可不謹慎行事。因此，他想到的是拜托張元濟留意買主，分散出售亦可接受：

特敬以告公，祈為留意，如有銷售之法，則無論宋元鈔校及明刊精本均可割愛。若館中能為銷去一部分（每一批能得一萬或八九千方合算），亦可稍解目下之圍，大約能覓得三四處受主，則三萬之數(shù)方可湊齊。若以期之一處一人，恐決難辦到也。公能為劃策出奇否。

張元濟隨后覆信云：

售書誠不得已之下策，然此時誠不容易。謀諸館中，亦非其時。孝先之書售與南京大學院，問尚得價，兄知之否?？煞駥M斥去之書先開一目，存于敝處，或有創(chuàng)設(shè)圖書館者，當為介紹。

孝先售書事，即1927年鄧邦述經(jīng)蔡元培斡旋、將藏書售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之事，據(jù)云價值五萬金。倫明詠其事曰“半生仕宦為書窮，可奈書隨債俱空”。

1929年2月16日，張元濟致書傅增湘，探討海源閣藏書保存一事，希望傅能出資加入。而傅于清明節(jié)覆信拒絕云：

然精力貲用，實已竭盡無余，此后更當從事省嗇，并專心賣書，以彌債窟。但此一年中非得三萬元不能濟事。故無論宋元抄校精善普通各本，茍能得價，即陸續(xù)去之，更無余力收入矣。

言辭間足知此時傅增湘財政危機困厄之劇，而在售書之前，他也想到援引涵芬樓秘笈之例，影印自藏的珍善本，畢竟“數(shù)十年精力所聚，若一旦散去，亦殊可惜”。同年六月一日，他在給張元濟信中開出欲售書目九種，“乞相機為之，但非得萬元以上之價，侍不愿售也”。他認為，當時有能力購入大宗善本者，惟潘明訓，但對方遷延不肯出價。

1929年秋，傅增湘攜長子傅忠謨先于上海訪張元濟、白堅、羅振常、陳乃乾等人，仍偷閑買書。之后東游訪書，白堅亦同行。據(jù)高田時雄考證，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間，白堅經(jīng)常來日本，主要目的在于倒賣文物，充當掮客。此番東行也不例外，忙于私事的白堅拋下語言不通的傅氏父子，令傅增湘大為煩悶（高田時雄《李滂與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之背景》）。幸好之后訪恭仁山莊、東福寺，見諸多善本。又游覽清水寺、嵐山、南禪寺、銀閣寺、金戒光明寺、奈良等地，心情漸舒。之后在東京訪各公私圖書館，有田中慶太郎、長澤規(guī)矩也等友人周到安排、悉心作陪，更是暢快無比?？勺⒁庹撸撬c田中慶太郎的接觸。因為我們很快知道，在接下來的一年，他將欲售之藏書托付給了田中。

傅增湘到東京，是在11月9日，即訪舊友田中。同月15日，至靜嘉堂觀書，檢《冊府元龜》闕文各卷，“隨行者有田中子隆君與長男忠謨，于是三人竭半日之力，合寫六千余字，盡補其脫文錯簡以歸。十余年來隔海相望，神游目想，懸此宏愿而不能得者，一旦幸而見償，東行快心之事，當以此為第一矣”。（《靜嘉堂文庫觀書記》）17日，至逗子，訪田中家。19日，與田中同至東洋文庫觀書。當晚離開東京，往京都，又作數(shù)日之游，訪書、逛博物館、游覽寺廟、流連書肆，于月底盡興歸國。

田中與傅增湘的交游早始于清末民初，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下簡稱《經(jīng)眼錄》）、田中的《羽陵余蟫》均對彼此的藏書狀況了如指掌。據(jù)說文求堂入口處懸掛的牌匾也由傅氏所書（中山久四郎《贊文求堂》）。此番東行，傅增湘是否與田中談及售書事？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傅增湘致張元濟信云：“侍售書事若何，盼代為留意。明訓不肯出價，恐難成也?！笨芍辽僭诖四昴昴?，傅增湘依然不曾放棄請張元濟留意售書之事。

1930年1月29日，張元濟致傅增湘書云：

潘明訓稱白六帖、龍龕手鑒均愿購藏，百衲通鑒要看全書，其他各書亦須看書，方能定價。又問宋刊陸放翁集有無割愛之意。又乞雙鑒樓善本書目。此君財力充足，亦甚好書，但不肯出價耳。

2月18日，傅增湘應(yīng)潘氏之意寄出雙鑒樓善本書目，請張元濟轉(zhuǎn)交，答書云：

明訓購書恐不出大價，難以言成。百衲通鑒印本可證，但其中有明鈔二卷耳。陸放翁集原值在二千外，因為海內(nèi)孤本，又有黃跋，看價稍高，若得三千元可以奉讓。各書如要看，非有妥便不敢寄。近有人議價一單，尚未成。各書多半在內(nèi)，稍緩何如。若潘能出四萬元之值，則所藏宋本可令其選購，但其中有十數(shù)種不售耳。

顯然，在傅增湘看來，潘明訓并非理想買家，此處議價一單的某人是誰，連張元濟都不知道，固為秘事。而以此前屢屢急求張氏尋找買家，到“稍緩何如”，并對潘氏提出較高的價格，其間態(tài)度之轉(zhuǎn)變，不難看出他感情上對這位新買家的偏向。

3月1日，張元濟覆信云：

售書事已函告潘君，躉購四萬元可以選擇之說亦已告知，斟酌再復(fù)。來示屬少緩，故未催促。

5月18日，傅增湘書云：

前所托各書已有受主。羅子經(jīng)昨來函為潘公諧價，已略告知，惟通鑒尚未去，然此書非得善價不愿舍去。告以萬元，恐此公必駭訝而退耳。侍擬再售萬余元之書，及可盡清宿負，仍希為留意及之。凡目中元明鈔校皆可指索，宋本則有十數(shù)種須留以自娛耳。

同月29日又去信云：

近略賣書籍，得萬余元，悉數(shù)還債，只了三分之一耳。

6月3日張元濟覆信云：

承示前擬售之書已有受主，不審可得善賈否。斥去者為何書，尚祈見示。潘君處遵即轉(zhuǎn)達，如有回音，當即奉告。

以上數(shù)函可知如下幾點：刊于1929年的《雙鑒樓善本書目》充當了購書指南的功能；在1930年五月中，傅增湘已售出部分藏書，得萬余元之價；而潘明訓因買書多費躊躇，又請羅振常居中議價，已被傅增湘排除在目標買家之外，以致要故意標高價目，令其自覺退出，并希望張元濟繼續(xù)物色更理想的買主；很快，雙鑒樓部分藏書已有受主，正是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

2009年，橋本秀美在為“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展”所撰紀事一文中，詳考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書的情況。通過此文我們知曉，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東大東文研前身）在1930年從文求堂購入一批重量級善本，當中可稱“頂級善本”者，為宋板《儀禮經(jīng)傳通解》（已由橋本先生整理影印出版，收入“重歸文獻”系列）、宋板《禮記釋文》，此二書登記入庫的時間，在1930年6月23日。同年10月28日，又登記了文求堂購入的傅氏舊藏宋板《禮書》、明陳鳳梧刊《儀禮注疏》。同年5月26日，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京大人文研前身）也從文求堂購入傅氏舊藏《三朝北盟會編》、《廣東通志》、《廣西通志》。而這一批書籍，包括同年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2月18日由文求堂購入的另外15部傅氏舊藏在內(nèi)，均未出現(xiàn)在田中慶太郎編輯的文求堂書目中。從張、傅二人通信來看，傅增湘此番交易至遲在四五月間已談定。而從東西兩京東方文化學院的購書記錄來看，五月末至六月末，書已歸藏兩地館中，效率甚高。期間各方往來的文書雖暫不知所蹤，但可以想象交易進行之隱蔽、迅捷。不妨推測，這批圖書一開始就被兩京東方文化學院看中，通過田中文求堂居中交易。作為東方文化事業(yè)總委員會圖書籌備委員的傅增湘，與東方文化學院的學者素有交誼，而田中與傅增湘也早相友善，這都是交易順利進行的保障。

三

1920年代，是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很重要的時期，有幾種現(xiàn)象頗值記錄。其一，兩國公私圖書館都日漸完善，名門舊家散出的珍本善本，很多都收入圖書館，并以影印出版的方式化身千百；其二，1923年關(guān)東大地震，日本圖書損失慘重，促使日本公私機構(gòu)、學者、舊書店主更積極地搜書、復(fù)制圖書，隨后也帶來了昭和初年日本舊書市場的高潮；其三，1929年，東京、京都成立了東方文化學院研究所，購書方針以一舉購入某藏書家舊藏為主。從1928年開始，日方就有意購入葉德輝觀古堂、康有為萬木草堂藏書，但并未實現(xiàn)。后來又擬收入海源閣藏書，亦未成功。1929年，倉石武四郎、松浦嘉三郎以三萬元為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購入陶湘藏書，凡五百九十一種。同年，東京研究所也以三萬四千美元購入了徐則恂的東海藏書樓藏書。

1930年10月，田中慶太郎出版《文求堂善本書目》。列出書目121種，并37種書影，其中不乏傅增湘舊藏。至此，傅增湘售書之事暫告段落。據(jù)高田時雄、劉玉才整理出版的《文求堂書目》可知，現(xiàn)存最早一期在1901年，名《文求堂發(fā)兌唐刻書目》，之后每年出版一期或兩期，題作《文求堂書目》、《文求堂輸入唐本目錄》、《文求堂新古唐本書目》、《文求堂唐本目錄》等等。稱作“善本書目”者，僅此一期，堪稱文求堂書目之最，也是田中慶太郎收書生涯中最光輝得意的一頁。除雙鑒樓舊藏之外，還有很多名家舊藏，如該目錄經(jīng)部著錄的《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十六冊，據(jù)顧永新考證，此當為丁氏持靜齋藏本，并推測是書歸文求堂所得后，又歸莫伯驥插架，現(xiàn)為國圖藏本。據(jù)高橋智云，雙鑒樓這批舊藏多未抵達日本，而是存在文求堂設(shè)在北京的書店，然而具體地址亦不可考。不過據(jù)仁井田陞回憶，1933年之前，為撰寫《唐令拾遺》一書，曾向田中借閱雙鑒樓舊藏，田中也慷慨地將文求堂圖書室開放給他，當中就包括宋本《通典》、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等，《唐令拾遺》還收入了后者的一葉書影（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而仁井田當時在東京，這里說的文求堂圖書室自然也在東京。這則細節(jié)告訴我們，1930年代初期，雙鑒樓舊藏中，至少宋本《通典》、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已經(jīng)來到日本。

對比《文求堂善本書目》與《雙鑒樓善本書目》，并參照《經(jīng)眼錄》，可以確定，前者所列121種書目，約有26種出自傅氏舊藏，多屬經(jīng)史二部，版本信息幾乎照錄后者。有些沿襲了一些明顯錯誤，譬如《大戴禮記》十三卷，兩本都作“明袁褧覆宋刊本、九行十八字、篇中宋諱均缺筆”，檢圖錄可知，應(yīng)為“十行十八字”，可知九行乃十行之誤，這在《經(jīng)眼錄》中已然更正。有些條目略作補充，如《雙鑒樓善本書目》中有《遼史》一百十六卷，曰“元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欄”。在《文求堂善本書目》中，添加了“卷百十一至卷百十五共五卷抄補”一句?！啊遁浀貜V記》十二卷”一條，《文求堂善本書目》特地指出為“宋代糊粘裝”（即蝴蝶裝）。也許是傅增湘不欲張揚售書之事的緣故，《文求堂善本書目》解題絲毫未提及其名，不過書影中并未掩飾傅氏的各種藏印。

1930年7月10日，剛剛賣完一批書的傅增湘又以二千一百二十元之價收入徐坊舊藏宋刊元修明印《魏書》，在致張元濟書中云：“第侍方以賣書了債，又忽增此巨款，亦竭蹶也?！睆堅獫残胖姓J為，價格雖不貴，但考慮到傅增湘剛剛賣書了債，又有此支出，難免竭蹶。因有一策：“現(xiàn)時由商務(wù)印書館付價。異時兄有余貲，可以原價將此書取去?！备翟鱿嫔類鄞藭?，乃以其與已藏《南齊書》同屬眉山七史，又同為禮部官書舊藏，森然雙璧，一旦歸于架藏，自無出讓之理。故而回信謝絕云：

魏書價值已付訖，不過在銀行多透支二千余元耳。近以售書稍得補益，雖不能掃清宿逋，然統(tǒng)計只欠一萬余元，尚可逐漸設(shè)法，盛情心領(lǐng)可耳。

又因聽羅振常說市上有宋本《陸士龍文集》（現(xiàn)藏國家圖書館），請張元濟代為鑒定，并表示“近日若能售去普通之書，亦擬收之”。足見其“借債以買書，鬻書以償債”的狀態(tài)。

四

再來看《文求堂善本書目》，當中26種雙鑒樓舊藏，后來去向如何？圖書檢索系統(tǒng)為我們指明若干線索。如元刊明修本《纂圖互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纂圖互注南華真經(jīng)》十卷、《沖虛至德真經(jīng)》八卷，后經(jīng)實業(yè)家戶川濱男收藏，今歸慶應(yīng)義塾大學圖書館所有。著名的宋版《通典》、《白氏六帖事類集》、《豫章黃先生文集》三種，由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購得，均為重要文化財，可見同館所刊《善本圖錄》。說來天理大學與傅增湘緣分甚深，此番經(jīng)文求堂購入的圖書，可檢索者還有明刊《遼史》、宋刊《樂書》等。而傅氏1929年訪日期間持贈內(nèi)藤湖南的朱印本《龍川略志》六卷、《龍川別志》四卷，今也藏于天理大學。1938年傅增湘贈送平岡武夫的金刊本《尚書注疏》殘卷，亦歸天理大學插架。

吉川幸次郎留學北京期間，曾拜訪過傅增湘，晚年回憶云：

傅先生與天理圖書館頗有緣。因為館內(nèi)最頂級的漢籍——宋版《通典》和《白氏六帖事類集》，二者都是傅氏舊藏，經(jīng)田中慶太郎中介，入藏館中……1931年春，我留學結(jié)束，歸國前夕，偷閑與橋川時雄拜訪了傅增湘在西城的宅邸。這是我與他第二次見面，第一次是在哪里見、具體情況如何，我已經(jīng)不記得了。那是與大官僚身份相符的深宅大院，有壯大的紫檀家具，還有成列的書櫥。很瘦，長臉，胡須，眼鏡，與其說悠揚，更是尖銳。他剛從南方旅游回來，展示了此行新收獲：宋版《歐陽文忠公集》。隱約記得和天理大學所藏伊藤仁齋舊藏宋版相似。張元濟先生很想影印此書，不過傅先生好像說要等調(diào)查一下和其他宋板有什么關(guān)系，再作答復(fù)。他又打開一個書櫥，取出四部叢刊中的幾冊，朱墨燦然，是與新得宋版的?？眱?nèi)容。只是我已不記得是什么書了。只記得那朱色質(zhì)量極好。先生問，你回去會做教師嗎。我答，不做。其間大概休息了十分鐘，前后叨擾了一個多小時。而先生身旁一直侍立的，是他的公子。（吉川幸次郎《舊夢數(shù)片——兩大藏書家的回憶》，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館刊《ビブリア》第68號。）

而雙鑒樓這批舊藏，除了流向日本，也有一些留在了國內(nèi)。1933年初，周叔弢也見到了這冊《文求堂善本書目》，當中最感興趣的是北宋本《通典》及紹興本《東觀余論》，最終斥資購回后者，不使其淪于異域。有題跋詳述此事云：

癸酉正月，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著錄宋元明本凡百余種，其中多沅丈舊藏，余嘗于雙鑒樓中得摩挲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紹興本《東觀余論》最為罕秘，蓋海內(nèi)孤本也?！锻ǖ洹匪鲀r一萬五千元，余力不能贖，乃以日金一千元購此書歸國，聊慰我抱殘守缺之心。獨念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當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于中，余乃惜此故紙，不使淪于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將笑我癡絕而無以自解也。噫！二月十二日弢翁記。

在查考雙鑒樓舊藏書目流向時，還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即列于《文求堂善本書目》的藏書，并非都流向了市場。二戰(zhàn)末期，東京日比谷圖書館為保護圖書計，收購大量學者、藏書家的藏書，進行文物轉(zhuǎn)移工作。1945年5月空襲中，日比谷圖書館被焚，館內(nèi)藏書也化為灰燼，幸而轉(zhuǎn)移到別處的藏書安然無恙，成為戰(zhàn)后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核心部分。文求堂的部分藏書也在轉(zhuǎn)移對象中，即現(xiàn)在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救堂特別收購文庫”。當中是否有雙鑒樓舊藏？可留意者，是救堂文庫目錄著錄的“《南史》八十卷，元大德刊，明嘉靖十年修，南監(jiān)”。

《經(jīng)眼錄》卷三元大德十年刊“南史八十卷”條：“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方間記字數(shù)，下記刊工姓名。補板則大黑口，字體潦草。每卷首行小題在上，大題在下。鈐有恩福堂藏書記一印。（海源閣遺籍，庚午歲收得）”，《藏園群書題記》史部一收入此本跋文，“雖有補刊，要是元修元印，固遠勝之。全書完整，聞為海源閣所庋，第無印記可證，秪存恩福堂藏書記一印”云云?！段那筇蒙票緯俊贰澳鲜钒耸怼睏l云：“元刊明修本，十行二十二字，有云輪閣、藝風堂藏書印?！?/p>

此三種是否有關(guān)聯(lián)？今調(diào)查救堂文庫藏本可知，此本鈐有“雙鑒樓藏書印”、“藏園”、“傅沅叔藏書記”、“龍龕精舍”、“江安傅沅叔藏善本”等印，及“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藏書”、“日比谷圖書館”等圖書館藏印，的確是傅氏舊藏，但顯非海源閣或繆荃孫舊藏。此本為明嘉靖十年遞修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篇目卷數(shù)，下記頁數(shù)，卷首大德丙午刊書序闕第三葉。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指出，日本所存元大德十年廣德路儒學刊本《南史》，均為嘉靖十年前后修補的南監(jiān)本，救堂文庫舊藏本之外，內(nèi)閣文庫、書陵部、東洋文庫、靜嘉堂、蓬左文庫、杏雨書屋均有收藏。據(jù)郭立暄的研究可知，今上海圖書館藏有明洪武間翻刻元大德十年本《南史》一種，為明初補版印本，原為海源閣舊藏，后亦歸傅增湘。

由此我們可知，傅氏曾經(jīng)至少藏有三種《南史》。那么，救堂文庫本何時來到田中手中，是否在傅增湘1930年售出的這批書當中？暫不可考。但至少可以揭示，傅增湘藏書之豐富，大大超出目錄記載的范疇。他與田中的書籍往來，也超出了文求堂書目的記載。

另有可疑惑者，是救堂文庫本首頁還鈐有“山田文庫”墨印，函套內(nèi)記“山田朝一文庫”字樣，何以目錄又將其歸于救堂文庫？詢諸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室工作人員，稱墨印和函套字樣應(yīng)該有誤。這批圖書當年躲過戰(zhàn)火，從外地搬回東京時，狀況極其混亂，鈐錯印章的現(xiàn)象十分常見。在收購圖書時，館內(nèi)曾有非常詳盡的記錄，某書從某處購來，花費幾許，但該記錄也毀于戰(zhàn)火。不過，據(jù)館員代代相傳的經(jīng)驗，此書屬于文求堂舊藏，應(yīng)毫無疑問，只是混亂中鈐錯了文庫的圖章。這也說明完全信賴圖書館印記，甚或目錄，有時難免有風險，一些信息，非親自查驗原本而不可得。

而田中的另一部分藏書，直到他1951年去世之后，才以文求堂舊藏的形式，被圖書館收藏。譬如1964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買下的“十硯山房舊藏書”，凡1060冊，即屬此列。當中元刊明修《爾雅注疏》十一卷、宋刊《古史》六十卷，均為雙鑒樓舊藏，見諸《文求堂善本目錄》及《雙鑒樓善本書目》等等。且舉宋刊《古史》為例，《經(jīng)眼錄》記云：

宋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shù)，下記刊工姓名，版心題“古史本紀幾”，或“世家?guī)住?，每卷以?shù)目記數(shù)，全書更以千字文一字通記于上方。宋諱避至桓字止，慎字不避。當是紹興時刊本。間有補版，在明正德以前。首自序，不題名氏，次總目，計本紀七，世家十六，列傳三十七。本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

收藏鈐有“陸沆字冰篁”、“陸僎字樹蘭”、“吳中陸敬字儼若號爽泉所藏”、“平原敬印”、“思原齋收藏”、“陸沆之印”、“靖伯氏”等印。（丁巳歲收得）

今此書作乾坤二帙，凡十四冊，棉紙鑲襯，間有補鈔葉。函套簽題作“古史 宋刊明修本”，乾帙下鈐朱文“慶”字印，坤帙下鈐朱文“子祥”印。除《經(jīng)眼錄》所列藏印外，還鈐有“雙鑒樓收藏宋本”、“藏園”、“藏園居士”、“沅叔審定”、“沅叔”、“傅增湘印”、“長春室主”、“萊娛室”、“龍龕精舍”、“雙鑒樓主人”、“傅沅叔藏書記”、“沅叔藏宋本”、“雙鑒樓藏書記”等印，足見其頗受傅增湘重視。

這批藏書，應(yīng)該是田中最鐘愛的部分，有的卷首鈐自用名章，曰“子祥”、“慶”；有的函套統(tǒng)一樣式，并在函套簽條的書名下方鈐“子祥”、“慶”印。而這些印鑒暫未見于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救堂文庫藏本，不妨推測，1945年被政府圖書館征購的書籍，尚屬于文求堂的“商品”。而田中直到去世，一直留在身邊、珍重寶愛的書籍，已屬其個人收藏。販書而藏書，足見田中對書籍愛之深切，非一般舊書店主人可比。

雙鑒樓藏書的珍善本今日多藏于各大圖書館，可以通過各種書目、圖錄尋得蹤跡，素來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此外，應(yīng)該還有不少未曾發(fā)掘的“普通本”，遺漏在檢索系統(tǒng)及書目之外，等待我們的查考與邂逅。對書籍流轉(zhuǎn)命運的興趣，不僅是因為對書籍本身懷有探索的欲望，還出于對書籍所關(guān)聯(lián)的人物、機構(gòu)、學術(shù)風氣、歷史背景等問題的關(guān)心。

（本文原載《掌故》第三輯，中華書局，2018年1月。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