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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簡·奧斯丁就堅定地為所有小說都鋪上喜劇的基調

《小說的細節(jié):從簡·奧斯丁到石黑一雄》是作家黃昱寧的全新文學評論集,從一個專業(yè)讀者的角度出發(fā),以文本細讀為方法,如作者所說,這些文字,由始至終,都從細節(jié)中來,往細節(jié)中去。
“這就像我們對于小說的記憶:若干年后,故事會淡忘,人物關系會誤植,文本意圖會模糊,唯有那些無法磨滅的細節(jié)——伊麗莎白的馬車或者基督山伯爵的小刀——在記憶的暗處,熠熠閃光?!?/p>
今晚的夜讀選自其中的一篇《簡·奧斯丁:預祝天氣變壞》。
《簡·奧斯丁:預祝天氣變壞》(節(jié)選)
文丨黃昱寧
他放低了聲音,“我已經說過,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永遠也不會一致。也許,任何男人和女人也都不會的。不過,請允許我指出,種種史實都說女人不好;所有的故事、散文和詩歌都是如此。要是我有本威克那樣的記憶力,我馬上就可以引出五十條論據來證明我的觀點。我覺得,我一生中很少看過有哪一本書不講到女人是反復無常的。歌詞和諺語都說女人水性楊花。不過,你也許會說,這些都是男人寫的”。
“也許我會這樣說的。是的,是的,請你不要從書本中找例子了。男人在敘述他們的奇聞軼事方面比我們強多了。他們受的教育比我們多,筆桿子握在他們手里。我認為書本并不能說明任何問題?!?/p>
——《勸導》第十一章
“哦!就一本小說!”年輕的小姐一面答話,一面放下手中的書,裝作沒事兒似的,或者一時表現(xiàn)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安贿^是《塞西麗亞》,或《卡米拉》或《比琳達》罷了”;或者簡而言之,只不過是一部表現(xiàn)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貼切的語言,向世人傳達對人性的最徹底的認識、并對人性的種種表現(xiàn)作最恰當?shù)目坍嫞瑐鬟_洋溢著最生動的才智與幽默的作品。
相反,假如同一個年輕小姐是在閱讀一卷《旁觀者》,而不是在看一部這樣的作品,她便會非常自豪地展示這本雜志,說出它的名稱!盡管她肯定不可能被那本大部頭刊物里的什么文章所吸引,但這刊物無論內容還是風格亦都不會使一個具有高尚情趣的年輕人感到厭惡:這個刊物上的文章常常是陳述荒謬的事情、別扭的人物以及活人不再關心的話題;而語言也常常粗糙得使人對容忍這種語言的那個年代不會有很好的看法。
——《諾桑覺寺》第五章
重讀奧斯丁,記下了這兩段與情節(jié)主線并沒有多大關系的閑筆。就像是寫累了,突然借著人物的口吐個槽,澆胸中郁積已久的塊壘——小說家都有這樣難得的放飛自我的時刻。無論是敘事權的性別之爭——“筆桿子握在男人手里”(請注意上文,這里指的是“歌詞或諺語”,而不是小說),還是年輕小姐對于小說的矛盾態(tài)度,都需要做一點時代注解才能領會奧斯丁的深意。
那時的英國,“小說”這種題材還處于青春期,雖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爾丁開道,但是它還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學的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里還處在相對底層的地位。

《傲慢與偏見》劇照
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稱為浪漫主義時期,可是當時臺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華茲華斯那樣的詩人。那時的小說家有點像我們這個時代網絡小說草創(chuàng)時期的樣子,海量的作品,強大的流傳度,作者雖然能獲得一些實際收益,但作家地位基本上處在“妾身未分明”的狀態(tài)。更有尊嚴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讀者往往羞于混跡其中,這就促成了一個很特殊的現(xiàn)象:讀小說的是女人,寫小說的也往往是女人。引文中提“《塞西麗亞》,或《卡米拉》或《比琳達》”全都是這一類作品。
奧斯丁時代最流行的小說通常比較狗血,簡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說里讀到鬧鬼的城堡,或者在感傷小說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們總是眼淚汪汪,動不動就要昏過去。
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隱藏著更為復雜的戲劇性?這種戲劇性有沒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傳奇故事更有趣?這樣的問題,簡小姐也許在昏暗的燭光下翻來覆去想過很多回。實際上,當奧斯丁決定要突破套路、寫點不一樣的東西時,她就真正地改變了文學史。因為后來的評論家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她的推陳出新,那段時間就拿不出一個像樣的名字、一部像樣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
深藏在閨閣之中的老姑娘簡·奧斯丁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個案。這種情況跟后來集群式轟炸的19世紀大不相同。奧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發(fā)表,所有的文壇聲譽都來自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認。她幾乎是單槍匹馬、悄無聲息地填上了這個空白。
* * *

18世紀的英國采用復式繼承制,動產和不動產的繼承奉行的是不同的規(guī)則。動產相對合理一點,通常分為三份,妻子、兒女和教會各得一份。按照這個規(guī)則,班先生如果去世,則班太太和她的五個女兒一共可以在動產部分得到五千英鎊,另外班太太自己也有一筆從娘家?guī)淼募迠y共計四千英鎊。
然而,和我們今天一樣,家庭的主要財產是不動產。我們從奧斯丁小說的很多細節(jié)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房地產交易和租賃市場相當活躍,房價總體上漲勢喜人。


在《傲慢與偏見》中,班家的小日子之所以過得湊合,就是因為他們家有一處地產,每年可以給他們帶來兩千英鎊的穩(wěn)定收入。然而,根據不動產繼承的游戲規(guī)則,這筆錢只能領到班先生去世為止,因為當時英國的土地承襲中世紀的封建宗法傳統(tǒng),把長子繼承制作為第一原則。長子繼承制的好處是保持土地和房產的完整性,有利于國家管理,長子在繼承基業(yè)的同時也得承擔教養(yǎng)其他家庭成員的責任。
但這種從政府角度看一勞永逸的辦法,在實行起來常常碰到問題。好比班太太,一直生到第五個女孩之后,才發(fā)現(xiàn)不動產沒有長子可以繼承。她早年從未擔心過這一點,吃穿用度從不省儉,如今卻為此日夜焦慮。丈夫只能這樣安慰她:過一天算一天吧,沒準你還有幸死得比我早呢。
比長子繼承制更糟心的是限定繼承權。英國的土地權屬錯綜復雜,很多地產在相當長時間里都附帶著古老的封地義務。這種義務來源于距今一千年前的諾曼王朝,非常復雜,說得簡單一點就是:這種土地是國王的,一層層往下分封,但是你不能白拿這塊地,得有男人服役。從小說的情節(jié)看,班家的地正是這一種。
盡管讓男丁到軍隊服役的行為實際上早就被廢除了,但由此產生的限定繼承制度卻沒有被廢除。限定繼承地產不能空置,必須有形式上的男性服役者,如果你家里沒有男性,那對不起,有關部門就會按照親緣關系指定男性繼承人。如果班太太不幸比班先生死得晚,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就隨時能把她和五個女兒趕出門。
這樣不公平的繼承法延續(xù)了很多年,讓大大小小的班太太們氣火攻心,引發(fā)了不少倫理公案,直到1925年才徹底廢除。所以我們在英劇《唐頓莊園》的第一集里就能看到,20世紀初的貴族莊園仍然要面對和《傲慢與偏見》一模一樣的問題——爵爺同樣膝下無子,同樣只能把家業(yè)傳給表親,同樣為這事搞得雞飛狗跳。可想而知,從《傲慢與偏見》到《唐頓莊園》,這塊骨頭在英國人喉嚨口鯁了一百多年還沒有消停。

因此,班太太雖然性格不那么討人喜歡,但她的焦慮是實實在在的,也是情有可原的。那個時代的女性沒有工作,婚姻非但是頭等大事,而且,用奧斯丁的說法,是“唯一的大事”,關乎生計甚至生存。
她們通過社交手段求愛、相親,就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的女性把高考、求職和戀愛結婚打包在一起,一戰(zhàn)定生死,以后基本沒有翻盤的可能。這樣的命運其實頗為凄涼,這里頭的明爭暗斗也肯定十分激烈,但是奧斯丁并不打算凄涼地寫凄涼,激烈地寫激烈,她更愿意把整個事件當成一個笑話。所以從一開始,她就堅定地為她所有的小說都鋪上喜劇的基調。
內容選自

黃昱寧
鑄刻文化丨單讀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原標題:《從一開始,簡·奧斯丁就堅定地為所有小說都鋪上喜劇的基調丨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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