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念東（章靜繪）

著名史學家柴德賡的長孫柴念東先生自2013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整理祖父的手稿、日記、書信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清代學術史講義》《史籍舉要》（修訂本）、《史學叢考》（增訂本）、《新五代史》（點校本）、《書目答問補正》（批注本）、《柴德賡來往書信》《青峰學志》《宋遼金史講義資治通鑒介紹》等十余種。最近他出版了《瓣香終不負此生——柴德賡圖志》一書，收錄了柴德賡相關的檔案、文獻、筆記、背景圖片和照片五百余張，以圖片形式介紹了柴德賡的一生。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柴念東談到了祖父的生平主要經(jīng)歷和他交游的師友。

《瓣香終不負此生——柴德賡圖志》，柴念東編著，商務印書館2023年3月出版，240頁，168.00元

能請您談談《瓣香終不負此生——柴德賡圖志》這本書的寫作緣起嗎？

柴念東：之前我一直忙于《柴德賡全集》的編纂，其實并沒有編寫圖志的計劃。2020年底，蘇州大學的朱從兵教授看了全集目錄，提了不少選題建議，其中有一條就說到，圖志很重要，如果家里收藏老照片的數(shù)量足夠的話，可以考慮結集成冊。2021年，蘇大開了一個關于《柴德賡全集》的工作會議，從那時起，我就計劃編寫這本《柴德賡圖志》了。柴德賡先生的老師陳垣先生（字援庵，我們習慣稱他為陳援老）有《陳垣圖傳》，陳援老的學生、柴先生的好友啟功先生有《啟功圖傳》。這兩部圖傳都對我起到了參考作用，不過，與《啟功圖傳》這種口述歷史搭配個人圖片的體例不同，我編寫《柴德賡圖志》，是根據(jù)柴先生經(jīng)歷，將他獨家收藏的一千多張照片，外加柴先生一些檔案資料的照片，分門別類排列，盡量做得精致一些，凸顯設計感。柴先生的一大特點是留下的檔案資料很全，比如說他工作以后的聘書現(xiàn)在都藏在蘇州大學博物館，大概有二十多份，不管是在中學還是大學任教的聘書都在。他本人也注重保存照片，大部分照片背面他都留有字跡，說明這張照片的情況。因為資料齊全，所以留給我編寫圖志的空間也很大。柴先生去過的地方，大部分我也都實地考察過，為編寫圖志找找實證?？偟南敕ㄊ?，盡力把這本書做得好一點。

這一千來張獨家照片，是怎么保存下來的？

柴念東：這些都是家里老相冊里的照片，從1950年起，就由我的奶奶陳璧子收集整理了。她說這本老相冊是從柴、陳兩家的上一代人開始，一直到我這一代，每個時期都有照片，每一個人在相冊中也都有一個單頁，例如柴先生的幾個兒子的照片就有一個單頁，像我也有一個單頁。當然，后來也丟失了一些照片。還有一部分照片是陳援老送他的，背后大多數(shù)都有字，其中絕大部分其實都是陳援老的學術助手劉乃和寫的，極個別的是陳援老自己寫的，圖志里收了一張他送給我奶奶的照片，背后的字就是他的親筆，因為他特別喜愛我奶奶。柴先生日記里還有記載，陳援老曾經(jīng)正式提出將我奶奶認作干女兒，而且上世紀六十年代病重時，他在醫(yī)院里又提了一次，說明他對此事看得很重。

之前讀柴德賡先生的著作，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對老師陳垣先生的治學方法乃至文風都心摹手追，學得非常到位。很可惜，他在六十二歲這個史學家的“黃金年齡”就不幸去世了。對此，您在書中也提到了，要公允評價柴德賡先生，需要把他和同時代的史學家在同一年齡段進行比較。那么，從柴先生對陳垣治學風格的繼承和發(fā)揚方面，以及他與同時代人的史學功底的比較方面，我們今天應該怎么評價他呢？

柴念東：他對自己的學術成果有一個總結，“文革”時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讓他寫交代材料，他做了一個排序，說自己下功夫最多的是宋史，其次是清代學術史，再次是明清之際的通史——他喜歡南明史，之后就是通鑒學、目錄學之類。但是他在宋史上沒有取得什么成果，就是1941年寫過一篇《宋宦官參預軍事考》。曾經(jīng)有人提到，柴先生上一代的學人各有分工，陳援老研究五代史，對宋以后的歷史很熟悉，陳寅恪研究魏晉南北史，王國維研究先秦史，而陳援老的兒子陳樂素是宋史大家，可能來自父親的有意安排。其實柴先生對宋史是非常熟悉的。1961年9 月1 日，《光明日報》發(fā)表錢仲聯(lián)寫的《關于陸游和陸秀夫的新材料——〈會稽陸氏族譜〉讀后記》一文，此文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會稽陸氏族譜》得出結論：陸游是陸秀夫的曾祖父。柴先生大概用了一周查找相關資料，寫成《陸秀夫是否為放翁曾孫？》一文，于1961年9 月15日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對錢仲聯(lián)提出質疑。他通過嚴密考證，發(fā)現(xiàn)《會稽陸氏族譜》把陸放翁和陸秀夫扯到一起，純屬牽強附會。有意思的是，當時錢仲聯(lián)跟柴先生住在同一個院子，其實靠得很近，僅有一箭距離，但是彼此并無討論，只是各自埋頭寫文章。柴先生將此文寄到光明日報社的同時，也寄給陳援老一份，陳援老當然是認可的，大加稱贊，只是錢仲聯(lián)對這篇文章并不服氣，柴先生還在日記里留下了譏諷的一筆。

2007年柴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出了一本《百年青峰》，我們家人本來以為對柴先生的紀念到這里就告一段落了。沒想到商務印書館的丁波先生隨后找到了我姑姑柴令文，詢問家里還有沒有柴先生的未刊著作。他是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我拿出一箱柴先生的手稿給他，他高興壞了，馬上從中抽出清代學術史這部手稿，找人整理，從2009年到2013年，做了四年，最終以《清代學術史講義》之名出版。這部手稿是柴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在輔仁大學曾講授“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講義，他對清代的學術淵源和各家掌故如數(shù)家珍。柴先生的學生金家瑞（曾在中國史學會研究室擔任翦伯贊的助手）說，柴先生對清代學術史可謂“爛熟”，什么問題都問不倒他。柴先生講“清代學術思想史”是按陳援老“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路子來的，先介紹書的情況，再介紹作者的情況，最后點評優(yōu)缺點。陳門師生之間有一個習慣，陳援老寫了什么東西，會拿給柴先生看，請他提意見，哪怕找出一個錯字來，就要請客吃飯；反過來，柴先生不管在哪里發(fā)表文章，也要先給陳援老看。柴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離開北師大后，陳援老對他有要求：一年兩萬字的文章要寫一篇，幾千字的文章要寫幾篇。他的文章拿給陳援老看之前，自己也反復推敲。他有一篇文章，我有三份手稿——同一篇文章，他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他對陳援老的學術可謂亦步亦趨。陳智超在某篇文章里就說過，祖父陳垣最喜歡柴德賡，就算別人說他不好，也根本不往心里去。柴先生的學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劉家和教授也評價說：

陳老的弟子“陳門四翰林”中，唯柴先生繼承了衣缽。我不是說其他弟子水平不夠，他們都各有所長，但在繼承陳老學問方面，柴先生無人可比。從柴先生早年著作《明季留都防亂諸人事跡考上》就可以看到是承襲陳老《元西域人華化考》治學路子，后經(jīng)陳老推薦刊登在北平師范大學《史學叢刊》創(chuàng)刊號上（1931年），時柴先生僅為大學二年學生。柴先生只寫了一個“上篇”，現(xiàn)在誰能續(xù)寫一個“下篇”，放到陳老著作面前？我是沒有這個能力和精力了。

在柴德賡先生早期著作中，“三考”是繼承陳援庵先生衣缽的典范，即劉家和教授提到的《明季留都防亂諸人事跡考上》以及《宋宦官參預軍事考》和《〈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其中，《〈鮚埼亭集〉謝三賓考》是柴德賡先生一生中舉足輕重的著作，獲國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度最高獎勵。

陳垣與柴劉兩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柴令文（柴德賡女）、柴邦衡（柴德賡次子）、柴君衡（柴德賡三子）；后排左起劉乃和（時為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陳璧子、陳垣、柴德賡、劉乃崇（時為輔仁大學國文系學生）。

1949年之后，柴先生一方面積極擁護新中國，一方面又顯得較為消沉，長時間不寫文章。這種矛盾現(xiàn)象，能請您談談嗎？

柴念東：這與柴先生的具體遭遇有關。他年輕時也是熱血青年，1927年時還特意從杭州跑到上海去參加抵制日貨運動，后來發(fā)覺國民黨對日本方面卑躬屈膝，一腔熱血也就冷了下來?？箲?zhàn)時期，因為傳言漢奸曹汝霖要做輔仁大學的董事長，他憤而離開北平。我奶奶陳璧子的大哥陳伯君那時是洛陽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部的機要室主任，柴先生通過陳伯君，為自己謀得國民政府教育部在洛陽辦的進修班的一個語文歷史教師的位置，又設法弄了一個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部的秘書的兼職。當時國民黨在河南的軍隊有三十萬（據(jù)柴先生詩稿所記，現(xiàn)在的資料顯示實為五十萬）之多，卻打不過十五萬日軍，讓他深感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同時，他受我奶奶陳璧子的影響也很深。她是湖南湘潭人，十幾歲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見過毛澤東，很早就參加了婦女解放運動，馬日事變后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改名陳璧子逃跑，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革命。柴先生和我奶奶屬于自由戀愛，他在北京讀完大學后先去了杭州，與當時還在讀高中的我奶奶定下終身大事，等到回家之后，發(fā)現(xiàn)父母給自己指定了一個妻子，于是他一等拜完天地，連洞房都不入，就趁著深夜逃跑了。一方面，柴先生目睹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從抗戰(zhàn)時的一敗涂地到抗戰(zhàn)后推出的剝削民眾的金圓券政策，另一方面又受到我奶奶傳播的革命思想的影響，對新中國是積極擁護的。

1929年杭州學聯(lián)同學合影，后排左一陳璧子，左三柴德賡。

后來發(fā)生的一系列事情，完全出乎柴先生的意料。他在學術上受到了巨大沖擊，自己所推崇的陳援老那套治學方法被當作“資產階級史學”的“繁瑣考證”加以批判，得意之作《〈鮚埼亭集〉謝三賓考》也受到指責。從1948年到1962年，他再也沒寫過文章。而他的親人也遭到政治運動波及。1951年2月，他參加了北京教授土改參觀團，一共是六十三個人，分成三個組，他是中南組，去了湖南的衡陽和長沙，組里共有十八個人，組長是研究明清史的鄭天挺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柴先生就認識鄭天挺了，因為他也關注明清史，兩個人在學術上常有來往。土改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課堂”，他留下了非常詳細的記載，共有兩份，一份筆記，一份日記，前后有十萬字，感觸極深。

1951年2月8日，陳垣等歡送輔仁大學教授土改參觀團團員，下午出發(fā)前在輔仁大學合影，左起：葉蒼岑，柴德賡，陳垣，張重一。

之所以感觸這么深，與柴先生哥哥的遭遇有關。柴先生祖父是大地主，到了他父親這一輩，兄弟打官司鬧分家，弄得很不和睦，他父親留下了一座祖宅，房子很不錯，八十年代我還去過，當時挺完整的，現(xiàn)在都已拆光了。柴先生的父親有三個兒子，大兒子柴德誠比柴先生大十歲，二兒子在柴先生出生的那天去世了，也就是說，柴先生只有這么一位大哥。1936年柴先生的父親去世，留給柴先生的遺產是六畝地，給了他那個奉父母之命成婚的“原配”，柴先生的大哥則擁有幾十畝地，到了1949年5月解放的時候，論成分被劃為大地主，遭到逮捕。1950年，柴先生的大哥給釋放出來，他隨即逃到上海，之后又去了北京，想要投奔已經(jīng)做了教授的弟弟。柴先生日記里記載，他好好教育了一頓大哥，勸他老老實實服從政府的安排，還帶他看《劉胡蘭》之類電影，以便思想上更好地接受改造。大哥聽了柴先生的話，返回老家，結果一回去就被重新逮捕，說他故意逃避土改，一直關押著。柴先生參觀土改期間，日記里提到大哥，說他剝削農民，令人嫌惡，等他土改回來以后，收到老家寄來的信，說大哥被槍斃了。1951年5月31日他的日記非常簡單，就一句話：“得家書，5.17事?！贝送?，一個字都不忍多寫。

大環(huán)境給柴先生帶來巨大創(chuàng)傷，而他在北師大任歷史學系系主任的小環(huán)境也不太愉快。1952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輔仁大學有人借機對他發(fā)泄私憤，圖謀報復，不僅說他不學無術，還將他和陳援老及劉乃和的關系，說成是搞宗派小集團，說他離開陳校長將一事無成。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他極端痛苦，對老師被自己牽連深感內疚，想要離開北京，換個環(huán)境。在民進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時任江蘇省教育廳長的吳貽芳女士邀請他到江蘇去工作，介紹說當時江蘇省屬大學尚無歷史系，希望他來創(chuàng)建，同時，還請他協(xié)助籌建江蘇省民進組織。有意思的是，聽說柴先生正在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吳貽芳還向他提出，江蘇省的相關史料非常豐富，而且保存完好，都在南京檔案館。于是，1955年夏，他離開北京，去了江蘇師范學院，開始了他在蘇州的學術生涯。也多虧了吳貽芳的保護，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一貫積極擁護中央的柴先生才沒有被劃為右派。不過，批判是免不了的?？此娜沼?，兩個月內開了二十次對他的批判會，每次會議他都留下了詳細的記錄。他自己對思想改造其實并不抵觸，是愿意接受的，但是整個改造過程對他而言又是極為痛苦的，從他的記錄里就能看出來。

到了蘇州之后，柴先生做出了哪些學術貢獻？

柴念東：柴先生熟悉清代學術史，1955年去了江蘇師院之后，覺得明清之際蘇州的手工業(yè)特別發(fā)達，一定會留下相關的文物記載。當時江蘇師院有一位紀庸教授，是紀曉嵐后人，筆名“紀果庵”，由于歷史問題而長期不得志，柴先生來了以后，兩人有共同的學術話題，經(jīng)常來往。紀庸提示柴先生說，清道光年間的蘇州學者顧震在其著作《吳門表隱》中記載，玄妙觀機房殿中有塊清朝雍正十二年立的《永禁機匠叫歇碑》。柴先生專程到玄妙觀訪碑，最終在機房殿南墻腳，找到了一塊上半部分已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的石碑，一番擦洗辨認，正是他所要找的叫歇碑。這個成果經(jīng)他發(fā)現(xiàn)之后，在北京引起轟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尚鉞教授后來特地到蘇州來訪碑，還把柴先生的信札和叫歇碑拓片都收入專著《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fā)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的附錄里。

1955年柴先生剛到蘇州時，江蘇師院歷史系就開始招生了，當時人數(shù)還不多，到了第二年，就招了一百二十人，學生現(xiàn)在還有一多半健在，都是八九十歲的耄耋老人了。據(jù)這些學生回憶，柴先生講課非常精彩，他每次寫完板書，課間學生都不舍得擦去，紛紛模仿他的字跡。而且，柴先生到了蘇州，一個重要的效應，就是可以吸引北京的知名人物前來講課，為地方院校帶來了寶貴的資源。尚鉞、許廣平、韓儒林、鄧拓、翦伯贊、鄧廣銘等人都來過，并給歷史系、中文系作演講；當時已是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也來過，按照行政級別，理應由江蘇省的副省長接待，結果吳晗沒打招呼，自己就來了，而且明確表示，不為公事，就為看柴先生而來。1962年，華東師范大學的吳澤到江蘇師院來，請柴先生去華師大講陳援老。后來陳智超把講稿整理了，叫《陳垣先生的學識》。柴先生如何去的華東師大、具體怎么講的，他的日記里都記得很詳細，他一共講了兩次，一次三個小時，內容應該比公開見到的講稿更豐富一些。因為講座消息見了報，包括南大、南開在內的不少學校都來請柴先生講課。能夠參加學術活動，讓柴先生覺得漸漸找到了狀態(tài)。1962年，他應翦伯贊之邀，到北京編寫教材。1963年，他在北大講了一年課，1963級北大歷史學系學生送給他兩本相冊留念，每一個學生的照片底下都注明了名字、年齡和籍貫，特別精致，現(xiàn)由蘇州市檔案館收藏。

可惜的是，柴先生在蘇州一直沒寫文章。等他去了北京之后才重新開始寫文章，1962年至1965年，四年間他寫了十幾篇文章，按他自己的說法，那都是吃老底子，以新史觀來寫舊文章。其中就有關于清代學術史的“三論”，即《章實齋與汪容甫》《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和《王鳴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床裣壬娜沼?，他是有規(guī)劃的，關于章學誠（實齋），實際上他準備寫三篇文章，《章實齋與汪容甫》只是其中一篇，還想寫一篇章學誠與趙翼（甌北）、一篇章學誠與錢大昕（竹汀），結果最終只寫出了一篇。

從《柴德賡圖志》中，我第一次知道柴先生的書法造詣竟是如此深厚，能否請您談談他的學書經(jīng)歷？

柴念東：柴先生從小就喜歡書法。他最早在諸暨讀私塾，家里給他找了一個先生叫陳榜良，他在日記里還提到過這位陳先生。陳寫二王，所以柴先生學書是從二王開始。我十來歲的時候，應該是1965年，還就寫字這件事情問過他。當時他在家里寫毛筆字，我問他在寫什么，他說自己正在臨寫歐體字，我還以為這個“歐”是歐陽修，因為柴先生當時正在?？薄缎挛宕贰罚姨焯旄?，已經(jīng)知道了歐陽修的名字，但還不知道歐陽詢。從他字里也能看到歐體的面貌。他早年在北師大讀書時的字我看過，雖然一筆一筆寫得很認真，但是并不太好。1936年時，曾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張宗祥在北京圖書館工作過一段時間，與柴先生住得很近，《張宗祥年譜》沒有提及，只說到他住在銀閘胡同，柴先生也住在那里。張宗祥是書法大家，柴先生認識他之后，在書法上獲得了不少指點，他給柴先生寫過一個條幅，現(xiàn)在藏在蘇大博物館，圖志里也收了。到了抗戰(zhàn)后期，魏建功、臺靜農、李霽野三人聯(lián)名署信，邀他入川，到位于四川江津白沙鎮(zhèn)的國立女子師范學院任教。他與曾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沈兼士過從甚密，還寫過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沈兼士先生》記述兩人的友情，但是與沈尹默此前來往不多。沈兼士與沈尹默在重慶是鄰居，柴先生每年會去重慶與他們見上兩三次面，每次都會談及書法，常常當場揮毫潑墨。柴先生說，有一次，沈尹默、沈兼士、魏建功還有他自己，四個人同時寫字，用不同的筆。受到沈尹默的影響，柴先生的字有了很大的長進——這是臺靜農的評價?？箲?zhàn)勝利之后，臺靜農與柴先生在白沙分別，臺先生去了臺灣，柴先生回了北平，兩人時有通信。臺靜農曾在一封信中專門提到，青峰兄你的字怎么突然大進，大意如此。柴先生晚年的書風取董其昌一路，其中就能看到沈尹默的影響。

沈尹默贈柴德賡的立軸

柴德賡書作

《百年青峰》中匯聚的柴先生師友的墨跡都十分精彩，令人驚嘆，不禁讓我想起黃裳先生的《珠還記幸》。柴先生是怎么搜集這些墨跡的？

柴念東：他備有一個冊頁，但凡有機會，就請師友留下墨寶，這就是后來的《青峰草堂師友墨緣》，其中只有兩個是他的學生——劉乃和與史樹青（他日記里特別提到，《師友墨緣》最后一頁讓史樹青寫），其他都是柴先生的師友，他平時一直很留心搜集師友的墨跡。當然，能夠留下墨跡的人，也是經(jīng)過柴先生精心選擇的，要是書法水平不那么高，他也不會開口請人家寫字。舉個例子，柴先生與翦伯贊的關系很好，《師友墨緣》的冊頁他曾經(jīng)拿到過北京，翦伯贊也曾經(jīng)到過蘇州，可是柴先生就從來沒有拿出冊頁來請翦伯贊寫字。我想，這可能是因為翦伯贊的字沒有那么美吧。

讀罷《青峰草堂墨緣》，給我兩個突出的感受：一個感受是柴先生的人緣特別好，所以他能收集到這么多師友的墨跡，另一個感受是，柴先生的心思非常細密，對資料的保存極為講究。

柴念東：關于交游，就連陳援老都對柴先生這個學生表示過羨慕，他曾經(jīng)對柴先生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是你的老師，怎么你認識的人這么多，比我這個老師還要多得多。他給柴先生的冊頁題字，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

我整理柴先生的日記，能從中看出來，他在日常生活中對每一個人都十分關注，即便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甚至一生就見過一次，他都很關注這個人的情況。舉個例子，柴先生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姑姑，1958年夏天從北師大畢業(yè)，分配到安徽一個小縣城里教書，1958年年底他去南京開會，順道去看我姑姑，當時為了趕上過江的輪渡，他和一位工人合租了一輛三輪車，相當于今天的“拼車”。一會兒工夫，他就問出來這位工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班，然后詳細地記在日記里。對任何一個人際交往的細節(jié)，他都很留心。

從柴先生留下的資料來看，他原來在史學界的交游主要與陳援老有關，例如陳援老的學生，解放后成立了中國史學會，柴先生是最早加入的會員，他的交際圈也隨之迅速擴大了。他在日記里記載，史學會成立的時候，有中國古代史所，郭沫若任所長，有中國近代史所，范文瀾任所長，其實當時有個中國古代史二所，是給人在廣州的陳寅恪預備的，開會時沒宣布，陳援老還提了意見：中國歷史有頭有尾，怎么沒有中間那一段呢？當然，陳寅恪后來沒有北上，是陳援老當了二所所長。對這些自己參加的會議，柴先生的記載都很詳細，比如某天開會來了新人，他肯定會記下一筆。他寫日記是那種老派的寫法，大家一起吃了一頓飯，吃什么菜他可能不怎么記，至于桌上都有誰，他會記得清清楚楚。

當時有“陳門四翰林”之說，也就是柴德賡先生和余遜先生、啟功先生、周祖謨先生，關于四翰林，能不能請您談談？

柴念東：先從余遜說起。余遜是北大畢業(yè)生，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陳援老講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余遜記了很詳細的筆記，可惜原筆記現(xiàn)已不存，但抄稿保存了下來，202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陳援老覺得這學生程度不錯，跟他聊天，知道他是當時正在北師大任講師的余嘉錫先生的兒子。所以，四翰林中，余遜是最早認識陳援老的。柴先生是1929年考上北師大的，陳援老當時是北師大的教授，也教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陳援老第一個學期有個批語，四個學生的作業(yè)最好，“柴生為第一”，陳智超的書里載有陳援老的批語。1931年，啟功認識陳援老。他的曾祖父是傅增湘的老師，傅增湘跟陳援老都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做過次長，而且北平圖書館，傅增湘是館長，陳援老是副館長，兩人同事過兩次，關系很密切。啟功父親去世很早，傅增湘就把啟功托付給了陳援老照顧。周祖謨是1937年認識的陳援老。他本來是趙元任的學生，到了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他回不了南京了，被迫留在北平，想到輔仁找份教國文的差事。他是研究生畢業(yè)，陳援老要求他先在輔仁中學教一年國文，然后才能到本院教書。柴先生也是這樣，先在輔仁中學教了一年書，后來才進了輔仁大學史學系。其實陳援老學生不止這四位，牟潤孫、臺靜農，都是他的學生，當時剛剛展露才華，意氣風發(fā)，只是抗戰(zhàn)以后，大家基本都走光了，就剩了他們四個。陳援老專門為歷史系學生開了大一國文，意思是說，想學好歷史，先得把古文學好，他讓這四個人都教大一國文，所以他們來往比較密切。

關于“四翰林”的來歷，啟功說不知道是誰傳出來的，柴先生的“文革”檢查有篇《我和沈兼士的關系》，其中談到是沈兼士提出了這個說法：這四個人天天跟著陳援老，是陳門的南書房行走，“四翰林”。實際上，其中兩個是學國文的，兩個是學史學的，作為學生來講，陳援老肯定一視同仁，但是他更親近的是柴先生和啟功，有什么事會找他們多一點。這可能與柴先生做學問能夠繼承陳援老衣缽有關，他是完全按照陳援老的路子走的。當然，五十年代余遜患上了半身不遂，與陳援老的來往也少了。說到這里，還有一事可以一提，啟功當年在口述自傳里說，柴先生的書直接取自陳援老的講義，這應該是他聽劉乃和說的。陳智超對此作了澄清，陳援老上課時并無講義，手拿一紙?zhí)峋V即可開講。柴先生繼承陳援老的治學方法，但是自有他的發(fā)揮，不會抄襲老師的講義。

我奶奶有個弟弟，娶了余嘉錫先生的二女兒，余家就與陳家結下了姻親，而周祖謨娶了余先生的大女兒，周家和余家也是姻親。所以，我們三家都有了親戚關系。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次周祖謨來我們家，提著一條大鯰魚，當時他從北大要到我們家坐公交車得一個多小時，上午他就出了門，中午到了，還沒吃飯，一看已經(jīng)過了十二點了，就坐在馬路邊上等著，直到兩點才上樓，他說，“嫂要睡午覺，我就不上來了”——他管我奶奶叫“嫂”，就一個字。柴先生帶我去過很多次啟功家，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的12月31號，為什么我能記住那一天，是因為趕上跨年，從他們家出來就晚上十一點了，正好看見一輛車，亮著燈，車上有個牌子，寫著七個字“末班車，招手停車”。后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這樣的車。啟功更多的是上我們家來，和柴先生兩個人在那兒寫字，那時候我年紀很小，也不怎么關心，最大的感想就是：啟功真的是一個很和藹的人。

1943年，周祖謨與余淑宜（余嘉錫長女）結為伉儷，合影于輔仁神甫花園，左起：周祖謨，余淑宜，陳璧子，柴德賡。

1957年2月，柴德賡、啟功、陳璧子，蘇州合影。

能否請您談談柴德賡先生的藏書？

柴念東：柴先生的線裝書，買的都是最便宜的本子，因為他認為，便宜的本子可以隨便往上寫批注，好的本子不舍得寫。他的收藏中僅有一套明版書——《隋書》，這是鄧之誠先生贈送的，現(xiàn)已捐贈給蘇州大學博物館。柴先生一次性購買的最大批量的書是涵芬樓版《四部叢刊》，計兩千兩百余冊。其中并不包括史部，因為此前他已經(jīng)購買過同文本《二十四史》，那么他怎么舍得花重金買下《四部叢刊》呢？1946年1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五屆“著作發(fā)明獎勵”，柴先生《〈鮚埼亭集〉謝三賓考》獲得二等獎（一等獎空缺），得了獎金四十萬元。柴先生決定用這筆獎金購置一套心儀很久的《四部叢刊》，整套書正好裝滿兩個書柜。1955年柴先生從北師大到江蘇師院，由于走時倉促，未能將《四部叢刊》運往蘇州，一直留在北京的陳伯君家里。1963年柴先生家庭經(jīng)濟困難，曾想到要出讓此書，對方給價一千元，后來未果。直到1975年，復旦大學經(jīng)濟系得知此書的下落，決意想要，于是找到我奶奶陳璧子商量。陳璧子認為這么多書放在家里沒有人讀，實在可惜，于是以捐贈名義給了復旦大學經(jīng)濟系，記得當時給了獎金七百五十元。

鄧之誠贈送的《隋書》

關于柴先生的藏書，他自己有過一冊《青峰書錄》，從時間上看是1958年登錄的，分為《北京帶來書目》和《蘇州購書目錄》兩部分，有書目名、冊數(shù)和版本簡要。其中：北京帶到蘇州書籍共兩百五十八種、兩千七百零八冊；留在北京部分《四部叢刊》兩千兩百八十冊；蘇州購書兩百一十一種、六百七十九冊。因為看不到《青峰書錄》最后的登錄時間，因此不知是否后來還購買過其他書籍。

蘇州購書目錄

1970年1月柴先生去世，陳璧子囑咐柴先生的學生周國偉整理過一份當時家里書籍的目錄。周國偉整理有《先師柴公遺書遺著目錄》，共八十種、七百五十三冊。

1966年抄家時，柴先生的一批書籍和書稿、日記等被抄走。柴先生去世后，陳璧子認為家中無人學習歷史，這批書就算捐贈給歷史系資料室，登記時共計三百三十一種、一千五百三十九冊。這批書籍被抄走的原因是上面有批注，需要審查其中是否有反動內容。當時歷史系“大聯(lián)合”寫有收條并蓋章：“收到陳璧子上繳圖書1,561冊?！敝钡?979年柴德賡平反，這批才算是正式捐贈給江蘇師院。捐贈一事刊登在1979年5月30日《新華日報》上，并提到校方給予獎勵，據(jù)我的記憶，獎勵就是一千五百六十一元，一元一本。

關于捐贈的圖書還有一個去向，就是吉林省博物館。1957年柴先生在江蘇師院歷史系招收過三名研究生，其中王健群來自長春師范學院，研究生畢業(yè)后去了吉林省博物館工作。1977年柴先生平反之后，王健群了解到老師還有一些書在家中，于是找到師母商量，吉林省博物館想要這批書籍作為參考資料，因為這是柴先生留下的最后遺書。當時博物館給予六百七十元獎勵，我想這大概也是書籍的冊數(shù)。

柴先生留存的最后一批書要算是當年送給周國偉的書籍。2015年周國偉先生去世，周師母打電話和我商量柴先生的書籍如何處理？去向是兩個：南京大學（周國偉任教的地方）和蘇州大學（柴德賡任教的地方）。經(jīng)和蘇大校長商量，周師母捐贈給了蘇州大學博物館，總計四十七種、八百四十五冊。其中包括柴先生所用的《二十四史》（不含原配《新五代史》）。《新五代史》是柴先生參加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時所用底本，商務印書館在2014年出版影印本，2015年《新五代史》點校底本亦捐贈給蘇州大學，使這套二十四史完整合一。在清理這批書的時候，我看見《二十四史》中，也有不少柴先生的批注和?？惫P記。例如《新五代史》，這是他參加中華書局的二十四點校工作留下來的一個本子。看他的日記，他做完這個工作，他把祖本和?？庇浺磺Я闳l全交給了陳援老。但是從2012年披露的中華書局檔案來看，中華書局沒有用柴先生的校勘記，因為1971年批判繁瑣哲學，認為原來的?？庇浂继珡碗s了，不能用，最后的1974年本《新五代史》，大概只有一百一十條?？庇?。這套點校本《新五代史》我是2013年發(fā)現(xiàn)的，印象中應該是八十年代時就拿回家來了。

關于柴德賡先生的著作，后續(xù)您還有哪些工作要做，能否介紹一下？

柴念東：他的文集是十本，包括兩本日記，也包括他的書信和詩。史學家能把詩寫好的，恐怕不多，因為思維不一樣。我特別欣賞柴先生抗戰(zhàn)時期作的詩，就像我的好友俞寧說的，如果掩去年代不看，竟仿佛出自杜甫之手。他愛讀杜甫、陸游的詩，作詩也有意貼近豪放這一路。

然后就是手稿集。去年一個意外的機會，有人介紹國圖出版社給我，問能否出一套柴先生的手稿集。我想，這肯定有必要，因為他的手稿很分散，一部分在國圖，一部分在蘇大博物館，一部分在蘇州檔案館有，然后我手里還有，要想看全不容易，能出一套書，那是最好不過。這套手稿集已由國家圖書館出了六大本。

關于柴先生批注的古籍，《點校本新五代史》批注與《書目答問補正》批注都出了，我準備再出兩部，包括《宋史》《資治通鑒》和其他史籍的批注。

此外就是柴先生的年譜，順利的話，今年會出，其實好多年前就寫完了，我一直在改，都改了好幾遍了。因為我老是發(fā)現(xiàn)新內容，不舍得太快出版。

最后就是柴先生的工作筆記。解放以后歷次會議，他都做了詳細筆記，哪些人參加，發(fā)了什么言，都如實記錄，比如說有時候一天三場批判會，是三個地方的三個部門組織的，他都很詳細地做了記錄。有人評價說，柴先生的著作，最精彩的其實是工作筆記，甚至還有人說，柴先生的工作筆記比他的史學著作的貢獻更大。他的日記也有這方面的記載。他記日記很是勤快，有時因為出差，譬如去上海開會，一個星期寫不了日記，他就先記在紙上，再謄抄到日記本上。而且他習慣每天早上把昨天發(fā)生的事記下來。這次整理日記，去年9月份我找到了他的六冊日記，其中談到，有一次開會，北大語言學家王力自我批判，說寫日記無非就是過去那套封建習氣，就是為了將來寫年譜用的，既然我又不想寫年譜，寫日記干什么呢？柴先生很贊同王力的話，于是他也不寫了，日記到1966年2月就中止了。所以，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是沒有日記的，但還有會議筆記。那些批判他的大字報，作者是誰、題目是什么，都抄在筆記里。從筆記里可以看到，1967年有一段時間柴先生的日子特別艱苦，上午勞動，干的全是掃廁所這一類事情，下午開批判會，他的二兒子和兩個孫子都傷寒發(fā)高燒，柴先生晚上要去醫(yī)院看他們，回來還要寫檢查，寫完還要抄成大字報貼出去。這些記載都是最為真實的史料，不管能不能公開出版，我都整理出來了，可以留待以后的研究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