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什么兩位研究興趣不同的人類學家要寫一本《民族志閱讀指南》呢？因為通常沒有人教讀者如何閱讀民族志，告訴他們人類學家是如何寫作的，因此，帕洛瑪·蓋伊·布拉斯科和胡安·瓦德爾希望傳遞一種開放式對話的感覺，在提供分析文本技巧的同時，引導人們一探人類學知識的特質，并培養(yǎng)出讀者自己的人類學想象力。本文摘編自該書《敘述即時經驗》一章，澎湃新聞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1974年，羅納托·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和米歇爾·羅薩爾多（Michelle Rosaldo）回到菲律賓。四年前，他們曾在那里對居住在森林里的耕種者兼獵頭族伊隆戈人（Ilongot）進行田野調查。他們的伊隆戈朋友非常喜歡聽這對夫婦在20世紀60年代末錄制的獵頭歌曲磁帶。然而：

我剛播放磁帶沒多久，我們最忠實的朋友之一、也是那盤舊錄音帶的堅決維護者，莫森（Insan），突然厲聲要求我關掉它。我按他的要求做的時候，沒有人向我解釋——我發(fā)現(xiàn)自己困惑、煩惱、不知所措甚至生氣……那天晚些時候，客人們都走了，只剩下我們以及我們認為是真正的朋友和“親人”的人。我發(fā)現(xiàn)我一整天都帶著憤怒的受傷感——因此我要求他們對他的唐突命令做出解釋……我看見莫森的眼睛是紅的。然后，羅納托的伊隆戈“兄弟”圖克保（Tukbaw）打破了脆弱的沉默，說他可以把事情講清楚。他告訴我們，當人們知道永遠不會有另一次獵頭慶祝活動時，聽以前的錄音就會很傷人。用他的話說：“這首歌牽動著我們，拉扯著我們的心，讓我們想起了死去的叔叔?！庇终f：“如果我接受了上帝，就不會這樣了，但我心里還是一個伊隆戈人；我一聽到這首歌就會心痛，因為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眼前的這群不經世事的小伙子，而再也不會有機會帶他們完成獵頭?！比缓螅瑘D克保的妻子瓦加特（Wagat）通過她的眼睛告訴我，我所有的問題都讓她感到痛苦，她說：“別說了，這還不夠嗎？我只是一個女人，心里都無法忍受這種感覺了！”（M. Rosaldo，1980：33）

“憤怒的受傷感”、“心會痛”、“無法忍受”……羅薩爾多的描述，以及她的整本書，都圍繞著我們每個人最直接的情緒和感受。不難想象，這兩位人類學家面對他們的朋友/報道人時尷尬的樣子，因為他們不確定自己的位置以及他們做了什么激怒了那些他們認為是“親人”的人。我們也很容易想象莫森、瓦加特、圖克保他們的痛苦。不太容易理解的是這些伊隆戈人為獵頭活動消亡而感到的遺憾。的確，這一小段話濃縮了人類學翻譯和理解的核心——熟悉與陌生之間的沖突，這種張力被文森特·克拉潘扎諾（Vincent Crapanzano）描述為一個悖論。他告訴我們，民族志學者“必須讓異質事物給人熟悉感，同時又要保持其特異性”（1986：52）；他“必須弄懂異質事物”（同上），同時又不損害它的陌生感。根據克拉潘扎諾的說法，要達到這一目的，人類學家既要通過民族志描述強調報道人與我們是多么不同，還要提供解釋或分析，使自己和讀者都能理解這些行為。舉個例子，在上面這段節(jié)選后的幾頁中，羅薩爾多向我們展示了伊隆戈人對于獵頭活動消亡的悲傷，并借助人類學中“人”、“自我”和“社會”的概念來解釋這種悲傷。

羅薩爾多的敘述和克拉潘扎諾的見解指出了熟悉感在民族志寫作中所起的中心而模糊的作用。熟悉感的概念包含了親近和理解：它既代表個人關系的親近，也代表對某事或某人的徹底了解。在人類學中，這種聯(lián)系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知道什么，是因為我們在那里。但是，盡管熟悉和親近是所有民族志學知識的基礎，它們并不意味著完全透明、完全理解我們試圖理解并為他人解釋的人。因此，羅薩爾多也談到了她無法理解她的“親人”的情感和動機，以及這種不解如何促使她更深入地挖掘和質疑自己關于伊隆戈人和人類學的假設，以及“了解他人”的真正含義。事實上，就像克拉潘扎諾指出的那樣，人類學中關于親近關系的敘述強調的往往不僅僅是作者/讀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相似性或差異性，還有我們了解和代表他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在書中結語部分，羅薩爾多告訴我們“解讀從來不能真正‘進入’當?shù)厝说摹竽X’”（1980：233）。

盡管有各種這樣的預警和保留意見，仍然可以說，對熟悉感和親密關系的描述是民族志寫作的支柱。民族志學者經常像上面羅薩爾多那樣，描寫他們自己與一群人親密互動的經歷，以及這種親密帶來的深入了解。有些時候，作者本人并沒有出現(xiàn)在敘述中，即便如此，她描繪日常生活細節(jié)的方式仍然能清楚地展示她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親密關系。在這兩種情況下，正是這種親密關系被視為可以驗證民族志學的描述和解釋。我們將在第七章中詳細討論，民族志作為一種文體和一種認識論，所依賴的是這樣的假設：“身臨其境”（Geertz，1988）使得人類學家能夠將自己的經驗和回憶轉化為對特定社會世界的分析性描述。

在這一章中，我們把熟悉和親密（民族志學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以及人類學家所描述的研究對象之間的）歸入即時性這個概念，也就是直接、即時的特點或狀態(tài)，與某事或某人有著直接的關系或聯(lián)系。熟悉和親密意味著在他人的陪伴下感到自在、享受歡樂、有同理心、能夠理解，而即時性還包含著不安、困惑、煩惱、怨恨、無知和沖突。所以，當羅薩爾多向我們表露她的困惑時（“他們在說什么？我再一次感到痛心，我對他們所說的話的膚淺理解，與他們最簡單的語句所承載的意義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她所敘述的就是即時感受。

即時的敘述在民族志寫作中隨處可見，包括如上文的作者自我敘述和作者將自己從文本中移除的其他敘述，對日常生活、周期性儀式和一次性事件的描述，日記或田野筆記，與報道人或報道人之間的談話記錄，以及生平事跡。盡管文體手法五花八門，導向的理論觀點也各種各樣，但這些敘述都關注人類存在的本質，并密切注意社會生活描述的細節(jié)。正如我們在這一章中所討論的，在這些不同的敘述背后隱藏著一個共同的關注點，那就是探索人類關系中特殊、偶然的東西與普遍、共有的東西之間，以及一次性事件與社會文化生活模式之間的關系。正如我們已經討論并且將在第五章中繼續(xù)強調的，這種關注是人類學的核心主題之一，正是這些主題將人類學定義為一種特殊的懷疑、認識和表現(xiàn)世界的模式。

的確，我們有必要認識到，民族志寫作中對即時經驗的敘述，是建立在對生活世界進行有人類學意義的描述的意愿之上的。此外，這些敘述被定位在人類學辯論的特定領域以及更廣泛的學科歷史之中。雖然克拉潘扎諾認為這些描述為民族志學者進行解釋和抽象提供了出發(fā)點，但我們認為這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兩者都不優(yōu)先于對方或發(fā)生在對方之前。也就是說，通過對即時經驗的描述，作者既試圖傳達一個特定群體的生活感受，又試圖解決關于文化和社會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來自于研究對象的歷史和所關心的問題，也來自于人類學的發(fā)展軌跡。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的體驗是由他們的學科知識所塑造的。若昂·德·皮納–卡布拉爾（Jo?o de Pina-Cabral）認為，民族志學者將他在田野中所觀察到的“與他所積累的學科知識相比較，而不是與他聯(lián)系最密切的社會群體的世界觀相比較”（1992：6）。

只要對即時經驗的敘述是由人類學問題和研究方法所產生和形成的，它們就不是“即時的”，而是經由這些以及其他問題所“調和”的?？梢哉f，因為這些敘述是由學科所建構的，而且實際上完全是為了闡明具有人類學意義的觀點，它們將讀者與它們聲稱要描述的日常生活拉開了距離。我們甚至有理由將這些敘述視為煙幕，它將作者和讀者都與經驗分隔開來。這些對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是作者的經歷和回憶、她對這些事件的解釋以及她自己的學科定位之間的交匯點。當然，讀者也會通過自己的經歷和回憶，以及人類學的直覺、立場和觀點來看待這些敘述。

下面我們將從辨別兩種最普遍的敘述即時經驗的方式開始，關注這兩種敘述在特定的民族志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們主要關注的是，作者敘述即時經驗的方式如何體現(xiàn)她對人類學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的理解，也就是說，即時經驗是如何被特定作者關于人類學知識本質的觀點所調和的。有些民族志學者利用即時的敘述來支持關于社會和文化的實證主義和/或規(guī)范性解釋，而另一些學者則專注于民族志解釋的局部性和暫時性。本章最后，我們將探討即時經驗在構建人類學論證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并詳細檢視民族志描述與理論建構之間的層次與交織。

《人類學家如何寫作：民族志閱讀指南》，[英]帕洛瑪·蓋伊·布拉斯科、胡安·瓦德爾著，劉月譯，薄荷實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