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歐洲研究”特色研究團隊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專欄“西索歐洲評論”的第27篇。下個月，馬克龍將成為23年來首次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法國總統，而這次訪問將會用一個宏大敘事來遮蓋法德政治精英們近期的“迷惑行為”？

俄烏沖突爆發(fā)一年多以來，歐盟議程的主調已經不再是第一時間的“危機應對”，或者是更屬于長期任務和不斷挑戰(zhàn)的“深入的一體化”，而被北大西洋框架下的防務與安全以及種種“泛安全化”想象為主的議程所左右。在這一變化過程中，歐盟發(fā)展的傳統驅動即“德法發(fā)動機” （或者“法德發(fā)動機”，德法兩國孰輕孰重取決于觀察的角度）似乎失去了引領作用，或者被邊緣化（如法國），或者受到多方的批評（如德國）。法德之間在歐洲和國際議程上的默契與協調也更多屬于觀察者的回憶，而與兩國近年來多有捍格的事實不符。

在這個背景下，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7月初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也就更受國際關注。作為法國總統二十三年來首次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馬克龍訪德既是重溫法德《愛麗舍條約》簽署60周年，也無疑將就兩國如何在深刻變化的歐洲和世界格局下重振歐洲發(fā)展動力進行深入探討。

作為觀察者，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法德屆時能不能為重啟發(fā)動機做好各自的功課？

法國總統馬克龍。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青少年漫畫雜志與總統政見”的組合

先看法國。

馬克龍似乎失去了“黃背心”運動時期親自下場進行全民大討論的勇氣。面對退休制度改革后的一波波抗議，馬克龍選擇了躲避公眾輿論，以及與工會組織的面對面交鋒，僅僅在3月22日接受了一次電視采訪。然后在3月29日，馬克龍令人費解地選擇了青少年漫畫雜志《Pif Gadget》表達自己的政見。在采訪中，馬克龍回答了青少年提給總統的問題，比如：“你能不能離開你的崗位，如果你離開，會是什么樣子？”

馬克龍的這種與公眾交流的方式受到了法國人的冷嘲熱諷。這也為馬克龍的政治對手提供了上好的攻擊素材，右翼民粹的埃里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談笑風生地評論說：“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所有這些談論現代性并指責我生活在過去的人，只是在我們年輕時讀的雜志上做回應！在1970年代，《Pif Gadget》是我放學后買的雜志，當時我不知道它屬于法國共產黨，但沒有人在意！……你可以同時閱讀美國的《Mickey雜志》和共產黨的《Pif Gadget》。”左翼政黨“不屈法蘭西”的女性政治家曼儂?奧布里（Manon Aubry）從中讀出了傲慢：“我很少在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和歷史性的社會運動的關頭看到如此程度的挑釁?！?德國的評論更像是挑動德法爭端：設想一下，朔爾茨總理選擇德國的青少年雜志《真棒》（Bravo）來講政治！

“《花花公子》和女權主義”的組合

馬克龍內閣的勞動部長奧利維耶?杜索普（Olivier Dussopt）選擇同性戀雜志《Têtu》（《倔強》）與公眾進行交流。不過交流的內容僅限于自己的個人感受：3月24日，杜索普發(fā)文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傾向，稱自己已經因此飽受言論攻擊。    

進入4月，法國時任主管國籍事務的內閣成員、現任總理直轄國務秘書瑪琳娜?席亞帕（Marlène Schiappa）又一次豐富了法國社會本已激烈爭論的多種議題：她成為4月上旬出版的美國成人雜志《花花公子》（Playboy）的封面女郎！《花花公子》德文網絡版如此介紹這一獨特的“法國事件”：“我們的法國同事在他們的最新一期雜志中，可能成功地獲得了十年來最大的獨家新聞：以法國國務秘書瑪琳娜?席亞帕作為雜志封面，雖然不是裸體，但其挑釁性足以讓整個國家顛覆性地想擁有這期雜志。僅僅三個小時，這期雜志就被搶購一空。”事實上，按照《花花公子》法文版負責人讓-克里斯托弗?弗洛倫汀（Jean-Christophe Florentin）的說法，一般《花花公子》每期只印刷3萬冊，這期的發(fā)行量已經是10萬冊，現在又加印了6萬冊。

但是，一本男性成人雜志的“洛陽紙貴”與法國社會當下的關切之間，究竟構成何種關系？是因為女性國務秘書在采訪中所表達的政治觀點嗎？席亞帕在這期《花花公子》的采訪和照片篇幅為12頁，她談論了女權主義、婦女權利、雙性戀及跨性別群體的權利等話題。同時，她也回答了該雜志向來偏好的軟話題，如“從政能帶來樂趣嗎？”“行使權力能帶來樂趣嗎？”或“你是一個誘惑者嗎？”等。席亞帕如此解釋自己成為《花花公子》封面女郎的動機：“我捍衛(wèi)婦女對自己的身體掌控的權利?！?/p>

席亞帕的言行引發(fā)了法國政界跨陣營的批評：保守主義者認為女性政治家與成人雜志發(fā)生聯系很不得體；女性主義者認為自稱女性主義者的政治家選擇男性成人雜志作為陣地純屬精神分裂；綠黨政治家桑德琳?羅梭（Sandrine Rousseau）評論道：女性的身體應該能夠在任何地方暴露，我對此沒有意見，但這要視乎社會狀況。而法國社會目前處于什么狀況呢？法國民眾將要多工作兩年才能退休，目前因為參加游行而損失相應的薪水，因物價高漲而生活捉襟見肘。法國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Elisabeth Borne）已經給席亞帕去電話，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認為她在當前的背景下接受此類采訪“完全不合適”。

“職業(yè)寫作和玩票從政”或“玩票寫作和職業(yè)從政”的組合

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部長的日常生活應該是怎樣的？按照普通人的理解，如果法國總統馬克龍不惜逆民意而要推遲法定退休年齡，可見法國財政局面之嚴峻。事實也是如此：法國政府、企業(yè)和居民的債務總和此間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3.4倍，在發(fā)達經濟體中間名列前茅。因此，典型和稱職的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部長應該是一個殫精竭慮的國家公務員形象，在馬拉松式的會議、面紅耳赤的談判和堆積成山的文件之間不舍晝夜。

然而布魯諾?勒梅爾 （Bruno Le Maire）顯然有著不同尋常的能力，在公眾的標準和私人的追求之間、工作與生活之間重新定義了平衡。這位年屆54歲的財政部長在今年4月底出版了自己寫作生涯以來的第17部、也是他40歲開始從薩科齊內閣出任部長以來的第5部作品：一部題為《美國賦格（另譯“美國流亡”）》（Fugue américaine）的長篇小說。小說中描寫一對紐約的兄弟在1949年追隨傳奇鋼琴家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Vladimir Horowitz）的足跡前往哈瓦那，從此兩人的生活道路發(fā)生改變，作品涉及音樂、流亡、猶太文化、罪責等主題，也含有赤裸裸的性愛描寫。

按道理，一位公眾人物出版一部文學作品，哪怕是其中含有性愛成分，也不會令久經考驗的法國公眾大驚小怪。但是，在法國社會因為推遲退休年齡，也就是因為公共財政問題陷入分裂和對抗之際，在法國公眾無法擺脫“購買力”焦慮之際，在法國政府債務超過3萬億歐元、法國的信用等級被美國信貸評級機構惠譽（Fitch）下調之際，主管經濟和財政的部長勒梅爾卻有時間創(chuàng)作和宣傳自己篇幅長達480頁的小說，這就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私人藝術口味問題了。部長的性愛小說于是成為公眾憤怒爆發(fā)的突破口?！安磺ㄌm西”的議員弗朗索瓦?魯芬（Fran?ois Ruffin）質問道：“在通貨膨脹使法國人感到沮喪的時候，部長應該把哪怕一分鐘、一小時、一星期的時間用來寫一本含有性愛情節(jié)的小說嗎？”

“法國的政治家瘋了嗎？”

從馬克龍到他的內閣成員，近期一連串的公共行為無不令人困惑。法國共產黨書記法比安?魯塞爾（Fabien Roussel）在推特上發(fā)出嘲諷：“要了解政府的意圖，現在除了訂閱兒童雜志，還得訂閱《花花公子》。”

任何一位法國觀察者都知道，法國2023年上半年的最大政治主題不是如何在外交或國際政治領域內應對俄烏沖突，而是在馬克龍?zhí)岢霾⒗@開國民議會、強行動用憲法條款通過退休法案之后，政府和社會之間如何進行有效對話以獲得和解。在這個關涉法國民眾向來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福利爭議解決之前，法國的內政可以說陷入了僵局。如何避免又一次類似“黃背心”的全國性抗議運動的出現，并推動國內政治議程前進，可以說是法國政府的當務之急，也是法國政府推動外交和國際議程所必需的行動力的基礎。

然而，正如“歐洲保守主義者”（The European Conservative）平臺提出的問題所表達的那樣：“法國的政治家瘋了嗎？”這種模糊受眾群體、混淆私人空間和公眾議題、回避公眾重大關切等做法，究竟傳達了何種政治信息？

問題如山的德國

再看近期的德國。

與法國相比，德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受到俄烏沖突的影響程度無疑要嚴重許多。由于德國在歷史上向來采用以前蘇聯和俄羅斯為中心的“新東方政策”，同時嚴重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給，這就在俄烏沖突之后為德國的內政留下了巨大的難題，即德國應該為失敗的歐洲對俄政策負責嗎？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究竟是富有遠見的政治家，還是機會主義的政客，甚至間接導致了俄烏沖突的爆發(fā)？放棄俄羅斯能源之后的德國能源供給如何解決？基于廉價能源的德國制造業(yè)優(yōu)勢能否繼續(xù)保持？由對俄能源依賴引發(fā)的政策檢討邏輯，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運用于所謂對中國市場和關鍵原材料依賴？德國三黨聯合政府的經濟、環(huán)境和社會轉型等進步主義目標在多大程度上還有可能兌現？無數的問題，始終是柏林各大媒體政論節(jié)目的主題。

“價值觀標桿與綠色獨裁者”的組合

德國目前國內政治面臨的困難，首先要歸結于制度的原因：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無論如何看來都是一個在2021年9月聯邦議院選舉之后的權宜之選，除了社會民主黨因在大選中獲得最高支持率而有充足理由提出組閣訴求之外，可能選民對于16年“默克爾路線”的疲倦也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最終的結果是，在組閣談判中，社會民主黨實際處于“有求于人”的弱勢，自由民主黨因為有拒絕入閣而遭邊緣化的慘痛經歷，擁有強烈的入閣分享權力的欲望，綠黨因而成為最為強勢的政黨。綠黨政治家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出任副總理兼經濟和環(huán)境保護部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出任外交部長。也就是說，2021年底德國新政府就任之后，德國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政策，都將留下強烈的綠黨印跡。

事實上，尤其是自俄烏沖突爆發(fā)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哈貝克和貝爾伯克在德國公眾感知中都是最受歡迎的政治家。與總理朔爾茨傳達給公眾的猶豫不定印象相比，貝爾伯克支持烏克蘭的立場和語言鮮明，據說能夠代表“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德國外交轉向”；哈貝克被認為是具有天賦的現代政治家，擅長與民眾交流，在向來堅持以理念改造社會的綠黨中間，奇異地具有適勢而為的實用主義風格，而且還能夠得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被認為體現了“真誠”（wahrhaftig）和“天然去雕飾”（authentisch）的品質。他在能源危機的壓力下，不惜在“不符合德國價值觀標準”的卡塔爾王公面前畢恭畢敬，目的在于為德國獲得長期的天然氣供應合同；也同樣為了應對能源危機，哈貝克暫時把綠黨的理念放在一邊，延長了煤電廠的使用期限，德國公眾認為這些行為都可以理解。著名的《明鏡》周刊曾在2022年8月20日第34期以哈貝克為封面人物，文章對哈貝克不吝贊美之辭，稱其平易而日常的語言、敘述與傾聽的習慣以及不掩飾自己的困惑等“成就了一種新的政治風格”。

然而，在與聯合執(zhí)政伙伴社會民主黨，尤其是自由民主黨的博弈中，綠黨認為自己的氣候保護訴求受到了聯合執(zhí)政伙伴的抵制。在3月28日結束的著名的“30小時馬拉松協商”中，三黨雖然最終就《為環(huán)境保護和加快規(guī)劃速度的一攬子現代化政策》達成一致意見，但是綠黨最初的很多建議未能通過，比如強行更換、甚至從2024年開始徹底禁止使用傳統能源暖氣裝置，大力擴建鐵路而不是高速公路等。哈貝克在事后表達了對于“現代化政策”中不得不做出妥協的苦澀，對于綠黨幾乎同時要反對其他兩黨這一聯合執(zhí)政局面的不滿，對于朔爾茨不能兌現環(huán)保諾言的失望。

幾乎在一夜之間，綠黨又從民意支持率一路走高、已經開始討論哈貝克如何入駐總理府的“準全民黨”，回落到本以為已經擺脫了的、死守自己理念的“小圈子黨”的境地。尤其禁止使用傳統能源暖氣裝置的說法讓公眾陷入了焦慮不安的狀態(tài)：家里的暖氣裝置是不是違規(guī)？高額的更換費用如何承擔？以及大家為什么要忍受整天想憑借“禁止XX”口號改造社會的激進環(huán)保團體的“綠色獨裁”？今年3月31日第14期《明鏡》周刊又選擇了哈貝克為封面人物，文章主題為：希望曾經是綠色的。5月不來梅州的選舉結果，也證明了綠黨支持率已經大幅滑坡。

“證婚人和德國能源署領導人”的組合

5月，哈貝克在民調中的得分直接跌至負數。這其中的直接誘因是哈貝克陷入了自己最為倚重的膀臂、經濟部國務秘書帕特里克?格萊辛（Patrick Graichen）的丑聞。

整個事件并不復雜，就是一個老套的走后門、利益輸送的故事。作為經濟部的國務秘書，格萊辛在德國能源署領導人挑選過程中親自向人力資源公司推薦候選人。最終入圍的6人中有4人是他的熟人，而在進入最后甄選的3名候選人中，他親自建議的最佳人選是自己的證婚人。

按照常理，哈貝克在自己領導的部門出現這種毫無懸念的腐敗事件之后，應該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態(tài)進一步擴大。但是不屬于老派政治家的哈貝克認為格萊辛的能力對于氣候保護不可或缺，聯盟黨是以攻擊格萊辛為借口企圖阻撓政府的氣候保護計劃，他們?yōu)榇瞬幌А皹O力、甚至是惡意使用污蔑、侮辱性的語言，散布真真假假的謊言”，“我不準備為了屈服于這場政治行為而讓人犧牲”。哈貝克甚至與格萊辛一起接受了聯邦議院經濟、氣候保護和能源委員會的質詢。

然而，哈貝克未能借信任和支持扭轉“證婚人丑聞”，反而因為丑聞的進一步擴大而令自己陷入尷尬。因為此間格萊辛又曝出另一件利益輸送事件：2022年11月30日，格萊辛批準了數個資助項目，其中生態(tài)組織BUND柏林州總會的一個項目獲得了60萬歐元資助，而格萊辛本人的妹妹維蕾娜?格萊辛（Verena Graichen）是BUND的主席團成員。這一爆料可謂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哈貝克不得不讓自己的國務秘書立即“退休”。但是哈貝克的領導力以及個人形象已經受到了無法挽回的傷害。媒體的評論是：綠黨和哈貝克的總理夢已經到了夢醒時刻。

重溫《愛麗舍條約》時刻

就在俄烏沖突仍舊看不出解決路徑的時刻，法國和德國卻各自陷入了奇怪的內政漩渦。我們在這些貌似花邊新聞的爭論背后看出了一種共同的邏輯，即法國和德國的政治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鴻溝有逐漸加深的趨勢：無論是法國政治精英以個人訴求替代社會訴求的“無意識傲慢”，還是德國政治精英以道德約束他人的“選擇性失明”，這種鴻溝都指向西方現代社會的機制性失靈。這種失靈不是必然在眼下發(fā)生，但是其發(fā)生確是必然。

如何用一種更為宏大的敘事替代或者遮蓋當下的僵局，可能也是法德領導人在7月會面時必須討論的主題。也許，共同追憶戴高樂和阿登納60年前篳路藍縷之功，能夠為當下的兩國如何跳出各自的困境與格局，甚至促進歐洲和平，開辟新的思路。

（胡春春，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歐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