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須遠溯乾嘉盛，說著同光已惘然。”

10月13、14日，第十一期“菊生學術論壇”之“中興惘然：中國近代史上的同光時代”多學科專題工作坊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召開。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商務印書館共同舉辦，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陸胤，歷史學系韓策，社會學系田耕、凌鵬四位青年學者召集，嘗試從多學科視野對“同光中興”做一次“再解讀”。

說不盡的科舉

討論的序幕在前一天已拉開。12日晚，華東師范大學楊國強教授做客“北大文研講座”，演講主題為“科舉停置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楊念群教授做主持?！翱婆e停廢”是一個老議題，但楊國強先生的治學特色就是從老議題、常見史料中談出新意。

楊國強教授的講座以清末吳汝綸的名言發(fā)端：“天下有事，則功名多途?！彼赋鏊逄瓶婆e制度確立后，中國的讀書人基本都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但清代中后期多了另外兩條途徑：捐納（出錢買官）和保舉（大吏推舉得官）。前者是為不加賦稅而維持收支平衡，后者是為因人成事。起初均非“常例”，但隨著危局日亟，成為大幅度、長時態(tài)之事。此時這兩種途徑與科舉入仕尚有異途和正途之別，朝廷努力維持著“官可捐，功名不可捐”，因為科舉背后是成千上萬的讀書人。但長時間的積累，終使捐納和保舉改變了官場社會。由此，異途淹沒科舉，人心也開始漠視科舉。

楊國強教授注意到，唐宋以來對科舉的批評就沒有中斷過，論者多謂科舉取人太多、不能識人品、時文背離儒學經(jīng)訓。但科舉制度能與這些弊病相伴而延續(xù)一千三百多年，說明其本身還有合理的一面?？婆e雖以知識為尺度，但最強調(diào)的是公平。公平有時與知識尺度矛盾，當天下讀書人越來越多的時候，公平比知識尺度更深地牽動人心。歷史上的科舉批判論，多著眼于科考不能選出理想的儒家君子，或指責時文八股不合圣賢經(jīng)義。然而，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議論的焦點卻變成科舉不能產(chǎn)生應對時變的人才。但其時保舉入仕大盛，洋務另開一格，這些議論并沒有引出科舉本身的變化。

楊教授認為，科舉存廢的真正轉(zhuǎn)折點在戊戌變法前后，以《時務報》等趨新輿論為重要陣地。從乙未到乙巳，不足十年時間，以“人才出于學堂”為由，而促成學堂推倒了科舉。后來梁啟超雖承認科舉非惡制，但此時已不合時宜。他們對科舉發(fā)動“總攻擊”，要求朝廷大變科舉，州縣遍設學堂。實則是以“智”打倒“愚”，以知識打倒義理。與此前相比，新派論說依托報章，晚清報人殊少前此士大夫立言的“言責”意識，其判斷往往流于外在、出自想象，難免獨斷而膚淺。但在甲午戰(zhàn)爭之際的危局逼迫下，這些言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影響士林，引來回聲四起和多士群鳴，決定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思想走向。

楊國強教授進一步指出，科舉被學堂推倒的同時，近代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也發(fā)生著諸多變化，可以總結(jié)為四個“脫節(jié)”：城市和鄉(xiāng)村的脫節(jié)、知識人與大眾人的脫節(jié)、沿海與內(nèi)地的脫節(jié)、社會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政治思想的脫節(jié)相伴隨，且愈演愈烈。而學堂代科舉一役，至少與其中的前兩個脫節(jié)直接相關，與后兩個脫節(jié)間接相關。對中國政治史而言，科舉制度在一千三百年間維持了國家權(quán)力的開放性、造成一個文化與政治合一的文官政府?？婆e雖是選官制度，實則成為一種政治結(jié)構(gòu)。這一社會與政治的雙重結(jié)構(gòu)，卻在晚清輿論鼓動下一朝打破。

楊教授最后總結(jié)：當光緒三十一年廢科舉之日，天下并沒有強烈的反應，端賴此前捐納與保舉盛行，早已破壞或代替了科舉綸才的功能。但在此之上，科舉制度更是一種綜合文化與政治的社會結(jié)構(gòu)，清季當?shù)勒咴谳浾摴膭酉聦⒅Q(mào)然停置，造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持久動蕩。而真正的反應還要等到民初以后，種種亂局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廢科舉留下了一大堆短期沒有辦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同光中興”的再思考

10月13日上午，“中興惘然：中國近代史上的同光時代”工作坊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召開。召集人陸胤首先介紹會議旨趣。他指出晚清“同光”（同治、光緒）之際的中興局面，帶來了中國近代史上相對統(tǒng)一安定的三十年；作為一個去古未遠而又非古非今的時代，19世紀60—90年代的文化和制度轉(zhuǎn)型尚有更多自我選擇的空間。近年來，隨著新史料的不斷涌現(xiàn)和付諸整理，以及近代國家與社會多元視角的導入，學界正日益認識到，這一時期的政治與人事的常與變，內(nèi)涵微妙而豐富，許多新問題尚有待文史學者和社會科學學者共力耕耘。

隨后楊國強教授做了第一場主旨報告《同光時代的歷史與人物》。他指出同光時代始于庚申變局而終于甲午危局，由咸豐一朝的內(nèi)憂外患交迫促成。內(nèi)憂指歷時十多年的太平天國內(nèi)戰(zhàn)，導致了當日中國的一系列深度變化；外患指庚申英法聯(lián)軍之役。而應對這段變局和危局的不僅是兩代人，而且是兩種人。兩群人物大有不同：前一代人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劉坤一有個人精神；而后一代如康、梁、嚴、章只見其言論之滔滔。前一代人應變，由船炮而及運輸、礦業(yè)、工業(yè)等具體實在之事；后一代人應變，但以思想改造社會，自始即在一片懸空之中。與前一代人物之一生宗旨大體守定不變相比，后一代不少人早年反傳統(tǒng)，晚年回歸傳統(tǒng)，前后捍格。這些不同從表象來看，是西潮的沖擊深度和廣度日甚一日，但更深一層的原因，恐怕是近代中國人是以清代學術與西學相迎的結(jié)果。

第一場論文發(fā)表以曾國藩開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凌鵬的《“禮學經(jīng)世”說形成史：兼論咸同時期曾國藩所見之世變》討論了“禮學經(jīng)世”的形成過程及曾國藩對其的理解：咸豐四年至同治四年，曾國藩對“禮”的理解偏向于對世間萬物的外在禮儀規(guī)定；由此再到同治十年，曾氏歷經(jīng)湘軍之敗壞、哥老會、天津教案，對“世變?nèi)找?，人情日幻”有了切膚體驗，形成了對“世”日漸深入的理解。面對洶洶而極端異常的民心，曾氏提出要在日用之常事上制禮，使其修焉而為教，習焉而成俗。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高波的《晚清以降“泰西如三代”觀念的興起與中體西用論的裂變——以廖平與王國維為例》探討了中體西用論在光緒中后期至民初發(fā)生的變化。在他看來，西方與三代的對應關系一旦建立，就既可以三代來定西方，亦可以西方定三代，一間之隔，兩相逆轉(zhuǎn)。對這種逆轉(zhuǎn)做系統(tǒng)回應的，一是論述中國思想傳統(tǒng)內(nèi)大一統(tǒng)與文明性的對應的廖平，一是提出的殷周變革說的王國維，他們并未改變對西方和中國的認識，而是借徑中國歷史，直接改造對于三代的傳統(tǒng)理解。

下午首先開始的是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姜鳴的主旨報告《“甲申易樞”與政局大變動》?！凹咨暌讟小笔乔逋⑸蠈永^1861年“辛酉政變”后第二次重大權(quán)力更迭，這一對中樞架構(gòu)的改變，對中國近代化的走向和后來甲午戰(zhàn)爭失敗影響深遠。由于缺乏一手史料，以往的研究多憑野史筆記與后人回憶。而慈禧的謀劃、醇親王的角色、懿旨的起草等關鍵問題仍有待考索。此番政變，形成了以慈禧太后為核心、以醇王奕譞、禮王世鐸、貝勒奕劻聯(lián)合執(zhí)政的“三駕馬車”。上路伊始他們就感到國勢艱難。甲午戰(zhàn)爭后，恭王復出，但膽略、謀劃、責任心均不如前，他伴隨著慈禧太后和大清王朝，漸漸走向末日。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的《清流、洋務“各有門面”？——李鴻章與張之洞早期交往淺說》一文，從較寬泛的李、張互動關系切入，梳理了二人早期交往的相關史實。二人均為晚清重臣，長期被當作“大臣”與“儒臣”、“洋務”與“清流”的代表。他們的觀念、行事均不盡相合，彼此間久存芥蒂?！扒辶鳌迸c“洋務”作為“門面語”，一面點明其政治歸屬或?qū)W術取向的實質(zhì)并非完全名實相副，另一面則反映了一種必須貫徹到底的群體立場。

北京大學政治學研究中心孫明的《都祠之祭與禮制之勢：以光緒六年畿輔先哲祠之創(chuàng)立為重點》以李鴻藻主持、張之洞等直隸籍同鄉(xiāng)京官共同創(chuàng)建的畿輔先哲祠為例，提供了一個觀察士大夫社會生活樣貌的新視角。畿輔先哲祠是“北清流”群體因應當時的朝廷與士林禮制強化之勢，宣示自己重禮制、倡名教的政治文化態(tài)度，擴展“政治”外延，納相對具有政治意涵的社會、文化活動于視野之內(nèi)。

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吉辰的《張之洞在甲午戰(zhàn)后政局中的位置：以督鄂時期為中心》從地域政治的角度，探討了張之洞督鄂時期的作為及其因果。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張之洞的政治地位開始凸顯。隨后的中樞改組和口碑提升，使其打破了直江兩督為疆臣之首的傳統(tǒng)，與劉坤一并列為當時政壇的雙子星。在他長期督鄂的情形下，湖北乃至湖廣的地位也變得重要起來，他對轄區(qū)的控制力也遠超普通總督。

14日早，北京大學中文系張劍教授做了第三場主旨報告《〈佩韋室日記〉中的肅順及晚清社會》。他首先講述了文章緣起：一、不滿陳衍、汪辟疆等人劃出的近代詩歌面貌；二、不滿薛福成、黃濬、徐一士等人勾勒出的掌故體近代史面貌；三、新資料的海量出現(xiàn)，給重新觀照帶來了可能。《佩韋室日記》為晚清名士高心夔所撰。他曾出入曾國藩幕府，并授讀權(quán)臣肅順府中，肅順的一手史料極難得到，故日記所載肅順史料洵為寶貴，確證了部分傳聞，也辨?zhèn)瘟撕芏嗫滹?、臆測和謠言。除肅順相關以外，因作者結(jié)交的多是國家重臣和社會名流，故其日記中還有對晚清政局和社會生態(tài)的記錄，揭示了一幅國將不國、民亦不民的亂象，令人觸目驚心，也有較為重要的歷史價值。

山東大學文學院李開軍的《“同光體”詩歌寫作中的漢魏六朝影響》以陳三立、鄭孝胥早年詩歌創(chuàng)作以及沈曾植詩學為例，檢視漢魏六朝詩風對晚清“同光體”詩人的內(nèi)在影響，打破了以往學界將“同光體”等同于“宋詩派”的習見。

北京大學中文系陸胤的《“同光體”與晚清政局》一文，將工夫做到詩外，從士人交游的角度，結(jié)合同光以來晚清政局與學術變遷，重新檢討“同光體”詩學構(gòu)建的歷程。他指出清末民初“同光”這一時段概念的生成與“同光體”詩的流行不無關系，而戊戌以后陳衍、沈曾植等詩人在張之洞幕府中推尊“三元”文盛，一再重提“同光”，隱然有感傷時勢、標舉風氣的意味。

下午的報告從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項巧鋒開始。他的《清末升官譜：從婚姻看孫寶琦的政治世界》分析了孫寶琦不同階段的任官經(jīng)歷、不同輩分的婚姻關系，剖析這一以為蔭生出身的官僚子弟的為官之道，及其如何向社會輸出自己的信息，又如何將社會變動化為己用?？婆e廢除后，官員出仕的門路變多，紛繁復雜，“途”（為官經(jīng)過）“道”（為官的政治精神和手段）各異，有官有差有職，三者環(huán)環(huán)相扣。通過孫寶琦其人其事，可窺清末政治世界之一角。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廖文輝的《危機與崩潰：咸同之際的新疆協(xié)餉運作（1851-1864）》講述了長期依賴內(nèi)地各省協(xié)濟的新疆地區(qū)，在咸同之際遭遇自乾隆中葉新疆治理體系建立后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局。為應對這一危機，清朝中央政府與甘肅、新疆方面不斷在開源、節(jié)流方面進行嘗試與變通，甚至采取減成支放奉餉等權(quán)宜辦法。但新疆地區(qū)財政基礎脆弱、開源潛力有限、節(jié)省難度甚大的限制在各類應對措施中暴露無遺。財政危機與協(xié)餉欠解終削弱了新疆的駐軍戰(zhàn)力，并激化了社會矛盾。

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張曉川的《晚清國人對西方人種知識的“拒”與“迎”》討論了西方人種知識在進入中文世界后國人的反應。甲午之后隨著瓜分危機和種禍意識的興起，人種分類說大量出現(xiàn)在中國人的論述中，經(jīng)由士大夫的演繹、比附、申說，進而質(zhì)疑、反駁、論證，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考察這一新知從最初引入到沉潛為“常識”的過程，顯現(xiàn)了西學東漸過程中最為曲折且意蘊最深的部分。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崔文東的《幕末志士形象變遷與晚清士人思想轉(zhuǎn)型——以明治漢文史傳的晚清闡釋為中心》以兩部漢文幕末維新史傳《尊攘紀事》《近世偉人傳》為例，討論了晚清知識分子針對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通過翻譯和改編明治漢學家的漢文著作，影響中國知識界。駐日使節(jié)、文人、維新派等不同人物面對同樣的主題與文字，闡釋出了大相徑庭的幕末志士形象。此類變化見證了晚清士人思想的轉(zhuǎn)型。

最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韓策作為召集人之一主持圓桌討論，由張劍、田耕、高波分別代表文學、社會、歷史三學科學者作引言，導出工作坊的總結(jié)環(huán)節(jié)。

此次工作坊立足于“小而精”的深度交流，強調(diào)多學科碰撞與涵納，以近代中國研究領域的青年骨干學者為主體，注重學脈、文脈的代際傳承，無論是主題報告還是評議、問答環(huán)節(jié)，都不乏精彩的交流與碰撞。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社會史視線的交錯之下，工作坊為近代中國文化與社會研究的持續(xù)深入，開拓了全新的視域。

（攝影：王瑞、石涵、陳天傳、王婧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