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砲傳來

天文十二年（1543）八月二十五日，一艘遭遇臺風襲擊的商船漂流到了位于種子島最南端的門倉岬。船上載著百余名長相奇異的乘客，因語言不通，無法交流。所幸船上還有一位名為“五峯”的明朝儒生，于是當局通過與他筆談來了解大致的情況。儒生將這些異國船客稱為“西南蠻種的賈胡”，事實上指的就是葡萄牙商人。四天后，這艘漂流商船被拖航至當?shù)仡I主——種子島時堯所居住的赤尾木城。葡萄牙人登陸時手里攜帶的鐵筒狀的火繩銃（即鐵砲）很快吸引了這位年輕島主的目光。在葡萄牙人的演示下，伴隨著一聲轟鳴，火繩銃瞬間將遠處的目標擊成了碎片。這種前所未見的強大威力讓時堯驚嘆不已，當下便購買了兩把火繩槍。之后時堯又令家臣笹川小四郎學習配制火藥，令八板金兵衛(wèi)鍛造火繩銃。不久，紀伊國根來寺（今和歌山縣）的津田算長與堺的橘屋又三郎等紛紛前來種子島求購火繩槍，并學習其制造與使用的技術。由此，火繩槍及其技術開始傳入關東、關西等地。

編纂于江戶時期的《鐵砲記》中記載的這則故事，是日本最廣為流傳的關于火繩銃來源的傳說。一直以來，種子島都被普遍認為是西洋火器傳入日本的起點，而這次漂流事件也被視為日本與葡萄牙之間的一次歷史性相遇。借助這次事件，葡萄牙人開辟了前往日本九州的航線。據(jù)《鐵砲記》記載，次年，葡萄牙商人又再次來到了種子島，并教授了八板金兵衛(wèi)制造火繩銃的其他相關技術。另外，文中提到的那位與當局進行筆談的明朝儒生同樣值得關注。他被認為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倭寇首領——“五峰船主”王直。而這艘漂流至種子島的南蠻船則被認為是王直的商船。該事件中王直的存在，為描繪這一事件背后更為廣闊復雜的時代背景提供了更多線索。

15世紀末，伴隨著西歐直達印度新航路的開辟，葡萄牙人開始向亞洲地區(qū)擴張。于1510年占領印度的果阿后，葡萄牙又陸續(xù)占領了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和號稱“香料之國”的摩鹿加群島等地，并開始介入東南亞的貿易。其后，通過與華人海商的協(xié)作，葡萄牙海商又將貿易圈拓展至東亞地區(qū)。當時明朝實施海禁，嚴禁民間商人私自出海開展貿易，只允許他國派遣使節(jié)進行朝貢貿易。盡管如此，在利益的驅使下，依然有很多華人海商冒險前往南海開展貿易。最開始的十年，葡萄牙人選擇了在海禁政策的執(zhí)行上較為寬松的廣東近海進行交易，之后由于受到明朝水軍的驅逐，又將據(jù)點轉移至福建南部，開始展開大規(guī)模的走私貿易。至16世紀40年代，位于舟山列島的雙嶼也逐漸發(fā)展成為東亞走私貿易的重要據(jù)點。而與葡萄牙人的密切交往，也使得以王直為代表的倭寇集團獲得了掌握鐵砲技術的機會。在同一時代的明人鄭舜功撰寫的《日本一鑒·窮河話?！肪矶笆帚|”（鐵砲）一條中曾記載，“初出佛郎機國。國之商人始教種島之夷所作也”。因此，宇田川武久等學者也曾提出日本的鐵砲傳入或許源于倭寇的假說。

16世紀中葉，由于開礦技術的提升，日本石見銀山等地的銀礦開采量激增，大量的白銀也使得走私商們趨之若鶩。明朝與日本之間雖然保留有勘合貿易（日本與明朝的貿易，因為需要使用到被稱為“勘合符”的貿易許可證，以區(qū)別商船為遣明船還是倭寇的走私船，所以又被稱為“勘合貿易”），但長期為山口領主大內義隆所壟斷，普通的日本商人無法直接與中國通商。之后，大內氏因遭遇家臣叛亂，后繼者大友氏的正統(tǒng)性又不為明朝政府所承認，兩國間的勘合貿易就此斷絕，只能通過走私進行貿易。與中日兩國的商人都有交往的葡萄牙海商借助這一契機，成為了中日走私貿易之間的中介。尤其在1557年葡萄牙人獲得了澳門的居留權之后，澳門更是成為了葡日貿易的中心。通過這些葡萄牙商船，一方面日本得以購買到來自中國的絲織品、陶瓷、藥材，以及來自東南亞的香料和來自歐洲的葡萄酒、玻璃制品等。另一方面，日本的漆器、刀具以及大量的白銀也得以向外輸出。這種日葡之間的“南蠻貿易”，為后來耶穌會進入日本打下了基礎。

耶穌會調整傳教策略

1549年8月，被譽為“東方使徒”的方濟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乘坐著一艘中國商船來到了日本九州的鹿兒島，拉開了耶穌會在日傳教的序幕。

從一開始，日本的耶穌會士便與葡萄牙海商及其建立的海洋貿易網(wǎng)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由于印度、中國、日本等所謂“遠東”地區(qū)的保教權屬于葡萄牙，負責遠東傳教的耶穌會在傳教過程中一直受到葡萄牙王國在政治與經(jīng)濟上的支持。并且，傳教士進入東方的路線多依托于海上的貿易航線，因此耶穌會與葡萄牙商人之間長期保持著緊密的關系。沙勿略在決定前往日本之前，就曾在馬六甲從他的朋友阿爾瓦雷斯船長（Alvarez Jorge）——一位長期從事東亞海洋貿易的葡萄牙海商——那里獲得了不少關于日本的情報，并且還在他的介紹下結識了之后陪伴他進入日本的鹿兒島人彌次郎。

當時的日本正處于武家爭霸的時代。在列島各地群雄割據(jù)的戰(zhàn)國大名們不僅在軍事上相互爭斗，彼此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也相互牽制。京都的天皇與室町幕府的勢力衰微，反而是割據(jù)的戰(zhàn)國大名擁有更強的政治實力。戰(zhàn)亂使得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極不安定，阿維拉·吉隆(Avila Giron)在《日本王國記》中描寫道：“在這個王國，一切都變化無常。哪怕今日是高貴的領主、大人或是武士，到了明天，即便沒有被殺死，也可能會淪為磨刀匠或酒館店主，或者從事其他這類職業(yè)。今日是擁有眾多家臣的君主，明天便可能為了養(yǎng)家糊口，淪為人的下仆。今日是可憐的窮人，明天便可能成為城中的顯貴”。

但事實上，這種動蕩的時局反而給耶穌會士們帶來了打開傳教道路的契機。在這樣一個“下克上”的戰(zhàn)國亂世，增強實力、成就霸業(yè)是每一位野心勃勃的大名的首要目標。因此，對于很多日本領主而言，如果傳教士的到來預示著近期內會有葡萄牙商船造訪其下轄的港口，從而為其創(chuàng)造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那么他們并不介意讓傳教士在其領地傳播所謂天主的福音。鹿兒島的領主島津氏便是如此。面對沙勿略一行的來訪，島津氏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并在會面的短短幾天后便發(fā)布了全日本第一條保護天主教傳教活動的法令。然而，當時初至日本的沙勿略一心致力于傳教，并不打算以貿易作為輔助傳教的工具，也無意在此地久留。他最初的設想是尋找機會前往當時的皇都——京都，拜見日本的天皇，希望從天皇那里獲得向全日本傳教的許可。當島津氏發(fā)現(xiàn)沙勿略無意助其開展貿易后很快開始失去耐心，并在施壓無效后下令禁教。

離開鹿兒島的沙勿略一行取道平戶、山口，一路艱苦跋涉后終于來到夢寐以求的京都。然而，戰(zhàn)國亂世中的京都并不如傳教士們所想的那般繁華昌盛，而是一片荒涼與破敗。天皇失去了原有的權勢，徒留虛名，就連室町幕府的足利將軍也沒有了昔日的威望。失望之余，沙勿略也認清了日本當時的政治局面，意識到原本設想的通過感化皇室而使全國改宗天主教的辦法已無法實現(xiàn)。于是他決定將傳教的主要對象從原來的皇室改為那些稱霸一方的大名和領主，希望通過勸化各位大名先使其家臣和領民入教，然后逐步擴大，最終實現(xiàn)在全日本傳教的目標。這一策略上的調整也為耶穌會此后在日本的傳教工作奠定了基調。

想要吸引日本大名入教，便有必要迎合他們的爭強心理與現(xiàn)實需求。鑒于此前在鹿兒島的經(jīng)歷，南蠻貿易是傳教士最先訴諸的方式之一。為了獲得貿易帶來的巨額利益，包括大村純忠、大友義鎮(zhèn)等日后成為著名切支丹大名（基督教大名）在內的諸多領主甚至在認真了解天主教義之前，便允許傳教士在自己的領地傳教，并答應保證傳教活動的順利進行。漸漸地，允許傳教成為了開展貿易的條件，若領主一旦不再支持傳教，那么其領內的南蠻貿易也將隨之中止。永祿二年（1559），由于領內佛教勢力與傳教士沖突不斷，原本開放傳教的平戶領主松浦隆信最終決定將傳教士逐出領外。據(jù)弗洛伊斯（Luís Fróis）的《日本史》記載，“約一年后，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進入了平戶港。但當他們聽說了神父被驅逐、教會被關閉的消息后，決定在肥州（指松浦領）同意將加戈神父（Balthasar Gago）從博多召回之前，不再進入平戶港”。與此同時，離開平戶的傳教士南下前往大村氏領內的橫瀨浦尋求通商機會，領主大村純忠則以此為契機與傳教士發(fā)展出了長期的合作關系。為了表達誠意，大村不僅自己受洗入教，之后甚至還將對長崎的支配權讓渡給耶穌會。長崎也因此一度成為日本最大的傳教中心。

傳教士與西洋火器

除了南蠻貿易帶來的經(jīng)濟利益之外，威力強大的西洋火器也是日本大名們渴望的附加利益。在火繩銃引入日本之前，日本人在戰(zhàn)場上主要是以刀、槍和弓為武器，而火繩銃在殺傷力上較冷兵器有大幅的提升，因此傳入后迅速在日本全國各地流行。為了增強自身的軍事力量，一些實力雄厚的日本大名甚至不惜擲重金購買這一新銳武器，并紛紛組建火槍隊?；鹄K銃的盛行甚至改變了日本軍隊的戰(zhàn)術模式，傳統(tǒng)的騎馬戰(zhàn)本位的個人戰(zhàn)法逐漸為團體作戰(zhàn)的形式所取代。種子島等地掌握了制造火繩銃的技術后開始進行批量生產(chǎn)。根據(jù)當時的貿易清單推算，至戰(zhàn)國末期，日本擁有超過50萬挺以上的火繩銃，可謂是當時世界上擁有最多火繩銃的國家。然而，日本本土無法出產(chǎn)制造火繩槍彈丸所需要的鉛以及制作彈藥的原料硝石等，只能依靠從海外進口原料。因此，葡萄牙海商成為中日貿易中介的同時，還壟斷了與戰(zhàn)國大名之間有關火繩銃的軍需物資的交易。而傳教士則成為他們彼此溝通的重要渠道。

在島原城主有馬晴信的改宗過程中，西洋火器就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島原的有馬家與長崎的大村家有著特殊的家族關系。大村純忠是肥前強雄有馬晴純的次子。為了使其繼承大村家的家督，純忠被作為養(yǎng)子送入了大村家。因此，大村純忠事實上是有馬晴信之父有馬義貞的兄弟。在大村純忠入教之后，有馬義貞通過他向耶穌會士發(fā)出歡迎其來領內傳教的邀請，之后更是與其夫人雙雙入教。然而，受洗后不久有馬義貞便去世。年僅9歲的有馬晴信成為了有馬家的第十三代家督。由于信奉佛教，一開始有馬晴信對于天主教的態(tài)度頗為拒斥。不僅拒絕了父親臨終前請傳教士進行終傅禮的要求，還堅持按佛教的儀式為其父舉行了葬禮。之后甚至還在其領內破壞教會、鎮(zhèn)壓天主教徒。然而，隨著佐賀的龍造寺隆信的勢力越來越強大，開始威脅到有馬家的領地，有馬晴信對于天主教的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轉變。這一方面是由于龍造寺對于天主教徒與有馬領的壓迫使二者處于同仇敵愾的立場，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需要叔父大村純忠的援助以及葡萄牙人向他提供火繩銃和火藥，以此增加自己的軍事實力。為了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以獲得叔父和耶穌會的信任，有馬晴信于天正八年（1580）受洗入教。其后，有馬晴信從葡萄牙海商那里獲得了大量的彈藥支持，又與善用火繩槍的島津家聯(lián)手。在島津盟軍與精良武器的協(xié)助下，有馬晴信在島原半島的沖田畷激戰(zhàn)中大勝龍造寺軍。據(jù)弗洛伊斯記載，除了火繩銃外，葡萄牙人提供的大炮也在戰(zhàn)場上發(fā)揮了極大的威力。戰(zhàn)后，有馬晴信將當時的領地浦上村捐贈給了耶穌會。雖然有馬晴信入教時的動機頗為復雜，但之后他一直堅守信仰，不僅熱心幫助領內耶穌會士開展傳教活動，并在豐成秀吉開始打壓天主教時向許多逃亡他領內尋求庇護的天主教徒提供保護。

為了鞏固親天主教的日本大名們的勢力，并獲得他們對傳教活動的保護，耶穌會經(jīng)常會在必要時向提供他們經(jīng)濟或軍事援助。希望以“天下布武”來統(tǒng)一日本的織田信長雖然并無歸信天主教之意，但他對于傳教士帶來的新奇之物與西洋文化懷有強烈的好奇心，并且同樣歡迎傳教士們帶來的經(jīng)濟與軍事利益。因此，永祿十二年（1569）織田信長第一次在堺與耶穌會士弗洛伊斯會面后，不久便向其許諾了傳教的自由。在他的保護與協(xié)助下，傳教士們甚至還在京都建造了南蠻寺，在安土設立了神學院。而與傳教士建立起的友好關系也使得織田信長在購買火繩銃與硝石上獲得了便利與優(yōu)勢，使織田與德川聯(lián)軍得以在與武田軍進行的長篠之戰(zhàn)（1575年）中率領500人的火槍隊，以強大的火力最終取得戰(zhàn)役的勝利。

然而，在群雄割據(jù)的局勢轉變成安定統(tǒng)一的狀態(tài)后，那些既握有兵權，又通過貿易積累了財富的切支丹大名們對于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者而言則成為了巨大隱患。天主教信仰與日本傳統(tǒng)的“神國思想”之間的矛盾，以及統(tǒng)治者對于領土安全的擔憂也開始日漸凸顯?？椞镄砰L去世后，其后繼者豐成秀吉便對天主教持有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雖然在平定九州時，其麾下的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立下了戰(zhàn)功，但豐臣秀吉對其熱心于天主教的傳播、強制家臣改宗、破壞領內佛寺等行為非常不滿，以剝奪其大名身份為脅，要求其放棄信仰。然而，高山右近出于對信仰的忠誠，毅然拒絕，從而激怒了豐臣秀吉。隨即，豐臣秀吉頒布了“伴天連追放令”（傳教士放逐令）。此法令稱日本為“神國”，將天主教視為“邪教”，禁止其在日本的傳播，并驅逐傳教士。此外，為了防止起義，豐臣還于天正16年（1588）頒布了“刀狩令”。除了沒收農民們的刀槍之外，火繩銃也在該法令的收繳對象之內。

一開始對于天主教的禁教令執(zhí)行的并不徹底。許多切支丹大名依然在領內推行天主教的傳教活動。而豐臣秀吉也保留了與葡萄牙商船開展貿易的通道，并且在其攻打朝鮮時，還曾借助小西行長、黑田長政等切支丹大名以耶穌會士為中介從澳門大量進口硝石和鉛等與火繩銃有關的軍需用品。戰(zhàn)爭初始，對火繩銃的集中使用令日本軍在戰(zhàn)場上一度占據(jù)優(yōu)勢。然而，戰(zhàn)爭失敗后豐臣秀吉對于天主教的鎮(zhèn)壓開始逐漸升級。慶長元年（1596），從馬尼拉起航前往墨西哥的大型西班牙商船載著高價的貨物漂流至高知的浦戶。由于出征朝鮮失敗而陷入財政危機的豐臣秀吉以船上的西班牙人為打算勾結傳教士占領日本的海盜為借口，沒收了船上的所有貨物。同年，又逮捕了包括耶穌會與方濟各會的神職人員與京都、大阪的天主教徒在內的26人，在迫使其一行在京都、堺、岡山、博多等地游街示眾，最后在長崎的西坂被處以極刑。

豐臣秀吉病故后，繼承政權的德川幕府同樣延續(xù)了對天主教的禁令。而荷蘭商船的登場使得德川政權可以毫無后顧之憂對天主教進行鎮(zhèn)壓。寬永十四年（1637）在肥前的島原爆發(fā)農民起義。九州的島原、天草為切支丹大名有馬晴信與小西行長的舊領，領民之中信徒的比例很高。該支農民起義軍由島原、天草地區(qū)的3萬7千余名基督教徒組成，總指揮是年僅十六歲的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長家臣之子。這次的叛亂加深了政府對于“黨徒”會引發(fā)“叛亂”的憂慮，也深化了政府對于天主教為“邪教”的觀念。島原之亂后，德川幕府強化了鼓勵揭發(fā)天主教徒的“基督徒訴人褒賞制”，實行全面禁教，并與次年正式與葡萄牙斷交。由此，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教活動開始正式轉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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