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其意蘊的不可窮盡，意蘊能被窮盡的著作則不可能成為經典。正因為其意蘊之不可窮盡，才禁得起不同時代之淘洗，也才禁得起不同讀者之發(fā)掘?！罢f不盡的莎士比亞”，意味著莎士比亞著作意蘊的不可窮盡?！罢f不盡的《西游記》”，同樣意味著《西游記》內在意蘊的豐富多元。正因為經典意蘊的不可窮盡，反而引起了讀者探尋的興趣。一如珠穆朗瑪峰屹立在青藏高原上，吸引著世界上無數的登山者前去探險；成書四百年來的《西游記》，也已當之無愧地立于經典著作之巔峰，吸引著無數的專業(yè)研究者和普通讀者探尋其中的寶藏。另一方面，無數登山探險者豐富了珠穆朗瑪峰的生命，無數的閱讀研究者也弘揚了經典著作的生命。竺洪波教授在“西游學”領域深耕細作多年，為恢弘《西游記》的影響不遺余力，學術成就有目共睹。其研治“西游學”發(fā)軔之作《四百年〈西游記〉學術史》，由國家社科基金當代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立項，將走出國門，逐步為世界所接受。其《西游釋考錄》《西游學十二講》《西游記辨》亦已享譽學林，惠及讀者。竺先生以一位“西游學”專家，而撰寫兼具普及與提高性質的《〈西游記〉通識》（中華書局2022年版），固然是用牛刀宰殺小雞；但作者以搏虎之力搏兔，其“通識”有過人之處，不能不使讀者眼為之明而心為之喜。

《〈西游記〉通識》之“通識”，充分表現出作者的“宏識”、“卓識”和“精識”。除了盤古開天辟地，女媧造人補天，精衛(wèi)銜木填海，后羿彎弓射日，中國自古以來是不是神話不發(fā)達？中國神話是不是缺乏完整的神譜和體系？作者認為，“中國神話貧乏論”在《西游記》所帶來的“中國震撼”中宣告破滅?！段饔斡洝酚猩?、佛、仙“三維一體”的神仙譜系，有天庭、龍宮、地獄“三界貫通”的神仙境域，有神、人、妖“三者交匯”的人間世界，它是對中國本土固有神話傳說和西天佛經故事的改變和融匯，是中國神話的集大成者。而孫悟空本人，更是人、神、猴的奇妙結合，是一個超級神話主人公。作者的“宏識”不止于此，隨后的“卓識”亦由“宏識”而展開。他進而提出，《西游記》的神話是不同于上古原始神話的“再生型神話”，它不是朦朧的原始思維的產物，而是自覺的藝術思維的結晶，其間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情感精神和理性智慧。楊義《〈西游記〉：中國神話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認為《西游記》是中國神話文化劃時代轉型的標志，這是非常有見地的。竺文與楊文相互發(fā)明。可見《西游記》之神話，是不同于《荷馬史詩》或《神譜》之類原始神話，而具有東方色彩和民族情感、更注入了人文智慧的再生型神話。亦即《西游記》提供了另一種神話類型。它不再是人類童年的自然想象，而是人類成年后的自覺想象。它不是神話傳說，而是神話小說。我們今天完全不必以西方話語的神話模式來套用《西游記》的神話模式，它不僅是中國式的歷史真實、民間傳奇和文學想象的有機結合，更是中國文化汲取外來營養(yǎng)而更新發(fā)展的創(chuàng)造性演變。

眾所周知，《西游記》取材于唐玄奘西天取經故事，玄奘大師行程五萬里，途徑百余國，歷時十七年，“見不見跡，聞未聞經”，歷盡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玄奘大師作為取經人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作者提出，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意義上著眼，作為執(zhí)著學習異域文化又不斷傳播中華文明的文化使者，玄奘是時間長河中的唯一者，“萬古風猷，一人而已”。因此可謂玄奘是繼孔子之后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世界文化偉人之一。這其中的“卓識”值得略作發(fā)揮。它告訴我們，玄奘在學習他者中傳播自身，在傳播自身中學習他者，他既不是以中華文明為獨秀，也不是以異域文化為中心，而是以“眾生平等”之心接納異質文化傳揚自身文化。玄奘以全人類的優(yōu)秀成果豐富自己，才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繼孔子之后的世界文化偉人。我們今天登上玄奘親自督造的西安大雁塔，不能不折服于玄奘大師的堅毅品行、寬廣胸懷和淵博學識。作者指出，玄奘從取經人變成文化使者，《西游記》把取經動機從佛教徒求解真經改造為“啟民智，保大唐”，這使得《西游記》成為一部通過佛教故事反映儒家思想的文學作品。我們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化俗為雅”的深層生成機制。西游故事的歷史真實和民間傳奇，最終經過文人雅士的加工轉化而成為文學經典，吳承恩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因此作者認為，《西游記》既非名人旅行記或英雄歷險記，亦非取經求法弘揚佛教的宗教故事，而是一部汪洋恣肆、瑰瑋壯麗的神話小說?！段饔斡洝芳仁巧裨捫≌f，就具有了文學性，更觸及到文學本質上的多義性；從文學的多義性著眼，《西游記》之“說不盡”才成為可能。

《西游記》中的“三昧真火”既大有來頭，也大有用場。寫作《〈西游記〉通識》，作者拈出“三昧真火”一詞來形象概括《西游記》的“思想意義與藝術魅力”，但作者引而不發(fā)，對此“精識”未及展開?！叭痢笔欠鸾逃谜Z，是梵語Samadhi的音譯，其中的“三”，本來不具有數字性質。真火是道教用語。三昧引申為事物之內在真諦和秘訣，真火則介于抽象具象之間，是不可見的精、氣、神外化而可見的火焰。“三昧真火”本身就是佛道融合的產物，喻示著中華文化對異質文化的消化吸收，它又是事物真諦的外在顯現。明正統(tǒng)道藏本《道樞》卷十三《指玄篇》云：“吾有真火三焉：心者君火也，其名曰上昧；腎者臣火也，其名曰中昧；膀胱者民火也，其名曰下昧?！保◥廴缟袊竟偶畮欤┻@是道教對“三昧”的誤讀，也是佛教中國化的體現。中國文化特別推崇“三”，《道德經》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結合作者在書中多處之所啟示，我們認為用“三昧真火”形象化地概括《西游記》的思想意義與藝術魅力，可能具有以下含義：一是《西游記》以表面的取經故事，來凸顯內在的人生真諦。二是《西游記》在文化上是儒、釋、道三教合一，在神譜上是神、佛、仙三維一體，在形象上是神、人、妖三者交匯。三是《西游記》在情節(jié)結構上是三大板塊——孫悟空大鬧三界（天宮、地獄、天庭）、太宗入冥、唐僧西游；在主要人物上，是唐僧一“人”帶領三位“神仙”徒弟西天取經。就連《西游記》的成書過程，也是三線合一：首先脫胎于歷史史實的《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其次發(fā)展于民間傳說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游記雜劇》和《西游記平話》，最終定型于吳承恩的文學創(chuàng)造。

至于書中更多的宏識、卓識和精識，如孫悟空是“大鬧三界”而不是“大鬧天宮”，孫悟空武功變弱之原因及其身上道教猴與佛教猴之此消彼長，唐僧“心生心滅”論對《心經》的頓悟和佛學之貢獻，觀音“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論及其作為“終身副教授”（“菩薩”）居然成為教授（“佛”）之師父與誓不成佛之緣由，以及《西游記》顛覆性的愛情描寫，其悲劇性與喜劇性相交融之藝術特征，取經而非送經、自救乃至他救之辯證關系等，可謂勝義紛紜，令人目不暇接指不勝屈。筆者不再縷述，以下嘗試窺探作者之所以取得“通識”之密鑰。概而言之，作者之“通識”，是建立在淹博基礎上之識斷，其密鑰即先“通”后“識”。清代學術大師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論治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保ā洞髡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頁）“淹博”是“通”之前提，不“淹博”則不可能“通”；在“通”的基礎上去粗取精，以孫悟空之火眼金睛加以“甄別”，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識斷”。

《〈西游記〉通識》之“通”，一是“博‘通’古今”，一是“里‘通’外國”。作為曾撰寫《四百年〈西游記〉學術史》的作者，“博‘通’古今”是必要條件，書中俯拾皆是毋庸多說；令我驚奇的是，作者能夠恰到好處地引述西方文學與文論——“里‘通’外國”，借助他山之石以攻本土之玉。在論述《西游記》的悲喜劇交融特征時，作者不但引用《紅樓夢》脂評“絳樹兩歌”“黃華二牘”，而且借用巴赫金的“復調”術語一言蔽之；在探究“圣母”（玄奘之母）投江自盡是否“從容”時，作者以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臥軌自殺的復雜心理作對比；在解說沙僧所遭遇的原罪時，作者指出沙僧被貶流沙河，遭受利劍穿胸的懲罰，七天一次，每次穿刺百余下，以希臘神話中被釘在高加索山上的被啄食心臟的普羅米修斯聽聞此刑也會流淚來形容，都非常貼切精當。通過“博‘通’古今”和“里‘通’外國”而建立起來的“識”，其宏闊、卓越和精審也有了保證。當然《〈西游記〉通識》之“通識”，尚有待于讀者和時間的檢驗；但其建立在博通基礎上之裁識，是堅確不移的，其給予我個人閱讀上的愉悅和啟發(fā)，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