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第三版），（英）杰拉德·德蘭蒂 著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3年10月

全球化使共同體的現(xiàn)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盡管全球化打破了許多地方共同體，但同時它也重構了另一些共同體。如今，跨國性成為共同體最為普遍的特征。全球化極大地推動了許多城市社會運動的發(fā)展，所謂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全球化的一個維度，即全球與地方的融合。全球化并非自上而下運作，但其可以為各地方團體提供新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機遇，幫助它們重塑自我。

新型跨國共同體（或可稱作世界主義共同體）是在地方和全球的雜糅中產(chǎn)生的，其主要特征是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共同體已經(jīng)變得去地域化，以不同的形式散布在各地。但是，“超越鄰近關系共同體”的獨特之處在于，溝通進程和跨國進程使得它們彼此關聯(lián)。因此，也可以說跨國共同體是溝通共同體，是最具后傳統(tǒng)特征的共同體。雖然并非全部如此，但許多這樣的共同體都呈世界主義樣貌。

共同體的世界主義特征在早期共同體形式中就有所體現(xiàn)，比如基督教和現(xiàn)代社會的許多政治意識形態(tài)。世界主義共同體主要有兩種形式：世界共同體和跨國共同體。世界共同體指的是追求全球化，認同同一個世界和同一種人性的群體?？鐕餐w則扎根于地方，并將全球聯(lián)結視為實現(xiàn)其愿望的一種手段?？鐕餐w往往形式上混雜，但實際上許多并不混雜。世界共同體和跨國共同體往往互不相讓，因為在許多情況下，跨國共同體可能與世界共同體是對立的。虛擬共同體可以更好地維持地方和全球的平衡，并且?guī)缀跬耆揽繙贤▉砭S系。全球化為這些不同形式的共同體提供了強有力的表達機會。然而，全球化自身并不能創(chuàng)建共同體，反而可能阻礙共同體建設。不過，它能為世界主義共同體提供機遇。

這些共同體形式在未來可能變得越來越重要。世界主義共同體有別于文化、政治或地方共同體，并不是說它有什么本質區(qū)別。更確切地說，世界主義共同體代表了共同體的新層次，它使文化、政治和地方主題在新的基調(diào)上產(chǎn)生共鳴，不再受時空限制。世界主義共同體不再受民族國家邊界的束縛，已然成為當今世界的一股強大力量。

超越社會的共同體古典社會學十分關注共同體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存亡問題。社會與共同體之間存在張力，社會常常被視為對共同體精神的侵蝕。如今有關全球化的新辯論已經(jīng)出現(xiàn)，全球化正發(fā)揮著現(xiàn)代化和理性化在古典社會學中的作用。這場辯論主要關注全球化時代是否會導致社會的消亡。有趣的是，這場辯論與古典社會學中的共同體與社會之爭并沒有太大不同，而且受到該辯論缺陷的影響。人們通常認為，全球化不僅摧毀了社會這個概念，也摧毀了建構共同體的可能性。但如今，全球化理論家日益發(fā)現(xiàn)了構建共同體的新可能。

當代大多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是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更具體地說，它代表了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形勢。約翰· 厄里（John Urry）等理論家將社會等同于領土實體（例如民族國家），并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社會已不合時宜，社會學需要新的范疇來替代它。對于厄里而言，這一替代物是流動性，新型共同體也由此而生。因此，與社會相比，共同體更易受到流動性的影響，并且在我們所生活的國際社會中，共同體的存在已成為客觀事實。這個論點耐人尋味，這其中包含許多原因，尤其是它將共同體重新確立為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范疇。但是，這個論點必須有兩個限定條件。

首先，社會并沒有被別的東西所取代。如果把曾賦予共同體的特征賦予社會范疇，運用對照手法將共同體定義成兼具靈活性和流動性的范疇幾乎沒有意義。共同體和社會都不屬于領土范疇，它們指的是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共同體和社會相互重疊。如今，各社會群體日益相互滲透交融，因此，歸屬感可以以跨國性、地方性等多種形式呈現(xiàn)。因此，跨國流動以多種方式為不受邊界約束的機構提供了機會。共同體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適時而變，它會通過移位和移植出現(xiàn)在符號空間中，流散群體和跨國移民所處的世界便是明證。

第二，全球化并未導致民族國家的消亡，但能導致其重構。國家和民族都不會消亡?？梢钥隙ǖ氖牵瑖液茈y對民族進行權威定義，也無法控制其內(nèi)部和外部所有的現(xiàn)行力量，但國家仍然發(fā)揮著強有力的作用。另外，多種跡象表明，如今的全球化已經(jīng)遭到遏制。可以說，全球化受到新興國家、民族主義以及共同體的制約，其進程正在放緩。從歐洲的“慢餐”運動到反全球資本主義運動，再到復興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宗教運動，盡管國家共同體產(chǎn)生的不滿無法解決問題，但它已成為世界上的強大力量。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危機重申了國家的重要性。然而，國家共同體嚴重分裂，無法團結其多樣化人口。

有一點很明確：伴隨全球化而生的共同體與過去的共同體或帶有民粹主義人民觀的共同體沒有任何聯(lián)系。作為民族意識的共同體在政治和思想上都遭到質疑。從政治層面看，在歐洲，它與民粹主義政治和反動的浪漫主義者思想的聯(lián)系過于緊密（例如海德格爾強調(diào)基于血緣與地緣的群眾以及滕尼斯對于復興田園時代的幼稚想法）。從思想層面看，克雷格·卡爾霍恩將共同體的概念世俗化，即共同體從一種具有道德價值的生活方式變成社會學變量，這使共同體概念失去了說服力。從政治層面看，在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法國誕生的“融合”（communauté）和英語單詞“共同體”（community）讓德國的“共同體”（Gemeinschaft）概念黯然失色。促使歐盟成立的1951年《巴黎條約》和1957 年《羅馬條約》中的共同體概念顯示出人們對于并不存在的團結的渴望。有人可能會說這一概念指和平帶來的團結。德語“共同體”蘊含有機共同體的概念，法語中的“融合”和英語中的“共同體”則體現(xiàn)了更為積極的觀點。在20世紀60年代日益國際化的大環(huán)境下，德語“共同體”漸漸失去了大眾共鳴。

本文節(jié)選自《共同體》（第三版），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