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虞云國教授在“紀念楊寬先生誕辰110周年暨楊寬著作出版座談會”上的發(fā)言。

我第一次知道楊寬先生的大名，距今恰好整整五十年。我?guī)砹俗蛱鞆臅苌险业剿囊粋€小冊子《商鞅變法》，是1974年的二次印本，已經印到70萬冊，在今天來看絕對是天量級暢銷書。后來知道該書初版于1955年，新版是配合當時運動的需要?？梢哉f，我還沒進入史學之門，就已經閱讀了楊寬先生的著作。四年以后，我進入大學歷史系，在中國古代史學習中，上古史部分的古史分期是重頭問題，我就從圖書館找到他的《戰(zhàn)國史》（1955年的第一版）作為主要參考書來閱讀，以便找尋論據來參加課堂討論。說完我是如何接觸到楊寬先生的，今天想談三點對楊寬史學的感想。

楊寬《戰(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一，楊寬的史學成就與他現在享有的史學評價、學術地位顯得相當不匹配。

誠如剛才各位在發(fā)言中所強調的那樣，楊寬當然是復旦大學的（他生前執(zhí)教的大學）、青浦的（他的出生地）與上海的，但他也是全中國的，甚至是世界的（他晚年在日本中國史學界頗有好評）。我因參加第三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宋史條目的修訂，查了1992年、2002年版中史學家的條目，兩版都沒有收錄楊寬。第二版里收有王仲犖、楊志玖等斷代史名家，就是沒有楊寬的詞條。而從學術貢獻而言，無論如何他都是應該與上述名家同時被收錄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出版了楊寬著作，值得我們致以敬意。上海市社聯在前幾年將他評為“上海社科大師”，毫無疑問是實至名歸的。我認為，在上海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已故前輩史學大家里，具有學術原創(chuàng)性成就的有三人，那就是呂思勉、譚其驤與楊寬。呂思勉主要以其會通之功享譽學界，譚其驤是以他對中國歷史地圖的巨大貢獻，楊寬則以他博大精深的專門之學在相關研究領域里呈獻了前沿性的成果。我們應該讓楊寬在中國史學史上，享有他應有的地位與評價。就這點來說，今天由上海市社聯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召開這樣一個紀念座談會，可以說十分必要與非常及時的。

第二，談談我對楊寬史學成就及其示范意義的感受。

童書業(yè)曾對其老師顧頡剛有過這么一段評論，他認為當世歷史研究經得起覆案、經得起考驗的有五個人，依次是顧頡剛、呂思勉、陳寅恪、楊寬、張政烺，然后他對這五位史家的學術各有評騭。童書業(yè)自己也是史學大家，他對楊寬史學成就的評價如此之高，值得重視。更值得注意的是史學大師顧頡剛，1965年楊寬《古史新探》出版時，他在《日記》中寫道：“用馬克思主義貫穿西周、春秋之史料，解決許多問題，讀之使我自慚，期于學步”，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樣去做學問。這可以視為是史學界同行對楊寬史學的總體評價。

楊寬

從楊寬史學的整體結構來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板塊。其一，是古史和神話研究。他寫出成名作《中國上古史導論》時只有24歲，這很了不起。實際上他是以上古神話的演變和分化來補充驗證古史辨派“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從疑古和釋古的兩個維度梳理了上古神話和古史的關系。童書業(yè)在《古史辨》第七冊中認為這代表了“疑古史觀的最高峰”，這一評價是否準確，學術上還可以進行討論，但楊寬在古史辨與神話學上確實給出自己獨到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先秦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主要包括《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戰(zhàn)國會要》《墨經哲學》。其三，是斷代史研究。楊寬的斷代史研究立足于上古史，而側重于西周史、戰(zhàn)國史，尤其用力于《戰(zhàn)國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斷代史系列中，《西周史》《戰(zhàn)國史》毫無疑問是白眉之作。其四，是專門史與專題史。他在早期有《中國歷代尺度考》（1938年），推進了商務印書館版吳承洛的《中國度量衡史》；后來有1956年的《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fā)明和發(fā)展》（后修訂為《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fā)展史》）、《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84年）。

說到楊寬史學的示范性意義，在我看來有這么幾點。

首先，參預時代學術的新潮流。陳寅恪曾提出，學術研究是否匯入當時代的學術主流是評判學術的重要標準。而在20世紀前期，古史辨派無疑是影響最大的學術流派。楊寬的古史觀及方法論與顧頡剛并不完全一致，他甚至認為顧頡剛在方法論上是有問題的，但無論如何，他以自己卓越的前沿研究匯入了當時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古史辨主潮。

其次，以文獻考證和整理為史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這點非常值得后來史學借鑒與學習。他的戰(zhàn)國史研究有兩部傳世之作，分別是《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和《戰(zhàn)國史》。前者顯然受到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啟發(fā)，他與錢穆先后同出呂思勉門下，但他的《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在某種程度上又超越了錢穆。錢穆的系年考證只限于諸子，楊寬則對戰(zhàn)國所有的現存史料進行了地毯式的梳理與考證，不僅涵蓋的史料范圍超過了錢穆，而且戰(zhàn)國史料因缺少類似《左傳》的編年史作為參照系，難度也更大，所以他的這一工作是相當了不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基礎性的史料考證，又隨著《戰(zhàn)國史》的三次修訂同步推進。也就是說，他在不斷深入進行史料輯證的基礎上，推高了自己的研究水準，兩者相輔相成，螺旋式地提升了學術高度。正因如此，他的《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與《戰(zhàn)國史》是迄今為止繞不過去的標桿性成果。

再次，以深入扎實的斷代史研究作為史學研究的大本營，在此基礎上進而對專門史作通貫性的研究。由于楊寬在文獻研究與斷代史領域下了大功夫，而且在呂思勉等大師的熏陶下具備了深厚的史學素養(yǎng)，就像打仗先扎住了大本營，再向周邊攻城略地，往往必有所獲。惟其如此，在楊寬史學構成中專門史也占有相當的比重。尤其到其后期，開辟一個專門史的新領域，對他來說可謂駕輕就熟。在他的晚年，在不長的年份里，就在都城制度史與陵寢制度史研究中，推出了具有開拓性的專門史著作，展現出楊寬史學的精深與博大。

虞云國教授在座談會上

第三，應該進一步拓展對楊寬史學與史家楊寬的研究深度與廣度。

楊寬是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位史學大家，他已經成為歷史人物，我們應該把他定位為二十世紀一位比較重要的歷史學家來進行研究和評價。這一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楊寬晚年對自己的史學和經歷有過反思與評價，他在《自傳》中說：“根據我一生的切身經歷，分析了這個歷史激流過程中慘痛而深刻的歷史教訓”。對史家的研究，離不開對他身歷時代的研究；深入研究楊寬與二十世紀時代激流的互動關系，也是中國二十世紀史學研究的重要一環(huán)。賈鵬濤先生編著的《楊寬先生編年事輯》為楊寬研究奠定了基礎，但還應該有一部厚實的楊寬評傳。聽說他正準備撰寫《楊寬史學研究》，期待能夠早日拜讀。我的感覺，楊寬史學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深究，例如前面說到的楊寬及其《中國上古史導論》與古史辨主潮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把握，恐怕就有必要從學術層面作全面的清理與疏證。

從時代大潮與史家生平的關系來說，當年楊寬也曾是熱血青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他以一個高中生的身份前去南京請愿；1941年，又一度從上海進入蘇北游擊區(qū)參加過抗日活動。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楊寬史學與歷史激流的關系來說，總體而言，他還算幸運的，但歷史的風濤對他的史學研究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記。例如，在1958年的大煉鋼鐵運動中，他因寫過《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fā)明和發(fā)展》的專著，有關方面認定他也一定懂得土法煉鐵與煉鋼，而他也奉命寫了《中國土法煉鐵煉鋼技術發(fā)展簡史》，還到土法煉鋼現場作過指導。

我特別關注到楊寬與他的老師呂思勉的關系。楊寬對呂思勉當然十分尊重，而且認為呂思勉對他的學術影響非常大。1949年以后，楊寬先后兩次為呂思勉的著作撰寫出版前言，其中的異同耐人尋味。第一次是1959年為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寫出版說明，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初期為呂思勉著作大規(guī)模結集出版寫前言?？梢悦黠@看出，五十年代末期楊寬對呂思勉史學表現出強烈的批判，在我看來，這種批判并不客觀與學術。而到八十年代初期，他便恢復了一位一流的史學家對另一位一流大師的客觀的學術評價。

楊寬也絕不可能擺脫時代的影響，而楊寬史學與時代激流的關系，他的學術歷程對當代史學也是極具啟發(fā)作用的。

首先，我們從楊寬著作的結集、出版、傳世來看，能夠傳得下去的，仍然是《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與《戰(zhàn)國史》等經得起時間考驗，疏離于當時時局變化的成果。盡管當時出于某種原因，有的傾向一度可能很熱鬧，但從歷史長過程來看，那些只是暫時的，如同大浪中的浮漚。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才是金子。

其次，如何把握好史學研究和時勢轉移之間的關系，在這點上，楊寬的史學經歷也為后人留下了啟示與思考。他在1955年寫過《秦始皇》，而后在1972年又是署名洪世滌的《秦始皇》的主要作者，目前著作集里的《秦始皇》則是他晚年的新作，應該是最后定本吧。從他對自己著作的認真態(tài)度來說，表明史學工作者應該對自己的著作負責，精益求精，寫下自己最終滿意的定本。我們說楊寬還是幸運的，歷史給了他這種機會。反過來說，假如歷史沒能給你這一機會，你傳之后世的豈非就是當年失誤的東西，就會是一輩子的遺憾。

總之，楊寬史學是上海史學界，也是中國史學界繞不過去的一座豐碑，而他的史學之路也為后世的中國史學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