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讀書，不再為自己在大學(xué)里所從事的“專業(yè)”所左右，更加“隨心所欲”“興之所至”了。這既是自己讀書原本從來不講規(guī)矩的“性質(zhì)”使然，也是想要接觸的人物和求解的歷史讓我不能不“移情別戀”，移情別戀的最大端，就是湖湘人物留下的文字。

晚清湖湘，因為特殊的文化水土，特殊的歷史機緣，一時人文炳蔚，英雄崛起，其中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更是出類拔萃，光彩照人，戲仿梁啟超的口吻說，他們不止是晚清不一二睹的大人物，更是中國歷史上不一二睹的大人物。

他們巨大的“事功”、強悍的意志和豐沛的情感世界，首先自然得益于他們本人不平凡的稟賦，同時與那個特殊時代所產(chǎn)生的的史無前例的歷史需要有關(guān)，而在精神深處，則聯(lián)系著他們所遵循的思想和稟承的教養(yǎng)。

盡管從某種我們熟悉的歷史觀看，他們的“事功”并不具有充分的政治正確性，他們的努力所對應(yīng)的是一個充滿原罪的不堪救藥的衰朽王朝，這個王朝的覆滅，完全合乎歷史的邏輯。如此，他們對于這個王朝的拯救，不免顯得無謂和可疑，甚至顯得荒謬和反動。他們一度顯赫的“事功”，將無法不黯然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被忽略，被遺忘，或許還要被敵視和詛咒。此所謂大德大善與大罪大惡，常常不過一紙之隔、一紙兩面而已。我們無須糾結(jié)于此。

真正讓我們動心并且用心究詰的是，歷史的邏輯，并不遮蔽和否定歷史主體的光輝，個體生命的自主自勝與強力意志，人的尊嚴與意義，歷史轉(zhuǎn)折處風(fēng)云際會者的悲劇精神及其英雄氣象，其拯救與自我拯救，其解放與自我解放，常常有著獨立于具體歷史正義的屬于人和人類全體的普遍正義和崇高，這種正義和崇高，同樣暗示出主體在自我確立過程中的魅力，暗示出人性人道的某種永恒屬性。

他們所奔赴的天命，自然是基于“家”“國”一體、“政”“教”合一的“君父”之命，讓他們在戰(zhàn)場上“建功立業(yè)”的敵人，則同樣是啼饑號寒而被他所服膺的“主義”命名為“盜匪”、被他廣大的悲憫所排除的蒼生。但是，那種舍我其誰的投身獻身，那種全力以赴的自我成全，卻終究也是任何價值體系中的生命存在所試圖尋找的托身之所和止歸之處，吊詭的歷史常常盛開著讓人難以草草辨識、難以簡單分別、難以輕松取舍的“惡之花”。

其時，從朝廷到地方，無論“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同樣地被那些無休止地上演的虛榮偽善、陰謀詭計、勾心斗角所敗壞了”，整個國家，因為體制上無解的因循與結(jié)構(gòu)上不能真正自我更新的封閉，因為極權(quán)的壟斷性與自身不可抑制地生長的腐蝕性、破壞性，也因為肉食者的貪婪、懶惰、殘暴、麻木、玩世不恭、良知泯滅而一天天墮落衰弊下去，上下相蒙，官民隔絕，統(tǒng)治集團演變?yōu)槌嗦懵愕睦婕瘓F，而天聾地啞、無由上達的底層社會，則只剩下哀哀待斃的貧窮、絕望和悲苦，他們中間少數(shù)富有生命力的人，不免要鋌而走險，揭竿而起，以性命搏出路，最終葬身于骨山血海。

同治二年（1863年）《復(fù)毛寄云》信，左宗棠言及浙江戰(zhàn)后的現(xiàn)狀時說：“惟災(zāi)黎滿目，田野荒蕪，無以為計?？v歲事大稔，吾浙猶多不登食籍之民，殊可悲也。現(xiàn)因淫雨彌月，僅存之豆、麥、春花亦復(fù)無望。衢、嚴各屬與杭、湖傍山各縣，竟有人相食者。雖各設(shè)粥廠并運谷米，收買銅鐵、鉛錫、茶葉，聊紓旦夕之死，而杯水車薪，于事鮮濟，真不圖天地間竟有此等變相地獄也?！睅缀跬瑫r在《致曾國荃》信中，左宗棠說：“入浙以來，日見凋耗情形，心酸淚落，即杭城而論，昔時戶口八十余萬，今之存者，不過四五萬而止，而又或鰥或寡或孤或獨，無一家骨肉得完者，哀我人斯，竟至于此。”

如此這般的現(xiàn)實，所激發(fā)出來的良心血性，很難不讓人產(chǎn)生以身許之的期望，產(chǎn)生拯饑救溺的沖動。曾國藩們的作為，正是可以范圍在這種期望與沖動之中。他們出身有別，稟賦參差，但教養(yǎng)相仿佛，德性人格有著相似的譜系和調(diào)性，都是傳統(tǒng)文化陶冶出來的寧馨兒：履歷非常，性情豐贍、精神飽滿、人格光昌。他們留下的文字，照見幽暗的歷史，也照見幽微的人心，洞徹天地，貫通古今，讀起來常常驚心動魄。

中國文化是一種弱宗教性的文化，為人處世的智慧，往往體現(xiàn)為一種教養(yǎng)，而不是一種戒律，個人與世界的互動方式，出于自覺而不是強制，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從他們每一個人身上，都能讀到一種基于自我建構(gòu)的有關(guān)家國天下的建構(gòu)，關(guān)于自我的規(guī)訓(xùn)與安排，他們的道德文章與功業(yè)，是從嚴格的修身——自我規(guī)訓(xùn)開始的，并且常常以這種自我規(guī)訓(xùn)作為訓(xùn)育子弟、維系家國、立功天下的起點和終點，所有謀國、淑世、立人的哲學(xué)，無不基于“反求諸己”的修身自律，基于成人成己的抱負。

咸豐十一年，左宗棠（1812-1885年）在給長子孝威的信中說：“爾年已漸長，讀書最為要事。所貴讀書者，為能明白事理，學(xué)作圣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xué)優(yōu)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作幾句工致詩，摹幾篇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爾父二十七歲以后即不赴會試，只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守此耕讀家風(fēng)，作一個好人，留些榜樣與后輩看而已。生爾等最遲，盼爾等最切。前因爾等不知好學(xué)，故嘗以科名歆動爾，其實爾等能向?qū)W作好人，我豈望爾等科名哉！

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聰明強固，蓋義理悅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誦讀而無得于心，如和尚念經(jīng)一般，不但毫無意趣，且久坐傷血，久讀傷氣，于身體有損。徒然揣摩時尚腔調(diào)而不求之于理，如戲子演戲一般，上臺是忠臣孝子，下臺仍一賤漢。且描摹刻畫，勾心斗角，徒耗心神，尤于身體有損。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xué)者多，留心本原之學(xué)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xué)，到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xiāng)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下自命為文人學(xué)士者也。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wù)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只做茍且草率工夫，所以養(yǎng)心者在此，所以養(yǎng)身者在此?！?/p>

引用這一篇有點冗長的文字，試圖發(fā)現(xiàn)的是左宗棠對于他所處世界的認知和作為士大夫的自我認同，這種認知和認同以及由此出發(fā)的對于人、人才的定義與斟酌，在今天依然具有啟示性，一個人道的世界正是從無量數(shù)的歷史人物的淬煉中延伸過來的。左宗棠出身寒素，但畢生勇猛精進，處世行事，大氣蓬勃，同時心思縝密，手眼周詳。他做人有道，教子有方，謀勇兼勝，很多方面都可以是勵志的榜樣，他對于家國天下的使命感和擔當意識，令人亢奮激動。

一般來說，一個與所處時代有著深刻而廣大的互動糾纏的大人物，其氣質(zhì)性情與人格，往往都充滿著令人驚訝的復(fù)雜性和豐富性，就如約翰?羅斯在《拿破侖一世傳》的開篇所說的拿破侖：“他的性格中，存在著錯綜復(fù)雜的結(jié)合——剛強與文雅的結(jié)合，激情與理智的結(jié)合，北方人的求實精神與東方人的豐富想象的結(jié)合。而這些看起來水火不相容的特點在他身上的結(jié)合，可以說明他一生中的許多神秘事跡。對于傳奇故事的愛好者說來，幸而天才的人物是不可能完全分析清楚的，無論是最敏銳的歷史哲學(xué)家，還是最認真的遺傳學(xué)大師，都無法做到這點。”這段關(guān)于拿破侖的分析，用在左宗棠身上，也并不顯得夸張突兀。他是狷介的，又是通達容忍的；他是旁若無人、發(fā)揚蹈厲的，又是洞悉機要、體貼入微的；他是進取的，又曾懷退隱之志，要長作擊壤之民；他無事不歡，大包大攬，又見微知著，冷靜專一；他是自負的，然而也是自卑的；他鐵腕行事，雷霆霹靂，卻自有低眉俯首的時候，連他的溫情和哀傷，也常常帶有強悍強勢的味道……

一個時代的英雄，常常預(yù)示著一個時代可能的走向。

左宗棠豪氣干云的事業(yè)心與功名心，他的缺少反思性的天才自負和舍我其誰的硬漢氣魄，他對傳統(tǒng)體制及其文化的無所保留的服膺，在一個面臨“三千未有之大變局”的倉皇時代，阻礙了他對于現(xiàn)實有更具前瞻性的把握。他自以為是的也被世人廣泛稱道的不世事功，大多只能在傳統(tǒng)價值體系之內(nèi)才能獲得肯定。在他身上，真正可以讓他所面對的世道起死回生的近代意識十分淡薄，他對西方的認知，范圍在他自勝勝人的主觀意志之下，按照他的方式所從事、所主導(dǎo)的“洋務(wù)”與“自強”，從起點上就并不符合現(xiàn)代工商業(yè)發(fā)展的基本邏輯，對于日薄西山的時局和世運，只有補苴罅漏的功能而少有貞下起元的意義。

這正是左宗棠作為晚清“英雄”的致命局限。他與近代世界的隔膜，代表著晚清精英群體的普遍隔膜，由此而來的是面對新世界的無知、傲慢、顢頇與措置失當，以至肇端了差不多二百年來中國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挫折和悲劇，因為挫折與悲劇，讓我們對于原本應(yīng)該充滿溫情和敬意的歷史，不能不充滿焦慮和怨恨，由此我們甚至不愿意太多了解和欣賞他們作為歷史當事者、作為不世出的人物的精采與蓬勃。

然而，歷史從來不只是關(guān)于過去的故事，歷史人物也不只是某一種制度和文化的穿線木偶，最濫污的歷史中也會有耀眼的人性的與神性的光輝，而那種讓人驚艷的人性與神性，甚至就是我們存在的家園，是人之為人的根本記憶，是我們唯一可以皈依的故鄉(xiāng)，所謂人道正是記憶的蘇醒，是故鄉(xiāng)的召喚，殘損的性靈由此獲得滋養(yǎng)，短缺的現(xiàn)實由此得到補救。

已經(jīng)不止一個世紀，我們的生活一直伴隨著宏大的題旨和崇高的使命，一些萬眾一心的目標和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壟斷著我們，讓我們顛顛倒倒，欲仙欲死，我們試圖中斷僵固的歷史，抹去不堪的記憶，我們期待可以推倒重來，以期獲得完全的新生，結(jié)果卻常常只得到肉體的輪回——一代一代人的犧牲，無關(guān)乎靈魂的超拔。我們總是興沖沖地出發(fā)，又一敗涂地返回，辛酸的痛苦的旅程，甚至沒有給我們留下前車之鑒的經(jīng)驗和智慧，好了傷疤忘了疼，我們至今折騰在自以為是的遠大前程中，很少看懂深淵一樣的自我，看清眼前和足下的虛實。我們牽掛全世界，但很少反思自己，我們關(guān)心別人的罪，很少關(guān)心自己的孽，我們害怕空虛，討厭孤獨，向往廣場，崇拜潮流，一不小心便迷失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初衷，遺忘了自我的立場和標準，舍棄了人之為人的來源與去處，并以此不著邊際地自豪和驕傲。

這一切當然不是單一元素帶來的因果，但無疑與我們簡化了歷史因此也簡化了人性有關(guān)，與我們失去了記憶也因此失去了家園有關(guān)，與我們沒有接納從數(shù)千年文明延伸過來的人的基本定義與章程有關(guān)。

如何真實地擁有自己從肉到靈的生活？如何明心見性，洞徹從我們每一個人心底涌起的黑暗和光明？歷史悠遠，現(xiàn)實寥廓，世事蒼茫，我們需要從出發(fā)的地方尋找初衷、動機和可能性，需要從樹根長出的地方重新尋找陽光和空間，而這正是“君自故鄉(xiāng)來”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

（文本為《君自故鄉(xiāng)來》自序；《君自故鄉(xiāng)來》，團結(jié)出版社202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