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澎湃新聞獲悉，“山海有情·大漠鳴沙——在遼寧遇見敦煌”敦煌文化特展在遼寧省博物館對外展出。作為東北地區(qū)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大的敦煌文化展，展覽展出展品共計260余件（組），包括遼寧地區(qū)收藏的藏經洞流散珍貴寫本以及李浴手稿、烏密風、周紹淼的敦煌壁畫臨本等共計110件（組），其中90%以上系首次展出。主辦方又從敦煌研究院商借數量眾多、內涵豐富的文物文獻、壁畫臨摹品，囊括多件國家一級文物。

敦煌藏經洞自1900年發(fā)現之后，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奧登堡等人先后造訪敦煌探險尋寶，致使大量的敦煌文獻流散各方。敦煌文獻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中國北京、法國巴黎、俄羅斯圣彼得堡、英國倫敦和日本大阪、東京等世界多地公立、私立博物館、圖書館中。就國內敦煌文獻的收藏數量而言，以京津、江浙滬以及甘肅地區(qū)最為可觀，而就文獻的價值而言，遼寧省博物館則堪稱敦煌文獻收藏的重鎮(zhèn)。

據遼寧省博物館介紹，2019年以來，依托遼寧省社科規(guī)劃基金項目及遼寧省公共文化服務中心科研課題，遼寧省博物館依靠自身研究力量，對館藏的敦煌文獻展開了系統的整理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此次展覽即是該項整理與研究工作轉化的重要成果展示。

本展覽分為“敦煌的歷史與文化”“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在遼寧”“保護與傳承”四個部分，重點展品有：證實記錄莫高窟開鑿時間的《圣歷碑》，見證敦煌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與交融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遼寧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整理中新發(fā)現的《菩提達摩碑文》全本，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德經》同本分離的《道德經序訣》，敦煌寫經中的草書經典、遼寧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恪法師第一抄》等。

證實記錄莫高窟開鑿時間的《圣歷碑》

圣歷碑 高82cm，寬75cm，重252kg 敦煌研究院藏

圣歷碑，即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立于唐武周圣歷元年（698年），系修建莫高窟第332窟的功德碑，原置于332窟前室南側。碑主李義，字克讓，武周時任左玉鈐衛(wèi)效谷府校尉，即《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及《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主之先祖。1921年被沙俄白軍折斷，現存該碑下半殘石。邊沿多毀，兩面鐫字，碑陰字全毀，現殘存碑文兩千六百余字，有“星、日、月、天、地、人、初、圣”等武周新字。碑文記錄了李氏家譜、莫高窟開創(chuàng)及營建等內容。北京大學圖書館及敦煌研究院存碑陽拓片，敦煌市博物館存碑陰殘拓兩紙。碑文記載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僔始建洞窟，繼者有法良、東陽王、建平公等，表明武周時期莫高窟群已建龕千余。圣歷碑記錄了敦煌莫高窟的開鑿時間，已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見證敦煌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與交融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

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 敦煌研究院藏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出土于莫高窟第61窟，為元代著名碑刻。

碑石已殘，但正面文字基本完好，上額自右往左橫刻“莫高窟”三字，碑心刻四臂觀音坐像，坐像上方及左右兩側各刻“六字真言”二行，計有梵文、藏文、漢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鶻文等六種文字，內容為“唵、嘛、呢、叭、咪、吽”。此碑另刻有功德主、立碑人等82人的題名，均使用漢字，其中有蒙古、漢、黨項、回鶻等族人，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區(qū)多民族文化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是國家一級文物。

全天星圖

全天星圖 原件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復制本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全天星圖》又稱《敦煌星圖甲本》，此卷前面部分為《氣象雜占》，后為《解夢及電經一卷》，星圖居中，總長330厘米。星圖對赤道區(qū)域的星和對北極附近的星采用兩種不同的畫法，赤道區(qū)域用圓柱投影的方法，從十二月開始，按照每月太陽的位置，分12段畫出，中間夾有說明文字；北極附近以天際為中心，將球面投影于平面，這種方法類似國外的麥卡托圓筒投影法。敦煌《全天星圖》的發(fā)現，證明了中國古代天文學家使用圓柱投影的時間要比麥卡托早八百多年。經學者研究認為《全天星圖》繪于初唐時期，全圖共繪出1359顆星，包括了當時北半球肉眼所能見到的大部分恒星。歐洲各國在望遠鏡發(fā)明以前，始終沒有超過1022顆星的星圖。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在當時的條件下何以能觀測到如此多的星，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這件《全天星圖》被譽為世界上現存古代星圖中年代最早、星數最多的一幅星圖。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箓意外發(fā)現了藏經洞，洞內封存了4至11世紀初的文獻、絹畫、紙畫、法器等各類文物，其中文獻的數量最多，涉及天文、地理、律令、音樂、醫(yī)藥、文學、藝術、宗教等諸多方面。但因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這些珍貴的文物絕大多數流失到了世界各地，吸引了西方許多漢學、藏學、東方學等領域的學者競相研究，由此形成一門國際性的顯學，即敦煌學。20世紀初至今，中國敦煌學研究走過百年歷程，已形成“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嶄新局面。敦煌研究院積極把握時代機遇，開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復原項目”，探索建設內容最全面、功能最完整、使用最便捷的“數字藏經洞”數據庫，并由此復原眾多的文物、絹畫、寫本等，此次展出的部分展品即是《藏經洞》數字回歸成果。除《全天星圖》外，展覽中還將能看到有世界第一部藥典之稱的《新修本草》、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算書寫本之一《算經》、最早的一部圍棋論著《棋經》以及中國最早的水利法典《開元水部式》等等。

敦煌千佛崖（莫高窟）全景圖 

敦煌千佛崖（莫高窟）全景圖 敦煌研究院收藏

敦煌千佛崖（莫高窟）全景圖是1941-1943年間，王子云作為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團長，率隊在敦煌莫高窟進行系統性考察期間親自繪制，此圖采用寫實與藝術相結合的手法，既清晰呈現出20世紀40年代莫高窟的山川地理風貌和歷史形貌，展示了莫高窟的壯麗外景（如洞窟分布、崖壁層次），又在圖下標注了精確的距離數據和比例。此全景圖不僅是藝術創(chuàng)作，更是早期敦煌考古的重要文獻之一。它填補了當時莫高窟缺乏全景影像記錄的空白，兼具風景畫的美感、考古實測的科學價值以及文物保護的深刻意義。

遼寧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整理中新發(fā)現的《菩提達摩碑文》全本

菩提達摩碑文 遼寧省博物館藏

《菩提達摩碑文》，系佛教禪宗研究的重要文獻，受到中外禪宗研究者的重視。以往所揭示該碑文的全本或為碑石資料，或為輯錄資料，如熊耳山空相寺、二祖山元符寺、嵩山少林寺中所見以及《寶林傳》所收。遼寧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整理中新發(fā)現的《菩提達摩碑文》前后內容完整且保留有標題，是前所未見的敦煌寫本全本，極其珍貴。逐一對照文本內容，發(fā)現與碑石及輯錄資料皆存在一定的差異，具有重要的歷史與文獻價值。通過此本不僅可以追溯《菩提達摩碑文》產生的時代、文本流變，還將進一步豐富佛教思想史、禪宗發(fā)展史研究，特別是佛教中國化研究。  

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德經》同本分離的《道德經序訣》

老子道德經序訣 遼寧省博物館藏

抄寫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之序。書法之美，不遜色于《靈飛經》。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編號為P.2596、P.2435號的敦煌寫本依次抄寫《老子道德經序訣》《太極隱訣》《道德經》等內容，其中《老子道德經序訣》僅存后半，與遼博藏本的內容前后正相接，書寫的行款格式、筆跡書風亦相同，且第97、98行之間多出一行文字與遼博藏本第22、23行間多出之文字字跡十分相似，說明三者原為一體，后來斷裂。

遼寧省博物館藏的這件《老子道德經序訣》是羅振玉的舊藏品。羅振玉獲得《老子道德經序訣》的時間是1919年寓居天津之時，法藏P.2596、P.2435號是法國伯希和的敦煌劫掠品，遼博、法國所藏在1908年伯希和進入藏經洞之前或已分離。二者的綴合可探尋敦煌藏經洞開啟之初文獻的初始狀態(tài)。

敦煌寫經中的草書經典、遼寧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恪法師第一抄》

恪法師第一抄  遼寧省博物館藏

從內容上看，此抄是針對窺基撰《法華經玄贊》第一卷論文要語所作的疏解。通篇以草書寫就，其用筆與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有較多的相似之處，雖脫去了波挑等帶隸意的章草筆法，但仍保留了章草的滯重古樸。在結字與氣韻方面，它與唐人孫過庭的《書譜》暗中契合，息息相通，又有著今草的諸多印跡。《恪法師第一抄》既能上追高古，又能涉取時風，顯示出了作者嫻熟的用筆技巧和深厚的草書功底。中國書法史上草書名家層出不窮，此本出自釋門，可以窺見草書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與敦煌藏經洞其它草書寫經相比，《恪法師第一抄》的筆法提按隨意，運筆自然流暢，筆勢緩疾相濟，結字率性不拘，章法有行無列，具有極高的書法價值，不僅是敦煌寫經中的草書經典，亦是遼寧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

補史書之闕的《春秋后語·秦語》

春秋后語·秦語 遼寧省博物館藏

《春秋后語》是晉人孔衍撰寫的史書。根據唐劉知幾《史通》的記載，《春秋后語》以戰(zhàn)國史為主要內容，成書年代在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至晉元帝大興三年（320年）之間。南北朝至宋，特別是唐、五代間，《春秋后語》一度盛行，不僅出現了注本和譯本，還傳播至吐蕃、日本、南詔等地。宋以后《春秋后語》日漸式微，元明之際，原書失傳。敦煌和吐魯番文獻中已發(fā)現近20件，此前敦煌學界已經做過整理。遼博藏本為一殘段，內容涉及兩位歷史人物：戰(zhàn)國時期的秦相范睢與魏國中大夫須賈。歷史事件細節(jié)包括范睢微服戲須賈、須賈以綈袍之贈得恕以及范睢庭辱須賈、魏齊逃亡趙國自殺而死。人物、史事均與《史記》相符，事件發(fā)生年代為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這一年，范睢被封應侯，初居秦相位。范睢拜相后，主張東伐韓、魏二國，魏王懼秦，遂遣須賈為使赴秦求和。遼博藏本所述事件即是須賈出使秦國期間所發(fā)生，當屬《春秋后語·秦語》，與已經整理刊布的敦煌寫本《春秋后語》在內容上均無重合，可為古佚書《春秋后語》補入新的內容。此外，歷史人物“范雎”，此本作“范睢”，對于歷史研究亦不失為難得的第一手材料。

敦煌學研究的新材料、傳世孤本《大乘起信論廣釋》卷二

大乘起信論廣釋卷二 遼寧省博物館藏

《大乘起信論廣釋》為唐代河西高僧曇曠所撰，是對佛教典籍《大乘起信論》逐句進行論解，沒有傳世文獻，僅于敦煌文獻中保存有卷三至卷五。遼寧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中的草書寫本《大乘起信論》注疏，與已知《大乘起信論廣釋》以及《大乘起信論》各種疏釋進行對比，內容尚無一例可以對應，但其“論……釋曰……”的文本結構與《大乘起信論廣釋》卷三、卷四、卷五相同，從所釋《大乘起信論》的文句順序看，與《大乘起信論廣釋》卷三的內容前后相接，由此判斷其為《大乘起信論廣釋》卷二。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王國維先生在 1925 年清華園暑期演講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fā)見之學問》中亦云：“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洞蟪似鹦耪搹V釋》卷二即屬新材料，且為孤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