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九年（1859年），李慈銘以變賣祖產(chǎn)良田三十畝為代價，捐得“補缺一萬年”的五品候補郎中。咸豐十年二月太平軍第一次攻陷杭城，再次年，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紹興郡城為太平軍所占，李氏城西祖宅隨之付諸一炬，累世庋藏典籍盡毀，老母攜弱弟幼妹避亂深山，音訊阻隔長達兩年之久。這場國家巨變、家庭破產(chǎn)，催化了其思想與情緒的激變，在生存境遇與精神危機的交織中，李慈銘的日記書寫呈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意識。他的人物臧否，既源于傳統(tǒng)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同時也摻雜著對自身際遇的憤懣情緒。他將戰(zhàn)火荼毒歸咎于封疆大吏守土無方，痛斥鄉(xiāng)紳集團藉兵燹漁利，即便涉及故舊親屬亦筆挾風霜，在同期士人日記中堪稱一絕。

李慈銘初入京師，是一名妥妥的憤青，其批評呈現(xiàn)出鮮明的激進特征。作為新晉官員，他對邸報所載官員劣跡的抨擊鋒芒畢露，并借機發(fā)其陰私，即便涉及知交故舊或鄉(xiāng)邦前輩，亦不作回護之辭，不免有意博人眼球之嫌。雖然“清議”傳統(tǒng)在士林中享有較高聲譽，但其政治風險亦不容忽視。作為官場中人，李慈銘本應更為審慎，然而當家鄉(xiāng)陷于兵燹、家人生死未卜，其強烈的桑梓情懷與道德使命感，使他在批評擔負守土之責的官僚時往往失之偏激。

他常從邸報及江南友人家書中獲悉家鄉(xiāng)消息。咸豐十年十一月初二日，邸報中一則關(guān)于杭州將軍瑞昌彈劾浙省督辦團練大臣邵燦及紹興籍鄉(xiāng)紳在辦理團練中的不法情事的奏疏及諭旨，引起了他的高度關(guān)注，“瑞昌奏邵燦奉命督辦團練，未能博采眾議，輒欲于各縣雇募勇丁，并欲將厘捐作為團練經(jīng)費，其幫辦紳士章嗣衡等假公濟私，貪劣最著，邵燦倚為腹心。且于鄉(xiāng)里之間用督撫體制，辦理乖謬，物議沸騰，請旨撤退，以順輿情。詔：邵燦著即撤去督辦大臣，其承辦團練之在籍道員章嗣衡、同知陶慶章均著撤去。該督及章嗣衡等有無別項劣跡，仍著瑞昌、王有齡查明，據(jù)實參奏。”（《日記》咸豐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抄錄完這條新聞，他不甘罷休，隨筆痛詆掛名彈章諸人。

民國石印本對這一條評語做了三處遮蔽處理。對比稿本發(fā)現(xiàn)，第一處為“邵未達時”下隱去“素無賴，喜導人為訟，不齒于鄉(xiāng)”十二字，第二處為“予以鄉(xiāng)里之權(quán)”下隱去四字“適足為暴”。這兩處皆是批評邵燦，原稿是：“邵未達時，素無賴，喜導人為訟，不齒于鄉(xiāng)。及歷職清顯，入為少宰，掌樞密，出握漕節(jié)，總軍政，皆錄錄無足稱。去歲以淮楚四警，詭疾引去。是則責以統(tǒng)御之任，必不為功，予以鄉(xiāng)里之權(quán)，適足為暴?！边@條評議完全是給邵燦補刀。李慈銘遠在京師得到的風評，無疑來自傳聞。彼時太平軍正猛攻寧紹，他思鄉(xiāng)情切，對于朝廷罷黜的布防不力、守土無能的浙省官吏，不假思索張口便罵。

邵燦，字又村，浙江余姚人，道光十二年進士，官漕運總督，咸豐十年六月居家，故被命為浙江督辦團練大臣，他聯(lián)通督撫士紳，積極響應號召辦理團練，未曾料竟于十一月被瑞昌參劾。他趕緊明白上奏，稱太平軍攻破富陽后分股下竄，圖犯寧波、紹興，均經(jīng)防勇民團合力擊退；天平軍又在富陽江面偷搭浮橋覬覦諸暨，他督率兵勇立將浮橋燒毀，擊沉賊船無數(shù)，上江一帶現(xiàn)已肅清，寧、紹兩府如常安堵。雖然很快局面就被扭轉(zhuǎn)，太平軍次年即占領(lǐng)紹興，但此時的寧紹真未失守。疏上之后，朝廷體恤，輿論平息。同治三年邵燦卒于家，同治七年張之萬稱其在漕運總督任內(nèi)防剿發(fā)捻，功在江淮，遂予謚文靖，李慈銘抄了這條邸報，未加評論。他批評邵燦鄉(xiāng)評差，可能是被邸抄帶了節(jié)奏。

邵燦子友濂，同治四年舉人，光緒四年以頭等參贊隨崇厚使俄，次年任駐俄欽差大臣，與曾紀澤一起力爭《里瓦幾亞條約》之不公，后官至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與李慈銘有私誼，光緒十一年，邵友濂官蘇松太道，捐四百兩給李慈銘主持重修的京師浙紹鄉(xiāng)祠，因此往來親密。李氏常設宴款邵氏，并于光緒十六年四月為之作《邵康節(jié)先生小像筱邨中丞友濂將奉歸余姚家祠屬題二首》。

李慈銘給予邵燦惡評之后，緊接著又抨擊鄉(xiāng)紳。石印本“章、陶皆吾邑人”下隱去四十六字，稿本原為：“章、陶皆吾邑人，皆險燥浮詐、無忌小人，章尤薄行，其狐假虎威，魚肉貧寡，自必為惡萬狀。瑞公此舉殊當人心，惜朝旨寬假，未以重法繩之耳?！闭滤煤?，原名章汝衡，紹興府山陰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京畿道監(jiān)察御史，咸豐十年居鄉(xiāng)協(xié)辦團練。李慈銘由京回鄉(xiāng)后，與之頗不相能，沒想到先前印象已經(jīng)不佳，故終身于章氏無恕詞，多次暗諷其為“失形之御史”“章御史群不肖”等。

此處重點抨擊章嗣衡，所提之陶，乃會稽陶慶章、陶慶礽，次年李慈銘在日記中再次提到陶氏。他得知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革職留任處分，不禁大快，順帶回憶四月份的邸報中載有王有齡彈劾紹興鄉(xiāng)紳之事，“四月間見邸鈔，王（有齡）巡撫奏劾紹郡紳士福建同知陶慶章、江西知縣陶慶礽、員外郎銜王嘉謨等辦理捐務，橫行勒索，浚公肥己，詔俱革職，永不敘用?！保ā度沼洝废特S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二陶是李慈銘好友陶在銘的父親及伯父。陶在銘看到父輩遭革職永不敘用這種官場最嚴厲的處分已經(jīng)痛心不已，偏又被李慈銘直錄于日記中，因此請求隱去名氏。李慈銘礙于情面，當時遵命涂抹掉了，但后來細思“此記國故，當存其實”，不能違背自己秉筆直書的職業(yè)道德，于是在墨涂之旁補出原文，又在眉端補記此事的來龍去脈，“二陶，兄弟也，慶礽字安軒，知江西余干，頗有善政，故沈葆楨為請開復。丙子歲，同年陶仲彝同寓都門，借閱此記，力求予滅去之。仲彝，安翁子也，與予交甚摯，又聞安翁復官后久寓湖北，不復求仕進，惟管宜昌鹽厘局以自給，人稱長者。因徇仲彝請，涂滅姓名。繼思此記國故，當存其實，仍補注之，而志其略于眉間?！保ā度沼洝废特S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仲彝”即陶在銘，陶慶礽次子。同治九年舉人，官江西候補道，江蘇高淳、銅山等地知縣。陶在銘為伯父陶慶章撰《世父定軒公家傳》，其字定軒，副貢生，官福建閩縣知縣，以抗擊太平軍，受傷十余處，升泉州府知府。為父陶慶礽撰《先府君余干公傳》，其字安軒，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官江西余干、萬年知縣，卒于光緒五年。咸豐七年，陶氏兄弟丁母憂居家，遂協(xié)助邵燦辦理團練，慶章至滬招募兵勇，病逝于上海。陶慶章辦厘局頗有成效，且潔身自愛，得到郭嵩燾、曾國藩贊賞。（《會稽陶氏族譜》）。

李慈銘最初完全采信邸報對陶氏的負面報道，在日記中予以嚴厲批評?？箵籼杰娖陂g，各地辦理團練，勸捐、設厘以籌軍餉，不免任用私人百弊叢生，朝野對此都比較敏感，而傳聞失實也偶亦有之。通過陶在銘，他了解到陶氏兄弟遺愛在民且淡泊名利，在后續(xù)記錄中增加了贊賞之語。然而，他最終拒絕涂抹去當日的批評文字。

通過邵氏、陶氏評論的翻車個案，我們可以看到李慈銘既有勇于修正的進步性，同時也有思維定勢的頑固性。一方面忠實記錄自己的認知演變過程，體現(xiàn)史家存真原則；另一方面也保持對官方邸報的尊重。

在陶氏等人得“永不敘用”處分下，又有三行遮蔽，原稿為：“王素為害鄉(xiāng)里，本富兒蚩蚩一物，以交接郡縣，傾其貲，近頗諂事貴勢，凌藉貧寡，士夫皆不齒之。予方以王之被劾為快，不料連及吾黨，可駭也?！边@位王有齡，福建侯官人，咸豐十年官浙江巡撫，抗擊太平軍，為辦團練籌餉，在蘇松太等地征以重稅，江南士民怨聲載道。邵燦之所以被瑞昌參奏，李慈銘認為是受王有齡牽連，故提及王有齡均是痛罵。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城在被困兩月之后，以糧盡援絕而失守，王有齡自縊殉難，后得易名之典，賜謚壯愍。李氏日記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仍痛詆道：“而王有齡以販豎之資，驟膺開府，先帝諄諄手詔，待以頗牧，兩浙之命，寄于一身，乃媢忌驕橫，不顧大局，既害邵燦，而攘其職，復龁履謙，而侵其官，吾越自庚申以來，履謙月以十萬金輸杭州，而有齡不出省垣一卒以渡錢江，朘我之脂膏而膜視我之生命，言之痛心，恨不生食其肉?！比欢撕髷?shù)次再抄錄邸報中的王有齡時，已無諷刺之詞。或者王氏以身殉城的悲壯結(jié)局觸發(fā)了他的名節(jié)觀念，李慈銘最看重氣節(jié)，大吏守土有責，雖然無能，但能以身殉之，即此一節(jié)亦足取榮于身后。王履謙，浙人，寄籍順天府大興，咸豐十年六月王有齡奏請浙江在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幫同邵燦辦理浙省團練，并督辦勸捐事宜，紹郡失守，他自行前往福建請援兵被視為臨陣脫逃，最終被革職發(fā)往新疆效力贖罪。李慈銘對他倒是平情論之，“履謙涉歷中臺，視師河洛，雖無建樹，名位已高，墨绖即戎，故鄉(xiāng)持節(jié)，分鈞勢敵，噤不敢言。邦國殄瘁，身家獨全，欲逃顯戮，其可得乎？”（《日記》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

李慈銘具有深厚的名教思想與旺盛的表達欲，尤其關(guān)注邸報披露的劣跡官員，但囿于位卑言輕，日記遂成為他最重要的輿論陣地?！按擞泧剩敶嫫鋵崱钡淖晕移谠S，更彰顯其以私人著述承載歷史書寫的學術(shù)抱負。然而，歷史現(xiàn)場具有多維復雜性，個人視角難免存在局限。他的某些評論或依據(jù)道聽途說，或出于主觀印象，具有明顯的即興批判特征。例如對陶慶礽、陶慶章、邵燦、王有齡等人的補充性抨擊，顯然是對邸報信息的過度解讀。及至朝廷為這些官員平反并追贈謚號時，他雖不再堅持原有成見，卻始終拒絕修改早年的批評文字。

李慈銘早期臧否人事時依賴邸報，或者說巧妙地跟隨官方論調(diào)，從而規(guī)避一些風險；但同時又能持續(xù)關(guān)注、隨手補充新的認知。這種書寫模式，使得其日記具有現(xiàn)代史學的批判精神，也因此而為學界所關(guān)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