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十年（1860）八月初七日咸豐帝北狩木蘭，十五日，英法侵略軍火燒圓明園，民怨沸騰。李慈銘此時客居京師，目睹慘局，奮筆疾書，批評朝廷大員，諷刺知交之親屬長輩也毫不留情面。他這年六月開始的日記，名為“越縵堂日記庚集”，止于次年三月十日。他在封面題記云：“起庚申孟冬朔，汔辛酉季春十日，霞川病客自題于京師宣南寓齋。時夷事甫定，大駕未返，畿輔盜賊又起，南耗梗絕者七閱月矣。冀此后桴鼓靖息，三吳、宣、歙繼馳捷音，于是卷中重見太平景象。或南軌得通，歸省有日，得以記南旋驛程，尤此書之萬幸也。即日并識?！钡弁跬庋参礆w，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景終是空中樓閣。這冊日記中太多牢騷，上自皇帝、朝官，下至地方官、鄉(xiāng)紳、友人，皆多惡評，故而民國出版時不得不作技術(shù)性的遮蔽處理。

咸豐十年（1860）九月初九日，京師嚴(yán)冷如冬，坊市蕭條，再無重陽登高的景象，李慈銘也得空，借著一二品朝廷大員升遷的消息作一番月旦。這天他得知許乃普以病致仕，彭玉麟以病開缺，陳孚恩為吏部尚書，沈兆霖為兵部尚書，萬青藜為左都御史，黃宗漢為吏部侍郎?！皶r八座中黃縣、商城庸而瞢，長洲便給，以柔文其詐，通海衰弱憂貧”，他以籍貫代指各官，黃縣指賈楨，山東黃縣人；商城指周祖培，河南商城人；長洲指翁心存，江蘇長洲人；通海指朱嶟，云南通海人?！巴êＫト鯌n貧”下原稿本有“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計”，被好友陳驥剜去，“新城”乃其叔父陳孚恩，江西新城人。

對于陳驥隱沒自己的筆跡，李慈銘頗不以為然，一年后補(bǔ)撰眉注道來龍去脈：“此處本為‘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計’七字，德甫剜去之。予笑謂曰：‘他日史稿固不可易也’。嗚呼！予書此甫一稘，而新城以奸黨下獄，戍新疆，且籍其家矣。新城于公卿中最稱材任事，喜交接名士，固庸中佼佼者。其得禍乃獨速而烈，則以心計太工轉(zhuǎn)蹈禍機(jī)。又有才望，為眾所忌。然其歿也，以附載垣等而贊避狄之計，當(dāng)廷議時，獨引《孟子》竊負(fù)而逃、過海濱而處語，勸文宗決幸木蘭。及文宗崩，又獨持配天之議，是烏得為無罪耶？始以好名進(jìn)，終以佞敗，為大臣者可不戒哉？辛酉十一月附記?！?/p>

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政變”后清算肅順之黨，陳孚恩被逮下獄，家產(chǎn)籍沒，流放伊犁，士人側(cè)目，畢竟陳氏依附肅順時廣招名士，影響一時，其敗之速出人意料。李慈銘對自己預(yù)料陳孚恩之?dāng)∩鯙榈靡?，不僅補(bǔ)記被陳驥挖改的七字“差評”，而且增補(bǔ)陳孚恩的兩條罪證，一是慫恿咸豐離京，并獻(xiàn)遷都西安之說，這件事在翁同龢的日記可以得到印證，“是日王大臣會議，毫無主見。問團(tuán)防大臣有何準(zhǔn)備，則對曰無。又問京城兵力足以登陴守御否，眾皆莫對。于是端華等昌言于廷曰：‘既已毫無可守，如何請車駕還宮？陳孚恩亦云宜皇上籌一條路才是。聞?wù)咄接朽祰@而已?！倍?，“南、上兩書房連銜折，力言古來遷都之禍，留中不發(f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

陳孚恩又在咸豐帝薨后秉持配天之說，李慈銘認(rèn)為這兩條影響惡劣，舉家遣戍伊犁，罪有應(yīng)得。但他與陳孚恩長子景和、次子竹珊以及侄子陳驥往來親密，陳竹珊受制于悍婦，攜妾來借榻李慈銘居處，因此他們常伙同去三慶園、慶樂園聽?wèi)?，與歌郎廝混。陳孚恩抄家、下獄之后，李慈銘趕緊與周星譽(yù)、陳壽祺探望陳氏，遣戍伊犁之命下，李慈銘立即寫信慰藉陳景和云：“暮秋聚晤后，仆染疾癘，瀕死者數(shù)。而君家忽遭大變，流離倉黃，事出恒理。仆始聞尊公冢宰罷退之命，為朝廷惜，且憂自后誰復(fù)為國任事者？及聞中旨嚴(yán)迫，禍且不測，則深為君家憂。而以私意揆之天理人事，謂必?zé)o它慮。嗣果聞兩宮仁圣，宰輔賢明，保全舊臣，得從寬議。又聞足下棄官從親，萬里遠(yuǎn)役，則深嘆足下之克盡子職，而又念闔門惶懼，狼狽就道，為可悲也?！⒔K念老成，或得百日賜還?！保ㄉ虾D書館藏稿本《越縵堂駢散文真跡·與陳棣山景和戶部書》）所謂“百日賜還”不過是安慰之詞。陳景和隨父同赴伊犁戍所，同治十一年五月，回民攻圍伊犁惠遠(yuǎn)城，陳孚恩率同子孫力守，城陷舉家俱死，甚是壯烈。朝命陳孚恩開復(fù)原官，其妾黃氏及子景和、媳徐氏、孫小連均交部從優(yōu)旌恤，但陳孚恩不得享恤典，可見圣怒仍未全消。

“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計”下，尚有“昆明刻溪鄙夫，婁縣以風(fēng)流自命，輕侻無檢。諸公雖互有短長，而事上以諂，接下以吝，嗜利不學(xué)，若出一途。稍有事故，盡如盲癡?！崩ッ髦岗w光，云南昆明人，字仲明,號蓉舫。婁縣指張祥河，江蘇婁縣人，時官工部尚書。這些當(dāng)日在位的六部尚書、侍郎，均被李慈銘一一點名批評。

他以當(dāng)事人籍貫作代指，是一種陌生化的處理模式，同時人或知其所指，后世讀者則感到相當(dāng)程度的閱讀障礙，不得不回顧、查閱文獻(xiàn)。他模仿當(dāng)時關(guān)于官吏考核評語，如“精明廉干”“人尚明白”等慣用的綜合評價。這些“八座”官員總體上傾向于保守?！包S縣、商城庸而瞢，長洲便給，以柔文其詐，通海衰弱憂貧，新城好名而佞、工心計，昆明刻溪鄙夫，婁縣以風(fēng)流自命，輕侻無檢。錢唐頗稱醖藉，而老于情偽，陰譎百出”，李慈銘批評他們或庸碌無才，或巧于幸進(jìn)，或嗜利不學(xué)，遇大事則束手無策，沒有應(yīng)對巨變的能力。這些負(fù)面的評價，顯然來自士大夫私下的傳聞。以京官下屬身份批評上司，可謂相當(dāng)?shù)募怃J。

李慈銘對浙籍同鄉(xiāng)高官許乃普、朱鳳標(biāo)批評更為嚴(yán)苛，“錢唐公于九列最先進(jìn)，道光乙巳為大馬，時以微譴降太常少卿，久不遷。咸豐初，起為大寇，又左降，稍復(fù)總憲大空，以至太宰。耄而患失益甚，無少建白，士亦無被其容接者。”（《越縵堂日記》咸豐十年九月初九日）是年許已七十三，頗望入閣拜相，但不幸英法侵略軍兵臨城下、咸豐帝巡行熱河，許氏在逃亡城郊的途中遭遇洋人，幾有性命之虞，高齡驚嚇之后，以病請假，竟得致仕。李慈銘批評許氏偽善：“錢唐頗稱醖藉，而老于情偽，陰譎百出。頃遘夷警，盡室出城，從其子少詹居澄懷園直廬，寇至，錢唐坐轎出，卒遇之，夷人拔刀斫其轎，錢唐悸幾死，遂移病。時長洲本在告，亦求去，俱有詔得請。錢唐平日望作相甚切，今長洲去后，以次當(dāng)入閣，而趨避之過，震驚致疾，一生恨不得于黃紙僉名，佹而復(fù)失，此梅令言所謂足中有鬼也。”他引用《舌華錄》中梅侍讀晚年時常抱怨自己的雙腳不給力，導(dǎo)致他不得官宰相府、御史臺的典故，以比擬許乃普熱衷晉升，戲謔中飽含諷刺。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慈銘再次抨擊新晉兵部尚書浙江蕭山人朱鳳標(biāo)。“朱鳳標(biāo)補(bǔ)授兵部尚書。朱為吾郡蕭山人，嘗再為戶部，一為兵部，戊午主順天鄉(xiāng)試，以病不克任事。及科場事發(fā)，主司房官皆罹誅謫，朱雖得辨，猶以牽連落職。未一稘，起為翰林侍讀學(xué)士，仍命上書房行走，旋擢通政，改副憲，今又躐躋舊職，蓋上深明其無罪，故不次用之。其人齪齪為廉謹(jǐn)，久居八座，未嘗有所建白，惛弱疲蔽，同時與賈黃縣、周商城、許錢塘齊名，皆粥飯僧之罪人也。”（《越縵堂日記》）朱鳳標(biāo)膽小謹(jǐn)慎，未嘗有所諫言，李慈銘批評他是一位尸餐素位者。

他對許乃普、朱鳳標(biāo)的為官履歷極為熟悉，既因同鄉(xiāng)身份而熟悉，也因為京師消息靈便，雖京師居大不易，他對“八座”朝官的諷刺，即依賴廟堂之下的私議。相對于名列彈章的地方官員，李慈銘對朝官的批評多是品行、能力，如“惛弱疲蔽”“皆粥飯僧之罪人也”之類，譏諷賈楨、周祖培、許乃普等“八座”無所建樹，且不能引薦后進(jìn)。這些朝中在位大員并無實際劣跡，在時局混亂時無所作為，遂淪為士人批評的對象?！鞍俗敝校愭诙魇怯讶酥?，許乃普、朱鳳標(biāo)是略有交往的同鄉(xiāng)，周祖培則是他不久之后任館師的主人。他既不肯為友人之父陳孚恩曲筆，也未將不久后成為主人的周祖培的差評涂改。他的批評目的何在？

他曾上書戶部尚書閻敬銘，自稱“慈銘本心頗欲整齊物類，申明典章，以尊朝廷而清風(fēng)俗。其次亦欲自效一隅，以禮義廉恥振飭人心，使其日漸于教化，而稍興于禮樂。即不然，亦冀為天子諫官，守正觸邪，裨助百一”（李慈銘《上閻丹初尚書書》），他的理想或人生規(guī)劃，均以議論、批判為表現(xiàn)方式，晚年竟然如愿以償，列名御史臺，奉旨監(jiān)督百官。一般的文人相輕對于他而言太過于平淡，地位名望高的朝臣成為他的批評目標(biāo)，黃侃就曾諷刺道：“李慈銘可謂山人而擅主爵之權(quán)，銅臭而侵諫垣之職者已”。（黃侃《黃侃日記》）他初到京師，是待銓候補(bǔ)的小京官，并沒有言責(zé)。但彼時朝廷威嚴(yán)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有所喪失，文禁松弛，士人也逐漸淡忘了文字獄的恐懼，品評朝事成為時尚。初出茅廬的李慈銘恰逢相對寬松的輿論環(huán)境，他在日記中寫了哪些新聞、又罵了哪些官員常得到士人的關(guān)注，并經(jīng)常來借閱、抄錄，而李慈銘也樂此不疲的及時更新日記以應(yīng)人求。

當(dāng)然，李慈銘痛恨別人改動他的日記。曾經(jīng)將日記借給表兄陳壽祺，陳喜用篆體古字，對李氏日記稿文字有所改動，他非常反感，特意在該冊日記封面特別記錄道：“是書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至煩剜補(bǔ)，以后日記更不假人，無捄饑寒，徒供玩弄。文之佳惡，吾自有之，何勞他人饒舌耶？柯山子書?！保ㄉ虾D書館藏稿本《越縵堂日記壬集》）強(qiáng)烈地表達(dá)不滿。所以，對陳驥剜補(bǔ)陳孚恩的差評舉動，李慈銘同樣不能容忍。

李慈銘日記的“被處理”，首先來自于他本人的涂抹，自始至終、或多或少都存在這個現(xiàn)象。再次“被處理”則是在民國石印出版時，為避免引起被他評的達(dá)官貴人后裔之不適而作了遮蔽，甚至被直接涂抹。至于最后五年的《荀學(xué)齋日記后集》影印出版，時光已經(jīng)來到1988年，距李氏辭世已九十八年，塵世久遠(yuǎn)，其毒舌點評對現(xiàn)實輿論的“殺傷力”已不似民國時那般強(qiáng)烈，相對而言保留了日記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