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碧山計劃的討論已經結束許久了。我初次關注到這個地名，是對先鋒書店碧山書局產生興趣，這件事發(fā)生在我的少年時，相關的報道給人極大的震顫。十幾年過去，我畢業(yè)、工作、辭職，來到碧山加入一個青年共建共居的社群，在跟這群赤誠的同齡人相處之后，產生了一些自己的體驗和思考。于是寫下這篇文章，來回應仍在去往鄉(xiāng)村的青年和普遍焦慮的社會聲音。

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碧陽鎮(zhèn)碧山村的碧山書局。

一、碧山回聲

我到碧山一周，非生活與生活密集地穿梭交織，人被拍打在其中，像浮潛穿越短暫綠燈的游魚。

正值旺季，游學團隊從早晨七時許便不斷涌入村落，列隊、聽講、拍照、離開，碧山像是宏村和西遞連綿景觀的中程。他們幾乎不留下痕跡，進行象征性的文化消費，幾張照片給美好的朋友圈加上一段流水線鄉(xiāng)村體驗。

而我們——那些看似更靠近實踐者角色的來訪者，似乎也沒有太好。住在傳統(tǒng)的徽派民居中，吃著本地水土生養(yǎng)的飯食，卻很難與村民有真正的連結；我們在工作室討論鄉(xiāng)村建設、空間美學，但在面對樓下那個盯著我們的老人時，卻始終沒有一次眼神交流。這一刻我察覺到的失敗，它發(fā)生在我們許多來到碧山的人身上。我們帶著高度的城市生活的延續(xù)性來到這里，難以真正的參與，也不去理解何謂共居，只是將碧山當成了一段可支配的理想時光——在這里短暫停留、尋找或獲得什么。但無論結果如何，大家都沒有放棄隨時離開的可能。

這種對共居的抗拒，并非完全主動，它深植于城市文化者慣有的實踐邏輯之中。項飆曾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中產階層知識分子，往往對他者保持著道德認同，卻難以承擔真正與其共處的風險與長期性[1]。我們將碧山視作一個可以體驗、感受、記錄的他鄉(xiāng)，卻未曾意識到這種可支配的停留本身，已構成一種輕度殖民——它在資源上依賴地方，在文化上輸出理想，在關系上始終保留撤退的姿態(tài)。

而黟縣，整個地區(qū)，早已被裝扮上厚重的鄉(xiāng)建外飾。從徽派建筑的修復，到文化創(chuàng)意的導入，從書店、劇場、民宿、展覽到知識分子的返鄉(xiāng)敘事，這片土地似乎被打造為一個完美的后城市避難所：逃離、療愈、啟蒙?？拷际腥Φ谋阋撕烷L期文旅開發(fā)形成的配套設施讓它成為了城市人的自然補劑。

基于這些觀察，我經常思考：為何碧山這個曾被如此多文化人寄予厚望的項目，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被輿論定性為失??？網絡上的批評是否抓住了真正的問題？而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我們?yōu)楹涡枰?，即使它已經失?。?/p>

二、被輿論處刑的烏托邦

如果只看網絡上的評價，關于碧山的討論早已結束，碧山計劃也已死去。在過去幾年中，它從鄉(xiāng)建模板、文化范本的高光時刻，迅速滑落為烏托邦幻滅的象征。最初的紀錄片式推崇、公眾號中的口碑復制，如今已經被淹沒在社交平臺上一眾打卡出片中，遭到越發(fā)一致的諷刺和厭棄。碧山計劃所承載的公共意象，已經被打上了失敗的集體印記。微博、小紅書、豆瓣、知乎，任何一個平臺上，只要搜索“碧山”，出現(xiàn)的內容大都自帶多種失望情緒：

“一進去就是書店和展覽館，跟城里一樣。”

“大家都好有文化，文化人太多了?！?/span>

“文青樣板房?！?/span>

其中最具穿透力的一類，是那些來自曾經支持者的“脫粉回踩”。他們不僅看清了項目的問題，還對自己的參與感產生了深刻懷疑。這種失望，比旁觀的嘲諷更具力量。一旦理想主義者也不再相信，烏托邦的合法性就開始崩潰。

不過，很多批評尖銳卻不深入，多停留在項目外觀與感受層面，糾結于碧山是否像個真正的村莊。很少有人追問：一個開天辟地的文化項目，如何在現(xiàn)實制度框架中生存？如何在在地經濟系統(tǒng)中創(chuàng)造自足性？它主導的文化建設是否必須“帶著農民”？而農民又是否始終愿意“被帶著”？

這些根源性的問題難以快速作答，也無法用短視頻邏輯處理。可輿論下達的失敗判決，往往建立在一些圖像性情緒上。這種失敗敘事本身也成為一種表演。它立足于一種過高的道德期待之上：只有完美實現(xiàn)理想的鄉(xiāng)村改造才值得存在，一旦理想與現(xiàn)實有縫隙，就要整體否定。這是一種零容錯的文化潔癖，它廣泛出現(xiàn)在人類的成長過程中，也是公共空間內對實踐極不寬容的體現(xiàn)。

三、再看碧山：失去的和留下的

那么，碧山的實際情況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說的那般？它的“失敗”究竟是表象，還是結構性的問題？有無部分有效的空間？讓我們回到田野與日常，討論碧山的真實狀態(tài)，以及它與外部敘事之間的錯位與斷裂。

輿論中，碧山被判定的失敗往往集中在當地村民沒有被結合、文化泡沫泛濫和理想脫離現(xiàn)實等表象上。但當我們把視線收回到田野中，不難發(fā)現(xiàn)，有的批判被放大了。項飆認為，許多文化精英帶著城市的價值觀、節(jié)奏與社交想象進入鄉(xiāng)村，卻難與鄉(xiāng)村形成真正的共時、同步。帶入一套全球化語境中的審美與正義，而地方則仍處在資源焦慮與結構惰性之中。因此所謂鄉(xiāng)村建設的失敗，本質上是在地倫理系統(tǒng)與外部介入之間的錯位失語，而非單一項目的失控[1]。這恰好對應了碧山計劃中，一邊是文化人的理想主義投射，一邊是村民具體的沉默。我們既高估了文化對結構的改寫力，也低估了結構對文化的回收力。

周韻等學者批判碧山是精英想象的演出，真正的農民被排除在外了。從豬欄酒吧半開放的經營模式，到本地人很少主動走進書局看書，許多活動中，村民只是作為旁觀者[2]。但村民作為真正的土地參與者并非完全缺失。在南方都市報的采訪中，村支書認為一些外來者“為我們村做了貢獻”，也證實有個別農戶因此建起農業(yè)或民宿項目[3]。碧山計劃并沒有也無意于將村民隔離，它缺乏的是共建結構而非事實。

有批評者指出，碧山書局、展覽等文化活動只剩表演，未能形成持續(xù)動力。但創(chuàng)始人認為，鄉(xiāng)建的成果不一定集中體現(xiàn)在活動的持續(xù)舉辦，而在于“傳播之于個體經驗上的改變”：他以《碧山》雜志、書店、教育項目為例，認為即便結構性失敗，這些努力仍構成“潤物”的文化積累。在創(chuàng)始人看來，文化鄉(xiāng)建重在教育與認知方式改變的持久化[4]。

碧山一度被認為是一出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悲喜劇：一批城市文化人帶著詩意和理想去改變鄉(xiāng)村，不自覺地復制了城市視角、消費場景。但從反身角度去理解，主創(chuàng)者早已意識到其中的矛盾，歐寧在辯論中坦陳：共同體只是概念，不可能提供實際組織。他也認為其“最終會失敗”[5]。陳嘉映曾在談論現(xiàn)代思想與中國經驗時指出，一個理想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命運化過程：它不再是純粹的價值命題，而是成為被具體力量使用的工具，被制度調動、被市場掏空、被象征資本化[6]。這并不意味著理想不值得擁有，而是提醒我們：理想的實踐必須容許自身被誤解、被消耗，甚至被摧毀。碧山計劃失敗的另一層意義，正在于它真實地暴露出這一命運的不可逃避性。它并沒有輸給某個敵人，而是敗給了理想變成實踐的那一刻開始的結構性復雜。碧山計劃啟動后，連接周邊村落的道路得以修建，污水處理、垃圾分類等公共服務系統(tǒng)逐步推行，村莊治理逐漸向制度化、規(guī)范化靠攏。這些變化雖非完全由主創(chuàng)團隊直接推動，卻在他們的引導下引發(fā)了一場行政體系與在地秩序的聯(lián)動反應。

直到今天，計劃帶來的持續(xù)影響也讓黟縣的旅游業(yè)實現(xiàn)了穩(wěn)定增收。即便今天碧山計劃早已淡出舞臺，但碧山書局、供銷社等地標性文化空間仍持續(xù)帶來游客流量。地方政府在項目經驗基礎上發(fā)展出的文旅打造模板，也被應用到周邊村落的開發(fā)中，實踐的遺產仍在流轉。因此我認為碧山計劃并非單純的失敗，主創(chuàng)與村民或許都經歷了一場陣痛，類似從烏托邦意圖到實踐經驗的分娩，在新的內容誕生的同時，鮮有人因此受害。那么我們?yōu)楹我笏蚴《尚撸?/p>

四、為何我們需要失敗的烏托邦？

烏托邦的意義，在于它能否激發(fā)新的想象。在碧山計劃的失敗中，我沒有看到一個終點，它暴露出一個地區(qū)的人群對于處理未完成事務的能力和態(tài)度，暴露出我們對理想的幻想、對現(xiàn)實的誤讀，也暴露出結構性壓迫之下，那些想做點不一樣的人，如何被制度消化、邊緣排斥、情緒耗竭。

失敗，是所有社會想象的常態(tài)。

布迪厄曾指出：人們的行動總是在有限可行性中展開，受制于歷史經驗、場域結構與社會位置，而烏托邦性的行動——比如鄉(xiāng)建、文化實驗、社群構建——往往是將希望注入到一個不歡迎它的結構之中[7]。失敗，正是這種張力的體現(xiàn)。它是一次結構性的碰撞，而非一次技術性的滑坡。鮑曼也曾指出，在“液態(tài)現(xiàn)代性”中，穩(wěn)定的秩序已不復存在，所有建構秩序的嘗試都會迅速被新的流動瓦解[8]。在這樣的時代，烏托邦更像是短暫凝固的抗爭，是一種試圖減緩社會失序的努力，即使最終失敗，也是一種以失敗抵抗溶解的社會姿態(tài)。

而從哲學角度看，美國政治哲學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在談論烏托邦時提出：“烏托邦最根本的價值，不在于它所描繪的完美世界，而在于它迫使我們意識到，當下秩序的非自然性?！睋Q句話說，烏托邦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種認知裝置，它告訴我們現(xiàn)實并非唯一可能[9]。正如詹姆遜那句名言：“我們今天更容易想象世界的末日，也不愿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烏托邦，就是反抗這種想象貧瘠的方式。

碧山作為失敗的烏托邦，反而使我們意識到：城市的邏輯無法簡單地遷移到鄉(xiāng)村，文人無法自動成為地方的組織者，生活方式不能直接變成治理方案，理想必須經過時間與他者的碰撞，才能持續(xù)地無限接近其本身。也正是因為現(xiàn)實，這場強大的反烏托邦戲劇，我們更加需要失敗的烏托邦。它們的失敗是一次重新提問的機會——我們還能怎樣與世界共處？我們還能怎樣組織生活？我們還能不能不只為了生存而活著？

再看碧山計劃，有人說它已死去。但或許它正是用“死”的方式，保住了一點未能被納入的殘余：那種尚未格式化的實驗意志，那些短暫聚集又迅速離散的嘗試，那些失敗的共同體，那些沉默的對望。

碧山永遠不會失敗，真正失敗的，是這個時代容不下失敗的空間。

參考文獻

[1] 項飆. 把自己作為方法.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9: 83.

[2][3]邢曉雯, 莊婉聰, 鐘元澤. 爭議“碧山烏托邦”[EB/OL]. 南方都市報, 2014-07-16 [2025-07-07]. 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detail/9328.html.

[4]左靖. 鄉(xiāng)村工作實際上是一種“總體性的社會設計”[J]. 設計, 2023(12).

[5] 藝術新聞中文版. “碧山之惑：歐寧回溯碧山計劃這5年的三個核心問題”[EB/OL]. 藝術新聞，2015?08?19 [2025?07?08]. 來源：https://www.theartjournal.cn/archives/feature/5998

[6] 陳嘉映. 走出唯一真理觀[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

[7]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8] 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Press, 2000.

[9] 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Verso,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