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上午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了《叩學事鉛槧——古籍出版四人談》新書首發(fā)儀式，本文是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傅杰教授的發(fā)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

彭衛(wèi)國、闞寧輝、李巖、顧青、王為松為新書揭幕

傅杰

高克勤、徐俊、宮曉衛(wèi)和姜小青

論當代中國的古籍出版的龍頭老大，第一當然是中華書局，第二自推上海古籍出版社。舉個當代學者的例，1979年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與《舊文四篇》就是由中華書局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時梓行的。兩家之外，山東在這一年成立了第三家專業(yè)古籍出版社齊魯書社。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各地多家古籍出版社陸續(xù)應運而生，而后來改名為鳳凰出版社的江蘇古籍出版社由弱變強，成為公認的地方古籍出版社中的耀眼存在。且再舉個當代學者的例：程千帆先生不計上世紀三十年代《目錄學叢考》，他的《史通箋記》以及和門弟子徐有富教授合作的《校讎廣義》修訂本由中華書局印行，而這部四卷大書的初版以及《閑堂文藪》等是由齊魯書社出版的，《古詩考索》《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等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鳳凰出版社則出過《宋詩精選》等，最后集成了皇皇十二卷的《程千帆全集》。而從邁出校門就分別就職于這四社后來成為四社掌門人多年的徐俊、宮曉衛(wèi)、高克勤、姜小青先生貢獻良多，正如長期領導中國古籍整理與出版事業(yè)的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所言：“他們聯(lián)手促成了近二十余年古籍學術出版事業(yè)的興旺景象。”如今他們又聯(lián)手推出了這本《叩學事鉛槧——古籍出版四人談》。

《叩學事鉛槧——古籍出版四人談》（徐俊 宮曉衛(wèi) 高克勤 姜小青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全書分為紀事、記人、親歷、論書、心得五個部分，內(nèi)容豐富，勝義紛綸，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時間里一一介紹，我想就只借著我的兩個身份，給兩類身份的讀者作個推薦。一是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的身份，推薦給所有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者；二是借曾經(jīng)的復旦中文出版專業(yè)碩士點負責人的身份，推薦給所有立志投身出版行業(yè)的學生——因為我確信他們肯定能從本書中獲得多方面的教益。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四位古籍出版業(yè)的領軍人物是怎么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到今天的。還是青年編輯的徐俊第一次從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檔案中得見周振甫先生近40頁密密麻麻的《管錐編》審讀意見的所受到的震撼“至今記憶猶新”，后來初學電腦練習打字，乃用一個暑假時間，將周先生的意見與錢鍾書先生的逐條批復“一個字一個字錄入電腦，并查核《管錐編》初版所在的位置”，下這樣看似無用的笨功夫既體會前輩“對典籍文化的熱愛之情和對編輯工作的敬畏之心”，也增長了自己的識力。從名校復旦中文系畢業(yè)再跟名師王水照教授讀了碩士的高克勤一入職上海古籍出版社，按社里培養(yǎng)新進編輯的慣例先到校對科實習半年，“從校對人員身上感受到一絲不茍的工作精神”，成為他從事編輯工作的“入門第一課”。從古典文學碩士陡轉為出版社的新兵，宮曉衛(wèi)為了盡早擺脫“因無知而易生的焦慮和困惑”，則從向同事借閱編輯符號用法等小冊子開始邊干邊學，后來又自覺閱讀所有能找到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通過這扇窗“能夠了解國家關于古籍整理出版領導機構的設立情況和機構的工作動態(tài)，了解國家層面對古籍整理出版的政策、思考及整理出版規(guī)劃的制定，了解不同行業(yè)對相關古籍整理的工作舉措和進展，了解同行出版單位的工作思路和已出版、擬出版的主要古籍整理項目信息；可以知道作者、讀者、出版者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議及對整理成果的評論、反映；還可看到關于古籍點校通例的討論、古籍影印需注意的問題等涉及古籍整理出版具體工作方法的文章”，以此作為了解這個行業(yè)全貌的重要途徑。非文獻學出身的姜小青則被對他青睞有加的前任社長兼總編輯薛正興先生強制要求參與古籍整理工作，并懇切勸誘“專業(yè)可以不同，研究方向可以不同，興趣也可以不同，但作為古籍出版社編輯，古籍整理是基本功，你只有搞過古籍整理，才能編好古籍整理圖書，沒有搞過不要怕，可以先易后難，總要有所實踐”。他們大大小小的往事，同行以及學生，應該都是可以得到啟發(fā)的。

其次是書中屢有令人難忘的故事，令人警醒的議論，是很值得看也很好看的。如中華書局的領袖之一也是中國唐代文學研究的領袖之一傅璇琮先生著作等身，備受尊崇。而他卻在青年時代留在北京大學任教未久即成“右派”，轉到中華書局改造。在傅先生文集的發(fā)布會上徐俊感慨：

這次讀到《駝草集》卷首傅文青寫的弁言，說到傅先生聽到自己被劃為右派后的反應，“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看了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然后就出來了”，“書中的安德列戰(zhàn)場受傷后，躺在俄羅斯廣袤無垠的土地上，看到的太陽是黑色的，他的心沉到了海底，但他看到了俄羅斯的年輕人勇敢前行堅強不屈時，太陽又是紅色的了，給了他希望”?，F(xiàn)在我們很難想象關在房間里的三天，傅先生都經(jīng)歷了怎樣的思想掙扎，但我們能夠清楚看到那一代人獨特的信仰。傅先生還不止一次引用雨果的話：“藝術就是一種勇氣！”引用巴爾扎克的話：“我也許能夠?qū)懗鲆徊渴穼W家們忘記寫的歷史，即風俗史！”一再引用陳寅恪為楊樹達所撰序里的話：“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非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理解傅先生的思想境界，才能理解他周末一個冷饅頭對付，日復一日在圖書館查檢抄錄群書，完成百萬字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楊萬里范成大兩部資料書，才能理解在云夢楚澤就開始《唐代詩人叢考》的準備，在晚年仍然開啟唐代翰林學士的考證，才能理解一直到晚年傅先生都保持著寫作的沖動，保持著借助各種形式的寫作發(fā)言來表達自己對學術的關切。我現(xiàn)在也過了花甲之年，看到這一點，尤為感佩。（《在學術行列中為時間所認定的位置——<傅璇琮文集>出版感言》）

高克勤記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對科工作人員在“大躍進”時代全身心地投入來提高工作效率：

校對科的同志有一種“硬碰硬”的精神，那就是：要完成任務得逐字逐句地看文章，要用這種“硬碰硬”的方法把校樣里的錯誤一個一個地“碰”出來，把它們消滅掉，一點也偷懶不得。一個鐘點就是“硬碰硬”的幾千字。因此他們非常珍惜時間，可以說是“分秒必爭”的。他們千方百計地擴大生產(chǎn)時間，采取的辦法是：提高會議質(zhì)量，精簡會議時間；時間上不受限制的會議，安排在下午開（因為上午精神較好，工作效率較高）；有些可以利用業(yè)余時間召開的小型會議在業(yè)余召開；用書面公布代替會議傳達，讓同志們利用休息時間去看。經(jīng)過這一系列的措施，全科在第四季度用在直接和間接校對上的工時由過去的50%左右提高到70%以上。以該季度完成的工作量來推算，等于多校對了約八百萬字。（《1959年中華上編校對科紀事》）

宮曉衛(wèi)則對古籍出版物中的標點問題提出批評：

古籍斷句之難實為大家公認，再嚴謹?shù)墓偶碇?，也難保無理解、錯點之誤。理解的差異或一時不能讀通而導致的標點錯誤不應給予過多苛責，但我們每每會看到一些不負責任的粗心之失。例如那些古文中常見的對句，只要稍加留意句意，考慮到文體的規(guī)律，并不難斷開，而我們在書稿中常常會見到此類文字被斷的七零八落、不知所云者。原文不加標點尚可讀，加了新式標點，反而攪亂了讀者的閱讀理解，不但無用，反倒是有害了。更有原文引用古人某首詞的幾句，本可依詞牌查閱詞譜準確標點，卻是隨意臆斷，平生錯誤。此類情況的出現(xiàn)，或為整理者的粗疏或?qū)W力未逮，從出版而言，則是責任編輯用心不到，把關不嚴，盲目信任整理者而放松了編校職責。（《淺談古籍整理圖書編校質(zhì)量的提高》）

可惜到了今天資訊如此發(fā)達、檢索如此方便之際，類似的問題卻依然未能絕跡。姜小青則回首：

2002年底，江蘇古籍出版社更名為鳳凰出版社，四分之三人員分流到其他出版社，僅十八人留社。更名后的鳳凰出版社選擇怎樣的發(fā)展路徑，是堅持原先的古籍出版，還是另辟蹊徑，轉走大眾出版甚至以中小學教輔為主的教育出版，在當時是有不同看法的。若是前者，解決不好經(jīng)營上的生存問題，古籍專業(yè)出版也恐難堅持（江蘇古籍出版社更名有多種原因，其中經(jīng)營困難是很重要的一條），如果是后者，在一個出版門類比較齊全的集團內(nèi)，也很難有生存與發(fā)展空間。最終我們選擇了比以往更加專業(yè)化的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及相關學術研究選題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在全國地方古籍社中是少有的。我們當時的想法，一是“以最專業(yè)做出最優(yōu)秀產(chǎn)品”，何愁在中國這么大的圖書市場中沒有一席之地；二是“在集團內(nèi)以最專業(yè)求生存”，甚至提出做集團內(nèi)任何一家出版社所不能做、做不好的選題。實踐證明，有了這兩點，鳳凰出版社反而有了作為古籍出版單位的發(fā)展空間與生存價值。（《對地方專業(yè)古籍出版社發(fā)展的幾點思考》）

原來如今名滿天下的鳳凰出版社曾差點淪為不足二十人的集團“古籍部”，有老編輯甚至哭著鬧著要離開。正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姜小青鋌而走險的堅持，才有了鳳凰出版社的今天。他曾不識相的去找上司要求恢復江蘇古籍出版社之名，被可想而知地駁回。而當2007年整理本《冊府元龜》獲首屆中國政府出版獎，上級主事者來問“冊府元龜”四字之意，挺直腰桿的姜小青乃放言：鳳凰社的選題，要做全集團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做不了甚至連書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就有存在的價值與發(fā)展空間。”中國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驹偨?jīng)理李巖先生稱四位掌門人“代表了一代古籍出版人的專業(yè)、智慧、良知與情懷”，信然。書中在在可見他們的專業(yè)，他們的智慧，他們的良知，他們的情懷，此外甚或也可窺見他們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