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絳口述歷史》，陳絳 口述 / 郭志坤 撰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3月版

王汎森在思想史研究中提倡“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關注生活和思想之間的往復交織，思之事物如微血管般遍布個體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1]《陳絳的口述歷史》是一代知識人對于革命和歷史的見證，也讓我們得以觀察生活和思想間復雜的來回往復。陳絳出生于1929年，1949年讀完了圣約翰大學的本科，剛滿20歲就被拋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洪流，個人生活和精神世界也在時代動蕩中產(chǎn)生細微而深遠的變化。從時間上看，陳絳屬于“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中間狀態(tài)，[2]他一生和共產(chǎn)主義革命有著多元關系，但其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地圖不是由一種顏色畫成的，誠如王汎森所言，受到時代震蕩時人們往往不停地重整、重塑、吸納和排除各種力量，將多樣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思想結合成一個“復合體”。[3]本文則以《陳絳口述歷史》為藍本，追溯一代知識人的思想、心態(tài)和生活，希望有助于從一個側面豐富對“主義時代”知識人的理解。

一、“主義時代”的閱讀史

陳絳1929年出生在福州城內三坊七巷之一的郎官巷。陳家世居福州螺洲，“螺洲陳”也是福建的名門望族。明清兩代陳家中進士二十一名、舉人一百一十名，最為知名的是溥儀的太傅陳寶琛，也就是陳絳的伯祖父。陳絳的父親陳懋豐考取了清末最后一科的秀才，在伯父陳寶琛的推薦下進入新設立的度支部，在會計司行走。二十世紀末陳懋豐去日本大學留學，1914年畢業(yè)于商科。回國后清王朝已經(jīng)覆亡，他居家不出靠經(jīng)營錢莊營利。在陳絳的回憶里，父親“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容貌清癯，謹慎平直、待人溫和”，“一生淡泊、與世無爭”，“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后的儒者”。[4]

陳絳成長的1930年代是知識界普遍信仰主義的時代。正如王汎森所言，1930年代的中國已經(jīng)脫離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個人覺醒的觀念，原來服膺新文化理想的人，紛紛轉向各種“主義”，中國進入了集體行動的年代，先進知識分子需要統(tǒng)攝全局的“主義”，組成一個有方向，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以求社會根本之改造。[5]或許由于父親陳懋豐是一個落魄世家的儒者，對于時代思想和風潮不甚敏感，而某種程度意外獲得了精神自由。陳懋豐卻在陳絳的心靈世界中留下了深刻烙印。陳懋豐雖然不太督促孩子在學校的功課，卻常常利用放學或者放假的時間教導兒子讀儒家經(jīng)籍，并整理了一些經(jīng)典名句讓兒子背誦。陳絳列舉的父親的“心經(jīng)”包羅廣泛，涉及《詩經(jīng)》《國語》《左傳》《論語》《禮記》《孟子》《離騷》等等。[6]晚年陳絳回憶說，“七八十年過去，他編選的古文警句數(shù)百句，雖然沒有連貫性，但有教育意義，我常常默誦他們激勵自己”[7]。父親也留意在生活和實際經(jīng)驗中傳授給兒子儒家文化，帶著年幼的兒子到福州孔廟觀看孔子誕辰大典，向他詳細解釋八佾舞和廟外紅墻上端“金聲玉振”四個大字，在福州南街書店買了許多彩色畫像，上面有伊尹、諸葛亮、魏征、狄仁杰、文天祥、史可法，照著畫像講人物故事。[8]

學生時代接觸的圖書和報刊提供了一定的知識資源和價值觀念，也塑造了青年人的審美標準和個體性情。在父親的指點下，陳絳的讀書范圍非常廣，總結起來，其閱讀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傳統(tǒng)儒家和道家的經(jīng)典。他每個暑假都會在父親指點下背誦《四書》和《五經(jīng)》，十分喜歡《莊子》。莊子直率質樸、豪放不羈，富有浪漫的想象力，構成了一個獨特世界，在人生觀上深刻吸引著年少的陳絳，他認為莊子的《逍遙游》是最高理想，在回憶中說，“當時我對人生哲學問題的思考，十分贊賞莊子主張采取一種逍遙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將個人的寵辱得失、世事人情以至于生死都排除于心”。[9]第二類是中國各類文學名著。《三國》《紅樓》和《水滸》陳絳每年假期會讀一遍，陳家藏書中文學作品尤其多，一張方桌幾個抽屜里都是民國初年廣益書局出版的各種小說，如《三俠五義》《花月痕》《九尾龜》，以及《閱微草堂筆記》《兩般秋雨盦隨筆》等，陳絳常常私自拿來躲在床帳里看。[10]第三類是流行的報刊，特別是林語堂主辦的性靈文學類的雜志。陳絳回憶說“同學楊佩霖家中有整套《論語》《宇宙風》《語絲》等二三十年代出版的雜志，也都消磨了我的許多年輕歲月”[11]。林語堂以表現(xiàn)主義美學和公安派的性靈學說為支點于1924年創(chuàng)辦《語絲》，形成了以“閑適散文”著稱的語絲群體，隨后創(chuàng)辦《論語》和《宇宙風》，都以性靈文學為基礎，經(jīng)歷了左翼文人的論戰(zhàn)，林語堂一直堅持他個人主義的基本立場，陳絳也感染了其中氣息。[12]

陳絳1942年進入福建學院附屬高中讀書，在他的口述回憶中，學校師生也并未受革命思潮太多影響，大家組成學社臨帖六朝碑文，清晨登上烏石山高聲朗誦《滕王閣賦序》《秋聲賦》《前后赤壁賦》，自己編排壁報刊登朋友們的國畫與篆刻作品。[13]陳絳閱讀名單上唯一和左翼思潮有密切關系的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王鼎鈞在回憶錄中言巴金是“左翼”文化的寵兒，左翼青年的讀書會中巴金的作品如同馬太福音。[14]陳絳也鐘愛閱讀巴金作品，卻帶上了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大家族的故事和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浪漫色彩都讓他心有戚戚，以至于現(xiàn)實生活中也模仿其主張。他回憶道，“巴金熱情酣暢的文筆，深深打動我少年的心，他以封建大家庭為背景，引起我的共鳴”，“那時我深受巴金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大家多少都受到此種思潮感染，主張學社不要什么章程，也不推社長、干事之類，組織十分松散，沒有什么分工，也沒有什么背景，只是大家自發(fā)組織，情投意合的在一起玩，可以有時間躺在宿舍地鋪上侃大山而已”。[15]閱讀作為一種比較私人的行為，因閱讀者個體情感體驗、經(jīng)歷和眼光的不同，常常會讀出不同的內容。這些私人“閱讀史”也成為陳絳個體精神的底色，他或多或少地介入了時代革命思潮，這也是他和共產(chǎn)主義革命關系的開端。

二、圣約翰：傳統(tǒng)與時勢

陳絳升入的圣約翰大學在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個顯赫的位置。民國京滬兩地著名大學中，圣約翰帶著獨特的基督教文化和城市資產(chǎn)階級文化的烙印。[16]它是教會大學的一面旗幟，享有“東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養(yǎng)成所”“江南教會第一學府”等美譽。[17]即使消失半個多世紀后依然不斷被后來人追憶和紀念。[18]

圣約翰最重要的傳統(tǒng)之一當屬重視英語教育，以致時人心目中把能說一口純粹英語視為圣約翰學生的典型標志。[19]這對陳絳的人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陳絳回憶說：“回想后半生的教學生涯，我的體會首先是，為學要厚積薄發(fā)。我后來之所以能搞搞經(jīng)濟史，再從經(jīng)濟史擴展到中國近代史，主要依靠年紀輕時在家讀了一些古籍，在教會學校又學到一些英文。”[20]圣約翰另一個特色和傳統(tǒng)是其“通識教育”，把“養(yǎng)成學生之優(yōu)良品格”視為圣約翰造就人才的尤要者，以“生命之豐富”和“性格之培養(yǎng)”為使命。[21]這也使陳絳受益匪淺。他進入的是圣約翰經(jīng)濟系，經(jīng)濟系開設的課程涵蓋面較廣，主要必修課包括經(jīng)濟學、銀行貨幣學、財政學、會計學、國際貿(mào)易、經(jīng)濟思想史等。[22]經(jīng)濟系主任趙紹鼎是上海著名的注冊會計師，承攬怡和洋行、上海電力公司等外商企業(yè)和江海關業(yè)務，講授會計和統(tǒng)計課程時不但有豐富的實際案例，會計事務所也給學生提供了實習場所。[23]經(jīng)濟學之外陳絳對文史更感興趣，他選修了歷史系和英文系的課。歷史系常規(guī)的課程“世界史”，用美國學校通用的Hayes and Moon合編的Modern History作為課本；還有“俄國史”，由Charles. Perry 教授（裴宜理的父親）主講。英文系的“英詩選”采用美國“現(xiàn)代叢書”大版本《英美詩選》為教材。[24]以后幾十年陳絳時常默念當年課堂上讀過的英詩，頓挫激昂的音調仍常在耳際回蕩，春日和煦的陽光從窗戶照射進課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華茲華斯和湖畔詩人對大自然的贊美、對愛情和純真友誼的歌頌仍是未來幾十年動蕩歲月中陳絳心中的溫暖之光。[25]

圣約翰并非完全獨立于政治風潮和時勢之外?？箲?zhàn)勝利之后，約大學生卷入各種愛國民主運動中，集會、游行、組織社團等仍是學生們表達政治聲音的渠道。[26]約大1938年就有了第一個中共地下黨組織，1945年在上海市學委領導下中共圣約翰大學總支部成立，從抗戰(zhàn)勝利到1949年圣約翰的地下黨員達250人，是學校中學生運動的核心。[27]由于時局影響，抗戰(zhàn)后圣約翰的教師并不諱言政治，不少老師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有些教授出于對國民黨的失望也會公開表示支持共產(chǎn)黨，很多人廣泛地接觸到共產(chǎn)主義宣傳。[28]陳絳參加了圣約翰“讀書聯(lián)誼會”，這是黨員孟紀青領導下一個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經(jīng)常參加“讀書聯(lián)誼會”活動的有陳絳和陳俱，汝仁、汝信、施正洪、饒余慶、溫業(yè)湛等好友。大家經(jīng)常聚會的地點是汝仁和汝信家的兆豐別墅，小組閱讀一些進步書籍如《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讀書之外也關心時局，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討論平津戰(zhàn)役和淮海戰(zhàn)役的進展，傳播新華社播放的消息，讀書聯(lián)誼會正是在同學史國強家里制作了迎接新中國成立的標語和旗幟。[29]

青年們開始踏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1950年冬天，陳絳的摯友汝信離開圣約翰參加抗美援朝志愿軍，冰天雪地里一路作戰(zhàn)，在艱苦行軍和敵機轟炸中幾乎把隨行物品丟了個精光。物品中只保留了一本俄文本《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這是他在朝鮮戰(zhàn)場上用來提升俄文水平的唯一工具，他在防空洞微弱燈光下逐字逐句啃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字句。[30]汝信在離開學校赴朝鮮參戰(zhàn)途中寫了一封信給陳絳，討論俄語和新知識的學習：

陳絳：

你的俄文學得如何？請寫信來給我！我這里一切都好，勿念。

我擬在學外國語外，攻一下經(jīng)濟學。以李嘉圖的“經(jīng)濟學及賦稅原理”及“俄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為基本教課書，你看好不好？哲學方面擬以“唯物論與經(jīng)驗批判論”為基本讀物，這樣范圍可能太廣了？

屠格涅夫的小說如何？你再讀俄文半年便可以閱讀原著，他的俄文，典雅有力，美麗明晰，是加里寧所稱道的。能真正讀屠格涅夫的人，便是畢生的幸福。[31]

陳絳1949年9月從圣約翰畢業(yè)，這一屆暑期畢業(yè)的學生典禮仍在思顏堂舉行。畢業(yè)典禮由代理校長趙修鴻主持，由董事長顏惠慶授予學士學位證書。這也是圣約翰大學頒發(fā)的最后一屆英文畢業(yè)證書。[32]1952年，新中國政府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所有教會大學都被裁撤，圣約翰消失在時代的烽煙之中。[33]

三、革命世界的雙重圖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培養(yǎng)上海緊缺的財經(jīng)理論干部，在陳望道和許滌新的倡議下，復旦大學成立經(jīng)濟研究所，許滌新為所長兼任政治經(jīng)濟學教授，1949年《解放日報》上刊載了復旦大學經(jīng)濟研究所招生廣告，陳絳報考并被錄取了。[34]經(jīng)濟研究所基本是培訓班形式，采取大課報告、分組討論的教育模式，講課者為各個領域的著名學者，如胡曲園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漆琪生講授《資本論》，朱伯康講授中國經(jīng)濟史，許滌新講授政治經(jīng)濟學，他新出版的《廣義政治經(jīng)濟學》是重要參考書。[35]翻閱許滌新1949年出版的《廣義政治經(jīng)濟學》，便可對他當年講授的體系和思路有一個了解。許滌新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發(fā)展階段論，將經(jīng)濟學的發(fā)展分為原始共產(chǎn)主義、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商品貨幣經(jīng)濟和社會主義制度，講述歷史上不同階段的剝削形式，并強調政治經(jīng)濟學是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武器。他在導論中寫道，“政治經(jīng)濟學并不是一門離開實際生活而躲在象牙塔里的學院式學問”，而是“階級斗爭的武器”、“一個劇烈的戰(zhàn)場”。[36]許滌新扎實的資料功底讓許多人受益匪淺，[37]但最重要的是，此時兼任華東局工商處處長的許滌新和研究班的學生培養(yǎng)了一種密切關系，或多或少由于他的關系，這期學生后來成了許多經(jīng)濟研究單位的骨干和領導。

圣約翰學歷對不少的約大學生是個負擔，但參加革命大學或接受過培訓的約大學生狀況則要好得多，他們多被吸收到黨政機關中去。[38]陳絳便是這少數(shù)幸運兒之一。研究所畢業(yè)后他和幾位同學被分配到統(tǒng)戰(zhàn)部，一出校門就能進入黨委部門，投身于新政權建設，大家都很幸福且充滿了榮譽感。成立初期的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在百老匯大廈，陳毅親自兼任部長，潘漢年兼任副部長，周而復為秘書長，工作人員二十余人，除了幾位老黨員便是新調入的青年學生，人員比較簡單，彼此之間非常尊重，關系相處得也十分融洽和諧，陳絳在口述中回憶，“大家吃住都在上海大廈，沉浸在共和國新生的歡樂之中，生活愉快，氣氛和諧。我們這里還有個俱樂部，下班之后可以去打乒乓，打康樂球，每個星期還請人來教唱歌，舉行舞會。陳毅有時候周末也到百老匯大廈參加舞會，周而復與其說是共產(chǎn)黨高級干部，更是文化人。他晚上帶領我們到百老匯大廈后面小街吃小籠包子、鴨血粉絲湯。有一次晚上自己開車帶我們在南京路兜風后到大世界附近吃鄭福記酸梅湯”。[39]

統(tǒng)戰(zhàn)部待遇不錯生活寬裕，也能適當發(fā)展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陳絳1953年結婚后分配住在巨鹿路宿舍，這是原亞細亞洋行職員的宿舍，一棟小洋樓。附近常熟路有幾家舊書店，出賣許多西文書。他下班或者假日常常去淘書，專門揀美國《現(xiàn)代叢書》（Modern Library） 和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 library） 、《牛津經(jīng)典》（Oxford Classics） 中的世界文學名著，每本只有一元，有的只有五角；還買到牛津本和劍橋本的莎士比亞全集，常到福州路舊書店挑選魯迅著作的初版本。[40]當時陳絳和大部分同事一樣實行的是供給制，吃飯穿衣都由公家提供，日常生活較為舒適。陳家大兒子出生，按照規(guī)定每個孩子出生可以雇請一個保姆，發(fā)大約二十元的保姆費，第二個兒子出生又增加了二十多元，陳絳請了老家的老女傭，兩個孩子都送入中國福利會托兒所和市委機關托兒所，手頭比較寬裕。[41]

陳絳在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也得心應手，得到信任和重用。1950年代初期許滌新每個星期都要主持一個小會，研究上海工商界的動態(tài)和經(jīng)濟狀況，召集工商局、稅務局、人民銀行、市工商聯(lián)等黨委負責人參加。這個會議可以說是上海高層次的內部財經(jīng)會議，陳絳常被叫去擔任記錄，會后整理討論情況刊載《反映》上。同時每屆市人代會、政協(xié)會期間各小組討論記錄也多讓他綜合整理，整理編好后送到市委領導和有關負責人手里。[42]正是由于編寫《反映》等工作，陳絳逐漸了解和接觸到一些上海上層資本家，像榮毅仁、劉鴻生、胡厥文、劉靖基等，對他們的企業(yè)有了一些認識，也為后來的經(jīng)濟史研究打下基礎。

人是懸掛在意義之網(wǎng)上的動物，同時也是懸掛在生活網(wǎng)絡上的動物。[43]陳絳在復旦經(jīng)濟研究所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教授，在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和生活時期熟識的共產(chǎn)黨人領導和同事，毫無疑問都在青年知識人的生命上打下了很深印記。在政權鼎革和新舊轉換時期，思想、政治上的觀念和生活細節(jié)微妙地結合在一起，滲透在知識人的日常之中。生活上的交叉、共通和重疊，前途和事業(yè)上的息息相關，工作上相互照應和彼此協(xié)作，自然使他對共產(chǎn)黨人及其社會主義革命事業(yè)多了一重理解和認同。而1950年代初期比較愉快和順利的生活圖景，可能也不知不覺中放大了他對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認同。

在新中國較為和諧愉快的景象之外，陳絳口述記錄下的另外一些片段同樣意味深長，就如同交響曲中出現(xiàn)的不和諧變奏，色彩明亮圖畫中的一絲暗影，帶來更豐富的訊息。而其中最重要的要數(shù)潘漢年案。1955年“潘漢年案件”爆發(fā)后，統(tǒng)戰(zhàn)部風聲鶴唳，一夜之間許多科長、處長失蹤，后來陳絳才知道他們或是入獄，或是被隔離審查。陳絳性格謙虛低調，關于“潘案”更是三緘其口，采訪人郭志坤反復問到有無牽累，直至第五次采訪時他才說出專案組把他的日記和家書抄出，由此引起恐懼，怕兩個小孩受到驚嚇，又將兩個孩子送到鄉(xiāng)下去避匿。[44]除了自身遭遇，“潘案”也牽扯到一些比較親密的友人，潘夫人董慧原本是統(tǒng)戰(zhàn)部同事，也是陳絳夫妻婚姻的熱心促進人，經(jīng)常到辦公室聊天，買水果點心分給大家吃，她日后度過的漫長囚禁生活，一直都讓陳絳心驚且耿耿于懷。[45]統(tǒng)戰(zhàn)部秘書處調研科科長潘子康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老黨員，喜歡文藝，和陳絳同有集郵的愛好，很是相投。陳絳在回憶中無不痛心地說道，“他躲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劫，卻躲不過后來潘漢年的冤案中的獄災。改革開放平反出獄，我去看望他，他已經(jīng)垂垂老矣，原來有肺病，身體衰弱，不久去世了”。[46]

王汎森研究晚清士大夫汪悔翁的《乙丙日記》指出，“公”的文字中可能比較四平八穩(wěn)、冠冕堂皇，但在“私”的文字中，則有可能保留一些批評、不滿，甚至復雜、游移、矛盾的情緒。[47]陳絳的個人口述史雖然并非“不欲示人”的私密性日記，但也是明顯帶有個體感覺和認知的私人記錄，訴說什么對自我的感覺仍然至關重要，回憶也是一種自我確認和療治的方式。[48]那些暗中滋長的徘徊、痛苦和猶疑，不易覺察的晦暗情緒，未曾完全說出的嘟噥和意味深長的沉默，都補充了個體知識人和革命時代另一種幽暗而復雜的關系。

四、學術構建及其困境

1957年2月，陳絳調入中國社科院上海經(jīng)濟研究所。經(jīng)濟所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傳奇人物黃逸峰。[49]經(jīng)濟所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從事政治經(jīng)濟學基礎理論研究；二是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yè)研究組，分別對恒豐紗廠、大隆機器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三家歷史悠久的著名企業(yè)歷史進行調查研究；三是以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研究對象，由黃逸峰親自掛帥，簡稱為“改造組”，陳絳便被分配在這個組內。“改造組”是經(jīng)濟所中人數(shù)最多的部門，除了陳絳之外，這個組的成員包括黃葦（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yè)，來自《解放日報》）、汪煕（美國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研究生畢業(yè)，來自銀行），徐雪筠（復旦大學會計系畢業(yè)，來自工商聯(lián)），許維雍（復旦大學經(jīng)濟系畢業(yè)）。[50]

在黃逸峰的主持下，“改造組”擬定了調查提綱：黃葦去機電工業(yè)局，汪煕去醫(yī)藥公司，徐雪筠去商業(yè)局，陳絳去紡織工業(yè)局。在各個業(yè)務部門查閱檔案一段時間，大家再回到所里對調查提綱作修改補充，撰寫《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專題著作。四個人再加上從財貿(mào)部門調來的鄒今樸，按照“對資改造”的時間順序進行分工：

黃葦——新中國成立前山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基本狀況；

汪煕——國民經(jīng)濟恢復時期；

徐雪筠——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鄒今樸——全行業(yè)公私合營高潮；

陳絳——合營高潮以后，包括經(jīng)濟改組。

黃逸峰和姜鐸合作撰寫結束語。[51]

黃逸峰強調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正確性和和平改造的國際意義，也是全書的指導思想。每個負責人寫自己一章，首先描述私營工商業(yè)存在問題如何嚴重以說明改造的必要性，其次敘述改造工作和過程，最后以問題解決、取得成績結束。陳絳整體統(tǒng)稿，對各個章節(jié)前后矛盾、互相重復、互有遺漏以及文風不一等地方加以調整，再做文字上的修飾，1959年初全書竣稿。

《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完成，但書和作者卻遭遇到很大困境?！凹t皮書”（因為它用深紅色作封面，后來作者都稱它“紅皮書”）內部討論稿送到中共上海市委審查的同時，蔣鐸撰寫的“結束語”以《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為題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張春橋嚴厲批評了《解放日報》，批示說此書和平氣味太濃，鼓吹和平過渡，要求立即組織上海社聯(lián)年會和經(jīng)濟所對此書進行批判。所內批判中有人說宣傳“和平改造”就是鼓吹“和平過渡”，“和平過渡”正是當時遭到嚴厲譴責的蘇聯(lián)修正主義；有人咬文嚼字提出書的名稱就有問題，應當是《對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對”字怎么顯出工人階級是改造者、資產(chǎn)階級是被改造者呢？“紅皮書”長年累月不見天日，主持者黃逸峰氣得生病住院，離開了“改造組”日常工作。[52]

黃逸峰離開后，經(jīng)濟學家丁日初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負責《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修訂工作。由于受到重點批判，丁日初對書稿修改精益求精，特別喜歡摳“名詞”，例如他認為“資產(chǎn)階級”“官僚資本”的名稱都不準確，應當稱為“資本家階級”和“國家資本主義”；“改造組”成員受到批判后都開始小心翼翼、字斟句酌，陳絳回憶中說，“從此開始了新一輪反復的討論、改寫、再討論、再改寫，一稿、二稿、三稿、四稿……常常說七稿八稿，其實哪里知道已經(jīng)進行了幾稿，真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浪費了多少稿紙，度過了稍多個不眠之夜，消耗了多少精力，一直到1964年大家全被趕下農(nóng)村參加四清運動，還是沒有正式問世”。[53]王汎森研究晚年陳寅恪時指出，此時政治彌漫于一切領域，史學家們或出于主動，或出于被動，竭力想使自己的著作與新主義的尺寸相合。[54]即使如此，著作在和新主義磨合過程中，似乎永遠都無法符合標準，新學術譜系建立的過程充滿齟齬、矛盾和摩擦，構建合乎正確標準的學問變得極其困難。

1966年6月，社科院經(jīng)濟所開始了“大革命”，經(jīng)濟史組的人員是大字報狂轟猛炸的重點，它被指責是為洋務派“歌功頌德”，為資本家“樹碑立傳”的大黑窩，陳絳在復旦經(jīng)濟研究所讀書時的同窗好友程寧齡，由于承擔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歷史的調查屢受沖擊，最終飲恨自殺；“對資改造組”境遇稍好，也都下放到奉賢海邊“五七”干校改造。陳絳自己在1969年萬里投荒黑龍江呼瑪縣“插隊落戶”，初到邊陲，他在一首《歲暮感懷》寫道，“笑擲筆墨脫青衿，雪原伐柯林海間。一覺十年著書夢，心力枉拋故紙邊”。[55]

《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寫作確實耗費了十年，其間的摩擦、糾葛和輾轉浮沉，是一個時代學術和政治之間關系的真切寫照。要說“心力枉拋”倒也不盡然，“紅皮書”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黃逸峰主編、丁日初副主編，完成了他們開啟的未竟之業(yè)。[56]時過境遷，昔日被批判改造的“資本家”在新參照譜系中也有了不同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紅皮書”依然見證著那一段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在學術史上仍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

五、余論

1977年夏天，陳絳和他經(jīng)濟所的老同事如汪熙、黃葦都一起調回復旦大學，此時他已經(jīng)年近五十，在歷史系開設了一門洋務運動和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的課程，由此開啟了后半生的研究生活。也許是為了彌補早年政治動蕩中荒廢的時間，[57]晚年陳絳著述非常勤勉，研究范圍也相當廣泛，涉及現(xiàn)代化進程中多元面向，從洋務運動、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總局到赫德、陳寶琛和盛宣懷，編纂和述寫了《輪船招商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中國家譜資料選編?經(jīng)濟卷》《大辭海?中國近現(xiàn)代史卷》《近代中國》等一系列資料和著作。憑借著早年圣約翰打下英文功底，他翻譯和校訂了諸多英文著作，如郝延平的《近代中國商業(yè)革命》、劉廣京的《李鴻章評傳》、龐百騰的《沈葆楨評傳》、費正清的《赫德日記》、衛(wèi)三畏的《中國總論》等。

或許很多知識人走過了和陳絳相似的人生道路，只不過由于陳氏著述豐富，又留下較為清晰的人生步履和生命軌跡，使后來人可以探索描摹其影像，勾勒其精神和生活世界之流。如果把思想想象成一個結構，陳絳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有明顯的“復合性”，他把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迭和、鑲嵌、焊接在一起，成就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他繼承了舊式儒家文化的末代余音，也是深受西方文明熏染、高門望族走出的新人；他是一個毫無違和之感的“革命者”，和眾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政府官員交誼深厚，自身也是這個學術譜系當中的一份子，但他同時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體系的解構者和反思者，他留下的口述史標本，不但見證了歷史錯綜復雜的變遷軌跡，也滲透了知識人反省的勇氣。陳絳這一代知識人見證過革命的浪漫和殘酷，承受過生活的順遂和苦難，或有時燈火闌珊驀然回首，其間的欣悅和痛苦，掙扎和安頓，徘徊和反省，不僅僅是個體“心史”，也凝結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內在精神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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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載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頁1-3。

[2]本文在此沿用許紀霖的分期，他指出1949年以后，留在大陸的“五四”和“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變學術觀點，相當長一段時期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識分子唱主角。這代人大多出生在1930——1945年之間，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致力于學術研究，一直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規(guī)范。許紀霖，《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頁。

[3]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個結構》，載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頁273-74。

[4]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11，227。

[5]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載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192頁。

[6]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28-29。

[7]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28。

[8]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29。

[9]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22。

[10]林志宏、張鼎：《陳絳先生訪談錄》，《史林》，2013年S1期，頁134。

[11]林志宏、張鼎：《陳絳先生訪談錄》，《史林》，2013年S1期，134。

[12] 關于《語絲》、《論語》、《宇宙鋒》這些期刊和林語堂的關系，性靈文學的構想及其成熟，以及1930年代性靈文學和左翼文學之間的爭論，具體研究可以參見，劉麗蕓，《論語、人間世、宇宙風與林語堂性靈文學觀的構建》，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頁4-32。

[13]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19-22。

[14]王鼎鈞1949年去了臺灣，他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觀察，巴金是“左翼”文化的寵兒。王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讀書會是個很普遍的組織，左翼作品的內涵外延，靠它解說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確偉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點導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馬太福音，讀書會就是各地的教堂，沒有教堂，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冊子，有了教堂，馬太福音就是《圣經(jīng)》?！眳⒁?，王鼎鈞：《關山奪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3 年，頁117 。

[15]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21。

[16]葉文心：《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 1919-193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12年。頁30-48。

[17]熊月之、周 武：《“東方的哈佛”——圣約翰大學簡論》，《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頁147。

[18]近些年關于圣約翰的研究較多，舉其要著如：賚瑪麗：《圣約翰大學》，王東波譯，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徐以驊：《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圣約翰大學》，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熊月之、周武主編：《圣約翰大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徐以驊主編：《上海圣約翰大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熊月之、周 武：《“東方的哈佛”——圣約翰大學簡論》，《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頁153。

[20]林志宏、張鼎：《陳絳先生訪談錄》，《史林》，2013年S1期，頁142。

[21]熊月之、周 武：《“東方的哈佛”——圣約翰大學簡論》，《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頁154。

[22]謝樹森等：《圣約翰大學建系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系——經(jīng)濟系》，載徐以驊主編：《上海圣約翰大學（1874-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297。

[23]常勛：《懷念經(jīng)濟系主任趙紹鼎教授》，載徐以驊主編：《上海圣約翰大學（1874-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385。他的課程給陳絳和陳俱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24]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36。

[25]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37。

[26] 圣約翰的學生運動概況可以參見鮑世祿、顧靜專：《圣約翰大學學生運動概況》，載徐以驊主編：《上海圣約翰大學（1874-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92-296。

[27]鮑世祿、顧靜專：《圣約翰大學學生運動概況》，載徐以驊主編：《上海圣約翰大學（1874-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296。

[28] 沈鑒治英語口述、高俊翻譯整理：《圣約翰大學的最后歲月（ 19 48 一19 5 2）》，《史林》2006年增刊，頁11。

[29]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39。

[30] 汝信：《汝信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自序，頁2-3。

[31]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39-40。

[32]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0-41。

[33]圣約翰醫(yī)學院并入上海第二醫(yī)學院，工學院土木建筑系并入同濟大學，教育系和理學院并入華東師大，政治系并入華東政法學院，經(jīng)濟系并入上海財經(jīng)學院，外語、新聞、歷史等系并入復旦大學，中學部與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兩校合并，成立五四中學。原校址歸華東政法學院使用。圣約翰大學遂成為歷史名詞。熊月之、周 武：《“東方的哈佛”——圣約翰大學簡論》，《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頁150。

[34]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2。

[35]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3。

[36]許滌新，《廣義政治經(jīng)濟學》，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49年版，導言，頁2。

[37]陳絳紅回憶中有一個小細節(jié)很值得記錄，他說到，“我在課堂上不大做筆記，只是記了大綱和關鍵詞和新術語”，這些關鍵名詞的影響并不大，但他對許滌新指導他們做扎實的資料工作記憶深刻。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3。

[38]沈鑒治英語口述、高俊翻譯整理：《圣約翰大學的最后歲月（ 19 48 一19 5 2）》，《史林》2006年增刊，頁13-14。

[39]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6。

[40]林志宏、張鼎：《陳絳先生訪談錄》，《史林》，2013年S1期，頁137。

[41]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7。

[42]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8。

[43]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載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北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頁522。

[44]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后記，頁249。

[45]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54-55。

[46]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47。

[47]王汎森：《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載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北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頁62。

[48]關于口述歷史和個體自我構建的關系，可以參見保羅?湯普遜著、覃方明等譯：《過去的聲音——口述史》，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184-203。

[49] 1925年 10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三次被迫離黨又再次入黨。歷任新四軍聯(lián)抗部隊司令、蘇北參議會議長、中共興東泰特區(qū)地委書 記、蘇中軍區(qū)一分區(qū)司令員等職。建國以后，歷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兼黨組書記（1951年8月兼任上海航務學院（今上海海事大學前身）院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因為“三反”運動被批判，調任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姜鐸：《一個傳奇式的共產(chǎn)黨員——黃逸峰的一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50]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58-59。這幾個人基本都是1949年后畢業(yè)的大學生。汪煕的經(jīng)歷比較特殊，他1944年出國申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國際貿(mào)易和保險，選修了歷史學的課程，回國后在銀行工作，調到社科院搞經(jīng)濟史。汪熙的回憶中對“改造組”談及不多，他提及這段歷史時講道，“在美國的五年對我影響很大，我的研究方法與在美國學到的有很大關系。1949年后，學到的東西，工商管理、保險，一點用處也沒有，就轉到了上海社科院搞經(jīng)濟史”。參見，《從賓夕法尼亞到復旦：還原一部真實的中美關系史——汪熙教授訪談錄》，載燕爽主編：《復旦改變人生?近思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84-185。

[51]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63。

[52]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64-65。

[53]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66。

[54]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載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北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頁477。

[55]陳絳口述、郭志坤撰稿：《陳絳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頁78。

[56]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著：《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7] 陳絳的同事和多年好友汪熙晚年訪談中也表示，要搶回一些被“革命”浪費的寶貴時間，寫點東西，把應該寫的寫完。參見，汪熙：《從賓夕法尼亞到復旦：還原一部真實的中美關系史——汪熙教授訪談錄》，載燕爽主編：《復旦改變人生?近思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