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chuàng)建一百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推出“復旦史學百年”專欄，刊載關于譚其驤、顧頡剛、楊寬、章巽、耿淡如等大師、名師的研究性文章。他們不僅是復旦史學的奠基者，也是中國歷史學界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專欄刊載的文章并非學人自述或回憶，而是力圖從某一問題切入，闡發(fā)這些大師、名師的學術貢獻及學術脈絡，借此揭示復旦史學的學術傳統(tǒng)，以期為后來者提供啟迪與鏡鑒。

顧頡剛是中國知名的歷史學家、“古史辨”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奠基人，曾任教于燕京、中央、齊魯、復旦等名校，培養(yǎng)了譚其驤、童書業(yè)等知名學者。近些年，隨著日記、書信、讀書筆記等資料的出版，顧頡剛在革命與戰(zhàn)爭交織時代的境遇及心路歷程逐漸為人所知。閱讀這些史料，并結合復旦大學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可以對顧頡剛與復旦的故事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顧頡剛（1893—1980）

一、抗戰(zhàn)時期任教復旦史地系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顧頡剛輾轉抵達重慶，先于1941年11月應中央大學校長顧孟余之邀，受聘該校兼任教授，同時擔任《文史雜志》社副社長，還負責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事務。（顧潮：《顧頡剛年譜》）1942年3月，復旦校方擬延聘顧頡剛到校任教，代理校長吳南軒開出聘書“茲敦聘顧頡剛先生為本大學文學院史地學系兼任教授”（復旦大學檔案館藏聘書），此時顧頡剛并未赴任。（復旦大學檔案館藏《國立復旦大學三十一年度第二學期專兼任教員名冊》）數月后，吳南軒登門拜訪顧頡剛，希望聘請他為文學院長兼史地系主任，顧氏驚嘆“此何可能”，當面拒絕。（《顧頡剛日記》第4冊）未久，吳南軒又寄來聘書，上書“任期自三十一年八月至三十二年七月底止，每周授課六小時，每月薪金國幣四百八十元?！?span style="color: #7e8c8d;">（復旦大學檔案館藏聘書）

對此，顧頡剛作長信回絕，列出四點原因：其一，業(yè)已允諾顧孟余出任中央大學專任教授，“剛已無自由決定之權。若告之騮先（朱家驊）先生，則兼職中大已逾分矣，況兼貴校之文學院長與系主任，其能許乎！”其二，地處北碚的復旦大學離中央大學、《文史雜志》社和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過遠。其三，搬遷費用過高。其四，力有未逮。顧頡剛在中央大學還負責出版部事務，“若更欲其兼任貴校之院長與系主任，則必于短時期中力竭而踣矣”。（《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這表明，顧頡剛未受復旦之聘，是因為中央大學、《文史雜志》社和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三處事務過多，且居住地柏溪離復旦大學過遠。

此時，顧頡剛的生活并不如意，他與忙碌的生活、紛繁的應酬、高昂的開銷和炎熱多雨的氣候相周旋，疲憊已極。這些困難貫穿顧頡剛重慶生活之始終。而且，顧頡剛屢次向中央大學請款的呈文皆被陳果夫扣下。（《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聞此，顧頡剛出離憤怒，宣告辭職。辭去中大教職后，顧頡剛一度陷入經濟困境，《文史雜志》社和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薪水遠不足以維持開銷。為緩解困境，顧頡剛開始尋找新工作。恰好，游歷北碚時他結識了亞光輿地學社的創(chuàng)立者金擎宇，當時學社在北碚設立制圖社，金氏有意邀請顧頡剛加入，擔任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的社長。彼時，顧頡剛遭逢喪妻之痛未久，深感柏溪醫(yī)療條件有限，有意離開傷心地，加之金氏兄弟正籌備大中國圖書公司，愿意為他添入20萬元股份（《大中國圖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簿，上海市檔案館藏），遂答應下來，舉家遷往北碚。這次搬遷縮短了顧頡剛與復旦的空間距離，面對復旦的再度邀請，顧頡剛認為“既來北碚，則復大之招邀不能不應，故允上課兩小時”（《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自1944年2月起出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需要每周授課9小時，月薪520元。（復旦大學檔案館藏聘書）

顧頡剛在復旦開設的第一門課是“史記研究”，他每周授課三小時，自1944年3月一直講授到6月。1944年9月起，顧頡剛又開設“春秋史”“歷史地理”兩門課，前者每周上一堂，后者每周上兩堂，集中在同一天上完，兩門課持續(xù)兩個學期，一直講授到1945年6月底。1945年9月起，顧頡剛又開設了“方志實習”和“沿革地理”兩門課。（《顧頡剛日記》第5冊）

在復旦任教期間，顧頡剛因身兼多職、工作忙碌異常，無暇、無力推進其心心念念的《中國通史》編纂工作令他無比苦惱，進而萌生退意，這與他在《中國通史》上所寄寓的“事業(yè)心”不無關系。顧頡剛的這種“事業(yè)心”是面向“學術社會”，以求完成研究計劃的“事業(yè)心”。正因此，他在做研究上爭分奪秒，痛感各類雜事占據太多時間。在他任教于燕京大學時即提出“不辦事、不教書”，以求得余暇讀書作文。（李周峰：《良禽擇木而棲：顧頡剛與燕京大學》）他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中也提到“在學問興趣極濃厚的時候，我怎能再為他人分去時間”，進而認為學堂求學、社會工作、因應人事占據了太多時間，自陳：“所以我常對人說：‘你們可憐了我吧！你們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職務，我自己的事情已經是忙不過來的了！’”（《〈古史辨〉自序》）

顧頡剛編纂《中國通史》，有激發(fā)民族意識的考慮。一方面，他開辦通俗讀物編刊社，以人物、時代為中心出版通俗歷史讀物。另一方面，他承接《禹貢》半月刊之趣旨，搜集資料編纂中華民族通史。不巧上述兩大計劃皆因戰(zhàn)爭中斷，成為顧頡剛始終念茲在茲的“未竟志業(yè)”。（李長銀：《未竟的志業(yè)：顧頡剛與中國通史編纂》）

復旦大學檔案館藏顧頡剛聘書

二、1946年底短暫回歸復旦

1946年1月，顧頡剛離開重慶、前往北平。在北平，他在尋回舊籍、拜訪故舊的同時，還試圖“于短期內使《禹貢》復刊”，這時他“聽說研究學術的老朋友都作了‘商人’，不外是受生活壓迫，想來不能不算是學術界的大問題”。（《顧頡剛抵平》，《文匯報》1946年2月18日，第2版）顧頡剛所見，揭示了戰(zhàn)后知識分子依然貧困的現實。當時有報道稱復旦教授為籌措回遷資金，甚至擺地攤賣日用品。（《大學教授擺地攤》，《文匯報》1946年1月23日，第4版）回遷上海后，大學教授生活亦很艱難，因物價上漲嚴重，國立大學教授罷教以示抵抗，私立大學教授亦集會要求漲薪。（《要求改善待遇，國大教授罷教》，《文匯報》1946年4月10日，第2版）

返回上海后，顧頡剛生活亦未見好轉。王伯祥曾接到顧頡剛預支版稅的信函“知日內即為其先公及殷氏夫人塋葬，并為其嗣子結婚，詢開明有無版稅可取”，數日后“頡剛來，為假百萬，貸之”。（《王伯祥日記》第9冊）可以想見，當時顧頡剛的經濟實力應對婚喪嫁娶一類的家事依舊非常吃力。是時，他開始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兼任編輯部主任。

在滬期間，顧頡剛曾于1946年底短暫回歸復旦開設“中國史學名著選讀”和“商周史”課程。這兩門課的課時量不少，顧頡剛自陳：“我這回到復旦，是用一星期功夫上五星期的課，就是平均每天上五小時的課，這是我從前沒有過的”。（《顧頡剛書信集》第5卷）其中，“中國史學名著選讀”選課學生12人，涉及《左傳》概況、劉歆表章《左傳》之經過、《左傳》原本及其改造、《春秋》中之闕文闕事、《竹書紀年》《公羊》《谷梁》等專題?！吧讨苁贰边x課學生11人，講授商周史料綱要、《尚書》《詩經》中之商周史料、金文、甲骨文、商周時代史實等知識。（《顧頡剛日記》第5冊）此次授課僅持續(xù)到1947年初，總時間雖不長，但課程進度緊湊、內容充實。

顧頡剛上課未久即深感壓力過大，他在家信中述及自己有五個“二”：“兩個學校：復旦大學、國立社教學院；兩個政治機構：國民參政會、國民大會；兩個人民團體：中國邊疆學會、民眾讀物社；兩個書局：文通書局、大中國圖書局；兩個副刊：上?！兑媸缊蟆?、天津《民國日報》”，抱怨“有這十個機關逼著我，我焉得不忙呢？”（《顧頡剛書信集》第5卷）遂向復旦校方提出由上海市立博物館編輯童書業(yè)代課的請求。（《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知悉顧頡剛的意向后，校長章益非常不滿，駁回請求。

由上述諸事可以推想，抗戰(zhàn)勝利后重返上海的顧頡剛格外忙碌，他在復旦大學、國立社教學院、國民大會、中國邊疆學會、大中國圖書局多處兼職，既是出于公心，亦是為謀求生計。即便因種種原因授課總時間甚短，顧頡剛在復旦開設的“中國史學名著選讀”“商周史”兩門課內容豐富，選課學生多，課程完成度很高。然而，兼職過多、壓力過大迫使顧頡剛早早辭職，未能將他在復旦的教學事業(yè)繼續(xù)下去。

北碚的復旦大學校址（圖片來自“北碚發(fā)布”）

三、1952年受聘復旦大學兼任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社會百廢待興，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諸多弊病尚有待解決，加之國民黨空軍屢次轟炸上海，民眾生活未見好轉。是時，因人民幣兌換金圓券后物價一度居高不下，工資購買力跌落使顧頡剛為難。此時，顧頡剛接到誠明文學院聘書，“在此干枯境界中，遂應之”，開設“目錄學”和“春秋左傳”課程。（《顧頡剛年譜》）盡管找到新的謀生之所，顧頡剛卻未得釋然：“然大中國前途甚可慮，如我僅靠誠明吃飯，而誠明之錢又不夠我吃飯者將奈何”。（《顧頡剛日記》第6冊）一方面惟恐自己疏離大中國圖書局會影響其發(fā)展，另一方面憂慮誠明文學院的工資不足以糊口。此時的顧頡剛陷入責任感與生計的雙重焦慮中，明知兼職過多容易過勞，卻又無可奈何，只得背負家庭責任和學術事業(yè)黽勉向前。

與此同時，山東大學和復旦大學向他發(fā)出邀請。青島解放后，接管山東大學的是顧頡剛在北大時期的學生羅竹風，他與趙紀彬、楊拱宸一同邀請顧頡剛。顧頡剛以書籍、古物、家具難以處理、家眷同行困難為由“敬向諸位誠懇要求，許我遲一年來”。（《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10月14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胡厚宣拜訪顧頡剛，邀請他任教復旦，教務長周谷城亦屢次延攬，顧頡剛深感“予現任大中國及誠明職，不為人所注目，亦足茍安。若任職復旦，則眾目所集，將使予生活不得安寧矣”，遂婉拒邀請。轉而應震旦大學之邀開設“專書研究”和“考證學”課程，每星期授課四小時。（《震旦大學教職員工名冊（六）》，上海市檔案館藏）顧頡剛婉拒復旦而允諾震旦，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當時震旦地處徐匯而復旦孤懸江灣，自武康路乘公交車赴復旦上課，通勤時間高達三小時，非其體力所能堪。

縱使顧頡剛在誠明文學院、震旦大學、大中國圖書局三處供職，卻仍未完全解決生計問題。趙紀彬得知顧氏需要撫養(yǎng)三個孩子，家庭負擔極重，在治學上事業(yè)心又強，遂嘗試為他謀一個可以做研究又能補貼家用的工作。恰好當時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擬籌備興辦圖書館和博物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關于擬具本會1950年度業(yè)務計劃的報告》，上海市檔案館藏）經趙紀彬推薦，顧頡剛于1950年8月被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參與圖書館籌備委員會的工作。（孫秉良：《上海也是書?！?，《新民晚報》1996年12月17日，第14版）為方便處理文管會和大中國圖書局事務，顧頡剛獨自一人遷至多倫路明德坊十二號，每周居住三到四天，擺脫應酬和家庭瑣事的他，過上了一段安靜的讀書生活。（《顧頡剛讀書筆記》第4冊）

1951年6月，胡厚宣再度拜訪顧頡剛，告以華東教育部擬聘呂思勉和他任教復旦，“以復旦為一綜合大學，必須充實，且學生亦甚想讀書也”。（《顧頡剛日記》第7冊）原本，顧頡剛以為可以擔任歷史系兼任教授，每周僅需上課一天，遂爽快接受邀請。（《顧頡剛日記》第7冊）然而，當他接到聘書時卻發(fā)現將出任專任教授（《顧頡剛日記》第7冊），由此引出不少與校方的交涉。恰好，1951年下半年復旦歷史系高年級學生需參加土改，本擬排給顧頡剛的“史料整理”課停開，故接到聘書的顧頡剛始終未去上課。（《顧頡剛日記》第7冊）

對于開課，顧頡剛有自己的想法。1952年1月，復旦社會系主任劉咸致函顧頡剛，“欲其兼任社會系‘民俗學’三小時”，顧頡剛鑒于“史料整理”課遲遲未開，故建議將之停開，改開社會系的“中國民俗”課，或將之與“史料整理”課合并，開設“中國人民史料整理”課供歷史系、社會系學生選修。如此一來，顧頡剛在教授學生的同時，亦可“將舊作整理一過”，推進研究。針對該建議，校方決定由顧頡剛開設面向社會、歷史兩系二、三、四年級學生的選修課“中國民族史料”，每周六上兩個小時。（《顧頡剛日記》第7冊）然而，計劃歸計劃，這門課又因政治運動推遲。（《復旦大學同學做到思想改造與正課學習兩不誤》，《文匯報》1952年5月17日，第4版）

1952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對顧頡剛本人影響亦不小。他作為大中國圖書局的“資方”需參加春季的“三反”運動，作為上海學院教授又需參加夏季的“五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上海市書業(yè)同業(yè)公會籌備會會員入會申請書及會員登記調查表（大中國圖書局）》，上海市檔案館藏）顧頡剛雖受保護而順利過關，但亦深感“余以衰年，累經考驗。雖當事者施以寬大，精神終屬緊張，生活亦復脫節(jié)”。（《顧頡剛讀書筆記》第5冊）精神壓力漸增的他還面臨著生活負擔日益沉重的困境，當王伯祥來信約他撰寫《經學史》時，顧頡剛深感力不從心，表示“此事弟極所樂為，且已立一骨干。但勞于衣食，不可能獲得整段時間，終可望而不可即耳”。（《顧頡剛讀書筆記》第5冊）

《顧頡剛日記》書影

在如是境遇下，顧頡剛又因“子女成行，月虧百萬，若無周急濟窮之術，便將索我于枯魚之肆”而答應為地圖出版社編纂歷史地圖。（《顧頡剛讀書筆記》第5冊）不過，他參加編纂歷史地圖不僅是為了謀生，而且有發(fā)揮專長、貢獻社會的考慮。早在二十余年前，顧頡剛就意識到學問之余的工作永遠做不完，故“我只得取一點巧，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學問發(fā)生些聯(lián)絡”。（《〈古史辨〉自序》）編纂歷史地圖亦是如此，他曾表示：“予年齡如許，不得不就自己崗位上做一個好的結束。今編《歷史地圖》，即是對社會之最好貢獻。而且此事作得好，生活自無問題。”（《顧頡剛日記》第7冊）時人評價此舉指出：“顧先生在1952年在上海編了一部《中國歷史地圖》，想在地理沿革方面給歷史研究的同道一些幫助?！?span style="color: #7e8c8d;">（《在古書里做學問——訪顧頡剛先生》，《文匯報》1957年3月5日，第2版）縱使生活窘迫，顧頡剛從未放棄其“事業(yè)心”。

1952年9月，院系調整完成，上海學院取消。上海學院學委會劉俊民稱顧頡剛將被分配至復旦大學，當時有傳聞稱華東學委會擬將顧頡剛定為專任教授。顧頡剛感嘆“如此，則大中國只得全部放棄，文管會又不便領薪，只此一份薪水能顧我全家生活乎！”（《顧頡剛日記》第7冊）于是開始四處奔走謀求保留兼任教職。在他寫給周谷城的信中提到：“剛將來自可專任復旦，但必須在一二年之后，否則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勢將垮臺”、“又剛任文管會職，前與李亞農先生談好計劃，若到復旦，勢必半途而廢，亦非忠于職務之道。又剛家庭開銷，月須八百單位；書籍分置數處，集合亦非易事。故甚望緩一二年再改專任，在此一二年中著手準備”。（《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

此處提到，顧頡剛家庭的月開銷是800單位，前揭大中國圖書局的工資為186單位，上海學院薪水為221單位，兩處的月收入僅為月開銷的一半。當時“在職員工資方面：最高為1400單位左右，最低為45單位，平均一般是在二、三百單位之間。生產工人：最高為550單位左右，最低為十幾個單位，平均一般在100單位”。（《上海解放前后工資問題史料（下）》）可見，顧頡剛在兩處的收入都不算低，但因為家庭開銷實在太高致使其無法免俗，試圖通過更多的兼職來保持收支平衡。

正因此，顧頡剛擔心專任復旦的薪水難以維持生計。在他寫給譚其驤的信中亦流露了上述想法，還補充一句道：“如復旦給我專任聘書，許剛請假一年（不到校，不取薪水），剛當于此一年中將《尚書今譯》一書盡量趕作（此書脫稿，可作史料整理課之范本），即不能作完，亦可完十之七八，其未完者明秋攜至復旦作完，則對于文管會三年薪水有一交代，剛心始安?！?span style="color: #7e8c8d;">（《顧頡剛書信集》第2卷）這表明，留出足夠多的時間以完成著述是顧頡剛的又一深層考慮。

這些年顧頡剛著書的時間、精力皆不足。1951年5月，顧頡剛已定出《尚書今譯》計劃：“《尚書》是我的專業(yè)，又在誠明文學院教此課，所以所讀的以這一方面為多。如果我能照這樣做去，兩年之后《尚書今譯》的工作必可做完，那也是了卻三十年來的一樁心事?！?span style="color: #7e8c8d;">（《顧頡剛讀書筆記》第4冊）之后顧頡剛一直在推進此事，只是囿于精力有限而推進困難。上述種種情況表明，當時的顧頡剛疲于應付各類兼職和政治運動，為家庭生計發(fā)愁，時間、精力不足致使其研究事業(yè)難以推進。（朱洪濤：《“胡適批判”中的顧頡剛》）由此不難理解，當他收到復旦大學專職聘書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妥善安排手頭工作，繼而是薪水能否維持家庭開銷，最后是盡力保護時間、精力推進研究。

在了解顧頡剛的顧慮后，復旦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李正文仍爭取將他定為專任教授，許諾給他最高額的薪水，“擬接受予之捐書，一次給予四千八百單位，維持一年生活”，并特許他保留文管會顧問一職以支取津貼。（《顧頡剛書信集》第2卷）即便如此，顧頡剛仍堅持延期一年，他面見校長陳望道時提出“本年請假，明秋到?！薄暗叫：髮Ｈ窝芯坎柯殹?，（《顧頡剛日記》第7冊）隨后又兩度致函陳望道重申上述請求，并保證“此事至速一年，故剛擬請先生等準假一年，俾得理清此兩事，自一九五三年九月后一心一意在復旦工作。否則三處奔波，勢必敷衍，有負委托，亦非為人民服務之道”。（《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最終，其延期請求獲得批準。（《顧頡剛日記》第7冊）

1953年8月，“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次月，該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決定將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擴展為古代、中古、近代三個機構，聘請陳寅恪、顧頡剛等知名史學家赴京工作。隨之，顧頡剛屢次接到邀請，于1954年同意北上，最終未在復旦開課，他與復旦未能再續(xù)前緣是時代變局下知識分子尋求政治立場、生活水準和學術理想平衡的體現。

四、結語

通觀顧頡剛的學術人生，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有很強的學術 “事業(yè)心”，認真推進研究計劃，全身心投入閱讀和寫作。1978年，年屆85歲的他仍然制定了三年、五年、八年的工作計劃，其對學術之熱忱、工作之勤奮以及流露出的愛國情懷，令人肅然起敬。然而，變化的時局很難為顧頡剛提供安靜的學術世界，熱情、理想與現實碰撞往往使他深感無力，致使他在眾多兼職中往來周旋，在疲于奔命中耗費大量精力，難免為籌措家資而焦慮，為難以追求學問而內疚。當生活的內耗沖擊學術的安定感，當“事務”層面急躁的人格與“學問”層面鎮(zhèn)定的人格交戰(zhàn)時，他所心心念念的“全生命傾注于學問生活”成為永遠無法到達的彼方。

即使在戰(zhàn)爭與革命接踵而至的年代，向往學問生活的內心從未放棄研究事業(yè)，亦從未拋下教育理想，這既是顧頡剛三度任教復旦的原因，亦是他最終前往中國科學院的緣由。雖然顧頡剛任教復旦的時間不長，但這些在炮火狼煙、經濟危機、政治變局背景下仍舊弦歌不輟的往事從未消逝，向世人述說著一代知識分子對學術事業(yè)的熱忱與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