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逵為曹魏名臣，深受曹操、曹丕、曹睿三代之信重。曹操謂：“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三國志》卷15《賈逵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481頁）在曹操去世后，曹彰率軍趕到洛陽，問賈逵先王璽綬所在時，賈逵正色道：“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span style="color: #7e8c8d;">（《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1頁）一語點破曹彰之圖謀，并勸說其安分守己，不要覬覦王位。曹丕繼位之后，賈逵先后任鄴令、魏郡太守及豫州刺史，曹丕曾感嘆“逵真刺史矣”，（《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2頁）并布告天下效仿其作為。

影視劇中的賈逵形象

賈逵在豫州任職時，“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zhàn)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余里，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2頁）其興修水利，南拒吳兵，為民取利，頗得當?shù)刂畵碜o，賈逵死后，“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4頁）賈逵作為曹魏統(tǒng)治者眼中忠臣之代表，民眾眼中愛民之典范，以刻石立祠的方式獲得最大限度的紀念與感懷。這樣的形式通過不斷地追溯對以往的記憶，使這種記憶變成活著的一代人的禮儀行為。而豫州吏民為其所刻之石、所立之祠，皆多次出現(xiàn)于史籍，顯然已經出現(xiàn)了紀念之外的象征含義，并具有了某些特殊的政治景觀色彩。

《賈逵傳》載：“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勛，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4頁）此為魏明帝曹睿東征時路遇賈逵廟有感，渴慕賈逵這樣的忠臣再現(xiàn)，并以下詔形式再次宣揚賈逵之功德。此事當在青龍二年，是年“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zhàn)，帝軍未至數(shù)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三國志》卷3《明帝紀》，第103-104頁）賈逵南敵孫權多年，臨終前還惦記討伐孫權之事：“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4頁）曹睿親征孫權，以賈逵事跡激勵麾下軍士奮勇殺敵，賈逵廟自此成為曹魏東征路上的重要坐標，每當向東討伐孫權時，軍士便會想起賈逵抗吳事跡而提振軍心。

賈逵祠再次出現(xiàn)在我們視野里，是司馬懿撲滅王凌等人試圖擁立楚王彪的謀劃，司馬懿一面穩(wěn)住王凌，一面驅使大軍迅速壓境，迫使王凌出降。王凌本以為會得到故人司馬懿的善待，不料卻被司馬懿捆綁送往京師，他心知必死，《三國志·王凌傳》裴注引干寶《晉紀》曰：“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span style="color: #7e8c8d;">（《三國志》卷28《王凌傳》，第760頁）《晉書·宣帝紀》載此事作：“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span style="color: #7e8c8d;">（《晉書》卷1《宣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19頁）當是承襲干寶《晉紀》，或二書有相近的史料來源。王凌認為齊王芳幼弱才淺，不堪為帝，想要迎立楚王，最終事敗自殺，自殺前他在賈逵廟旁高聲呼喊，聲明自己對魏室的忠誠、對社稷的忠心，王凌早年“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三國志》卷28《王凌傳》，第758頁）因而在臨終前以此方式告知故人自己并未改變初心，始終致力于匡扶社稷。

裴注引《魏略》的一條記載中再次出現(xiàn)賈逵廟的身影：

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祠。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fā)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span>（《三國志》卷15《賈逵傳》，第484頁）

此為高貴鄉(xiāng)公曹髦在位之時，《晉書·文帝紀》載：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征兵青、徐、荊、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楨節(jié)，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晉書》卷2《文帝紀》，第34頁）

二者相對照，可知曹髦下詔正是在此次戰(zhàn)事中，其軍隊曾“師次于項”，經過賈逵祠也是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晉書》所謂“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實有隱晦，因為這是司馬氏強行裹挾曹髦及太后御駕東征，此時皇權之被侵蝕可見一斑。這也足以讓我們理解為何曹髦要再次宣揚賈逵事跡，對其祠堂進行修繕，大概他也希望藉此能夠在司馬氏之心路人皆知的政治形勢下重新喚起曹魏臣子的忠心。當然，司馬氏代魏的進程并沒有因此中止，但有關賈逵廟及碑的記載卻并未消失，反而呈現(xiàn)出更為神秘化的色彩。

吳淑《事類賦注》引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晉金德，元帝中興于江東，故云江東之瑞?！?span style="color: #7e8c8d;">（吳淑撰注，冀勤等點校：《事類賦注》，中華書局，1989年，第173頁）賈逵碑出現(xiàn)黃金，且采而復生，王隱將其解釋為元帝中興之祥瑞，《晉書·王隱傳》載：“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晉書》卷82《王隱傳》，第2143頁）雖然其書未能一時成書，然而還是在庾亮贊助下得以完成并上之于帝，可見其書還是帶有官修色彩，因而他將賈逵碑生金一事解釋為元帝中興之兆是可想而知的?！端涀ⅰ吩唬骸埃ㄙZ逵）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黃金可采，為晉中興之瑞?！?span style="color: #7e8c8d;">（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515頁）干寶顯然也秉持祥瑞說。

然而賈逵為曹魏之忠臣，安能有希望司馬氏復興之道理？《三國志·諸葛誕傳》裴松之注引《魏末傳》曰：

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愿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三國志》卷28《諸葛誕傳》，第771頁）

《晉書·賈充傳》也采納該記載，（《晉書》卷40《賈充傳》，第1165頁）在諸葛誕眼中，身為世受魏恩、盡忠魏室的賈逵之子，賈充本不應支持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即便諸葛誕并非賈充那樣是曹魏名臣的后人，卻也依然盡忠魏室，與諸葛誕、賈逵對比，賈充的逆臣形象更加昭然若揭。

影視劇中的賈充形象

在此之后不久，賈充指示成濟將身為曹魏天子的曹髦于當街弒殺，雖從此成為司馬氏尤其信重之人，卻為不少士人所不齒。如《晉書·庾純傳》載：

純因發(fā)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背湓唬骸俺漭o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xiāng)公何在？”眾坐因罷。充左右欲執(zhí)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晉書》卷50《庾純傳》，第1397-1398頁）

庾純“高貴鄉(xiāng)公何在”之問讓于晉室功勛卓著、位列三公的賈充也無法應對，只得又慚愧又憤怒，上表請求解職。庾純于賈充設宴廣邀朝臣的公開場合進行指責，卻依然能夠得到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的保護，全身而退。由此觀之，賈充以曹魏忠臣之后的身份而行弒殺曹魏天子之舉，對整個社會的倫理綱常都有劇烈的沖擊，即便有不少人已與司馬氏結成君臣關系，但于心中依然難以釋懷。因而，將永嘉初賈逵廟前碑石生金視為司馬氏復興的象征，顯然是頗為怪異的。

且永嘉初天下大亂，元帝再造東晉已是在此十一年之后，即便賈逵廟生金事為時人所信，卻不可能將之在事情發(fā)生的當下與祥瑞聯(lián)系到一起，事出反常而為妖恐怕才是時人想法。之后的修史者對這一特殊場景有別樣的解釋，沈約《宋書·五行志》便說：“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飆起?！?span style="color: #7e8c8d;">（《宋書》卷31《五行志二》，中華書局，1974年，第898頁）《晉書·五行志》此段同于《宋書·五行志》，（《晉書》卷27《五行志上》，第810頁）都將賈逵碑生金一事視為西晉政權分崩離析的征兆。

所謂賈逵碑生金事，大概是對司馬氏政權心有不滿之人，借賈逵表達對司馬氏政權的仇恨和詛咒，生金故事的編造、流傳與汲桑之亂前后發(fā)生，《宋書》、《晉書》因此將之聯(lián)系到一起。而司馬睿一朝“中興”，雖然無力從輿論上消除賈逵碑生金事的全部影響，卻將之依附于五德理論，巧妙解釋為中興之祥瑞。程章燦指出：“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石本來就具有特殊的時間和空間意義。出現(xiàn)于某些特殊場合，配合某些特殊用途，處心積慮而制作的某些特殊造型，傳說中的某些特殊現(xiàn)象，都可能使某些石刻成為神物?！?span style="color: #7e8c8d;">（程章燦：《神物:漢末三國之石刻志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具體到賈逵碑亦是如此。如宋初所編小說總集《太平廣記》便有這樣一則故事：“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后，恒見形于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賈逵碑?！?span style="color: #7e8c8d;">（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第2322頁）似乎該故事實刻于賈逵碑之上，賈逵被立碑大概不僅因為其為政作風受到當?shù)厝嗣竦膿泶?，也因為據說他死后多次被人再次看到影蹤，其廟前栢樹也有砍而復生的靈異現(xiàn)象，故而其廟、其碑多充滿神異色彩，也更為百姓所畏懼。

及至宋代，時人對賈逵碑依然有所認知，《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十·陳州項城縣》記載“賈逵碑，在縣東南二里。詞云：‘賈（按宋本作“君”，當是）諱逵，字安（按此“安”字當為“梁”）道，河東襄陵人也。遷豫州刺史，魏明帝太和二年卒?！簢鴦⑴e等為刻石立碑，史記上有二字生金”云云，（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188-189頁）可見此碑大概北宋尚存。歐陽修曾親見賈逵碑拓片，于《集古錄跋尾》中對比《賈逵碑》與《魏志》，考證了絳人與郭援約之真?zhèn)渭百Z逵卒年等問題，（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集古錄跋尾》，中華書局，2001年，第2156頁）顯示出宋人充分認識到了此碑所能用于證史之價值，但顯然其廟與碑的神異性質已不再被看重。

賈逵祠及碑從單純懷念性質的空間載體，隨著政治形勢變動，其承載的意義也隨之變化，時人對其的解釋也寄托了更多的現(xiàn)實關懷或信仰因素。圍繞其祠與碑的諸種敘事，足以成為我們管窺當時政治氛圍、文化環(huán)境、民眾心態(tài)與輿論形勢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