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3日至14日，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主辦的“近三百年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召開，本文為吉林大學中文系馬大勇教授的總結發(fā)言。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上午好：

一天多會議下來，大家多次感受到培軍兄會議安排的“心機”，我覺得他在我身上“心機”是最重的，讓我第一個發(fā)言，又最后一個發(fā)言，兩頭都把我“拿捏”得死死的。這是玩笑話，正經(jīng)一點說，承蒙本次會議會務組，尤其是王培軍兄的信任，委派我擔任本次會議的總結工作。說實話，多年來會議參加了很多，擔任會議總結的角色則很少，用網(wǎng)絡語言來說，基本上屬于“小白”，所以深覺榮幸的同時，也倍感壓力。因為剛剛開學，課比較多，雜事也多，不容易靜下心來拜讀各位先生的大作，雖然認真聽了一天半的會，也恐怕難以領會各位思想與文章的精髓，那么下面的發(fā)言，其實難副“總結”之名，僅借這個難得的機會匯報一點讀后感而已。

四天前的教師節(jié)，“光影掬塵”公眾號編發(fā)了一期?？?，名為“弦歌漱玉——教育科研界的詩人們”，我和鐘錦兄均在其列。他們約稿時候要求附上自己從事教育科研工作的感想或曰理念，我寫了兩句博士課常說的話：“做有文獻、有思想、有生命的學術，做有情懷、有良知、有定力的學者”，這當然不是大言不慚的自我定位，而是我心目中的最高標準，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我覺得，培軍兄是少數(shù)的有情懷、有良知、有定力的學者”之一，這次小型會議又可加個副標題，稱為“王培軍和他的朋友們”，大家所做的也是“有文獻、有思想、有生命的學術”。以下我就從這幾個方面談一點閱讀感想。

首先是“有文獻”。本次會議名為“近三百年文學與文獻”，“文獻”在后面壓軸，同時也是重中之重。以我不太專業(yè)的眼光來看，提交討論的24篇文章之中，有20篇關乎文獻者，占據(jù)了絕對C位，而且取得了壓倒性優(yōu)勢。同樣以不專業(yè)的眼光做個簡單分類，20篇文章中，讀書札記最多，占了五篇，來自胡文輝、王培軍、劉小磊、嚴曉星、戎默五位；版本考三篇，來自楊焄、卿朝暉、董岑仕三位；人物生平考三篇，來自張旭東、竇瑞敏、李德強三位；交游考兩篇，來自裘陳江、蔡錦芳兩位；書札考兩篇，來自陳文波、王風麗兩位；小說人物形象來源考一篇，來自宋一明先生；作品考一篇，來自宋希於先生；別集內(nèi)部文獻考一篇，來自顏慶余先生；作者考一篇，來自徐洋博士；還有一篇是金石學文獻，來自唐雪康先生的《端方碑帖拓本收藏述論》。如此繁多的種類，加之精審敏銳的考索，儼然有洋洋大觀、異彩紛呈之勢，令人想起《天龍八部》中蕭峰率燕云十八騎突襲少室山的名場面。以上這些文獻考證文章，大多打在我的知識盲區(qū)，一方面讀起來不容易，一方面又滿足了我的好奇心，有一種眼界為之一開的快感，可以說是“痛并快樂著”。

因為我狹隘的知識結構與偏頗的閱讀趨向，同時也因為時間的關系，請允許我省略掉一大部分“不明覺厲”的大作（比如唐雪康、陳文波等先生的文章），而只談幾篇感觸較多者。1.宋一明先生的“鐵臂張”形象考論鉤沉史籍，縱橫捭闔，從人物原型到吳敬梓的閱讀史、創(chuàng)作心理都給出了可信的闡釋，讀之很受啟發(fā)。略微補充一點的是，其中談到莊征君在玄武湖島上居住，客人來訪需要放船才能進入的情節(jié)有可能來自李攀龍故事。李氏在濟南讀書處稱“白雪樓”，據(jù)王士禛《帶經(jīng)堂詩話》《香祖筆記》載：百花洲白雪樓建于小島，無橋。若俗客來，李高臥樓上不出，不放舟引渡；若有文士到來，則“先請投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舴艋渡之，否者遙語曰：‘亟歸讀書，不煩枉駕也’”。2.竇瑞敏老師的《周保珊生卒年考》我只看題目是很陌生的，拜讀后才知道她是陳曾壽的母親，而我比較熟悉的女詞人王真居然拜訪過她。這篇文章令我特別驚異的地方在于其子陳曾則記述母親卒年居然有誤，且一錯兩年，對此，我比較同意董岑仕老師的猜測：陳曾則的《先妣事略》應該有脫文，否則實在不能理解。3.劉小磊兄與我神交多年，文字往來頗多，這次托培軍兄的福才首次見面，他提交給會議的《花隨人圣庵摭憶》札記也完全符合我一貫的印象，一言以蔽之，曰“博雅”。其中乾隆預賜于敏中陀羅經(jīng)被一則最后一句我印象很深：“如果真是賜死于敏中，管世銘這些人還搞什么公祭？”可見在高手那里，常常是可以一句話解決問題的，所謂“寸鐵殺人”是也。4.王培軍兄是當之無愧的文獻大家，他的《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是一部寶藏式的著作，也是我多年來的“枕邊書”之一。與《箋證》相比，本次會議他提交的關于錢鐘書批評吳小如一事的文章，無非是出其緒余，小焉者也，但報告說到吳小如回應錢鐘書文章的微妙心理，揣得很“刻深”，是我所熟悉的培軍兄一貫的“誅心”作風。5.戎默先生的文章我讀得不多，但一直喜歡，也在微信朋友圈里轉(zhuǎn)過，本次與胡文輝先生商榷的《章太炎聞人獻圖不遇再釋》我也讀得很有興味。正如文章末尾所說：“或是或否，還請讀者自行判斷”，我一時還沒有明確的“站隊”傾向。我的感受是，戎默先生提出的一些疑點應該是成立的，但按照現(xiàn)在的解釋（也包括裘陳江老師在回應中提出的第三說），章太炎詩中第三句“卻恨鈐山蟬蛻久”似乎不易落實?？磥磉@首詩還有很大的繼續(xù)探討的空間。6.顏慶余先生是漁洋山人的研究專家，去年顏先生獲得的有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是通訊評審，記得給過很高的分數(shù)（當然那時不認識顏老師，完全是根據(jù)申請書的水平給的）。本次會議文章提出漁洋文集構成的四種現(xiàn)象：重出、互見、追錄、補遺，都非常準確細致，對我們研究一部別集的內(nèi)部建構具有方法論意義。稍微補充一條信息，據(jù)我所知，文中提到的漁洋《南來志》初稿手跡藏在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但是作為文物收藏的，可能不容易見到。7.徐洋博士提交的《南亭四話》作者非李伯元考補一篇也非常有意思，里面提到的陳琰與《南亭四話》的關系似乎還是首次揭發(fā)。其實作者冒名、書商作偽，為求更多利益，這些情況古已有之，并不稀奇。當年我和幾位朋友寫武俠小說，就商定了把“金庸新著”四個字不區(qū)別字體字號印在封面上，讓讀者自己去“誤解”，結果就產(chǎn)生了“金庸新”的筆名。今之視昔，猶后之視今也。

“有文獻”啰唆得夠多了，那也是因為我們會議文獻方面論文太多的原因。其實這些聚焦于文獻的論文也并沒有局囿于文獻，死于其牖下，而是常常在文獻基礎上得出富有啟發(fā)性的理論見解，此之謂“有思想的學術”。比如李德強先生的文章在搜討早逝的湖南詩人舒燾生平軌跡的同時，其注意力尤其集中在晚清湘籍文人的桐城派接受史。我們以往大多把目光放在曾國藩身上，舒燾的出現(xiàn)補充上了一個被人忽略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再比如我的偶像胡文輝先生，無論他的《陳寅恪詩箋釋》還是《現(xiàn)代學林點將錄》，還有他的公眾號“歷史的擦邊球”，我都算是熱心讀者，而且極表拜服。這次胡先生也是出其緒余，提交“以耶入詩”的一些例證，看似“揀到籃里都是菜”，實際上卻指向如何以“舊風格”出“新意境”的大問題，最后得出結論：舊體詩運用新語料是必然的，非如此即無法很好折射自己所在時空的光影，然而有成功有不成功，其分野還是在于詩學功底的厚薄。這一結論固然是從文獻升華到學理性的，同時胡先生自己也是舊風格出新意境的大家，里面隱然包含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會，值得特別重視。

當然，本次會議論文也有少數(shù)幾篇重心不在于文獻的。曾慶雨老師論陳沆、陳曾壽（曾）祖（曾）孫之間的心跡與詩學傳承就非常精彩，指出陳衍“鄭孝胥承接陳沆”說只是基于表層認識，真正得簡學齋法乳的還是陳曾壽，可謂一反陳說，尤其給人啟益。曾老師是葉門弟子，自己的詩詞創(chuàng)作上佳，我和我的學生在相關論著中都有所論列，她的結論不僅基于學者的嚴謹，也基于詩人的手眼，因而很可信服。至于鐘錦先生論王國維對周濟詞學的剽奪更是相當犀利的思想結果。顧隨先生明確聲稱自己私淑王國維，葉嘉瑩先生算是王國維的再傳弟子，鐘先生則以“茗柯正脈”的身份指出王的詞學其實相當“貧薄”“叔本華的哲學光環(huán)在這里起不到什么作用”，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勇氣值得敬佩。由此我又有一點聯(lián)想，其實晚清詩學思想中很有一些“陰奉陽違”的情況，彭玉平先生寫過“晚清詞學的明流與暗流”，指出況周頤“陽奉”南宋而“陰奉”北宋。到了晚年替劉承干撰寫《歷代詞人考略》。才放肆地張揚北宋的清疏詞風，并因此贏得了同樣不好交朋友的王國維的友情，這是特別棒的發(fā)現(xiàn)。我最近寫李慈銘，覺得他對于宋詩也有類似的情況。李慈銘貶抑宋詩，認為宋詩遠在明詩之下，可是你看看他的詩集，和蘇東坡、黃山谷的有一大批，和他稱贊那些明代詩人的幾乎沒有?？磥磉@種“陰奉陽違”的情況不少，鐘先生這篇文章也是一個好例子。

最后一點感想是“有生命的學術”，我覺得這里的“生命”是雙向的：一方面是還原發(fā)掘研究對象的“生命”，當然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引發(fā)的生命感的冥漠交通、同頻共振。我的老師嚴迪昌先生在清代詩詞史撰著過程中特別贊肯同情遺孑寒士群體，而對權力把持者、既得利益層多持警惕質(zhì)疑態(tài)勢，我覺得這里面就有他自己濃烈的生命感滲透其中。本次會議的所有論文當然不同程度都有著研究者的生命能量，但我感觸最深的還是張旭東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末尾提到，自己為什么要考索文乘之子？那是因為記者當年問某位現(xiàn)在已去世的歷史學家為什么要選擇這個研究方向，他沉吟片刻，回答說：“因為我是右派的兒子”，張先生說自己“當時是被擊中的。文公子為復社中人，反復卷入時代潮流中去，考其子嗣問題，猶如問右派的兒子今天如何而已”。這就一下子把明清之際、五十年代到今天，三百年的生命感一下牽扯起來了，真可謂草蛇灰線，令人悚然。張先生加了這一段說明興猶未已，又寫了六首很棒的絕句，其中“寥寥數(shù)語費三年，問我緣何做此篇”“人間總有大悲歡”等句，那種生命感也是沉甸甸地壓在我們心頭，茹之難下，拂之不去。這可能才是我們從事這些“無用之學”最大的驅(qū)動力吧！當然，按照現(xiàn)行所謂“學術規(guī)范”，張先生文章拿去發(fā)表的話，最后一段和幾首詩是一定會被刪掉的，在會議上能夠看到“未刪節(jié)版”，領略到這份生命感，是我們的小幸運。

昨天俞國林兄致辭說，這次會議媒體、出版、公共圖書館界的朋友占了三分之一強，這是國內(nèi)學術會議很少見的。我拿自己的經(jīng)驗印證了一下，確實如此，那就可見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特別是王培軍兄的氣度格局、人格魅力與人脈資源。一天多人數(shù)甚少、議題甚豐、強度頗大的會議開下來，我個人（我相信大家也同樣）有著很大的收獲。希望這樣基于純粹學術興趣的“跨界聯(lián)歡”越多越好，我們都期待著。

時間所限，我也實在說得太冗長了，請大家原諒一個會議總結“小白”的拖沓和掛一漏萬。我平時上課閑話就多，總是晚下課，晚下課我們東北方言叫“壓堂”，所以我在吉大有個外號挺有名的，叫“唐老鴨”。今天又“唐老鴨”了，耽誤各位寶貴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非常抱歉！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