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信

《磨合：近代鎮(zhèn)江的全球化之旅》（中華書局，2025年8月出版，以下簡稱《磨合》，英文原著The Global in the Local: A Century of War,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于2023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極具學術野心的著作。

作者張信，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區(qū)歷史系終身教授。他1977年進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yè)后即赴美深造。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西方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他深受其時流行的地方史研究方法的影響，第一部著作即以地方為視角探索近代中國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關系（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2000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年中華書局推出中譯本《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國家與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系“世界漢學論叢”論著之一）。其后，隨著全球化浪潮的鋪開，全球史隨即興起并迅速發(fā)展，涌現(xiàn)了很多研究和理論。作為在西方學界浸潤有年的中國研究者，張信遍覽西方的中國研究，廣泛涉獵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全球史研究，他嘗試結合全球史與地方史，提出了“全球變化是如何在地方發(fā)生的”另一解答——“磨合”。他以這一概念來描述全球變化與地方社會之間持續(xù)、雙向、充滿張力的調適過程——既非單向壓制，也非截然對立，而是最終走向融合。相關理論思考和實踐即具體呈現(xiàn)于他的新著《磨合》中。

《磨合》一書出版后，在海外漢學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杜贊奇、彭慕蘭等知名學者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杜贊奇稱張信將全球史帶入了一個新的方向，是當今全球研究引領潮流的三人之一——區(qū)別于彭慕蘭和杜贊奇本人的研究。近期，《上海書評》圍繞新書專訪了張信教授。

《磨合：近代鎮(zhèn)江的全球化之旅》，張信著/譯，中華書局，2025年8月出版，333頁，78.00元

“磨合”是您書中譯本的標題，書中也反復出現(xiàn)這個詞，有時帶引號，有時不帶。它在英文原著中對應哪個詞？您在不同語境下是否使用了不同的表達？

張信：在英文原著中，這個詞始終是“negotiation”，或更完整地說是“negotiation process”。表面看是協(xié)商、討價還價，但遠不止于此——它指一種持續(xù)、雙向、充滿張力的調適過程，既非全球單方面壓制地方，亦非兩者截然對立，而是最終走向融合。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等人早就指出，“negotiation”不僅限于商業(yè)談判，還包含交融、矛盾、斗爭乃至生死博弈。我反復思考多年，覺得中國人說的“磨合”最貼切——如同兩個新零件裝在一起，先摩擦、碰撞，甚至冒煙，慢慢卻咬合得嚴絲合縫。這不正是全球變化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真實互動嗎？因此，我可能是第一個將“negotiation”譯為“磨合”的人。書中，我有時加引號，特別是在理論框架部分，強調其為核心概念；有時不加，讓它自然融入歷史敘述，描述鎮(zhèn)江的士兵、商人、牙人、船主、婦女如何日復一日地與外來力量周旋，利用、改造它們，最終把全球變化嵌進自己的生活，也把地方生命力注入全球進程。

《磨合》英文原著的主標題是“The Global in the Local”，意在探討全球與地方的關系?！吨形陌嫘颉犯蚤L篇綜述回顧了學界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地方社會與全球化交融過程——包括但不僅限于中國——的研究，及相關理論。您如何看待全球與地方的關系？

張信：我的研究方法是將全球史與地方史相結合，以此修正全球史研究中常見的二元對立——要么“全球接管本地”，要么“文明沖突導致異質化”。這一理論的完整脈絡與學術基礎已在《中文版序》中系統(tǒng)闡述。這里我重點談談其形成背景。

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史在西方史學界迅速興起，其背景一是現(xiàn)實全球化浪潮，二是學者對“西方崛起”目的論的反思。其中，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功不可沒——他質疑了西歐在經濟和工業(yè)技術發(fā)展上的特殊論，這打破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敘事框架。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多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地方史傳統(tǒng)走來。那時地方史占據主流，我本人早期研究也以河南地方社會為題。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全球史的“自上而下”視角讓地方史似乎突然邊緣化——研究地方的人覺得全球史空洞泛泛，研究全球的人又認為地方史缺乏宏觀意義。更關鍵的是，即便在批判現(xiàn)代化理論之后，許多全球史論述仍暗含其邏輯延續(xù)。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那句“全球化就是現(xiàn)代化的高度發(fā)展”最具代表性，我明確反對這種觀點。正因如此，我嘗試走一條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道路。我不認同喬治·瑞澤爾（George Ritzer）的“全球同質化”論，也不接受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沖突”論。我提出“磨合”（negotiation）這一核心概念，用以描述全球變化與地方社會之間持續(xù)、雙向、充滿張力的調適過程——既非單向壓制，也非截然對立，而是最終走向融合。

在鎮(zhèn)江這個個案中，這一方法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宏觀層面，我將鎮(zhèn)江置于帝國主義興起、亞洲貿易網絡重構、技術全球傳播的背景之下；微觀層面，我沉潛于鎮(zhèn)江這樣一個中小型內陸城市，利用地方檔案、商會記錄、私人日記等資料挖掘牙人、船主、婦女、士兵的日常策略與能動性；雙向互動，全球變化只有通過地方社會才得以實現(xiàn)，而地方社會也在與全球力量的“磨合”中重塑自身。由此，全球與地方不再是割裂的二元體，而是一個共生的連續(xù)體（symbiotic continuum）。鎮(zhèn)江的變遷表明，中國近代史并非被動“納入”現(xiàn)代性，而是一場由無數普通人參與的、具有鮮明地方性的共生演化。英文標題“The Global in the Local”本身就點明了這一點——全球并非凌駕于地方之上，而是內嵌于地方的日常實踐與個體選擇之中。全球化不是單向的“接管”或“摧毀”，而是“磨合”。

在鎮(zhèn)江的百年變遷中，“磨合”體現(xiàn)為：在戰(zhàn)爭層面，鎮(zhèn)江之戰(zhàn)不是簡單的“西方沖擊”，而是全球軍事擴張與地方社會恐懼、貞節(jié)觀念、集體記憶交織的產物，婦女的“仁慈殺戮”正是地方文化對全球暴力的極端回應與重構；在商業(yè)層面，牙行制度并未因全球貿易體系的到來而消亡，反而成為連接上海金融中心與內地市場的中介樞紐，牙人利用傳統(tǒng)人脈與行業(yè)慣例，將全球糖貿、銀元流通嵌入本地規(guī)則，實現(xiàn)了主動的“接軌”；在技術層面，小蒸汽船的傳播并非被動接受，而是船主、碼頭工人、地方政府、外國領事館多方博弈的結果，技術被改造為服務于內地短途運輸的“雞鴨船”，國家權力也借此向下滲透，地方社會則在夾縫中尋求生存與發(fā)展。因此，全球化不是發(fā)生在地方“之上”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地方的能動性得以實現(xiàn)并被重塑的歷史過程。鎮(zhèn)江的士兵、商人、船主、婦女并非被動適應者，而是歷史的共同作者。他們以各自的智慧、堅韌與策略，在全球浪潮中掙扎、利用、創(chuàng)造，最終推動了中國社會走向一種具有鮮明地方性的近代化。

英軍攻占鎮(zhèn)江城

您提到，最初計劃通過蕪湖、揚州、安慶、南通、鎮(zhèn)江五城的歷史來考察“全球寓于地方”這一主題。這五城在地理、區(qū)位與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其近代轉型內容也十分豐富。為何最終成書時選定鎮(zhèn)江？除資料豐富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張信：我的第一本書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時，編輯與我討論后續(xù)計劃，她對以長江中下游幾座中小型城市展開研究很感興趣。我隨之按此計劃搜集資料并開始寫作，但寫著寫著，感到只是在展示歷史考證功夫與英文寫作能力，缺乏興奮點。于是，我決定推倒重來：重新構建理論框架，重新審視并完善史料。鎮(zhèn)江資料最為完整，我便以此為重點重新開始，越研究越興奮，仿佛在為自己尋找全球變化與地方社會發(fā)展之間關系的答案，最終寫成此書。

如你所說，這五城確有相似性，在我關注的三個方面——戰(zhàn)爭、貿易、技術——均發(fā)生了不同變化。但鎮(zhèn)江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它直接遭受外國入侵；二是它在近代亞洲貿易網絡轉型的關鍵期具備其他城市所沒有的特征。近代亞洲貿易轉型的核心是上海的興起。上海不僅取代廣州成為中國主要的經濟中心，更成為中國與全球——特別是歐洲——聯(lián)系的樞紐。我在書中提出“上海貿易網絡”這一新概念，不是指上海與其周邊中國城市形成的網絡，而是借鑒日本學者的發(fā)現(xiàn)：上海形成了一個以中國商人團體為主導的獨特亞洲貿易網絡，涵蓋上海與日本、韓國部分地區(qū)及鄰近島嶼。例如，英國布匹并非直接銷往日本，而是先運至上海，由中國商人轉口至日本及其他地方。濱下武志認為，近代中國貿易網絡與傳統(tǒng)朝貢體系基本吻合，上海崛起后，這一區(qū)域仍通過既有連接成為亞洲與世界其他國家相連的關鍵節(jié)點。若研究五城，我本可深入探討其受影響的過程。但我最終聚焦鎮(zhèn)江，是因為它在十九世紀中后期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經濟轉型中，提供了觀察中國傳統(tǒng)貿易體系瓦解并融入全球貿易網絡最清晰的窗口——這一過程在其他通商口岸（如蕪湖、安慶、南通、揚州）雖有體現(xiàn)，但遠不如鎮(zhèn)江完整、典型且層次豐富。

鎮(zhèn)江地處長江與大運河交匯的戰(zhàn)略要沖，長期作為漕運咽喉，承擔傳統(tǒng)“九大貿易區(qū)”體系下南北貨物中轉的樞紐功能。廣州、潮州糖商攜白糖、紅糖北上，江蘇北部、安徽、山東等地豆餅、芝麻、花生南下，南北商人匯聚鎮(zhèn)江，卻因本地習俗禁止直接交易，須通過牙行這一“第三方”中介完成。牙人憑借信息壟斷與人脈網絡，使用“拉子”“吃盤子”“欠分量”等手段，不僅操控市場，還將傳統(tǒng)經紀制度深深嵌入跨區(qū)域貿易鏈條之中。然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后，上海崛起為亞洲貿易與金融中心，遠洋蒸汽船沿海岸線運行，大運河逐漸淤塞，鐵路逐步興建，舊有的以內河水道為主的跨區(qū)域貿易體系開始瓦解。大宗南北貨物貿易逐漸轉向天津、漢口等地，鎮(zhèn)江的傳統(tǒng)樞紐地位看似面臨終結。但鎮(zhèn)江并未衰落，而是實現(xiàn)了從“跨區(qū)域樞紐”到“專業(yè)化中介城鎮(zhèn)”（brokerage town）的轉型，成功嵌入以上海為中心的亞洲—全球貿易網絡。這一轉型的核心在于：商品結構專業(yè)化，鎮(zhèn)江放棄大宗長途轉運，專注“糖—北貨業(yè)”等特定品類集散，南糖北上、北貨南下，規(guī)模雖縮減，卻更緊密對接上海市場需求；傳統(tǒng)制度既有韌性又被重塑，牙行制度未被西方商行或新興商幫取代，反而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獲得新生，牙人繼續(xù)利用本地規(guī)則與人際網絡，將全球糖貿、銀元流通嵌入傳統(tǒng)交易框架；金融體系主動接軌，鎮(zhèn)江錢業(yè)公所每日公布各類外洋銀元匯率，統(tǒng)一折算為上海“九八規(guī)元”，并在上海設立辦事處，推行“見票批期”機制，為本地錢莊信用狀提供真實性擔保，這些創(chuàng)新顯著促進了鎮(zhèn)江與上海之間的資本流動與貿易結算，奠定了其“銀碼頭”之稱。蒸汽船的普及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轉型。遠洋輪船不再深入內地，內河短途運輸需求反而為小蒸汽船創(chuàng)造了生存空間。鎮(zhèn)江本地船主靈活應對，或掛外國旗，或引入洋人入股，規(guī)避官方限制與洋行競爭；民族資本亦借一戰(zhàn)機遇填補市場空隙，將小蒸汽船改造為服務鄉(xiāng)村與城鎮(zhèn)的“雞鴨船”。因此，鎮(zhèn)江的變遷并非被動納入全球體系，而是地方社會基于既有制度、文化與人脈網絡，主動、策略性地與全球變化進行“磨合”的結果。傳統(tǒng)經紀制度、金融創(chuàng)新、技術改造、國家權力滲透，共同塑造了這一過程，最終使鎮(zhèn)江贏得“銀碼頭”之稱。這正是全球在地方的嵌入與地方對全球的重塑的典型體現(xiàn)。

近代鎮(zhèn)江航道上的蒸汽輪船

基于以上兩點，我選擇了鎮(zhèn)江。因為若討論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百年間世界最主要的變化，大家公認有三大方面：一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速，二是以工業(yè)化技術為主的世界技術變革，三是西方國家為對外擴張和爭奪殖民地而發(fā)起的戰(zhàn)爭。在鎮(zhèn)江的變遷中，我們不僅看到了西方工業(yè)化國家發(fā)動的戰(zhàn)爭對中國造成的打擊與破壞，也看到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貿易網絡同時發(fā)生的深刻改變。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領略到工業(yè)化國家的技術如何滲透并影響中國社會。

另外四城近代轉型中，有張謇、李鴻章這樣“大人物”對地方影響深遠。在您思考全球與地方問題時，他們是否在考慮之中？您如何看待他們在地方的作用？

張信：確實，蕪湖成為米市是李鴻章的決策。但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并非聚焦“大人物”，而是以“小人物”為主，這是有深層原因的。

我得先從近幾十年來美國史學界對“小人物”的重視談起，也就是從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流行說起。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歐美興起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我這次在北大和清華的講座也詳細談及這一潮流。后現(xiàn)代主義對歷史研究不可忽視的貢獻，在于它傾向于研究普通人而非精英人物。在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中，若我寫一本關于李鴻章的書，不會引起特別關注；寫章炳麟的書，或許有人會讀；但更多人會欣賞關于普通市民的著作。當初寫這本書時，我懷有很大的雄心，我想寫出一部能被學術界認可的作品，因此決定聚焦普通人。然而，研究普通人極為困難，因為資料稀缺且難以從零散材料中提煉出有價值的內容，我必須一份份翻檢小報，在其中拼湊信息。西方學者認為，若能成功整合這些碎片，你就是有真本事的人。我的野心正在于此，所以著重書寫了普通人，而未將張謇、李鴻章這樣的人物置于核心。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像張謇這樣的地方性“大人物”對我們毫無意義。恰恰相反，他們在地方上的作為——如修公路、建新型工廠等——對中國地方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地方社會正與全球經濟接軌的關鍵時期，作用尤為突出。但正因“小人物”研究難度極高，且目前關于鎮(zhèn)江這類中小型城市普通人生活的描述仍顯不足，我才將重點放在了“小人物”身上。

接下來想談談商人。書中商人出現(xiàn)頻率很高，不僅在貿易網絡部分，在西方技術（蒸汽船）章節(jié)也是如此。是否因為相較普通百姓，商人四處奔走，對時局變化更敏銳？

張信：我之所以特別討論這些商人，是為了從鎮(zhèn)江的視角呈現(xiàn)中國原有貿易體系的瓦解。在中國傳統(tǒng)貿易體系中，商幫走南闖北是一個關鍵特征。老實說，這些商人本身就是普通民眾的一部分。順便一提，我的第一本書《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主要研究的是地方精英。而在撰寫《磨合》時，我借鑒了一位印度史研究者的觀點，對“地方精英”概念進行了修正，提出精英身份是相對的。

張信著《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

《磨合》中的余百川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余百川最初只是個挑擔沿街叫賣小貨的行商，常到一家店鋪歇腳吃飯。由于來往頻繁，他開始幫店里修東西、搬運貨物，店主逐漸喜歡上他。后來店主年老返鄉(xiāng)養(yǎng)老，便將店鋪交給他，他引入自己的商業(yè)人脈。余百川由此逐步發(fā)跡，最終成為地方商界領袖，做了許多促進本地經濟的事務，躋身歷史研究中所稱的地方精英之列。在研究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這類事例比比皆是。整個商人群體，其身份轉變、地位更替都極為靈活，并非固定不變。這些人可能從小的零售或批發(fā)生意起步，依托江南地區(qū)的貿易環(huán)境，在地方與更廣區(qū)域之間流動，從而積累財富并改變社會地位。

您在書中講鎮(zhèn)江在近代貿易轉型中的地位變化，從傳統(tǒng)商貿重鎮(zhèn)變?yōu)槁?lián)系大城市與鄉(xiāng)村的一個節(jié)點，這讓我想到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模式中的市場等級。

張信：我這本書以鎮(zhèn)江為焦點，但鎮(zhèn)江代表了一類與之相似的中小型內陸城市。在中國，這類城市的數量遠超大城市，而西方學界對它們的關注卻極為不足，因此我決定以它們?yōu)檠芯繉ο蟆?/p>

施堅雅是美國歷史地理研究的領軍人物。他基于對四川的深入考察，將中國劃分為九大貿易區(qū)——而非經濟區(qū)，每個貿易區(qū)相對獨立。施堅雅的這一框架頗具價值。與他的研究同樣出色的還有羅威廉（William T. Rowe）的城市研究，他們運用大量數據闡釋了中國傳統(tǒng)貿易體系的內部結構、商人的運作機制及其延續(xù)發(fā)展。然而，他們未能解答一個關鍵問題：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一貿易體系究竟如何轉型。施堅雅雖涉及農村，但很少探討大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聯(lián)系如何維系。當然，他提到兩者存在關聯(lián)，例如小販前往較大城市采購后返回，通常以四天路程為宜，但并未說明轉型期內城市與農村關系發(fā)生了何種變化。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采購行為不再固定于某一城市：過去人們必然前往特定城市進貨，而隨著輪船等新技術的出現(xiàn)，尤其是蒸汽船的普及，一旦上海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其他地區(qū)的貿易角色隨之調整，采購路線改變，目的地更加分散，不再像以往那樣固定。這是施堅雅等人未曾討論的議題，我試圖填補這一空白。我向讀者展示了轉型后，鎮(zhèn)江這樣的城市如何成為上海的中轉樞紐。在寫作本書時，我發(fā)現(xiàn)對鎮(zhèn)江這類中小型城市如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連接大城市與鄉(xiāng)村，仍然存在關于城市與農村聯(lián)系變遷的疑問，這一命題在費正清主導的“西方沖擊—中國反應”論受到廣泛批判后，鮮有深入探討。這是一個重要議題，卻未能持續(xù)展開。我在本書中有意識地拾起這些前人未談及、未解決或未繼續(xù)討論的問題，借助我的理論框架加以剖析，并以鎮(zhèn)江為案例進行說明。

鎮(zhèn)江是您思考全球變化與地方互動的一個落點，但英文書名中不見“鎮(zhèn)江”。從更大地理范圍看，如何在您的理論中理解時空差異較大的近代中國？

張信：是的，我的著眼點甚至不限于中國，而是希望從鎮(zhèn)江這一點出發(fā)，讓讀者看到其在全球范圍內可能的發(fā)展情況。我以一點觀整體。書中討論的戰(zhàn)爭（軍事變化）、貿易網絡（經濟變化）和蒸汽船（技術變化），在近現(xiàn)代史中屬于全球范圍內發(fā)生的三種主要變化。當然，從全球看，并非每個國家都發(fā)生戰(zhàn)爭。但對研究者而言，我需找到一個最能反映全球變化的點，通過對此點的討論，揭示其在中國發(fā)生了什么，并以此為參照，與其他國家其他點上的變化比較。這就是我的目的。任何事物——如技術發(fā)展——都有先后，不可能均衡地出現(xiàn)在每個角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盡量找到一個能反映最多情況的點。打個比方，或許不完全準確：若研究一種疾病如何影響社會，我們往往選擇病情最突出的地區(qū)。這樣可將其作為例子，展示疾病在此地迅速形成氣候的過程，進而推測其他地方可能發(fā)生的情況。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希望提供這樣具體的案例。

可以將這本書理解為一部微觀全球史的著作嗎？

張信：我希望從微觀中窺探宏觀，從一個點看到一個面。從這個意義上說，若你認為這是一部微觀全球史著作，那么我希望這部微觀全球史既有扎實的地方社會研究，又具備解釋全球變化的宏觀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