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政策往往針對特定行業(yè)，例如汽車、鋼鐵、銅或鋁等。此類關稅對被保護行業(yè)的影響已為人所熟知：由于關稅提高了相關產品的價格，國內企業(yè)的投入使用、生產規(guī)模、工資水平和利潤都會上升，而被征稅商品的進口則會減少。

而特朗普2.0關稅的政策野心要大得多，這些關稅幾乎適用于所有國家和幾乎所有商品，目標也不限于保護某一行業(yè)，而是意在宏觀層面——擴大制造業(yè)就業(yè)，提高美國的總體產出、工資和生產率，并縮小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

問題在于，局部規(guī)律并不能無條件地適用于整體，簡單地假設總體經(jīng)濟會像單個行業(yè)那樣受益，很容易陷入了“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事實上，普遍性關稅引發(fā)的宏觀經(jīng)濟沖擊，甚至可能會使其在行業(yè)層面的推論失效。

關稅、匯率、整體經(jīng)濟活動與貿易平衡

關于普遍性關稅對總體經(jīng)濟活動的影響，最常見的誤解源自對國民收入恒等式 Y=C+I+G+X-M 的簡單理解。沒錯，高關稅會減少進口（M）；但許多人據(jù)此錯誤地推論，它必然提高貿易順差（X-M）、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就業(yè)水平。事實上，廣泛實施的普遍關稅將引發(fā)一般均衡調整，其最終對總體產出與就業(yè)的影響則充滿不確定性。

關稅的支持者希望通過關稅來刺激國內經(jīng)濟活動。但如果經(jīng)濟中不存在長期的失業(yè)問題，那么匯率的變化通常會抵消關稅帶來的大部分或全部額外需求效應。匯率升值會使進口商品更便宜，從而部分抵消關稅對進口需求的抑制作用；同時，升值也會使本國產品對外國買家而言更昂貴，進而抑制出口。因此，從宏觀角度看，關稅在征稅進口的同時，也等于對出口征稅，結果是貿易平衡未必改善，GDP也未必上升。

這些效應與貨幣貶值的效果形成鮮明對比——后者相當于同時征收進口稅和提供出口補貼，因而能夠改善貿易收支。其福利影響則更為復雜：貶值之所以能產生有利的宏觀經(jīng)濟效應（如降低失業(yè)率），恰恰是因為它惡化了貿易條件；而關稅則可能改善貿易條件。

在今年上半年的關稅動蕩中，美元并未像理論預測那樣升值，反而總體貶值。這種偏離理論的現(xiàn)象，反映出特朗普2.0的關稅威脅反復無常的特性，以及市場對外國報復與美國經(jīng)濟放緩的擔憂。更重要的是，匯率主要由金融賬戶交易決定，而非僅由貿易流決定。市場對美國其他政策的不確定性——包括總統(tǒng)對美聯(lián)儲的攻擊、大規(guī)模財政赤字法案的通過、以及制度性信任的削弱——都促使全球投資者拋售美元。

還有若干額外因素會導致關稅對產出與就業(yè)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對2018–2019年美國關稅政策的行業(yè)層面研究表明，對中間產品（如鋼鐵和鋁）的加稅損害了制造業(yè)就業(yè)。這類對投入品征稅的不利影響在宏觀層面被放大，從而抑制總體投資。與此同時，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也會削弱總需求，尤其是打擊企業(yè)投資意愿。

此外，關稅會推高消費者價格，從而壓縮實際收入與消費。這對儲蓄率較低的低收入家庭的打擊尤為嚴重。正如多恩布什（Dornbusch）指出的，政府對關稅收入的處置同樣至關重要。如果將關稅收入用于削減公共債務，則效果相當于財政緊縮。如果將這部分收入返還給公眾，雖然會因效率損失而無法完全抵消關稅造成的實際收入下降，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負面效應——前提是返還分配與關稅造成的損失在收入群體之間大致成比例。相反，如果政府把關稅收入用于為累退性的減稅政策提供資金，那么整體效果也是收縮性的。事實上，根據(jù)美國預算實驗室（Budget Lab）的估計，《OBBBA法案》和現(xiàn)行關稅政策的綜合影響預計將使80%的美國家庭的稅后收入下降。

與特朗普2.0設想的不同，上述諸多因素（包括投資下降、消費緊縮與需求不確定性）都可能導致GDP下滑，即使貿易平衡表面上出現(xiàn)改善，也只是因總需求及進口需求的同步萎縮所致?？傊P稅很難成為促進增長或就業(yè)的有效宏觀工具。

關稅、制造業(yè)和外資

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的主要動因之一，是相信高關稅能夠顯著提升制造業(yè)就業(yè)。

制造業(yè)之所以被推崇，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它是高薪中等技能崗位的重要來源，是美國“腹地”穩(wěn)定的支柱力量，也是國家創(chuàng)新能力的核心源泉。許多關稅支持者認為，美國制造業(yè)的衰退是由于長期的貿易逆差，只要通過征收關稅消除逆差，就能恢復制造業(yè)的繁榮，并彌補全球化帶來的歷史性損失。一些人甚至主張復制19世紀末美國工業(yè)化時期的高關稅政策。

然而，歷史背景早已不同。19世紀的美國還是以農業(yè)為主的經(jīng)濟體，農業(yè)生產率的快速提升釋放出了大量勞動力，進而流向工業(yè)部門（以及隨后擴張的服務業(yè)）。但這種“農業(yè)剩余勞動力”早在二戰(zhàn)結束時就已消失。戰(zhàn)后，美國制造業(yè)就業(yè)占比持續(xù)下降，勞動者逐漸轉向服務業(yè)；而服務業(yè)的生產率增長（直到近年）普遍低于制造業(yè)。這一趨勢并非美國獨有，而是全球范圍內的普遍現(xiàn)象——無論一個國家是貿易順差還是逆差，其制造業(yè)就業(yè)占比都呈現(xiàn)長期下降趨勢，且迄今沒有任何國家出現(xiàn)逆轉。

用關稅來復興制造業(yè)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勒納對稱定理”（Lerner Symmetry Theorem）。根據(jù)勒納的理論框架，進口關稅在經(jīng)濟效果上等同于出口稅。若一個充分就業(yè)的經(jīng)濟體通過關稅手段來增加此前依賴進口的產品的國內生產，那么生產這些產品所需的勞動力勢必來自出口部門，因此制造業(yè)就業(yè)或貿易逆差未必會得到改善。

也許有人會問：這些新增勞動力為什么不能來自服務業(yè)呢？實際情況比看上去要復雜。由于服務業(yè)產品大多不可貿易（nontradable）——它們無法進口，必須在國內供給——因此，除非國內居民消費和企業(yè)對服務的需求下降，否則服務業(yè)無法顯著收縮。在既定資源約束下，制造業(yè)就業(yè)的擴大，必須以總支出（C + I + G）——其中包含服務支出——相對于總產出（Y）的下降為前提，從而形成更高的凈出口（X-M）以及服務業(yè)相對價格與供給的下降。換言之，關稅要取得刺激制造業(yè)的效果，首先必須實現(xiàn)貿易赤字縮減或順差擴大。但正如上文所說，關稅并不能實質性改善貿易失衡。

最后，還有一種可能性是，外國投資或許能通過增加美國的資本存量，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關稅政策帶來的問題。美國政府的確也希望通過筑起更高的關稅壁壘，引發(fā)一波外資流入潮。然而，關稅同時也會產生一些驅趕外資的自然力量，甚至可能讓目前已經(jīng)在美國生產的外國企業(yè)也選擇撤出。

關稅上升后，那些在美國市場上原本憑借壟斷力量獲取超額利潤的外國出口商，可能仍能通過在美國設廠來繼續(xù)獲得（雖然較低的）利潤。如果這些利潤仍高于他們在本國生產并出口到美國所能獲得的收益，他們就可能選擇在美國建立生產基地。但他們面臨的負面要素也不少：關稅導致中間產品價格上升，從而提高生產成本；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使長期投資風險增加（尤其因為投資通常具有較高的沉沒成本，只能在很長時間內逐步回收）；此外，還有結構性阻礙，如勞動力短缺、對外國游客、工人和學生的不友好政策，以及對美國制度性穩(wěn)定性被削弱的擔憂。

關稅和通脹

作為一種進口稅，關稅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價格上升的幅度取決于進口供給曲線的斜率?！白顑?yōu)關稅”理論認為，小國在世界市場上是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s），而大國則有能力影響世界價格，從而使部分關稅負擔轉嫁給外國出口者。然而，如前所述，來自2018–2019年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證據(jù)表明，關稅幾乎“完全傳導”（pass-through）到美國國內價格之中。

盡管像特朗普政府這樣長期、廣泛且高水平的關稅在近代經(jīng)濟史中極為罕見，但大多數(shù)經(jīng)濟模型和實證研究均指出，美國的家庭與企業(yè)將承擔關稅負擔的主要部分。

和2018年–2019年的關稅戰(zhàn)一樣，今年新一輪的美國關稅也推高了消費品價格。哈佛商學院D3研究所對高頻零售價格數(shù)據(jù)的研究證實，3月初至9月初，新一輪關稅對消費品價格造成了顯著影響，雖然傳導率不至于達到100%，但可替代的國內商品價格也隨之上升，而外國出口商降低出廠價的證據(jù)幾乎不存在。而Budget Lab的研究則發(fā)現(xiàn)，2025年關稅有 61% 至 80% 被傳導到消費者核心商品價格上，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此外，從更宏觀的數(shù)據(jù)看，美國進口商自身可能吸收了相當一部分關稅損失。

原則上，關稅應當導致一次性的價格水平上升，而非持續(xù)性通貨膨脹。然而，由于最終產品的價格存在一定的黏性，價格調整存在滯后，使得價格水平?jīng)_擊在時間上擴散，進而在一段時期內表現(xiàn)為較高的通脹率。若關稅針對的是中間產品，這種效應將被進一步放大并延續(xù)更久。

美聯(lián)儲的一項研究從實證與理論兩個角度探討了貿易成本沖擊（包括但不限于關稅）對CPI通脹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如果一國的貿易成本相對貿易伙伴上升10個百分點，則在其他全球效應不變的條件下，若該沖擊作用于最終產品，第一年CPI上升約 0.65個百分點；若作用于中間品，則上升約 0.58個百分點，但持續(xù)時間更長，同時 GDP顯著下降。該模型的關鍵機制在于價格通過生產網(wǎng)絡（production networks）的傳導效應，輸入品價格的上升往往引發(fā)更持久的通脹。

關稅的通脹效應還取決于貨幣政策反應。若貨幣政策保持寬松（即不抵消價格上升），則通脹沖擊會更強且更持久。匯率變化同樣具有影響——若關稅實施時本幣升值，則升值可以部分抵消進口價格與通脹的上升。然而對美國而言，這一機制的作用較小。原因在于，大多數(shù)美國進口是以美元計價的，美元價格往往具有黏性，調整速度較慢，即使美元升值也難以在中期顯著緩解關稅帶來的物價上升。

資本流入稅

自1975年以來，美國的貨物貿易收支一直為負。不少人認為，這是當今國際經(jīng)濟秩序對美國不公的明證，對此，他們有兩種主要（但并非互斥）的讀解：

第一種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源于他國在貿易和匯率上的掠奪性做法，因此保護性關稅可以視為一種補救措施。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關稅對貿易逆差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第二種讀解認為，美國長期的高貿易逆差主要源自外國對美國資產的強烈需求。這種需求帶來國際資本流入，根據(jù)國際收支恒等式，資本賬戶盈余必須等于經(jīng)常賬戶赤字。資本流入通過以下機制擴大貿易逆差：（一）推高美國資產價格，從而刺激消費與投資；（二）壓低利率，進一步刺激需求；（三）推升美元匯率，使進口更便宜、出口競爭力下降。

因此，一些學者主張對資本流入征稅，以削減美國的貿易逆差。2019年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與塔米·鮑德溫（Tammy Baldwin） 曾就此提出立法方案。

與進口關稅不同，資本流入稅確實會抑制資本流入，從而必然減少外部赤字。其效果包括推高利率、壓低資產價格；提高儲蓄、壓縮投資。盡管該稅只針對外國借款，但由于外國投資者是美國的邊際貸款者（marginal lenders），整個經(jīng)濟的利率都會上升，正如進口關稅不僅提高進口商品價格，也會推高替代品的價格一樣。

這種稅收將損害經(jīng)濟增長，并削弱美國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這恰是美國在可貿易金融服務領域的比較優(yōu)勢來源。有專家認為資本流入稅的副作用較為溫和，但這是建立在“美國投資不受影響”的假設上，而這一假設顯然不成立。

此外，資本流入稅將對金融業(yè)造成顯著負擔。美國向外國居民出售金融資產的月度交易總額至少達5萬億美元。若征收1%的稅，每年可帶來約 6000億美元稅收，但同時會大幅壓縮跨境金融活動，造成市場扭曲。

目前，由于長期貿易逆差導致的累積借債，美國的凈國際投資頭寸（NIIP）在2025年第一季度末已達到 ?82% 的GDP。理論上，一個足夠大的債務國可能通過征收借貸稅改善全球借貸條件（即降低全球實際利率），但國內借款者仍需支付含稅后的更高利率，從而帶來負面經(jīng)濟效應。

在理論上，資本流入稅改善借貸條件的可能性類似于上文討論的“最優(yōu)關稅”。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稅還可能通過削弱美元匯率，間接減少美國對外國的債務負擔。由于美國的對外借款以美元計價，而其對外放貸多以外幣計價，若資本流入稅導致美元顯著貶值，將在賬面上把數(shù)萬億美元從外國債權人那里轉移到美國。但顯然，如果美國試圖系統(tǒng)性地利用這一渠道，將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提高美元借貸風險溢價，從而抵消任何“最優(yōu)關稅”式的收益。同樣地，資本流入稅引發(fā)的股債價格下跌也會改善美國的NIIP，但代價是國內經(jīng)濟受損。

總之，對美國來說，資本流入稅帶來的損害遠大于理論收益。當然，在特朗普2.0政策未能縮小貿易逆差、而財政赤字繼續(xù)擴大的背景下，這一政策主張可能轉移注意力，從而在政治上獲得新的支持。

結論

2025年是美國聯(lián)邦稅收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2025年的稅收和預算立法大幅削減了美國預期的所得稅收入，一方面將2017年的臨時減稅措施永久化，另一方面又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臨時減稅措施，2029年國會很可能會將其再次延長。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大幅提高并擴大了關稅的使用。到2025年8月，關稅收入激增至每月約300億美元，其中約230億美元是較2024年同期新增的收入。如果這些廣泛征收的關稅能夠在司法挑戰(zhàn)中存活下來，未來十年關稅收入可能累計高達2萬億美元。然而，這一數(shù)字仍僅為當前聯(lián)邦所得稅收入的一小部分，難以彌補減稅造成的財政缺口。

從傳統(tǒng)稅收政策的角度看，這種財政重心從所得稅向關稅的轉移缺乏合理性。首先，關稅是一種特別低效的稅收形式，會破壞貿易收益。2025年夏季的關稅水平帶來的效率損失約占其稅收收益的三分之一，而且這一估算尚未計入“尋租”所造成的額外成本。其次，關稅的累退性極強，對低收入家庭造成的負擔遠高于高收入者。最后，當前的美國關稅政策體系復雜而不確定，不斷變化的政策使進口商和海關面臨高昂的行政成本，也為腐敗與政策尋租提供了空間。

加征關稅的主張，往往出于兩個訴求：一是矯正美國的貿易失衡；二是振興美國制造業(yè)。但從經(jīng)濟邏輯與經(jīng)驗看，這些訴求都難以通過關稅來實現(xiàn)。

高關稅無法根治美國的貿易失衡。作為凈借款國，美國的經(jīng)常賬戶赤字并非由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引起，而是由國內財政赤字和高消費傾向導致的結構性失衡。當前，在和平時期與充分就業(yè)環(huán)境下，聯(lián)邦預算赤字仍超GDP的6%。此外，高關稅雖然會減少進口，但也會削弱出口——因為關稅將經(jīng)濟資源從出口行業(yè)重新配置至進口替代行業(yè)；出口還將受到報復性措施、美元可能升值以及關稅中間品成本上升導致的競爭力下降等因素的損害。

關稅同樣難以推動美國制造業(yè)復興。相反，高關稅將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中間品價格提高），供應鏈中斷，并且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投資風險。雖然部分進口競爭行業(yè)可能受益，但其他部門將同步萎縮，經(jīng)濟整體效率下降，最終導致價格水平上升、增長放緩。

歸根結底，將關稅視為普遍性財政收入來源是一種錯誤做法。事實上，其他發(fā)達國家都普遍避免依賴關稅作為主要財政工具。在基于規(guī)則貿易體系中，它僅可用作補救措施，或者在短期內幫助產業(yè)適應新的市場環(huán)境。限制與競爭對手的貿易以及降低供應鏈風險可能需要適度征收關稅，但即使是這些情況也會造成附帶損害，并導致貿易格局重組，因此需要謹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