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代際傳遞最隱蔽卻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社會學者許玲玲的答案是：時間。

許玲玲是英國杜倫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她今年出版的新書《時間繼承者：時間不平等如何塑造中國高等教育流動性》剖析了不同階級和家庭背景的人如何使用——以及“誤用”——自己的時間。經(jīng)過近十年的追蹤研究，她訪談觀察了中國內(nèi)地、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和英國超過100名學生、管理人員和家長，發(fā)現(xiàn)了“時間財富”和“時間債務”之間的鮮明對比。

“時間始終是不平等延續(xù)的關鍵力量，不管是通過遺產(chǎn)直接傳遞，還是通過出生時獲得的社會文化優(yōu)勢間接傳遞?！痹S玲玲說。

許玲玲認為，繼承的資產(chǎn)能產(chǎn)生被動收入，讓人免于數(shù)年甚至數(shù)十年的工資勞動，從而有閑暇追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說的“自由選擇的、無功利目的”的活動。同樣，繼承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素養(yǎng)也能提供捷徑，而這些捷徑本來需要多年時間才能獲得。不了解這些捷徑的人，往往會做出“自毀前程”（self-sabotage）的選擇。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等記者通過研究環(huán)境和個人情況來解構精英制度，許玲玲的學術研究則指出，階級和地區(qū)不平等在塑造成功觀念中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時間財富或債務帶來的心理影響。

“充裕的時間財富能培養(yǎng)人與時間之間非常安全的關系——對未來有安全感、確定性和從容不迫。”許玲玲在談到長期博弈所需的心態(tài)時說。相反，那些靠家庭犧牲獲得機會、生活在“借來的時間”上的人，往往帶著“償債心態(tài)”，渴望快速回報，追求速度，被低自尊和壓力困擾。

在許玲玲任教的英國，資源獲取仍然取決于地理位置（location），學者們稱之為“郵編彩票”（postcode lottery）。同樣，在中國戶口制度下，教育資源和就業(yè)機會仍然集中在城市。因此，弱勢背景的人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抵達人生重要節(jié)點，而資源充裕的人則看起來輕松過關。事實上，許玲玲在書中提到，很多農(nóng)村學生第一次踏入大學校園，就是報到注冊第一年課程的那一天，完全沒有時間和機會了解高等教育的“游戲規(guī)則”。

許玲玲對這種時間不平等有切身體會。她出生在中國大陸的農(nóng)村家庭，記得30歲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時，她23歲的室友——一個來自劍橋校友世家的白人男性——曾當面嘲笑她的年齡。從很多方面來說，這項研究對她有療愈作用。

“提出償債心態(tài)（debt-paying mentality）這個概念時，我經(jīng)常邊哭邊寫?！痹S玲玲說，“既痛苦又安慰——痛苦是因為觸及舊傷疤，安慰是因為它幫我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和受訪者?！?/p>

許玲玲的研究在當今中國格外緊要。在中國，年輕人如何使用時間有著更深層的含義。眼下，很多年輕職場人感覺自己在與時間賽跑：一邊要應對孕產(chǎn)歧視，一邊還要面對年齡門檻——很多單位招聘普通崗位只要35歲以下。雖然近年來某些行業(yè)開始反對年齡歧視，但這種現(xiàn)象依然普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與許玲玲聊了聊她的研究，以及中國正在發(fā)生的時間焦慮現(xiàn)象。

（左）《時間繼承者：時間不平等如何塑造中國高等教育流動性》書封；（右）作者許玲玲

能否分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實則深刻影響個人成功機會的時間繼承例子？

許玲玲：書中我認為，處于劣勢的人，時間繼承往往伴隨著時間債務（試圖用額外的時間和勞動來“收支平衡”）。

比如我說的“生存陷阱”（survival trap）。Ku在上世紀80年代出生在湖北省一個小村莊，是個“超生子女”，父母在獨生子女政策下被罰了一大筆錢，讓本就拮據(jù)的家庭雪上加霜。經(jīng)歷艱難的學術之路后，Ku的理想是專注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但他坦言，那些跟自己研究興趣無關的項目或請求，他都沒法拒絕。他迫切需要多賺錢養(yǎng)家，同時還要留在一線城市的單位。這迫使他調(diào)整了時間安排，只顧眼前的經(jīng)濟需求，忽視了長期的職業(yè)發(fā)展。

“資質(zhì)陷阱”（qualification trap）的例子是化名Norman的受訪者。他來自香港工人階層低收入家庭，2022年我采訪他時，他說后悔浪費三年讀國際法碩士。Norman已經(jīng)在北京一所頂尖大學讀完本科（這意味著他只需參加資格考試就行）。他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當訴訟律師，但太晚才發(fā)現(xiàn)，走這條職業(yè)道路根本不需要碩士學位。我問他為什么要讀這個學位，他說：“周圍人都在讀研，我覺得自己也得讀。”

這個例子說明了，家庭層面有限的時間繼承——他對這個領域的游戲規(guī)則缺乏文化理解——怎樣阻礙他獲得成為訴訟律師真正需要的內(nèi)部信息。

這跟擁有特權時間繼承的人形成對比。他們經(jīng)常利用休學或間隔學期積累時間優(yōu)勢，幫助自己找工作或追求更理想的職業(yè)。這些學生不像Norman或Ku那樣按本科學習的規(guī)定時間走（按時畢業(yè)找工作），而是用額外時間把自己放到更有前景的賽道上（比如去理想公司無薪實習）。最終，這些間隔年或間隔學期成了花得很值的時間，讓他們能做出更明智的決定，獲得更多時間。

書中一個核心觀點是，時間繼承不僅影響教育和職業(yè)機會，還塑造人的性情。這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體現(xiàn)？

許玲玲：處于劣勢的人有“償債心態(tài)”，處于優(yōu)勢的人有“配得感”（entitled disposition）。兩者在塑造階級差異上都起著關鍵作用，深刻影響受訪者如何感受時間、如何做決定。

先說償債心態(tài)。我的一位受訪者Meng來自農(nóng)村。讀書期間，父親反復寫信要錢，她幾乎把所有收入——哪怕只是大學生的微薄收入——都寄回了家。2018年采訪她時，她告訴我，經(jīng)常夢見父親要錢，醒來淚流滿面。那時她已經(jīng)拿到博士學位10年了。對她來說，償債心態(tài)不只是經(jīng)濟上的，更是情感上的。

說到配得感，受訪者Li曾在倫敦開奶茶店作為拿居留權的途徑。我們第二次談話時，他已經(jīng)拿到英國永居，轉向了自己真正熱愛的領域——奢侈品零售。問到他的戰(zhàn)略意識，他馬上提到家庭支持——家人在倫敦黃金地段給他買了套房。他的安全感、信心和從容做長期規(guī)劃的底氣，都直接來自家庭資源。

配得感還包括評估時間質(zhì)量的能力。受訪者Chang曾在倫敦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工作一年，覺得長時間工作和高稅收降低了時間質(zhì)量。后來她搬到瑞士，在金融領域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工作生活平衡得多。有了資源、知識和家庭支持，她有底氣從容地移民、轉換職業(yè)。

相比之下，受訪者Jingpi來自農(nóng)村，是外科醫(yī)生也是博士生導師，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習和工作上。妻子評論說，這也沒讓他比別人升得更快。他回答：“不是每個人都平等。我必須比別人更努力才能達到同樣的效果?！边@種心態(tài)讓他覺得永遠不能停下來。即使快退休了，他還是很難放松，總擔心失去地位和資源。

我采訪的每個人都很努力。但時間繼承的差異——資源、文化知識、與時間的關系、掌控感——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有償債心態(tài)的人有抱負，卻被碎片化、嚴格限制的時間拉回來，或被警惕感困擾。他們?nèi)鄙僭囧e和冒險的空間，不幸的是，往往最后做出自我破壞的選擇，需要花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來補救。

不平等研究有個讓人沮喪的發(fā)現(xiàn)：即使弱勢學生在學業(yè)上追了上來，比如考進精英大學，他們可能還是處于劣勢，因為不懂怎么“玩這個游戲”。你覺得大學的針對性支持能縮小這個差距嗎，還是說這問題比大學能解決的更深層？

許玲玲：大學層面的針對性支持確實有助于縮小差距，但這問題遠比大學單獨能解決的深得多。

比如，很多來自勞工家庭或農(nóng)村背景的受訪者回憶，導師或上司怎樣幫他們找到他們不知道的資源，拓寬了他們對可能性的認知，有時甚至跟他們一起制定策略。

受訪者Tian回憶，碩士導師特意給她創(chuàng)造機會接待外國客人，讓她能練習英語。他還資助她的田野調(diào)查，幫她順利畢業(yè)、發(fā)表論文。即使她拿到博士學位后，導師仍通過推薦信和資金建議繼續(xù)支持她的職業(yè)發(fā)展。這些干預讓她從山東一個偏遠農(nóng)村實現(xiàn)了顯著的向上流動，在國內(nèi)一個大城市拿到了學術職位。

但我也看到一些案例，繼承的性情妨礙了受訪者充分利用機會。還有人像Ku那樣，被生存需求逼得只能關注眼前收入，顧不上長期發(fā)展。這些問題必須在更早階段、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解決。城鄉(xiāng)差距、各省之間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性別不平等，都在起作用。大學單獨解決不了這些系統(tǒng)性問題。

個人完全退出這個“游戲”，是否可能，甚至是否可??？

許玲玲：中國年輕人越來越嚴重的時間焦慮來自幾個方面。一是父權制的時間要求——主要針對女性，但也包括男性。比如，婚姻和生育的社會規(guī)范強加了嚴格的“時間規(guī)則”。如果你不在特定年齡結婚，比方說27歲之前，就可能被貼上“剩女”標簽，面臨嘲笑、污名化，甚至被孤立。

第二個來源是資本盡可能從藍領、還有越來越多白領工人身上榨取生產(chǎn)力的趨勢，體現(xiàn)為長時間工作和工作場所監(jiān)控。想象一臺機器吞噬工人的精力，等他們到了30多歲就把他們?nèi)拥?，換上更年輕更便宜的勞動力。在這些嚴格的時間結構下，工薪階層變得高度可替代。

所以這不太是個人“時間管理”的問題，而更多是要識別這些時間規(guī)則，找到個人的應對方法。一個選擇，就像你問的，是說“不”——選擇別的、更人性化的時間結構。我的一些受訪者通過移居國外或農(nóng)村做到了這點。遺憾的是，這些選擇通常只對擁有大量家庭資源或有官方認可居留身份的人開放，而且我們不知道這些方案有多大的可復制性和可持續(xù)性。

時間繼承是否也塑造了你自己的人生軌跡？你在受訪者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嗎？

許玲玲：我自己的成長和求學經(jīng)歷，很多方面就是書中時間繼承理論的生動體現(xiàn)。

我從小愛讀書，但家里買不起書，村里也沒圖書館。我求父親從新華書店給我買本書，兩小時就讀完了，想要另一本，他說沒錢。閱讀成了奢侈品，我甚至為開這個口感到內(nèi)疚。文化資本的缺乏后來顯現(xiàn)了出來。比如，我把高考語文考得不好歸因于自己讀書少，而不是結構性不平等。

即使多年后——2017年在劍橋拿到博士學位后——我還是一本書都沒有，直到遇見我的伴侶。他有個大型家庭圖書館，驚訝于我作為學者竟然沒有藏書。那時我才意識到，覺得自己不配擁有書的感覺，已經(jīng)跟了我?guī)资辍?/p>

高考填志愿時，我不知道該怎么填，就只列了幾所知名的頂尖大學。第一志愿差了兩分，其他志愿還沒輪到我就招滿了。后來一個高中同學告訴我，她爸爸給她精心規(guī)劃了志愿，分梯度設置學校和專業(yè)。我震驚了，根本不知道還有這種策略。那一刻讓我明白，即使在同一個縣，不同程度的時間繼承會產(chǎn)生多么不同的結果，而且這種差異繼續(xù)以看不見但重要的方式影響人們的職業(yè)生涯。

全球范圍內(nèi)，時間繼承也存在驚人的不平等。這種全球差異如何影響出國的受訪者？

許玲玲：關于全球時間繼承及其后果，我借鑒時間社會學和后殖民理論來論證：全球殖民者和前帝國強權在全球?qū)用鎸嵤r間分類。在這些分類中，國家、人口和語言被賦予不同地位，進而擁有不同的時間特權。

比如，國家被分為“發(fā)達”和“發(fā)展中”。在這個全球等級體系中，發(fā)達國家被定義為現(xiàn)代的、先進的、令人向往的。相比之下，所謂發(fā)展中國家被歸入過去——落后的、滯后的——并被敦促“趕上”。換句話說，發(fā)達國家被賦予了巨大的時間財富，發(fā)展中國家則繼承了時間赤字。

這種全球時間分類的邏輯在高等教育中被放大了。高等教育普遍被認為是個不平等的競技場。英美高等教育機構自豪地宣稱代表“未來”，世界其他地區(qū)都得向它們看齊。這種定位本身就是全球?qū)用娴臅r間財富，因為它掌控和塑造著教育想象、抱負，以及隨后的資源分配。因此，主流西方大學的學歷比全球南方同類院校的購買力高得多。西方大學畢業(yè)生找工作花的時間更少，就業(yè)后升得更快，薪水更高——換句話說，他們的工作時間比同行更值錢。

全球時間基礎設施的這一面在通用語言英語上得到了具體體現(xiàn)。研究中我發(fā)現(xiàn)，處于劣勢的受訪者如何設法把英語熟練度變成我說的關鍵“時間加速器”。它讓他們能進入英語國家搶手的學位項目，規(guī)劃跨國學術生涯，實現(xiàn)陡峭的向上流動。

我也是拿到了去香港讀書的獎學金。我聽從表哥建議主修英語，雖然當時幾乎不懂英語。我永遠感激那個建議，因為英語成了我的時間加速器，打開了無數(shù)機會，包括后來去英國讀博。

聽說在你英國的新書巡回活動中，有些中國學生被你講的故事感動得流淚。你覺得研究的哪些方面跟讀者產(chǎn)生了最深的共鳴？

許玲玲：書出版后，我收到的反饋常常讓我很感動。一位英國白人男性讀者告訴我，書中關于時間繼承的國際視角幫他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特權。另一端是年輕人，他們正在跟考研焦慮、求職壓力、在國外申請學生或工作簽證的壓力作斗爭。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掙扎歸咎于能力不足或缺乏自律，但讀了我的書后，他們不再那么自我批評，因為更能識別那些塑造他們決策和人生軌跡的、有問題的、往往看不見的時間結構。

另一個難忘的時刻是我在杜倫大學給一組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中介做TED式演講之后。演講結束，一位中年白人女性流著淚走到我面前——眼睛紅紅的，臉頰還是濕的。她說：“我從沒感到如此被看見?！蹦且豢涛乙庾R到我的研究能產(chǎn)生多大共鳴。

書里的一些受訪者也讀了這本書。其中一人甚至約我視頻討論她的感想，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我事先很焦慮，因為雖然用了化名，受訪者還是很容易認出自己。我擔心分析是否準確，是否尊重了他們的經(jīng)歷。但她告訴我，不僅準確，還幫她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選擇和處境。然后她問：“既然有了時間繼承這個框架，接下來該做什么？”

我告訴她，除了提出這個框架，我們還能在個人、社會和國際這三個層面做很多事。

個人層面，我們可以開始跟自己和解：分析我們在家庭、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時間繼承狀況，識別劣勢和潛在的時間加速器。這不僅讓我們對自己更寬容，還能更有策略、更清醒、更有效地規(guī)劃。

社會層面，我們可以推動政策改革，比如解決職場年齡歧視、生育懲罰，以及有孩家庭面臨的挑戰(zhàn)。

國際層面，我們可以探索為留學生提供更多時間資源的辦法。比如，書中我引用的研究顯示，非英語母語者閱讀學術論文和寫學術文章花的時間，至少是母語者的兩倍。這樣的證據(jù)可以推動大學出臺支持留學生的政策——而且應該超越純數(shù)字層面。

（本文英文版首發(fā)于Sixth Tone，原標題為：How Inherited Time Impacts the Lives of Young Chinese。中文版經(jīng)許玲玲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