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在今日“黃永年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發(fā)言全文，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

尊敬的壽成先生，各位同道：

昨天傍晚到長安，風景舊曾諳。黃葉飄灑，正是清秋懷人時節(jié)。每次來陜西師大，總讓我回憶起十八歲那年在文藝南路布藝批發(fā)市場，租賃門店，批銷布料的青蔥歲月。

生意沒做好，又去讀了書，畢業(yè)后到中華書局顧青當主任的古籍部門做編輯，聽說了黃先生著作出版中的故事，以及很多與黃先生有關的掌故。那時候年輕，認為黃先生這樣的人物，自己是接觸不到的，所以對于顧青主任說的內(nèi)容，如聽天外，不甚留意，只是對黃先生提到古籍整理的專名線標點，像孫悟空、孫猴子、猴哥、猴子等，怎么個標法，至今印象深刻。

那時，因為梳理《學林漫錄》歷年刊載的文章，讀到黃先生回憶呂思勉的文字，說呂先生講的四門課，都做了詳細的筆記，還寫成清本云云。后在《學術(shù)集林》看到《古文觀止》講稿的整理，遂與黃先生電話，邀請全部整理出來，即后來出版的《呂思勉文史四講》。

二〇〇六年，讀《顧頡剛?cè)沼洝?，對其中涉及到的兩個人的文字，分別作了摘錄，一位是饒宗頤，另一位就是黃先生，并將摘錄的材料分別寄給了兩位先生。自此之后，與兩位先生多少都有了一點交往。也就在這年的八月，赴成都開會，路過西安，經(jīng)停兩日，得以到寓所拜訪，交談甚歡。黃先生月旦了不少學者，我也聽到了很多“段子”。

作者（右）同黃永年（中）合影

因著編輯《顧頡剛?cè)贰饵S永年文史五講》《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黃永年文史論文集》，以及翻閱中華局事檔案、書稿檔案。文獻資料彼此互相對照，對黃先生的經(jīng)歷、學術(shù)、人格、境界多了一些直觀的感受。借此機會，謹談三點認識。

一、師友與門戶

黃先生晚年自述，高中時聽了呂思勉講授的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四門課，等于上了一次大學。認識童書業(yè)，因童之介紹拜見了顧頡剛，成為了他們的學生。顧頡剛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日記：“返局，丕繩偕黃永年、常厘卿來?！笔潞螅瘯鴺I(yè)告訴黃先生說：“顧先生對你印象頗好?！鳖欘R剛曾約黃先生撰寫《唐代的長安》與《敦煌千佛洞》兩書，并對黃先生的身體健康、工作情況頗為關注。

一九五〇年，黃先生將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yè)，顧頡剛六月二十九日日記：“今年大學畢業(yè)生全由中央派至各地服務，黃永年本已決定留校任助教，今只得候派。”九月三日日記：“永年被派為交大政治助教。供給制，每月膳費二十三單位，零用三單位，然與交大教職員同食，每月包飯即廿六單位，而尚無早餐，勢須從家中拿錢出來用。得一職業(yè)，不易矣，而猶在饑餓在線，亦可嘆也?！币痪盼逅哪晡逶露杖沼洠骸坝滥昊钾氀职l(fā)麻。又患肋膜神經(jīng)痛，眠食均不佳。壯年如此，前途如何！”那個時間段，兩人都在上海，過從頻繁。

一九五四年八月，顧頡剛奉調(diào)入京，雖然不在一地，還經(jīng)常關注黃先生。如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在教育組座談會上，顧頡剛發(fā)言，謂“今日教育界只注重德而不注重才，遂有人地不宜、埋沒人才及領導者以耳為目之病，如交通大學之黃永年”皆在其例，以為“有統(tǒng)戰(zhàn)部人在座，當可發(fā)生效力”，實際毫無作用。蓋這一年八月，黃先生即隨校由上海遷往西安。

在一九六二年前后，中華書局為了解決顧頡剛助手問題，曾經(jīng)與多方聯(lián)系，在劉起釪調(diào)京已經(jīng)確定的情況之下，書局還遵照顧頡剛的意見，向西安交大人事處發(fā)去商調(diào)黃先生的公函?？上?，沒能成功。不然，黃先生就成了書局的老前輩了。這種事情，當年兩人往還的信中都沒有提及，估計黃先生應該是不知道的。

黃永年《史部要籍概述 子部要籍概述》

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黃先生自西安赴京拜見顧頡剛，顧頡剛?cè)沼浽唬骸安灰娯モ拍暌?。”有點“白頭相見門生老，青眼深慚國士知”（黃鉞詩）的感覺。一九八一年，黃先生申報職稱填報表，在“有何重要社會關系”里填曰：“顧頡剛，是我的老師。”

一九九六年，《古史辨》出版七十周年之際，黃先生寫了一篇《評〈走出疑古時代〉》，直到二〇〇三年才補綴數(shù)語，正式刊載在《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110周年論文集》里。其中，黃先生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學術(shù)論斷：“西周中期偏晚的青銅器《燹公盨》……說‘天命禹’，可知銘文作者仍認為禹具有神性。退一步說，即使此銘文作者已認為禹真有其人，禹治水真有其事，但時在西周中期偏晚的作者距離舊古史系統(tǒng)所說夏代初年已有千年之久，他講夏初人王之禹，就等于今人講一千年前北宋的事情，其不能當作史料為人取信是誰都明白的?！边@與顧頡剛提出的“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是一脈相承的。

顧頡剛年輕時，讀梁啟超的《清代學術(shù)概論》未刊稿，對梁啟超未能客觀評價章太炎的學術(shù)成就，說他有“門戶之見”。胡適將這層意思轉(zhuǎn)給梁啟超，梁啟超接受了“批評”，于是對章太炎增設了單獨的章節(jié)。我們縱觀黃先生的文章，以及學生的回憶，說他晚年授課，“提及二人（顧頡剛、呂思勉）便剎不住閘，說到下課方休”，“那些事，其實上周已經(jīng)提過”，“是他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鄒賀回憶，另見吳洋《懷念黃先生》）。讓人感覺，黃先生也是很有“門戶之見”的。我想，如果以此來定義黃先生的“門戶”，可以說這是維護公正的學術(shù)批評的“門戶”，而不是狹隘的一己之私的“門戶”！

黃先生晚年與不同的來訪者、學生輩，老是講同樣幾件事，或多或少，反映的是社會變遷、學風轉(zhuǎn)移的一種現(xiàn)象，以及同輩凋零、內(nèi)心孤獨的一種無奈。

二、學術(shù)與風骨

黃先生從《古史辨》，學得精密的學術(shù)考證方法；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使自己跳出以人之忠奸賢愚來論史的窠臼。黃先生生長于常州，才情過人，曾說“我不盲目崇拜權(quán)威”，從早年所作文章，若春秋列國治亂興衰叢考、史記考辨、名器稱謂考、文博叢考系列，到考論“狐臭與胡臭”、新解《長恨歌》、通釋《秦婦吟》等，黃先生自謂：“惟悉能樹新義，且敢與陳寅恪先生立異同。”（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與揚之水書）

當然，黃先生的學術(shù)曾一度中輟，好在一九六二年從丁酉榜上撤下來，被安排到西安交大圖書館工作。黃先生說：“那些人真是瞎了眼，讓我這個‘右派’到圖書館去改造。他們自己不喜歡的地方，就讓我去，我正好有機會讀書?！彼斓弥乩硖剖放f業(y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與顧頡剛信，說：“受業(yè)館務馀暇，仍以治史為副業(yè)，《常田部田試釋》一文承吾師推薦，中華書局擬于《文史》第四輯刊用。今歲繼續(xù)研讀李唐經(jīng)濟史料，撰《論唐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于兩稅問題，稍樹新義，初稿已就，尚思修飾。”

十六年的圖書館生涯，練就了“掃地僧”級的唐史學者。遂于一九七八年九月，調(diào)入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負責館藏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因受到李綿書記倚重，適副校長兼歷史系主任史念?；I建隋唐史研究室，邀為《舊唐書》作注，黃先生在與顧頡剛的信里說：“筱蘇先生是先外舅丕繩公至好，受業(yè)父執(zhí)，《舊唐書注》亦一大勝業(yè)，受業(yè)只好勉為其難，以此為安身立命之所。”（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一九八一年，黃先生申報職稱填報表，在“懂幾種外語、程度如何”里填曰：“精通的只有古漢語?！蔽覀冎?，此前很多年，像我們從事古籍整理的編輯，評職稱也是要考英語的。經(jīng)過多年呼吁，出版社職稱評審，凡為古籍整理專業(yè)編輯之參評者，可以不考英語，我本人是第一批受益者。史念海給黃先生的評語是：“永年同志治學相當嚴謹，言必有據(jù)，不尚空論?！蔽覀冏x黃先生的文章，包括出版說明、序跋、講話、隨筆等，不說空話，不打官腔，不作空泛之論。黃先生說：“現(xiàn)在有的人寫文章，不僅道理說不通，連句子也寫不通。”唉！作為編輯，我們見到的實在是太多了！

黃先生一九七四年在與顧頡剛的信里說：“昔人注書，實用札記方式?！保ㄆ咴率眨┑搅硕柀柀柲辏S先生仍然說：“做學問，除了讀書、作札記，別無它途?！彼晕覀儠吹剑S先生品評他人論著之是與非，從不模棱兩可，含糊其辭，對于學術(shù)界和社會上出現(xiàn)的不正之風，敢于講真話，發(fā)表自己的觀點看法（參見吉定《雪泥鴻爪見精神》）。當學術(shù)批評以“講真話”作為高尚品格之時，也便是“模棱兩可”充斥的時代矣。

“樹新義”是黃先生學術(shù)的立足點，更是一生之追求。一九九八年，黃先生說：“目前還是研究我國中古史事，糾正點教科書上流行的胡說八道，較為有益于人民。”（八月十七日與揚之水書）那么如何做呢？用黃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是要真刀真槍干的。”把史實弄清楚，而非嘩眾取寵或賣論求榮，做一個有情懷、有道義、有風骨的學者。

三、編集與紀念

黃先生一九七八年重出江湖之際，也是出版界迎來萬象更新之時。自一九八〇年起，黃先生在中華書局陸續(xù)刊載學術(shù)論文，次年應傅璇琮之邀，點校元人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該書一九八二年交稿，直到一九九〇年出版，前后十年。在該書的出版檔案里，保存了完整的往還文書，包括書局這一方代為核校北京圖書館藏的明鈔本、約請徐萍芳審讀的相關意見，以及稿酬支付、樣書代寄等信息，若得梳理一番，將是極好的出版史料。

黃永年《唐史史料學》

自此之后，黃先生的文章、著作就陸續(xù)在書局出版。如《西游記》（點校，一九九三年）、《文史探微》（二〇〇〇年）、《雍錄》（點校，二〇〇二年）、《黃永年印存》（二〇〇四年）等。按，黃先生曾說：“牧甫一代宗師，習之數(shù)十年，所得與近人喬大壯、錢君匋在伯仲間，然精工有馀，拙樸不足，較之牧甫，總?cè)ヒ烩芤?。”這是黃門弟子為先生八十壽辰匯集印行。

黃先生辭世后，又陸續(xù)出版了《呂思勉文史四講》（黃永年記，二〇〇八年）、《唐史十二講》（二〇〇七年）、《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二〇〇七年）、《黃永年文史五講》（曹旅寧記，二〇一一年）、《交蒲青果集》（二〇一二年）、《物換星移話唐朝》（二〇一三年）、《黃永年談藝錄》（二〇一四年）等等。二〇一四年，陜西師范大學組織編輯委員會，著手《黃永年文集》的編纂，交由中華書局出版。并于次年即黃先生誕辰九十周年之際，首次結(jié)集刊布《黃永年文史論文集》五巨冊。

近十年來，古籍整理、古典學、考古學熱鬧起來，方興未艾。若非如黃先生這一代具有深厚傳統(tǒng)功底又兼具當代科學研究的學者，在八九十年代培養(yǎng)出來的一批學生，或沒有今日之所謂文獻學、古典學之興盛也。若非如黃先生這般重視文獻版本，重視古籍整理，以史料考辨為基礎的學術(shù)風氣，則學術(shù)界之崇尚泛論、侈談文化、縱論思想之現(xiàn)象，又有誰來批評之耶！所謂畏先生者多矣，而敬先生者亦夥。畏者日增，敬者日夥。只可惜，我們當年約黃先生作口述自傳，未能完成。

作為出版者，我們對黃先生最好的紀念，是收集、整理、出版其著作，能讓更多的讀者，讀其文章，如見其人，如接風儀。生前或有榮辱，或有是非，百年之后，再看沉浮。今者，黃先生的著作，紛紛再版，編纂文集，成書可期。黃門侍郎，各有成就，弟子之弟子，遍布寰宇。所在學校，為舉百年誕辰紀念大會，識與不識，皆來瞻拜，是可證矣。我們唯有認真做好黃先生《文集》的編輯、校對、出版工作，才能對得起先生幾十年來對中華書局的信任與厚愛，更不負黃門侍郎對我們的要求與期待，正如王荊公詩中所說“區(qū)區(qū)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之意也。

最后，我謹代表中華書局，祝黃永年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暨中國古文獻學傳承與發(fā)展學術(shù)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