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 | 鑒片工場 ?《得閑謹制》電影海報

尊敬的讀者，當您看到這篇文章時，一部可能改寫中國戰(zhàn)爭電影基因的作品正在悄然逼近。它不依賴千軍萬馬的壯闊調度，不渲染超級英雄式的個人神話，而是將鏡頭對準一群“不忍不退”的普通人——他們手中握著的不是槍炮，而是錘子、鐮刀與世代相傳的手藝；他們守護的不是抽象的國族概念，而是腳下這片剛剛安頓下來的家園。

這部籌備近十年，標志著中國戰(zhàn)爭片從“英雄史詩”向“平民史詩”的關鍵轉向的電影《得閑謹制》就要來了?。?！

01 創(chuàng)新：微觀史觀下戰(zhàn)爭敘事突破

故事定位的“非典型性”選擇

《得閑謹制》的核心創(chuàng)新首先體現(xiàn)在其反常規(guī)的敘事定位上。影片講述的是一個“桃花源般的小鎮(zhèn)”里，一群因南京淪陷而逃難至此的百姓，在數(shù)名日軍誤入后被迫奮起迎戰(zhàn)的故事。這個設定本身就充滿了敘事張力，它既不是正面戰(zhàn)場的恢宏對決，也不是諜報戰(zhàn)線的懸疑博弈，而是一場民間智慧與正規(guī)武裝的殊死較量。編劇蘭曉龍將故事背景錨定在1940至1943年間的鄂西會戰(zhàn)時期，聚焦于石牌保衛(wèi)戰(zhàn)這一被蔣介石稱為“中國的斯大林格勒”的關鍵戰(zhàn)役，但視角卻從宏觀指揮層面下沉至“戈止鎮(zhèn)”這個虛構的避難所。

這種選擇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范式意義。過往中國戰(zhàn)爭片的成功范式，無論是《長津湖》系列史詩級戰(zhàn)爭場面，還是《八佰》的悲壯守衛(wèi)敘事，本質上都在遵循“大事件、大人物、大場面”的三位一體法則。而《得閑謹制》則主動選擇了“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間”的敘事策略。肖戰(zhàn)飾演的機械廠鉗工莫得閑與被大部隊遺忘彭昱暢飾演的防空炮長肖衍及其散兵游勇，共同構成了一個臨時性的“戰(zhàn)時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沒有統(tǒng)一的軍裝、沒有建制化的指揮、更沒有先進的武器裝備，他們的“武器”是莫得閑的鉗工手藝、肖衍所剩無幾的防空彈藥，以及全鎮(zhèn)百姓“不忍不退”的生存本能。

這種敘事定位的轉向，與全球戰(zhàn)爭片的發(fā)展趨勢形成了微妙共振。從《拯救大兵瑞恩》到《1917》，西方戰(zhàn)爭片早已開始從集體榮譽敘事轉向個體生命敘事。但《得閑謹制》走得更遠，它不僅要講述個體的生存，更要探討當正規(guī)軍事體系崩潰后，民間社會如何自發(fā)組織起有效的抵抗。這觸及了戰(zhàn)爭社會學中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在“總體戰(zhàn)”概念下，平民與士兵的界限被打破后，普通民眾如何既是戰(zhàn)爭受害者，又是戰(zhàn)爭參與者？蘭曉龍在此延續(xù)了他一以貫之的“平民史觀”，正如他在《我的團長我的團》中聚焦“炮灰團”的視角選擇，在《生死線》中書寫四個男子的青春成長與抗日游擊，他始終關注宏大歷史褶皺中那些被遮蔽的微小生命。

“三幕式敘事”結構的歷史哲學意涵

影片采用“南京淪陷→宜昌失守→石牌勝利”的三幕式敘事結構，這一結構選擇絕非簡單的線性時間鋪陳，而是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哲學思考。第一幕“南京淪陷”作為背景前史，解決了人物動機問題，莫得閑們?yōu)楹翁与x？第二幕“宜昌失守”構成主要戲劇沖突，展現(xiàn)的是空間壓縮下的生存困境；第三幕“石牌勝利”則提供了歷史出口，但這個出口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大團圓”，而是以平民的巨大犧牲換取的慘勝。

這種結構巧妙地將微觀個人命運與宏觀歷史進程編織在一起。莫得閑一家從南京逃難至宜昌深山的過程，本身就是抗戰(zhàn)時期“西遷運動”的縮影。據(jù)統(tǒng)計，1937年至1943年間，中國有超過5000萬人口因戰(zhàn)亂而流離失所。影片通過一個家庭的空間遷徙，承載了整個民族的流亡記憶。而當他們在“戈止鎮(zhèn)”暫時安頓下來后，日軍偵察兵的闖入打破了“桃花源”的幻象，這象征著戰(zhàn)爭邏輯的殘酷性：在總體戰(zhàn)中，不存在真正的“飛地”，每個試圖逃離歷史的個體最終都會被歷史追上。

第三幕“石牌勝利”的選擇尤其值得玩味。歷史上的石牌保衛(wèi)戰(zhàn)發(fā)生于1943年5月至6月，是鄂西會戰(zhàn)的高潮。據(jù)臺灣防務部門公布的戰(zhàn)史資料顯示，此役國軍宣稱造成日軍死傷約25718人，自身陣亡23550人、負傷18295人、失蹤7270人。但影片并未直接呈現(xiàn)這場戰(zhàn)役的宏觀場面，而是通過“戈止鎮(zhèn)”百姓的抗爭，從側面映照這場被稱為“東方斯大林格勒”的慘勝。這種“以小寫大”的策略，避免了正面戰(zhàn)爭場面的同質化競爭，也體現(xiàn)了蘭曉龍“不寫虛假勝利”的創(chuàng)作理念，在他看來，真正的勝利不是數(shù)字的堆砌，而是普通人“拖家?guī)Э?，朝天作吼”的精神覺醒。

02 主創(chuàng)：從劇集到銀幕的美學嬗變

孔笙的電影化轉型：紀實美學的工業(yè)化升級

作為正午陽光“鐵三角”的核心人物，導演孔笙的電影導演首秀承載著業(yè)界極高的期待。從《父母愛情》的家庭溫情到《瑯琊榜》的權謀敘事，再到《大江大河》的改革史詩，孔笙在電視劇領域建立了“精品制造”的金字招牌。但電影與劇集是兩種不同的藝術語法，后者依賴長時段的人物成長與情節(jié)鋪陳，前者則必須在120分鐘內完成高強度的情緒濃縮與主題升華。孔笙面臨的挑戰(zhàn)，不僅是媒介形式的轉換，更是美學邏輯的嬗變。

在《得閑謹制》中，孔笙延續(xù)了其一貫的紀實美學基調，但進行了適應大銀幕的工業(yè)化升級。在《山海情》中，他曾通過教演員開手扶拖拉機、用搪瓷缸加熱水燙衣服等方式，摳出時代的真實質感；在《大江大河》中，他讓演員自帶上世紀七十年代藍制服進組，追求服化道的考古級還原。這種對物質細節(jié)的高度癡迷，在電影制作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據(jù)報道，劇組在湖北宜昌實地搭建了一座極具年代質感的“戈止鎮(zhèn)”，從斑駁的牌匾到磨損的石板路，每個細節(jié)都經過反復考證。這種“建造真實”而非“模擬真實”的制作理念，與《八佰》在蘇州耗時一年半搭建四行倉庫實景的工業(yè)邏輯異曲同工，但孔笙的野心似乎更內斂，他不要觀眾驚嘆于場景的宏大，而要觀眾忘記這是在看電影，相信這就是1943年的宜昌深山。

在鏡頭語言上，孔笙的“環(huán)境敘事”美學將得到充分施展。他擅長讓人物與空間產生對話關系，在《山海情》中，黃土高原的貧瘠風景不僅是背景，更是角色心理的外化。《得閑謹制》中的“戈止鎮(zhèn)”也將成為一個“有生命的角色”，當莫得閑手持鐵錘守在鎮(zhèn)口牌樓處，當周依然飾演的夏橙在炮火中緊緊護住孩子，當肖衍驚恐回頭觀望槍炮聲，這些人物特寫必須與小鎮(zhèn)的空間紋理形成互文關系，才能讓觀眾感受到“家園”二字的沉重分量?？左蠈τ跋褓|感的追求，不是要拍一部“放大的電視劇”，而是要利用大銀幕的沉浸感，讓觀眾成為這場守家戰(zhàn)的“第六個參與者”。

蘭曉龍的敘事詩學：平民弧光與歷史重量

如果說孔笙負責“看見”戰(zhàn)爭，那么蘭曉龍則負責“理解”戰(zhàn)爭。這位寫出《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長津湖》的編劇大師，在《得閑謹制》中延續(xù)了他標志性的“平民弧光”塑造法。他從不寫天生的英雄，只寫在絕境中被迫選擇的凡人。莫得閑這個角色的命名本身就充滿深意，“得閑”二字既是人物姓名，又暗含“偷得浮生半日閑”的反諷意味：一個只想安安穩(wěn)穩(wěn)過日子的鉗工，最終卻不得閑，必須拿起錘子守護家園。

蘭曉龍的創(chuàng)作哲學在此前的采訪中已有清晰表述：“我不想寫一個虛假的勝利”。他筆下的戰(zhàn)爭從來不是浪漫化的英雄凱旋，而是“拖家?guī)Э?，朝天作吼”的悲壯。在《長津湖》中，他通過七連的群像塑造，讓觀眾看到每個士兵都有名字、有來處、有未完成的牽掛；在《得閑謹制》中，這種“賦名”的寫作倫理將延伸至普通工匠與農婦。影片高潮是一場“雙方武器相差懸殊的戰(zhàn)斗”，但蘭曉龍的重點不會停留在戰(zhàn)斗本身，而在戰(zhàn)斗前，百姓如何從“忍”到“忍無可忍”，從“退”到“退無可退”的心理轉變過程。

蘭曉龍在此采用了新歷史主義的敘事策略。他不追求全景式的歷史復刻，而是選擇“戈止鎮(zhèn)”這個虛構空間作為歷史切片。這種“以虛構寫真實”的手法，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文學中屢見不鮮，如：雷馬克《西線無戰(zhàn)事》中的保羅·博伊默爾，但在國產戰(zhàn)爭片中尚屬罕見。它允許編劇將多個真實歷史事件，南京淪陷、宜昌失守、石牌勝利濃縮于一個敘事容器，通過莫得閑一家的命運折射整個抗戰(zhàn)時期平民的生存狀態(tài)。正如他在《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創(chuàng)造的“孟煩了”既是具體人物又是時代癥候，《得閑謹制》中的“莫得閑”也將成為1943年中國平民的精神化身。

演員配置：流量與實力辯證法

該片演員陣容的配置，體現(xiàn)了正午陽光“流量+實力”的精準計算。肖戰(zhàn)領銜主演莫得閑，這位頂流演員面臨的挑戰(zhàn)是從偶像到演員的范式轉換。他在《藏海傳》中的古裝形象已獲認可，但戰(zhàn)爭片的粗糲質感與歷史厚重感是全新課題。據(jù)報道，他為塑造鉗工莫得閑，不僅深入研究抗戰(zhàn)史料，更在造型上徹底褪去偶像光環(huán)，以粗布短衫、沾滿泥屑的底層工匠形象出現(xiàn)。這種“去明星化”的表演自覺，與彭昱暢為貼近角色減重30斤的努力，共同構成年輕演員向實力派轉型的集體宣言。

配角陣容的配置同樣耐人尋味。楊新鳴飾演的老太爺、阿如那、甘昀宸、周思羽、嚴知度等組成的“戲骨矩陣”，與尹正的特別出演，形成了表演層次的豐富梯度。這種“頂流扛市場、戲骨保口碑”的策略，在《長津湖》中已得到驗證，吳京與易烊千璽的搭檔、胡軍、段奕宏等實力派配角，共同構建了可信度與觀賞性的平衡?！兜瞄e謹制》復制了這一成功公式，但更激進地將“頂流”置于一個完全樸素的平民角色中，這無疑是對演員與市場的雙重考驗。

03 價值：工匠精神與家國認同的轉譯

“得閑謹制”的三重語義解碼

片名“得閑謹制”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文化密碼的符號。據(jù)主創(chuàng)解讀，它源自古代“物勒工名”的傳統(tǒng)，工匠在自制武器上刻字，既是責任標識，也是精神象征。這個四字短語至少包含三層語義：首先是人物層面的寫實，指代主人公莫得閑的鉗工身份；其次是倫理層面的隱喻，“謹制”二字強調工匠精神的嚴謹與責任；最后是哲學層面的反諷，“得閑”與“不得閑”構成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個體命運的悖論。

這種命名方式延續(xù)了蘭曉龍一貫的語言風格。從《士兵突擊》中“不拋棄、不放棄”的口號式金句，到《我的團長我的團》里龍文章那些“讓事情是它本來樣子”的哲學囈語，蘭曉龍擅長將宏大理念壓縮進具體可感的語言符號?！暗瞄e謹制”四字，既是對莫得閑個人命運的概括，也是對那個時代“被迫營業(yè)”的平民群體的集體命名，他們本想在亂世中“得閑”，卻被歷史逼成“謹制”武器的戰(zhàn)士。

“工匠精神”的戰(zhàn)時激活

影片最核心的價值表達，在于將“工匠精神”這一當代國家戰(zhàn)略話語，置于抗戰(zhàn)歷史語境中進行重新激活。莫得閑的鉗工手藝不再是和平時期生產工具的技藝，而是轉化為改造農具、制造土雷、設置陷阱的戰(zhàn)爭智慧。這種“手藝的戰(zhàn)時轉型”，觸及了技術倫理的深層問題：當生存受到威脅，技術的暴力化使用是否具有正當性？這個問題在真實的抗戰(zhàn)歷史中早有答案。在1943年的鄂西會戰(zhàn)中，國軍不僅依靠正規(guī)部隊，更動員了大量地方民兵與工匠參與防御工事建設。

石牌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軍民協(xié)同構建的立體防御體系。影片將這一歷史事實藝術化地濃縮于莫得閑一人之身，讓他用鉗工的邏輯拆解日軍的軍事優(yōu)勢，正如蘭曉龍在《生死線》中讓四個不同身份的男子以“四道風”之名組建抗日組織，他始終相信，普通人的專業(yè)本能中蘊含著抵抗的潛能。這種表達與當下倡導的“工匠精神”形成了跨時代共振。2025年，中國正處于制造業(yè)轉型升級的關鍵期，“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跨越需要技術工人的職業(yè)化與尊嚴感。

莫得閑的形象，因此獲得了歷史與當下的雙重象征意義。他既是1943年的抗日平民，也是新時代技術工人的精神祖先。當他含淚帶領村民手持斧頭、錘子甚至改裝武器與侵略者血戰(zhàn)到底，觀眾看到的不僅是歷史的悲壯，更是對“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這一樸素真理的影像確認。

“家國認同”的底層生成機制

與《長津湖》中“保家衛(wèi)國”的口號式動員不同，《得閑謹制》展現(xiàn)的家國認同是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莫得閑們最初逃離南京，只為保全家人性命；他們在戈止鎮(zhèn)安家落戶，只想重建日常生活。對“國”的概念，他們或許模糊；但對“家”的感知，卻無比具體，那是幾畝薄田、一間茅屋、妻子夏橙在炮火中緊緊護住的孩子。

影片的價值突破在于，它揭示了家與國的同構性并非先驗的，而是在侵略者的刺刀下被迫生成的。當日本偵察兵闖入小鎮(zhèn)，當槍炮聲摧毀了最后一絲“得閑”的可能，守護家園的行動本身就升華為保家衛(wèi)國。這種認同的生成邏輯，比任何說教都更具說服力。它呼應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威脅-認同”理論：當群體面臨外部威脅時，內部認同會以最快速度凝聚并強化。戈止鎮(zhèn)的百姓，正是在日軍的槍口下，完成了從“難民”到“守軍”的身份轉換。

蘭曉龍在此延續(xù)了他對“平民英雄”的重新定義。在《士兵突擊》中，許三多的“有意義就是好好活”將宏大使命降解為具體行動；在《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孟煩了的“只剩下堅強”讓英雄主義回歸人性本真。莫得閑的“不忍不退”，同樣是這種“去崇高化”的崇高，他不是為了國家概念而戰(zhàn)斗，而是為了不讓孩子再逃難、為了讓妻子不再擔驚受怕、為了讓老太爺能安享晚年。這些最樸素的動機，恰恰構成了最堅不可摧的抵抗意志。

04 技術：紀實美學的工業(yè)化升級

“空間敘事”的沉浸式設計

盡管《得閑謹制》在戰(zhàn)爭場面的規(guī)模上無法與《長津湖》動用7萬名解放軍士兵參與拍攝的宏大戰(zhàn)役相提并論，但孔笙選擇了一條“以質代量”的技術路徑，通過空間敘事的沉浸式設計，讓觀眾“活”在1943年的戈止鎮(zhèn)。

據(jù)報道，劇組在湖北宜昌實地搭建的“戈止鎮(zhèn)”，并非僅限于一兩條街道的外景，而是一個具備完整生活邏輯的“小鎮(zhèn)生態(tài)系統(tǒng)”。從鐵匠鋪的火爐到私塾的課本，從磨坊的石碾到井臺的青苔，每個器物都承載著具體的使用痕跡與時間記憶。這種制作理念，與《八佰》在蘇州重建四行倉庫時，連倉庫外墻的彈孔都根據(jù)歷史照片精確還原的工匠精神如出一轍。但《得閑謹制》更進一步，它要求這些場景不僅是“可看”的，更是“可感”的，當莫得閑在鐵匠鋪改造農具時，錘擊聲必須在金屬與鐵砧的碰撞中產生真實的回音；當夏橙在灶臺前忙碌時，炊煙必須從真實的煙囪中升起；這意味著戈止鎮(zhèn)的每個角落都可能成為敘事的潛在載體。

觀眾在巨幕上不僅能看清角色面部的每一道皺紋，更能同時感知到他們所處空間的壓迫感與庇護感。莫得閑手持鐵錘守在鎮(zhèn)口牌樓處的鏡頭，在IMAX畫幅下，牌樓的高度、石板的質感、背景的遠山層次都將被極致呈現(xiàn)，形成“一夫當關”的視覺隱喻。

“光影”的倫理化運用

在光影處理上，孔笙團隊很可能延續(xù)《山海情》中“讓光線成為敘事參與者”的理念。在《山海情》中，黃土高原的烈日不僅是自然光源，更是貧困與希望的辯證體，它炙烤著土地，也照亮了移民們的堅韌。在《得閑謹制》中，光影將承擔更復雜的倫理功能。

晨昏的溫柔與暴力的對比。在日軍到來前，戈止鎮(zhèn)的清晨與黃昏充滿田園詩意，光線柔和、色調暖黃，象征著短暫的幸福幻覺。當日軍偵察兵闖入，光影將突然變得生冷、銳利，高對比度的硬光制造出強烈的不安感。這種光影的倫理化運用，在《八佰》中已有成功先例，蘇州河畔的租界燈火輝煌，而四行倉庫內則是一片暗黑，光明與黑暗的分界成為生死與善惡的象征。《得閑謹制》將這一手法內化于同一空間內，通過光影的突變，展現(xiàn)“桃花源”如何瞬間變?yōu)椤吧缊觥薄?/p>

夜景中的微光敘事將是另一個技術亮點。戰(zhàn)斗多在夜間或微光環(huán)境中展開。這不僅是歷史真實，日軍偵察兵多利用夜色掩護，更是技術選擇，低照度攝影能強化緊張感，也讓民間自制的“土武器”，如綁著火把的長矛獲得視覺焦點。當莫得閑們點燃自制的火把與油燈，對抗日軍的軍用照明彈時，光的來源本身就構成了正義與邪惡、弱小與強大的視覺對決。這種“微光對抗強光”的意象，在《1917》的長鏡頭夜戲中已有精彩運用，孔笙團隊如何在中國語境下實現(xiàn)類似效果，值得期待。

“聲效”的暴力化與日常化辯證

聲音設計在戰(zhàn)爭片中常被簡化為爆炸的轟鳴與槍彈的尖嘯，但《得閑謹制》的聲效策略可能更復雜，它必須在暴力化與日?；g保持辯證平衡。日常化的聲景是建立“家園感”的基礎。在戰(zhàn)斗爆發(fā)前，戈止鎮(zhèn)應該充滿雞鳴狗吠、打鐵聲、紡車聲、孩童嬉笑聲。這些聲音構成了莫得閑們拼命守護的“生活本身”。

當這些聲音被槍炮聲突然打斷，暴力的沖擊力才會被最大化。這種“聲音謀殺”的手法，在《拯救大兵瑞恩》的開場諾曼底登陸戲中被運用到極致，登陸艇馬達的轟鳴與士兵的嘔吐聲，瞬間被德軍機槍的噠噠聲與炮彈的呼嘯聲撕裂，觀眾在聲音層面即體驗到從生到死的恐怖轉換。

《得閑謹制》的暴力化聲效，將通過質地的對比來強化懸殊感。日軍武器的聲響應該清脆、規(guī)律、有金屬質感，象征著工業(yè)化的殺人效率；而莫得閑們改造的“土武器”聲響則沉悶、雜亂、充滿不確定性，斧頭砍在肉體上的鈍響、土雷爆炸時的悶響、自制燃燒瓶破碎時的爆裂聲。這種聲音質地的階級性差異，本身就是戰(zhàn)爭殘酷性的聽覺注解。聲音設計必須讓觀眾不僅“聽見”差距，更要“感受”到這種差距所帶來的絕望與不屈。

05 娛樂之外，歷史如何照見當下

當銀幕漸暗，燈光亮起，觀眾走出影院時，《得閑謹制》留下的不僅是對戰(zhàn)爭場面的記憶，更是對“何為守護”的重新理解。孔笙與蘭曉龍的合作，在這部影片中完成了一次從“英雄史詩”到“平民史詩”的范式轉換，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當莫得閑們舉起錘子時，心中那份“不忍孩子再逃難”的最樸素情感。

一部好電影，刨去娛樂后，還應具備教育意義與社會責任。這不僅是觀眾需要的核心創(chuàng)作指令，更是《得閑謹制》題中之義。在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技術封鎖與貿易摩擦頻發(fā)的背景下，影片所展現(xiàn)的“民間智慧對抗正規(guī)武裝”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寓意。它提醒我們：國家的強大不僅僅依賴于正規(guī)軍事力量，更根植于每一個普通公民的專業(yè)能力與守護家園的意志。當華為這樣的企業(yè)在技術戰(zhàn)中被迫“上演”自己的“得閑謹制”，當中國制造業(yè)在供應鏈重構中需要更多“莫得閑”式的技術工人，這部電影的價值便超越了歷史敘述，成為對當下的一次精神動員。

當然，影片的最終成色還需市場檢驗?！兜瞄e謹制》的真正意義在于，它為中國戰(zhàn)爭片開辟了一條“以小見大”的新路，不需要數(shù)十億投資，不需要明星陣容堆砌，只需要一顆敬畏歷史、尊重平民、相信手藝的誠心。如果這部影片能夠成功，它將證明：在中國電影工業(yè)化的進程中，內容的深度與情感的真摯，依然是超越技術奇觀與資本規(guī)模的終極競爭力。這或許是孔笙、蘭曉龍、侯鴻亮這個“黃金三角”留給行業(yè)最寶貴的啟示，真正的精品，從來不是算出來的，而是“謹制”出來的，正如莫得閑刻在武器上的名字，既是對質量的承諾，更是對責任的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