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廠》也許是一部令人啼笑皆非的紀錄片。盡管兩位導演的立場是含蓄的，且影片涉及不少美國工人生活艱難的段落，但在它平實的拍攝風格和技巧下面，仍然透露著一種難以掩飾的喜劇感。這種喜劇感首先來源于勞資雙方的會錯意。一方面，中國資方赴美開廠，試圖輸出先進經(jīng)驗來“拯救”美國失業(yè)工人，扭轉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工人態(tài)度從感謝到不滿的轉變，他們?yōu)楹葱l(wèi)本土化的勞動待遇而展開組建工會的斗爭。盡管這種斗爭非常溫和甚至有些薄弱，以至于他們完全失敗了。

我們該如何來理解這種沖突？《美國工廠》在某種程度上把沖突呈現(xiàn)為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如紀錄片中的培訓老師對中國員工所強調(diào)那樣——中國人勤勞團結，美國人自由懶散。影像甚至有時沉溺于對post-socialism美學奇觀的展示中去而無法自拔：美國主管來到福耀集團中國總部福清觀看到的年會上濃縮的集體主義美學；曹德旺的中國公司中鏡頭對準了他擺放著的個人塑像以及不同尺幅的畫像——畫像表現(xiàn)手法似乎延續(xù)了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準則，在寫實的基礎上進行夸張，將他塑造成一個英雄人物?！皥F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工廠標語則直接來源于上世紀三十年代陜北革命根據(jù)地的“抗大”校訓，“抗大”曾被認為是紅軍的黃埔軍校。這些帶有選擇性的呈現(xiàn)似乎容易使一些觀眾認為，沖突的根源仍在于兩種不同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對抗。

事實上，一味的文化沖突論或者意識形態(tài)對抗框架遮蔽了它們背后所共有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這是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工廠政治之間的沖突，它們各自的形成都遵循著一定的歷史過程。兩國工人的“性格”實際上是由不同工廠政治下的意識形態(tài)所塑造出來的。

中國工廠的工人們接受準軍事化的管理，對領導絕對服從。為了達到管理層要求的速度，可以違反各種勞動標準，盡管這樣做可能引起安全隱患。幾位到總部來學習的美國管理層目睹了中國工人不戴防割手套分揀碎玻璃，十分驚詫。而兩位女工告訴他們，她們每年基本只有過年時回家一趟，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位中國主管在美國福耀的會議上說：“我不在乎美國人怎么想，誰他媽的要上哪兒告我隨便他，但是周六全都得滾進來上班……”

如果說上述工廠政治的關鍵詞是“強迫”，那么美國工廠政治的傳統(tǒng)關鍵詞則是“認同”。1974年，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進入到南部的芝加哥聯(lián)合公司進行民族志調(diào)查，他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已經(jīng)發(fā)生了顯著的轉變，即從車間內(nèi)強制性生產(chǎn)走向了認同性生產(chǎn)。他在《制造同意》中談到，通過將勞動過程演變成人事游戲和趕工游戲，工人獲得了滿意感并同意了這種資本主義生產(chǎn)過程。同時，通過允許工會的存在和壯大，雇主換取了工人對企業(yè)的忠誠，這實際上造成對工會的操縱，削弱了工人的力量。這些手段使得強迫變得不再那么必要。工人們甚至可以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工作。

只是曹的到來似乎打破了這種慣習。在他投資的美國工廠，一位女工說出了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希望覺得自己是在美國工作，而不是走進大門，就離開美國到了中國。”這無疑是指他們希望保持的一種美國標準。她抱怨有時中國主管連午餐時間也不想他們休息一下。另一位女工在她的中國伙伴要求她用叉車承載兩倍負重時，則拒絕了這一存在安全隱患的操作。一位受工傷的員工說他以前在通用工作了15年，但從來沒有出過事，在福耀他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工傷。而當一個黑人員工試圖邀請曹去下次一起吃燒烤時，曹只是敷衍地答應。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曹說道：“誰愿意每個月都來跑一趟？”他顯然不習慣上下級之間平等的溝通對待，哪怕這僅僅是一種表演。

借用布洛維的話說，如果美國工人對福耀資方進行了指責，那么“資方是因為沒有按照游戲的規(guī)則來玩而被譴責的，而這些譴責有助于重申規(guī)則的合法性”。一位員工舉著要求組建工會的牌子坦坦蕩蕩地經(jīng)過車間，隨后被保安請出了工廠。全美汽車工人聯(lián)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與支持組建工會的工人們站在一起，卻只能站在工廠大門外舉牌抗議并呼喊口號。隨后抗議的工人們遭到了資方的全面阻擊。在反工會咨詢組織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的指導下，福耀反擊工人的措施非常到位和有力。他們對工人采取一周三次的強制性培訓，向他們灌輸工會的害處；他們對聽從指揮的工人進行提薪收買，從而分化工人；他們有意雇傭年輕工人，淘汰年紀大的工人，不僅因為前者動作更靈活，更因為他們?nèi)狈R和經(jīng)驗；最后，他們毫不客氣地開除或變相逼退組建工會的積極分子。而工人毫無還手之力。這些與中國資方的對抗反而鞏固了美國工人對舊日工廠政治的認同，但另一方面，資方的種種反制恰恰是在合法框架下展開的。工會政治的衰落其實是當?shù)卣c外來資本合謀的結果。

實際上，布洛維提出，任何生產(chǎn)體制都是強制與認同的結合，當前者主導時就是專制制度，此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是無力的，多出現(xiàn)于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而后者主導時則是霸權（hegemony）制度，國家通過社會保障立法、工會等制度來干預勞動過程與組織，形成塑造工人階級意識形態(tài)以制造同意的霸權，多出現(xiàn)于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

但布洛維在這里的分析也存在著其局限性。這種將專制制度前置于霸權制度，從而將兩類工廠政治放入同一線性進化序列的觀點，遮蔽了在具體的全球化現(xiàn)實中兩類工廠政治形式不可割裂甚至互為因果的聯(lián)系，它們實際上同為全球化資本運動的產(chǎn)物，并且在產(chǎn)業(yè)價值分配的等級上存在高低之分。因而，用純粹的發(fā)展階段論來看待紀錄片中反映的沖突同樣是錯誤的。在全球資本主義生產(chǎn)體系中，大部分外圍國家將持續(xù)地作為外圍來支撐核心國家的地位，維持它們的“專制制度”而無法轉變?yōu)檎物L險更小的“霸權制度”。換句話說，這種“進化”只是少部分核心國家的特權。

但永遠也不應該忘記，在資本眼中，一種工廠政治不必天然或永久地就比另一種工廠政治更為“先進”，永恒的只有它的逐利性。因而，當足夠深刻的技術變革遲遲未到，不足以維持或提高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時，除去大衛(wèi)·哈維意義上的“空間修復”，資本主義國家只能通過工廠政治的轉型來促進資本的周轉，而這種轉型必須以犧牲工人利益（或者說加大剩余價值的剝削）作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越是缺乏有組織有力量的自我保護運動，這種被犧牲來得就越發(fā)肆無忌憚。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福耀進入美國又像是一種“引狼入室”，并且這匹狼必須保持它非人的形象，以扮演一種應當被指責的角色。也許，美國的工業(yè)資本家都憧憬成為曹德旺這樣的人，能夠對工人采取一種更為強硬、甚至不那么遵循美國規(guī)則的態(tài)度，但他們的美國人身份不允許他們立刻這么做。

但這種轉型仍然是潛移默化地在進行著。當工人們將斗爭范圍限定在法律規(guī)定的工會政治之中時，他們發(fā)現(xiàn)到最后連建立工會都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正是過去數(shù)十年在美國大部分地方發(fā)生的——一個陷入到建制化陷阱當中并逐漸衰落的工會政治力量。

另外一種普遍現(xiàn)象則是，當工人尋求組織和集體談判時，雇主聘請“說服者”（實際上就是工會破壞者）來協(xié)調(diào)勞資關系，并最終阻止工會的建立。如今在美國有越來越多這樣的組織并以私人公司的形式在市場中運作，并形成一個龐大且利潤豐厚的產(chǎn)業(yè)。除去影片中提到的已有35年從業(yè)歷史的勞資關系協(xié)會（LRI），這方面的行家還有Balance Incorporated、Action Resources、Cruz&Associates等等。他們通常向企業(yè)派遣工會回避顧問，由顧問來制定一整套回避工會的合法方案。例如在LRI的官網(wǎng)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服務：對主管團隊進行靈活應對的培訓，提供反對工會的廣告工具，提供公司所在地區(qū)工會信息，避免進入工會活動密集區(qū)的工廠選址指導，企業(yè)內(nèi)部漏洞審計，制作公司文化視頻等等。實際上，這些公司不僅向雇主提供避免工會組建的服務，且在工會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提供與工會合作的服務，從而取得有利于雇主一方的協(xié)議。

而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對這些現(xiàn)象聽之任之。自從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勞動關系法”，這個執(zhí)行機構就一直聲稱致力于維護私營部門雇員聯(lián)合起來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權利。但事實是，它也在充當著削弱工人力量的角色。特朗普任上的NLRB則變本加厲，接連不斷地削減工人雇員受到的保護。比如一項新規(guī)定將使得公司更容易將工人認定為獨立承包商而不是自己的雇員，這將使得大量共享平臺上的工人例如網(wǎng)約車司機、快遞和外賣工人都不再受到勞動法的保護。最近的NLRB也在試圖修改工會認證投票的規(guī)則來進一步降低投票的成功率。在更早些時候，特朗普甚至試圖將一位有名的工會回避顧問選入NLRB的董事會，盡管并未實現(xiàn)，但反工會分子與NLRB和勞動部門的親密關系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聞。

工人可以怎么辦？在《美國工廠》的結尾，導演通過交叉剪輯呈現(xiàn)了一幅中美兩國工人按同一潮汐方向流動的景象。這似乎暗示著不同地域工人階級的共同命運。只是這種命運在紀錄片中并不表現(xiàn)為國際主義斗爭，而是在自動化技術威脅下的被動集合。機器的確可以替代勞動力，但是資本主義的過度積累危機仍然不會自動解決，反而可能更加嚴重。未來，技術的“棄民”能夠從技術革新中取得多少成果，仍然取決于斗爭的形勢。技術本身并不會拋棄人，但技術的主人會。因而，接下來的斗爭是圍繞技術所有權的斗爭。

也許，另一部紀錄片《工人當家》（2004）有助于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在影片中，失業(yè)的阿根廷工人面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倒閉廢棄的工廠，選擇進駐并自主經(jīng)營來繼續(xù)生活。這與《美國工廠》中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大部分沒有資本家的工人合作社運轉良好。它啟示我們有關工人集體自主管理的另一種工廠政治想象急需被打開。盡管在前蘇聯(lián)及東歐國家，這類工廠政治大多數(shù)時候作為一種無法落實的紙面宣傳而出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但今天我們應該學習重構更為理想的工廠政治。也唯有如此，工人才能為自己打造一個真正當家做主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