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1959年12月21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紀念斯大林誕辰八十周年的會議上發(fā)表演說，對斯大林一生功過蓋棺論定：“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木犁的俄國，而留下的是裝備有原子反應(yīng)堆的俄國?！?/p>

的確有這么句話，但口出此言的不是丘吉爾，而是托洛茨基權(quán)威傳記《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薩克·多伊徹。著名蘇俄問題專家鄭異凡先生曾于2014年2月23日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13版刊發(fā)文章《“木犁與原子武器”何人所言》（以下簡稱“鄭文”），詳盡梳理了這句話的生成和傳播史。

鄭文的考證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是證偽“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二是證實“木犁與原子武器的多伊徹說”。

關(guān)于“丘吉爾說”的形成，按照鄭文表述，似乎存在著一個從安德列耶娃到莫洛托夫的接力。前者創(chuàng)造了“丘吉爾說”，后者營造了“丘吉爾說”的出處。

鄭文指出，蘇聯(lián)文獻中現(xiàn)在看到的最早引用此語的是尼娜·安德列耶娃。她在《我不能放棄原則》（刊于《蘇維埃俄羅斯報》1988年3月13日）一文中寫道：

我們不妨舉丘吉爾為例，他在1919年以自己組織14國武裝干涉反對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所做出的貢獻而自豪，而四十年后又不得不以這樣的語句來描述斯大林——自己的最大政治對手之一：“……斯大林是善于在困難時刻從最最束手無策的境況中找到出路的一位再好不過的巨匠……他是一個用自己的敵人之手消滅自己的敵人的人，甚至能使我們這些被其稱為帝國主義者的人去同帝國主義者們作戰(zhàn)。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木犁的俄國，而留下的卻是裝備有原子武器的俄國。 ”

鄭文又指出，幾年后丘耶夫同莫洛托夫談話中，也記載了這段話：

我朗讀了英國首相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誕辰之際在英國下院發(fā)表的一段簡短的演說（《大英百科全書》的譯文）：“……斯大林是一個世上無出其右的偉大的獨裁者，他接手的是木犁的俄國，留下的是擁有原子武器的俄國?！边@可是當時所謂的“頭號敵人”丘吉爾說的話。（《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俄文版第72-73頁，新華出版社中文版第86-87頁）

鄭文證偽“丘吉爾說”最硬核的證據(jù)是：1959年12月21日英國議會根本沒有開會，并且從1959年12月17日到1960年1月26日英國議會就沒有舉行過會議。補充證據(jù)兩則：其一、英國歷史學家、原丘吉爾中心主任理查德·蘭格沃爾德也駁斥過丘吉爾曾在英國下院發(fā)表講話贊揚斯大林的神話；其二、安德列耶娃的文章發(fā)表后不久，亞·雅柯夫列夫的助手就寫了一篇文章（《真理報》1988年4月5日），指出：“她所引的對斯大林的頌詞并非出自丘吉爾。不是這么回事，這是著名的英國托洛茨基分子伊·多伊徹說的?！?/p>

由此，鄭文進入另一條線索，證實“多伊徹說”。鄭文稱，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1953年3月6日，多伊徹在《曼徹斯特衛(wèi)報》發(fā)表悼文，其中寫道：“斯大林的歷史成就就在于，他接手的是木犁耕種的俄國，而留下的是原子反應(yīng)堆裝備的俄國。”

這個說法也寫入了多伊徹的著作《斯大林之后的俄國》（國內(nèi)未有譯本）和《斯大林政治傳記》第二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于干譯），還收入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多伊徹撰寫的“斯大林”詞條：

這種怪異的崇拜之下是斯大林不容置疑的成就：他是計劃經(jīng)濟的創(chuàng)始人，他接手的是木犁耕種的俄國，留下的是原子反應(yīng)堆裝備的俄國，他是“勝利之父”。但他的成就伴隨著專制和他的殘酷獨裁；他統(tǒng)治的家長制特征——或許適合文盲及落后的人的智力——在他自己締造的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的俄國成為一個時代錯誤。（《大不列顛百科全書》，1964年版，第21卷，第303頁）

至此，“木犁與原子武器”的生成和傳播脈絡(luò)大致清晰。此說確系多伊徹的原創(chuàng)，發(fā)明權(quán)不屬于丘吉爾。但由于多伊徹系托派人物，在當時的蘇聯(lián)國內(nèi)，缺乏足夠的公信力。于是，此說便張冠李戴到了丘吉爾名下。還有什么比來自敵人的頌揚，更具有說服力呢？

有趣的是，在鄭文末尾，作者埋了個伏筆：既然1959年12月21日英國議會沒有開過紀念斯大林八十誕辰的會議，丘吉爾是否在其他場合說過這句話？但愿有人有朝一日能夠找到。

鄭異凡先生在文末留下的疑問，已有答案，答題者就是他文章中提到的英國歷史學家、原丘吉爾中心主任理查德·蘭格沃爾德。蘭格沃爾德不但如鄭文所說，駁斥過所謂“丘吉爾曾在英國下院發(fā)表講話贊揚斯大林的神話”，而且他還于2018年11月在其個人網(wǎng)頁上刊發(fā)了一篇題為《丘吉爾從來沒有說過的語錄》的文章，徹底否定了丘吉爾引用這句話的可能。在這篇論及“木犁與原子武器”的文章中，蘭格沃爾德明確表示，這句話出自伊·多伊徹，與已知的丘吉爾在任何場合的公開發(fā)言都沒有關(guān)系?？紤]到蘭格沃爾德在丘吉爾研究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地位和專業(yè)背景，他的說法當為定論。

事實上，“木犁與原子武器”被訛傳為丘吉爾原創(chuàng)，是一個專屬于蘇聯(lián)的傳播現(xiàn)象。因為在蘇聯(lián)之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英美等國，證明“多伊徹說”的文字材料，包括《曼徹斯特衛(wèi)報》《斯大林之后的俄國》《斯大林政治傳記》第二版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等，早已公開出版，讀者不難核實。而唯有在蘇聯(lián)，尤其是蘇聯(lián)時代的后期，也唯有那些對斯大林滿懷崇敬的人們，才會出于維護斯大林聲譽的良善愿望，有意無意地修改了“木犁與原子武器”的原創(chuàng)者，放任甚至推動了“丘吉爾說”的流行。

以鄭文中提及的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棄原則》為例，這是在當時的蘇共黨內(nèi)引起轟動的文章。安德列耶娃是列寧格勒工業(yè)技術(shù)與設(shè)計學院的教師，她因不滿于黨內(nèi)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的狀況，將自己的思考寫成公開信投寄給《蘇維埃俄羅斯報》。該報將此文擬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于1988年3月13日在“爭鳴”專版刊發(fā)。安德列耶娃文章的主旨是正確評價包括斯大林在內(nèi)的所有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的歷史作用，而“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是文中特別惹眼也是爭議頗大的段落。在鄭文中，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棄原則》被認為是“蘇聯(lián)文獻中現(xiàn)在看到的最早引用此語的”。

那么有必要追問的是，安德列耶娃“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又是引用了誰？

謎底比較詭異，她引用的多半是鄭文中所謂“幾年后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談話”?！耙脦啄旰蟮恼勗挕?，何以會出現(xiàn)如此讓人費解的穿越？秘密藏在丘耶夫所著《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里。這本書是由蘇聯(lián)作家費·丘耶夫根據(jù)自己在1969至1986年間，同莫洛托夫的140次會見交談?wù)矶?。俄文版出版時間是1990年12月，而中文版出版時間是1992年10月。作為白紙黑字的文獻，《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可以算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文刊發(fā)的“幾年后”。然而，莫洛托夫拋出“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的那次談話時間為1985年5月9日——恰恰是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文刊發(fā)的“幾年前”。

莫洛托夫具體的語言表述以及在中文版《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中的頁碼，就是鄭文中所標注的。更為重要的是，鄭文所摘引的這段話，即“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只是1985年5月9日談話的一部分。莫洛托夫在那次談話中所說的其他一些內(nèi)容，譬如“斯大林迫使資本主義者羅斯福和丘吉爾對希特勒開戰(zhàn)”“他（斯大林）善于在困難時刻從最絕望的局面中找到出路”“這是一個慣于借敵人之手消滅敵人的人”等等，經(jīng)安德列耶娃稍作改裝，寫入了《我不能放棄原則》。

鑒于此，雖然無法判斷莫洛托夫的談話是通過什么途徑傳到安德列耶娃耳中。不過僅僅通過文本分析，就可以有把握地說，安德列耶娃“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是引用了莫洛托夫。進而言之，斯大林的親密戰(zhàn)友莫洛托夫很有可能就是“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的源頭。

可是，追溯“木犁與原子武器的丘吉爾說”的源頭，《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中所記載的那次談話，其文字表述又著實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朗讀了英國首相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誕辰之際在英國下院發(fā)表的一段簡短的演說（《大英百科全書》的譯文）”。

——首先，這個朗讀的“我”是記錄者丘耶夫，還是談話者莫洛托夫？哪怕聯(lián)系上下文，也無法判斷；其次，既然被證明是子虛烏有的“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紀念斯大林誕辰八十周年會議上的演說”，何來又何需括弧里的《大英百科全書》譯文？再次，《大英百科全書》中“斯大林”詞條是由多伊徹撰寫，而撰寫者關(guān)于“木犁與原子武器”的論述是援引了自己于1953年3月6日為《曼徹斯特衛(wèi)報》所寫文章的內(nèi)容。在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談話里經(jīng)“英譯俄”后，怎么就變成了“丘吉爾說”？

一串疑問鋪排下來，不難看出，1985年5月9日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那次談話是何等縱向不周嚴！實事求是地說，《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一書的中文版由于翻譯和編輯細節(jié)的粗糙以及標點符號的誤用，人們已經(jīng)無法還原其俄文版的本來面貌。以《大英百科全書》的譯文，來注解“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紀念斯大林誕辰八十周年會上的演說”，諸如此類的漏勺，為“木犁與原子武器”在中文世界的周轉(zhuǎn)人為制造了一團本不該存在的迷霧。

當然，對“木犁與原子武器”傳播的時間軸進行勘定，虛構(gòu)的“丘吉爾說”大體是1985年5月9日之后的事，而真實的“多伊徹說”在此前很早便公示于眾。1953年3月6日，多伊徹撰寫的斯大林悼文在《曼徹斯特衛(wèi)報》發(fā)表，首創(chuàng)“木犁與原子武器”；當年4月，多伊徹趕工完成的《斯大林之后的俄國》一書在英美同時出版，書中《斯大林主義的遺產(chǎn)》一章完全復(fù)制了多伊徹發(fā)表于《曼徹斯特衛(wèi)報》上的文章，包括“木犁與原子武器”；1966年10月，《斯大林政治傳記》英文第二版出版（中文第二版于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新增的第15章《補篇：斯大林的最后歲月》里再次引用了《曼徹斯特衛(wèi)報》文章里的“木犁與原子武器”……

毫無疑問，多伊徹才是“木犁與原子武器”之說的締造者。他對斯大林一生的評價，可能不如人們所期待的丘吉爾那樣具有超凡的政治網(wǎng)紅效應(yīng)，卻更為公允也更為真實。在1951年撰寫的《世紀中葉的俄羅斯》一文中，多伊徹將蘇俄稱作“世界現(xiàn)代史的神童”。這位神童最不可思議之處是，僅用半個世紀便跨越了從木犁到原子武器的鴻溝。斯大林是神童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