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7日，香港紅磡體育館，“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鄧謳歌的長發(fā)與花短褲、何勇的還渾身與《姑娘漂亮》《垃圾場》等歌曲，都隨著這場演出成為國人的經(jīng)典記憶。/《紅磡1994:“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25周年》，由高原提供

1994年，香港紅磡的一場大夢，唱不完的青春笑淚交錯。2019年，高原把這個夢的碎片又拼了起來。

也許就像竇唯說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夢想，實現(xiàn)這些夢想的過程，就是在做一個夢。我覺得每個人都活在這個夢里，我自己也一樣?！?/p>

回望1994年香港紅磡那場載入史冊的演唱會，攝影師高原的視角和心情，與大多數(shù)人并不相同。

對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國人來說，’94紅磡是某種精神啟蒙，是渴望自由的躁動，是一路高歌的方向。

它凝聚了驚雷般的吶喊和熱血奔涌的釋放。它是紅磡體育館里絳紅色的光霧，火焰般點燃了1994年12月17日那個難忘的冬日夜晚。

時至今日，很多人仍然懷念25年前那個炙熱、干凈、回不去的時刻，懷念那些年輕、才華橫溢、毫無畏懼的臉龐和聲音。

那年的竇唯是Peter Murphy的忠實信徒，西裝革履，神色清冷地念著“矛盾，虛偽，貪婪，欺騙”，打鈴鼓，吹笛子，超凡入圣；

何勇穿著?；晟溃弊由舷抵t領巾，滿臺蹦跶，大喊“香港的姑娘，你們漂亮嗎”，不憚揶揄正當紅的四大天王，對這個世界充滿熱情、疑惑和憤怒；

張楚安靜地端坐在椅子上，眼神悲憫地唱“孤獨的人都是可恥的”。

一頭長發(fā)、輪廓分明的丁武有些結(jié)結(jié)巴巴地要“和香港的觀眾交上朋友”。鄧謳歌穿著在香港買的、特意剪短的花短褲，在臺上跳著、跪著瘋彈吉他，年輕的大腿映滿紅色的燈光。

當時鄧謳歌聽說“香港媒體和觀眾看不起內(nèi)地搖滾”，因此從排練到上場前都憋著勁兒，“連廁所都沒上，就等著沖上臺去”，最后在臺上留下了一個“極度氣憤并且年輕、亢奮的我”。

何勇把一瓶水淋到鄧謳歌頭上，再淋到自己頭上。興奮的他在《鐘鼓樓》的末尾說了段話：

“我們要特別感謝的是滾石公司，還有香港的商業(yè)二臺，但是我最要感謝魔巖文化的張培仁和賈敏恕，他們對中國的流行音樂做出了許多貢獻，今后的歷史會證明這一切。朋友們，我們一起度過這個美好的夜晚，好嗎？”

從左到右依次為：劉義軍（老五）、竇唯、何勇、丁武、張楚、張炬。

那個夜晚，確實有美好的演出和想象空間。一些人的青春、一個行業(yè)的愿景似乎都在里面了。

那時的賈敏恕坐在轉(zhuǎn)播車改成的錄音間里看著臺上所有的肆意張揚，簽下了竇唯、何勇、張楚；

策劃了唐朝樂隊的張培仁則覺得此行圓滿，他迎著全紅磡觀眾的嘶吼心生驕傲，并沒有料到自己后來會因為與歌手們理念不合而留下數(shù)十年的爭議。

那時理想主義是主流思潮，人們單純得幾乎有些執(zhí)拗。而剛剛進入內(nèi)地的商業(yè)力量，還沒有能力拯救仍然混亂不堪的音樂市場。

那一晚滿場飛奔、忙于拍照的高原，還不清楚她按下的這無數(shù)的定格將在未來如何激蕩人心。

她不知道這場演唱會會讓多少男孩女孩從此愛上搖滾樂，拿起吉他組樂隊，奉竇唯為神明，成為新的流行音樂偶像，在此后的每一年，追念這個屬于理想和搖滾的黃金年代。

在高原看來，這不過是自己和一群搞音樂的老朋友南下香港演出而已。場面當然和過去的每一次演出一樣熱烈，但她并不覺得過于特別。

25年后，高原打開塵封已久的相簿，挑出百余幅從未面世的紅磡演唱會照片。

2020年年初，《紅磡1994：“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25周年》（下文簡稱《紅磡1994》）一書出版。那段在歲月流逝中已然模糊的歲月，由此變得真切起來。

“現(xiàn)在看每個人的狀態(tài)都太土了，

就是一幫馬上就要去香港的土包子”

《紅磡1994》的出版，緣起于2019年年初。一卷塵封了25年的膠卷打開了高原的記憶和淚腺。

紅磡演唱會之后，高原挑了一部分自己喜歡的照片印成小樣留念，所有底片都交回魔巖公司，“所以我從1994年之后就再也沒見過這些東西了”。

2015年，高原將十余年間拍下的照片結(jié)集為《把青春唱完：1990—1999》（下文簡稱《把青春唱完》）一書時，曾問魔巖公司能不能找回當年的底片，答復是：“臺北總部地下室發(fā)大水，所有存在里面的東西都完蛋了，你的底片也可能沒了?！?/p>

這份遺憾一直延續(xù)到2019年2月，魔巖唱片的牛佳偉找到高原，神秘兮兮地說：“我前幾天搬家，翻出來一樣東西，你肯定想不出是什么?！?/p>

高原當時大概猜到“這些可能是紅磡演唱會的底片”，但當那一沓25年未見的底片拿到手中時，她還是抵不住激動的情緒，哭了。

回到家，高原把底片歸好類，放到防酸底片袋中，貼上標簽：“1994，紅磡?！?/p>

將這些失而復得的照片結(jié)集成書，并不是一個困難的決定。無論回憶往事還是談及近況，高原只當這些人是朋友，而不是普通人眼中的明星甚至英雄。

她離得近，拍得到，抓住過許多不為人知又充滿趣味的瞬間，這是高原從過去到現(xiàn)在都自信的“在場的價值”。

當所有人都仰視紅磡體育館里閃耀的明星和搖滾的未來時，高原更在意這些人的日常一面，比如《把青春唱完》里何勇賴床、竇唯踢球、一群人吃火鍋的場景。

“我感興趣的畫面可能跟大家不一樣，比如我對何勇在那吃盒飯這件事更感興趣。至于他們怎么在臺上耍范兒，對我來說都是很正常的事，這不是我最關心的點。紅磡在當時確實是一場特殊的演出，但有時候過度神化就會產(chǎn)生反作用，不是么？”

25年了，高原細數(shù)著這些從小玩到大、會管她叫“老頭兒”的老朋友的近況：

當年何勇的鍵盤手、知名音樂人梁和平不幸遭遇車禍，高位截癱；

賈敏恕和張培仁近年與李宗盛一道做簡單生活節(jié)，他們時常會見面；

歐洋還在面孔樂隊彈貝斯，有時做DJ；

鄧謳歌轉(zhuǎn)型做制作人，為《平原上的夏洛克》《追兇者也》等電影寫配樂；

張楚、竇鵬、周鳳嶺還在做音樂，羅巖則改行拍紀錄片。

談及何勇，高原說：“他已經(jīng)沒辦法做這件事（唱歌）了。他的經(jīng)紀人張秦今年想把他過去錄好的小樣整理出來，出個專輯?！敝劣谇胺蚋]唯，兩人離婚后便沒了聯(lián)系。

談及’94紅磡中最喜歡的照片，高原沒有選在香港街頭拿著瓶裝水凹造型的何勇，沒有選抽著從北京帶過去的金橋煙的竇唯，沒有選在臺上意氣風發(fā)、被香港媒體圍住的任何明星，當然也沒有選對著鏡子舉起那臺尼康FM2相機的自己。

她選了這張照片：參與演出的所有人背對鏡頭，扛著樂器、設備、行李，一行人走在深圳街頭——這很像以南下務工潮為主題拍攝的某個街景，除了其中幾位留長發(fā)、扎辮子的人顯得有些打眼，其余人觀感與普通路人無異。

“現(xiàn)在看每個人的狀態(tài)都太土了，就是一幫馬上就要去香港的土包子?！?/p>

1994年，深圳。參與’94紅磡演出的歌手們拉著自己的行李、樂器和設備到火車站轉(zhuǎn)車。高原表示，這是整個’94紅磡系列影像里她最診視的一張照片。/《紅磡1994:“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25周年》，由高原提供

“我估計，

現(xiàn)在誰都沒辦法讓他開口說吧”

正如畫家老樹對高原攝影的評價——“我們在這些照片中看到了人，而不再是什么炫酷的搖滾和攝影”——高原說，“大眾可能看到的都是最光鮮的、在舞臺上的那種東西，但我覺得那個是假的，那是拿出來給外人看的，我不關注”。

高原覺得自己的想法很小女人，但也真實。這場演出影響了多少歌迷、如何改變中國搖滾樂進程、留下了多少遺憾，對她而言都不太重要。她只在乎記錄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在做什么。

“我之所以能出這兩本書（《把青春唱完》《紅磡1994》），其實都是這些朋友給我的，這對于我來說才是最珍貴的?！?/p>

這場經(jīng)典演唱會遭遇了很多意外：竇唯忘詞，張楚伴奏走調(diào)，何勇在演唱會開始之前對四大天王的揶揄引來香港樂迷不滿；鄧謳歌“斥巨資”購買并改短的花褲子驚動了香港的檢察部門，賈敏恕只能對檢察人員解釋“那些玩搖滾的就是這樣”，才保住了這一日后被視為經(jīng)典的著裝……

最大的意外，在于這場演唱會的結(jié)果，諸如“中國搖滾生于1986年工體，死于1994年紅磡”“中國搖滾在那一夜非常輝煌，但也輝煌了那一夜”的評論充滿遺憾的情緒。

面孔樂隊的陳輝總結(jié)道：“那時的他們用音樂和態(tài)度征服了夜晚，卻沒給中國搖滾夜帶來真正的白天。”

面對這些評價，高原覺得“他們說得沒錯”。這些搖滾明星并沒有像現(xiàn)在的人想象中那樣收獲甚多，而是回到內(nèi)地，接拼盤演出，魔巖還沒有實現(xiàn)“讓他們走出去，再回頭來造成影響”的意圖便黯然離場。

接下來，1994年黑豹演出荒，1995年唐朝樂隊吉他手張炬車禍離世，1997年張楚第二張專輯《造飛機的工廠》反響平平。紅磡的熱烈之后，是中國搖滾漫長的低迷。

何勇那句流傳甚廣的“張楚死了，何勇瘋了，竇唯成仙兒了”，渲染了三位時代主角和這場音樂夢最終的悲情命運。

而他的追問——“你知道張培仁在哪兒嗎？這么多年了，那些用我歌的也沒給我錢，彩鈴什么的到處在亂用”“我就想要一個房子然后養(yǎng)一條狗，也不是說天天這樣過。這樣能花多少錢？但我這樣的生活也過不上”，也成了送給那個年代和自己的、有些黑色幽默的絕響。

無論談中國搖滾還是’94紅磡，竇唯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他曾說“搖滾誤國，紅磡無需紀念”。

與何勇一樣，竇唯同樣沒有出現(xiàn)在《紅磡1994》末尾的自述之中。盡管在外人看來不免遺憾，但高原的回應很直白：“我估計，現(xiàn)在誰都沒辦法讓他開口說吧?！?/p>

高原覺得歌迷有時候操心太多，延展太多，腦補太多——寧可相信心中那個完美而倨傲的搖滾之子形象，也不肯相信當事人的解釋。

“如果我嘴里說的他，不是他的歌迷想象的樣子，歌迷就會否認，說：‘你別騙我們了，你這么說的目的是什么？’”

高原曾經(jīng)和一個朋友聊天，她問朋友，為什么小竇會被推上神壇？

朋友答，竇唯這前半生不是很詩意么，特別不像我們這些俗世里的人要操心這個那個的，他被塑造出一個遺世獨立、別人想做而做不到的形象，完全沉浸在自己喜歡的事情里面，什么責任都不用負——這種狀態(tài)是很多被生活壓得透不過氣的人所向往的，是他們想做但做不到的，他們出于內(nèi)心的投射，于是崇拜這么一個人。

1994年，香港。演出前夕，唐朝樂隊在香港逛街。當時香港的一切給演出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繁華的城市生活和完善的音樂工業(yè)。/《紅磡1994:“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25周年》，由高原提供

“理想主義，在很多年輕人出生那一天起，就沒有了”

以’94紅磡所達到的歷史高度，若按當前音樂市場的運作規(guī)則，這批人無疑都將站在時代頂點，接受鎂光燈、海量邀約和豐厚報酬的轟炸。

但在上世紀90年代，他們只是去香港演出，然后回來繼續(xù)巡演，生活沒有變化，甚至“達不到特別富裕的水平”。

由于當時音樂市場的商業(yè)化尚未成熟，社會與民眾對搖滾明星也沒有無孔不入的關注，他們的知名度和收入都沒有達到預期。這更渲染了某種悲情色彩。

等到市場規(guī)范起來，這批歌手的巔峰時期已經(jīng)過去了——竇唯不甘公司安排，寧愿做自己認可的小眾音樂，創(chuàng)作《山河水》《幻聽》《夢》時期的他變得“非常不搖滾”；何勇演出時說錯話被封殺；張楚因為唱片成績不佳回到西安，沉默多年。

高原近年繼續(xù)拍照片，拍攝對象依然以搖滾樂隊為主——面孔、盤尼西林、海龜先生、白皮書、橘子海，等等。

她喜歡盤尼西林的小樂，因為她覺得“從小樂身上能看到我們小時候那些人的樣子”。高原深感現(xiàn)在“很多小孩只把音樂當成愛好”，而這在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白皮書主唱劉家輝白天上課寫論文，晚上去school學校酒吧演出；橘子海主唱張坤明，主業(yè)是建筑師。

高原與他們聊天時總覺得詫異，“90年代就沒有這樣的，那時候都死心眼，我就是干這個（音樂）干到?jīng)]飯吃，也會繼續(xù)干。我不會想先去掙飯錢，再來養(yǎng)活我的愛好”。

那種專屬于90年代的理想主義已然淡化了?！?0后、70后，他們這個東西是在骨子里的。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什么叫理想主義，因為從他出生那一天起，這個東西就沒有了，所以你沒法要求他什么。”

至于過去的搖滾樂和現(xiàn)在的搖滾樂有什么不同，高原覺得搖滾其實和音樂沒有關系。

“它只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堅持自己的態(tài)度。大家都是在自己荷爾蒙分泌最旺盛的這段時間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你覺得有什么不一樣嗎？”

1994年，香港紅磡的一場大夢，唱不完的青春笑淚交錯?！澳r三杰”終究沒有火起來，各自回歸塵世。有人無奈，有人不屑，有人堅持。沒人再提出“幸福在哪里”“有沒有希望”這樣的問題。魔巖音樂黯然退場，張炬去世，其余人慢慢老去，按各自的步調(diào)繼續(xù)前行。

2019年，高原把這個夢的碎片又拼起來了，每一個參與者和旁觀者都不免慨然唏噓，隨之釋然。

一切就像竇唯說的那句話：“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夢想，實現(xiàn)這些夢想的過程，就是在做一個夢。我覺得每個人都活在這個夢里，我自己也一樣。”

?作者 | 詹騰宇

原標題：《’94紅磡：青春易逝，理想不死》

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經(jīng)許可禁止轉(zhuǎn)載

原標題：《中國搖滾的青春期，結(jié)束在1994年的紅磡》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