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鮑毓明在她剛滿十四周歲時對其實施了性侵，因此十四歲定為性同意年齡是否合理成為了討論的焦點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發(fā)表在澎湃新聞的“法治的細節(jié)｜對濫用信任地位性侵絕不能饒恕”一文指出，盡管我國刑法中只規(guī)定了不滿十四歲的幼女沒有性同意能力，但2013年頒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明確指出：“對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yōu)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與其發(fā)生性關系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逼渲胸撚刑厥饴氊熑藛T的范圍即對未成年人負有監(jiān)護、教育、訓練、救助、看護、醫(y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因此鮑毓明的行為（如果指控屬實）可能構成犯罪，但是這一司法意見中的“迫使”限定又很容易被鉆法律的漏洞。羅翔因此提議：“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設濫用信任地位型強奸罪”，“ 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法律應該明確規(guī)定：如果行為人與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與之發(fā)生性關系就構成犯罪?！?/div>也有觀點對提高性同意年齡持保留態(tài)度。在微信公眾號SOGIECN發(fā)表的“認真對待同意”一文中，作者“K總法律人”指出，19世紀末性同意年齡在美國的提高是當時女權主義的產(chǎn)物，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女童，但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性本身被視為一種壓迫女性、使女性處于從屬地位的工具，這場同意年齡運動的價值觀在今天看來是保守的。文中提到，“同意年齡線劃在哪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這不僅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風俗、法律制度，也與科技的發(fā)展和人們對兒童（性）生理、（性）心理發(fā)育不斷加深的認識相關?！痹撐淖髡哒J為，過高同意年齡會變成在維持兒童無性的迷思、維護兒童純潔的神話、壓迫兒童自主權的工具，是國家家長主義的體現(xiàn)。

針對上述觀點代表的自由主義與家長主義的爭論，羅翔教授也在其個人公眾號“羅翔說刑法”上作出了回應，他表示自己贊同緩和的家長主義與禁止剝削的混合理論，但也承認這種立場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它可能導致權力的擴張，國家會以保護為名過度干涉?zhèn)€人自由。而法律的平衡點需要不斷去探究。

此次事件中，多家國內媒體的報道方式引起爭議，《全球深度報道網(wǎng)》發(fā)布的訪談“法國調查媒體Mediapart如何報道性侵案件”或能帶來啟發(fā)。Mediapart 是幾位曾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工作過的記者于2008年創(chuàng)立的獨立調查報道網(wǎng)站，近十年來刊發(fā)了多篇影響深遠的性暴力報道，包括法國國民議會副議長丹尼斯·鮑平（Denis Baupin）性騷擾同事的案件、法國女演員阿黛拉·哈內爾（Adèle Haenel）在青少年時期被導演克里斯托夫·魯吉亞（Christophe Ruggia）多次性騷擾的案件等等，調查過程往往長達數(shù)月甚至一年，成功讓性暴力成為新聞業(yè)關注的議題之一。

在這篇《全球深度報道網(wǎng)》法語編輯 Marthe Rubió對Mediapart 資深記者 Léna?g Bredoux 和 Marine Turchi的專訪中，關于性暴力議題，Bredoux指出調查報道行業(yè)仍然是男性主導的，性暴力在很長時間內并不被認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Turchi則表示，直到今天，性暴力、殺害婦女和戀童癖犯罪都只是出現(xiàn)在報紙“其他新聞”的欄目中，沒有人深入調查其背景和沉默背后的共謀。談到性暴力調查的方法，兩位受訪者指出，對性暴力的調查應該像調查政治和金融案件一樣，要有一套核查系統(tǒng)，要對自己寫的東西負責，確保即使上交法庭也無可指摘。Turchi還提到，在揭發(fā)反腐的案件中，證人們會將自己視為吹哨人，而在性侵案中，證人往往是最難被說服開口說話的，挑戰(zhàn)在于如何讓他們明白在案件中他們證詞的巨大作用，而記者在使用這些證詞時必須負責人，要明白報道對于他們的生活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而在被問及與性暴力受害者的關系時，Bredoux表示，記者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關心他們，她經(jīng)常把非政府組織的電話給受害者，但從來沒有鼓勵他們去求助，因為記者的職責是報道事實，而不是勸人們應該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疫情下重溫托尼·朱特社會民主主義演講

近日，微信公眾號“東方歷史評論”推送了“托尼·朱特最后的演講：社會民主主義的生與死”一文，該文改編自這位歷史學家生前于2009年10月在紐約大學所做的最后一次公開演講，后收入文集《事實改變之后》（陶小路 譯），雖已過去十年，但對于理解正在被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重塑的全球政治經(jīng)濟仍有裨益。

《事實改變之后》，托尼·朱特著，陶小路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月。

托尼·朱特從美國人既渴望更好生活又反對福利制度的認知失調出發(fā)，指出“我們似乎已經(jīng)失去了對當下提出質疑的能力，更不用說提供替代方案。”他由此開始追溯今天人們在公共事務的討論中普遍訴諸“經(jīng)濟主義”這一偏見的歷史脈絡，指出“只考慮利潤和虧損（最狹義的經(jīng)濟問題），避免做道德上的考慮并不是人類天然的狀態(tài)”，而是后天習得的。18世紀時，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孔多塞侯爵對于資本主義侵占“自由”的預言，都說明古典經(jīng)濟學家的思想中從來不乏對政治的思考。此后一場漫長的辯論導致了今天這個時代狹隘的經(jīng)濟學視角。

文章中說，這場辯論中影響最大的是五位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路德維?！ゑT·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す耍‵riedrich Hayek），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他們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納粹入侵并占領其共同的母國奧地利的歷史所震撼，此后的流亡生涯中，在試圖回答自由社會為何會崩潰并被法西斯主義所控制時，他們的答案是左派在1918年后的奧地利引入國際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嘗試失敗，直接導致了極右的反動，他們由此認為，捍衛(wèi)自由主義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政府遠離經(jīng)濟生活。

然而，在同樣的歷史挑戰(zhàn)面前，英國思想家凱恩斯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認為，“上升到不安全和集體恐慌水平的不確定性會形成一種腐蝕力量，這種腐蝕力量曾經(jīng)威脅并可能會再次威脅自由世界”，因而尋求讓國家的社會保障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凱恩斯主義取得的普遍成就是在戰(zhàn)后信奉它的國家中成功地遏制了不平等，更大的平等使得對極端主義政治的恐懼減弱了，然而福利國家的悖論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成功會削弱其吸引力，對那段恐怖歷史沒有記憶的后代人不再對社會民主制抱有共識。1970年代后期撒切爾-里根主義下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不平等再次成為西方社會的問題。

在朱特看來，美國1996年頒布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是倒退到早期工業(yè)資本主義時代的做法，它與近兩個世紀前英國的《新濟貧法》如出一轍，都是迫使窮人和失業(yè)者在低吸引力的工作和低水準的救助之間做出有辱人格的選擇，而二十世紀中葉的福利國家認為“只有參與經(jīng)濟活動才能具備公民身份是極不妥當?shù)摹?，接受公共援助成為了公民享有的一項正當權利，而不再與恥辱掛鉤。盡管后者意味著更高的經(jīng)濟成本，但朱特認為，在前一種方案中窮人所受到的羞辱也應當被量化并計入社會成本。同樣的，過去30年間被很多政府推崇的私有化不僅低效，而且存在道德風險，而被私有化的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若運行不善仍然是政府的責任。私有化取消了國家的責任，損害了它的能力，國家和個人之間的中間機構不復存在，互惠服務與義務組成的網(wǎng)絡隨之消失，這些損失難以從經(jīng)濟角度作出衡量。

朱特認為，要回答何為“好社會”，應該對不受限制的市場的缺陷和不負責任的國家進行道德批判。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安全時代，經(jīng)濟上沒有安全感，文化上也面臨不確定，比二戰(zhàn)以來任何時候都缺乏對集體目標、環(huán)境福祉或人身安全的自信，因此必須重新審視二戰(zhàn)后的一代人如何應對類似的挑戰(zhàn)和威脅。在此情形下，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更自信地講述自己過去取得的不凡成就：社會服務國家的興起、公共部門提供的產(chǎn)品和服務、作為權利的福利的確立以及提供福利成為一項社會責任。“帶著畏懼之心的社會民主主義”值得我們?yōu)橹畩^斗。

 “退群”的美國和世衛(wèi)的困局——一個全球問題

在美國世界4月14日的白宮記者會上，特朗普宣布美國將暫停資助世界衛(wèi)生組織，他指責世界衛(wèi)生組織沒有及時分享疫情信息，沒有及時提供防疫政策建議，沒有及時宣布“全球大流行”等。特朗普稱“在這么長時間后，是時候讓他們?yōu)榇素撠熈恕薄?

特朗普

對此，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在4月14日發(fā)表聲明， 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危險的挑戰(zhàn)之一。首先，這是將對人類造成嚴重健康和社會經(jīng)濟后果的危機。世界衛(wèi)生組織擁有數(shù)千名工作人員，他們身處前線，在會員國抗擊病毒的過程中提供指導、培訓、設備和具體的救生服務，以支持會員國及其社會，特別是其中最脆弱的國家與新冠進行抗爭。我認為必須支持世界衛(wèi)生組織，因為這對世界贏得與新冠病毒的戰(zhàn)爭的努力至關重要。這種病毒在我們的一生中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做出前所未有的反應。顯然，在這樣的條件下，相同的事實可能被不同的實體作出不同的解讀。一旦我們最終翻過新冠病毒的這一頁，我們必須花上大量時間來充分回顧這次危機，以便了解這種疾病是如何出現(xiàn)并如此迅速地在全球傳播并且造成破壞，以及有關方面如何對危機作出反應。我們所吸取的教訓將對有效地處理今后可能出現(xiàn)的類似挑戰(zhàn)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現(xiàn)在不是那個時候。現(xiàn)在也不是減少世界衛(wèi)生組織或任何其他人道主義組織用于抗擊病毒工作的資源的時候?！?/p>

WHO的作用與困境

CNN4月15日的一則報道指出，作為成立于1948年的聯(lián)合國機構，WHO的成立是為了協(xié)調國際衛(wèi)生政策，特別是關于傳染病的政策。該組織由194個成員國組成，并由其運營。每個成員國都選擇一個由衛(wèi)生專家和領導人組成的代表團，代表該國參加世界衛(wèi)生大會（該組織的決策和決策機構）。成員國直接控制組織的領導和方向——大會任命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確定其議程和重點，審查和批準預算。自成立以來的70年來，世界衛(wèi)生組織取得了許多成功的成就：它幫助根除了天花，減少了99％的小兒麻痹癥病例，并且一直在應對埃博拉等疫情的斗爭中處于前線。  同日，《紐約時報》在報道中提到，在像應對新冠病毒這樣的緊急情況下，WHO旨在作為一個中央?yún)f(xié)調機構 ，指導遏制病毒，宣布緊急情況并提出建議，與各國共享信息以幫助科學家應對疫情。 但是，WHO在其運營過程中也遭遇了相應的問題。盡管世界衛(wèi)生組織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但它缺乏有意義的執(zhí)行權，并且受到預算和政治壓力的影響，尤其是來自美國等強國和蓋茨基金會等私人出資者的壓力。

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收入來自分攤會費和自愿捐款。分攤會費基本上是強制性的會費，聯(lián)合國會員國必須按份額和財富確定的比例繳納份額。WTO的數(shù)據(jù)顯示，自愿捐款約占其總預算的80％，這些自愿資金可以來自成員國、國際組織和非營利組織，通常專門用于特定項目。 其資金來自參與國和私人基金會，而美國是其中最大的捐助國，占其預算的14.67％。美國的捐款幾乎是第二大捐款國英國的兩倍，英國貢獻了世界衛(wèi)生組織預算的7.79％。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支付了預算的9.76％。 根據(jù)《紐約時報》的報道，美國的大部分資金用于消滅小兒麻痹癥，開發(fā)疫苗以及增加獲得基本保健和營養(yǎng)服務的機會。在美國，只有2.97％的捐款用于緊急行動，而2.33％的資金被指定用于疫情的預防和控制。喬治敦大學奧尼爾國家和全球衛(wèi)生法研究所所長勞倫斯·戈斯?。↙awrence O. Gostin）說，美國約有70％的資金已經(jīng)用于它指定的計劃，例如針對艾滋病、心理健康計劃、癌癥和心臟病預防。

另一方面，許多WHO的會員國也拒絕完全遵循WHO的建議和規(guī)則行事。根據(jù)《紐約時報》3月12的報道，在WHO公開表示共同抗擊新冠病毒的重要性后，數(shù)十個國家無視國際規(guī)則，無視自己的義務。根據(jù)規(guī)定，各國有義務在48小時內向衛(wèi)生機構報告其采取的超出集體指導原則的任何措施，并報告其采取行動的依據(jù)。在冠狀病毒爆發(fā)期間，許多國家未能做到這一點，世衛(wèi)組織對此無能為力。還有一些人無視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建議，制定了國際旅行限制，而且沒有通知全球衛(wèi)生官員。世衛(wèi)組織一再警告說，國際禁令可能會阻礙所需的資源，或延誤援助和技術支持。世衛(wèi)組織說，這種限制只有在疫情開始時才合理，以便為各國爭取時間做準備。除此之外，它們更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經(jīng)濟和社會危害。此外，一些國家不愿解除防護裝備出口禁令，這讓抗擊新冠病毒的斗爭更加復雜化。法國和德國已經(jīng)限制了這類設備的出口。 “我們可以理解，政府對本國的衛(wèi)生工作者負有首要責任，”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邁克爾·瑞安(Michael Ryan)表示，他敦促各國停止囤積物資，并呼吁全球團結一致。而由于缺少對于會員國的懲罰和約束措施，WHO在本次新冠危機中疲于協(xié)調會員國的行為，并顯示出了其被動的一面。

來自美國的指責和被轉移的責任

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在針對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批評中指出，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病毒威脅的反應太慢，并且未對中國作出批評。然而《紐約時報》4月11日的一則報道指出，早在一月份， 特朗普政府就被告知新冠病毒有暴發(fā)的可能性，特朗普本人也曾在推特上稱贊了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抗疫措施。 根據(jù)《衛(wèi)報》的報道，關于世衛(wèi)組織獲取病毒樣品的延誤影響了各國防疫的說法也是錯誤的。中國科學家于1月11日公開發(fā)布了新冠的基因序列。到2月初，世界衛(wèi)生組織已經(jīng)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分發(fā)新冠測試，但美國政府選擇不讓它快速通過審批。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進行了自己的檢測，但它存在缺陷，必須召回。與世界其它地區(qū)相比，美國的測試將推遲6周以上。 特朗普表示，世衛(wèi)組織非常以中國為中心；但是，他并未對這樣的說法作出解釋，也未能闡明這與美國國內的大規(guī)模感染有著何種聯(lián)系。

自3月以來，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各國發(fā)布了指導和警告，并于3月11日正式宣布新冠暴發(fā)為大流行病，呼吁各國政府共同努力與該病毒作斗爭，《紐約時報》當時就對此進行了報道。 而在4月15日的一則報道中。批評人士說，這兩項聲明來得太遲，而且早先的決定本可以更快地動員政府。盡管世衛(wèi)組織打算協(xié)調全世界共同抗疫，但全球的團結程度讓人擔憂，這顯示出世衛(wèi)組織力量的局限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wèi)生安全中心高級學者Amesh Adalja博士表示，“針對世衛(wèi)組織需要改革的擔憂是合理的，一些成員國對該組織的信息傳遞以及2013年爆發(fā)的埃博拉疫情有過不適當?shù)挠绊?。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地區(qū)辦事處被認為缺乏足夠的自主權來應對緊急情況。但我不認為，在流感大流行期間，發(fā)表政治聲明是解決這些缺陷的最佳方式?！?

事實上，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由其部署的針對移民的政策和一系列“孤立主義”措施都影響了世衛(wèi)組織的運作。喬治敦大學奧尼爾國家和全球衛(wèi)生法研究所所長勞倫斯·戈斯汀（Lawrence O. Gostin）說，“多年來，美國也一直是世衛(wèi)組織的‘眼中釘’，世衛(wèi)組織在獲取藥品方面的一些努力受到了阻礙，在移民和難民問題上的全球行動計劃也受到了削弱?！?

另一方面，根據(jù)《紐約時報》的報道，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與特朗普不同，更多的美國人不同意特朗普對病毒的處理。在過去幾個月里，特朗普多次指責新聞媒體、州長、國會民主黨議員和前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并表示他們應對美國醫(yī)院里泛濫的病例數(shù)量負責。在3月中旬，當被直接問及他是否應為美國缺乏測試能力而負責時，特朗普說，“我根本不應承擔任何責任?！敝S刺的是，美國總統(tǒng)對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猛烈抨擊也與他自己在六周前對該組織的評價背道而馳。2月底，在人們對特朗普的無所作為進行最嚴厲的批評之前，他對世界衛(wèi)生組織大加贊揚，并表示該組織一直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有著密切合作。他在推特上寫道:“在美國，新冠病毒已經(jīng)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們與每個人以及所有相關國家保持聯(lián)系。疾控中心和世界衛(wèi)生組織一直在努力工作，他們的工作非常杰出。對我而言，股票市場也開始轉好!” 對比特朗普在二月的言論與近日針對世衛(wèi)組織的批評，特朗普似乎將世衛(wèi)組織作為新的替罪羊，以此轉移國內對其失敗治理的抨擊。

美國退出帶來的全球影響

面對具有極強破壞性和傳染力的新冠病毒，各國政府紛紛表示本次危機是全球性的危機，而此時美國的孤立主義行為也將會影響其他國家的抗疫進程。考慮到本次瘟疫的傳播速度之快，一旦瘟疫在任意國家大規(guī)模暴發(fā)，就可能形成對全球其他國家的巨大威脅。根據(jù)《衛(wèi)報》的報道，“我們仍處于危機的第一階段，各國主要集中于控制國內暴發(fā)的最初浪潮。如果我們不想這些努力白費，那么就需要加強國際合作，把專門知識和資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特別是在這種疾病目前在全球南部貧困國家扎根的時候……世界衛(wèi)生組織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有效執(zhí)行此任務的網(wǎng)絡和專業(yè)知識的組織。即使在世界領先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和緊張局勢下，該組織也有取得成功的先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決定利用其實力、財富和影響力來積極破壞、而不是慷慨地支持這些努力，這是一種道德盲目的行為（an act of moral blindness）?！?

特朗普政府的這一決策也引起了本國及全世界的批評。美國醫(yī)學會（AMA）總統(tǒng)帕特里斯·哈里斯（Patrice Harris）稱其為“朝錯誤方向邁出的危險一步，將不會打敗新冠病毒”，并敦促特朗普重新考慮。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洛爾表示，這個由27個國家組成的集團對資金被暫停表示“深切的遺憾”，并補充說，聯(lián)合國衛(wèi)生機構現(xiàn)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以抗擊這一大流行病。他說：“只有通力合作，我們才能克服這場無國界的危機。”非洲聯(lián)盟負責人法基·馬哈馬特（Faki Mahamat）稱該決定“令人深感遺憾”，并說在大流行期間，世界有“集體責任”幫助世衛(wèi)組織。而包括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新西蘭總理雅辛達·阿登在內的各國領導人紛紛對世衛(wèi)組織表示支持，強調了在疫情期間各國合作的重要性。

美國暫停資金援助的行為，可能將會帶來更為長遠的負面影響。除了眼前棘手的新冠威脅之外，對于醫(yī)療體系尚未成熟和低收入國家而言，世衛(wèi)組織的資金削減將使他們暴露在其他疾病的威脅之下。悉尼大學世衛(wèi)組織體育活動、營養(yǎng)與肥胖癥合作中心聯(lián)合主任阿德里安·鮑曼教授向ABC新聞網(wǎng)表示，美國削減資金將影響他們所做的工作，包括在太平洋等極度脆弱的地區(qū)。該行為將影響到每個世衛(wèi)組織合作中心和每個國家，特別是在低收入國家和我們的鄰國，將受到影響，不會有全面的基礎設施來幫助控制疫情，或者幫助免疫項目。最近太平洋地區(qū)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麻疹疫情。這類事情將會復蘇，那將是一場全球健康災難:美國也不會從中受益，因為疫情將會延長，經(jīng)濟低迷也將對美國不利，美國將失去信任和領導力。”考慮到世衛(wèi)組織在中東以及非洲為消除小兒麻痹癥、提供針對脊髓灰質炎，麻疹和霍亂疫苗作出的貢獻，美國退出世衛(wèi)組織的行為可能為該地區(qū)的醫(yī)療援助帶來災難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