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濟南的鄧云光在喝醉酒后，不配合防疫要求，強行闖卡，以妨害公務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這本身不算大新聞，但此案從案發(fā)到宣判，只用了10天時間！正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讓這個案件跑出了“光速”，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如若按傳統(tǒng)的普通審理程序，前后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自2016年開始試點的認罪認罰從寬改革，堪稱中國一場“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法治大動作，正在全面改變中國的刑事訴訟模式，也是在強化檢察機關的主導責任，動用更少的司法資源，更高效化解社會矛盾。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在司法實踐中，大多數(shù)刑事案件因事實清楚，不存在激烈的控辯對抗，如果都按成本較高的普通程序?qū)徖?，可能加劇“案多人少”的矛盾。所以，認罪認罰從寬應運而生，從2016年11月前期試點，到2018年10月正式進入《刑事訴訟法》，一路小跑向前走。

2019年6月至12月，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從38.4%提高到了82.9%。12月，全國范圍內(nèi)共有26個省份適用率達80%以上。這項制度有著蓬勃的生命力，它已經(jīng)不是“特殊處理”，而是常態(tài)化、主流化的刑事訴訟程序，也正在走向“可用盡用”。

這個制度既不同于我們比較熟悉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一般性司法政策，也有別于西方的“訴辯交易”制度。它在被追訴人自愿認罪認罰的前提下，在刑法框架內(nèi)，有量刑協(xié)商的空間，并不允許對罪名、罪數(shù)進行協(xié)商交易。

這個機制也對檢察機關提出了更高要求，檢察官的擔子更重了：之前，檢察官的責任在于批捕、起訴兩個核心任務，如今檢察官要對案件擔起主導性的責任，認罪教育、刑事和解、控辯協(xié)商、量刑建議等多方面發(fā)力。這樣一來，檢察官就需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律師進行大量的溝通協(xié)商：如何賠償被害人？被害人是否能夠接受處理結果？接下來的問題是：怎么防止檢察官被“圍獵”？怎么讓這個制度的運行更透明，讓各方都服氣？

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jiān)督管理辦法》，制訂出一系列“硬措施”：檢察官原則上只能在工作地點會見當事人，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在非工作場合接觸了當事人的，就需要在當日或者次日向檢務督察部門報告。對于被害人不諒解、不同意從寬處理的，檢察機關可以舉行公開聽證，以便給各方一個公開的交待。

跑出“光速”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場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正像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所說：“主導作用不是權力而是責任！”認罪認罰從寬機制中的“主導責任”必須壓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