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

猶記六年前那次重回長春，回來寫了一篇追憶在吉林大學哲學系求學歲月的文字，投寄到滬上一家哲學雜志，蒙總編肯定，得以刊出。我的大學室友崔偉奇兄見后，贊為“大手筆”，那真是愧不敢當而又知我者誰——不是“舍我其誰”——的感覺！

此前高考志愿季時，偶然看到一則吉大推送招生廣告，瀏覽早已搬至前進農(nóng)場的母校新景，別夢依稀，當年北國春城求學時光又歷歷如在眼前，當時就奮筆寫下了開頭幾節(jié)文字，后卻因故放下了；眼下又到了開學季，姑且勉力將其續(xù)完算是“應時之作”吧。

若是要說我平生最有“賭性”、“性價比”也最高的那次冒險，當屬1984年高考第一志愿填報吉大哲學系。蓋因我們那一屆，似乎是“改開”后有數(shù)的一次在分數(shù)揭曉之前填報志愿。

我按照估計的分數(shù)，于上報志愿表的最后一刻，在吉大的招生簡章上發(fā)現(xiàn)了“自然辯證法”這個一般人聽上去頗為“奇葩”的專業(yè)——這里還有個段子，當我后來拿著錄取通知書到村上大隊會計那里去辦理遷移手續(xù)時，那位新時代的“帳房先生”看了一眼通知書，眨巴道：什么專業(yè)，自然異（弁）證法？——而且果斷地填在了攏共三個專業(yè)志愿中的首位，另外兩個記得是無機化學和高分子化學，畢竟我高考的化學分數(shù)接近滿分！

結(jié)果等我喜滋滋地坐了四十多小時火車到長春報到后，發(fā)現(xiàn)浙江省錄取在化學系的兩位諸暨籍考生分數(shù)都比我要高出一截，而本省同樣錄取在自然辯證法專業(yè)的兩位同學分數(shù)也都比我要高——僅此就可說我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自己考分的最高性價比！

可是更高的“性價比”還在后面。記得高考前夕，諸暨草塔中學，一群本縣最后一屆二年制高中的畢業(yè)生們在嘰嘰喳喳清北兩校，結(jié)果被他們剛路過的班主任楊偉祥老師“齒冷”——這“齒冷”是有道理的，任何競爭性項目畢竟是要拿實力說話的啊！

到吉大不久，我發(fā)現(xiàn)雖然這大學一度被命名為“東北人民大學”，但是她豈止是人民大學的水準啊，簡直可謂西南聯(lián)大長春分?！獢?shù)理化三系的江澤堅、余瑞璜和唐敖慶都是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文史哲三系的成色也不稍低，雖然除了有魯?shù)铎`光式兩位人物于省吾和金景芳的歷史系，文、哲兩系似乎更多新時代的色彩：張松如教授以詩人公木著名，據(jù)說他是八路軍軍歌的作者，但是其時早已息影春城，且經(jīng)歷了新時代政治上的風浪——曾于1958年被劃為“右派”并開除黨籍，先至吉林圖書館工作，1962年轉(zhuǎn)入吉大中文系任教員，從事古典文學教研，1979年后重新被起用；哲學系創(chuàng)始人劉丹巖教授早年畢業(yè)于北大哲學系，且曾留學英倫，后投身革命，輾轉(zhuǎn)并于1958年創(chuàng)辦吉林大學哲學系。

對我來說，進哲學系學習本來就有些偶然性，用我在別處說過的話：這種概率大概不會比在晴朗的夏日午后被閃電擊中，或者在浙西小鎮(zhèn)讀到馬爾庫塞和弗洛伊德大多少。確實，在哲學系的學習經(jīng)歷也并不算順利，除了畢業(yè)考研失敗，被迫“流落”海島，自然辯證法專業(yè)并沒有從一開始就“抓住”我。坦率地講，大部分課程比較無聊無趣。

為了“調(diào)劑”這種枯燥的學習生活，有一段時間我頗有些幼稚地沉迷于知青文學，甚至讀過王安憶的《雨沙沙沙》。當然，能夠吸引我的仍然是有一定思想性甚至思辨性的作品，例如張賢亮張潔張承志。在“重放的鮮花”中，我還讀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并且非常喜歡這部作品，有一次還和后來的室友黃易澎君深夜討論——的確，這應該是王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雖然我基本上沒有讀過他的其他作品。

這時候，念一所像樣的綜合大學的重要性就開始顯示出來了——我去數(shù)學系聽過課，但是顯然難以堅持下去，我只能記住一些數(shù)學家的名字，例如吉大有位著名的徐利治教授，對數(shù)學史也很有見地，不過他后來調(diào)去大連理工了，正如哲學系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張守剛教授好像也是調(diào)去大連了。但是，數(shù)學系的課程聽不了，還有中文系和歷史系嘛！

說起來也許有點兒出人意外，我在吉大聽過的最受益的課程之一是中文系的一位王老師講授的古代漢語。很遺憾我沒有記下他的名字，前一陣子試圖利用網(wǎng)絡搜索也無果，我只記得他課程上數(shù)次提到中文系的臺柱許紹早教授的大名，這當然也并不奇怪，因為后者乃是王力先生高足，《古代漢語》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無論如何，王老師的課為我初步打開了古典世界，喚醒了我壓抑很久的舊夢。那時候，我經(jīng)常按照王老師課上引證和講解的書目去買書，例如高亨、劉永濟和林庚諸位先生的有些著作，我就是從王老師課上聽到并去找來研讀的。

大學時代總是也應該是最不切實際的理想歲月，一個小小的例子是，那時候我對于上古史很感興趣，有一次在特價書肆得到楊寬的《中國上古史導論》，那真是一種如獲至寶的心情，此書那時只有《古史辨》第七冊上卷一個版本，而我撿到的就是這半卷書！我也曾跑去歷史系聽一位趙姓老師的先秦史課程，當然其難度和嚴格程度都不是我純粹旁觀時所能逆料的。倒是一位李姓的老師在一門接近于現(xiàn)在所謂通識課上講到希臘的露天劇場時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劇場周圍是一片碧綠的橄欖林！

回想起來，在我的大學時代，有兩個最重要的機緣，貞定了我“獻身”理論“事業(yè)”的志愿。一是正在知青文學和組合數(shù)學之間彷徨無依時，我聆聽了其時還是中文系講師的楊冬老師的一次關于文藝理論新方法的講座，我是在那個講座上第一次聽到李澤厚的名字，第一次知道《美的歷程》這本書，第一次聽說精神分析“教子”卡爾·榮格的那一句“不是歌德創(chuàng)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chuàng)造了歌德”。

如果說，此前在哲學系似乎聞所未聞的李澤厚的一系列論著讓我初窺精神世界的廣度，那么其時剛剛碩士畢業(yè)從教的李景林老師的中哲史課程，以及此后他所展開的具體研究則向我示例了怎樣以鄒化政先生和王天成老師所追求甚至達到的那種哲學思辨的嚴密性與嚴格性標準和水準來闡釋和重建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文本向我們呈現(xiàn)和提示的哲學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哲學不只是方法，中國哲學不只是材料，或者說，即使運用了西方哲學的資源和方法，但是所揭示出來的仍然是中國哲學的精神！

而且，景林師的工作把哲學思考的徹底性和圓融性與哲學表述的明晰性和典雅性近乎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那時候景林師還沒有開始指導研究生，而我和景林師在課堂內(nèi)外的交流應該都是最多的。這種學習和請益的最后“成果”就是我在他指導下完成的畢業(yè)論文。雖然那篇小論并不算成功，而且因為機緣未足，我此后也并未從事中哲研究，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景林師已經(jīng)早早地在我面前樹立了哲學研究的典范性。

那時的吉林大學是所謂馬路大學，文科片區(qū)的宿舍和教學樓外沒有圍墻。校園生活也并不豐富，我聽過的講座也并不多。因為早先對文學評論的興趣，我聽過出身于吉大中文系，那時頗為紅火的文學評論家季紅真的報告。記得在提問階段，有一位聽眾提上紙條，上面寫著：我看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時經(jīng)常想起張煒的《古船》。我們的評論家念完這個紙條，似不假思索地機警回道：你這句話倒過來說會更合適！

憶及這一場景，我不禁想起最近偶然聽了那年從柏林Dussmann帶回的一張題為POTSDAMER PLATZ的CD，內(nèi)容是?1920-1934柏林的流行音樂，竟讓我恍然有舊上海的感覺，尤其里面的女生像極了周璇，那么我應該說是那個女聲讓我想起了周璇，還是周璇讓我想起了那個女聲？

鳴放宮是吉大的禮堂，我在那里聽過王蒙的一個報告，其機敏善辯給人很深的印象，我記得他調(diào)侃一位著名的天體物理教授的工資買不了幾瓶青島啤酒，話鋒一轉(zhuǎn)，又說他陪外賓去嶗山，向外賓介紹青島啤酒也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生產(chǎn)出來的。

有一次，國家乒乓球隊總教練許紹發(fā)來鳴放宮演講，我因為喜歡打乒乓，和崔偉奇同學一起去聽許總教頭的報告，他講了很多體制上的問題。憂國憂民到有些憤世嫉俗的崔同學聽得心潮澎湃，見我一臉平靜，就奇怪我為何如此云淡風輕，如同置身世外？

這就又讓我想起去年有一次系里開會，有位領導談到他們那時候為何出來“做事”，自我剖白是因為實在看不下去有些事情，話鋒一轉(zhuǎn)就調(diào)侃我：應奇是不會出來“做事”的，因為無論情況有多么差，他都是看得下去的！

雖然一向不積極出來“做事”的我對于“體制改革”的“熱情”不高，逛書店卻是我很有興趣的，再說大學生活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不就是逛書店嘛，而那時的長春這方面條件頗為優(yōu)越。在我們宿舍附近就有一家桂林路書店，我的那套《精神現(xiàn)象學》就是在那里買到的。

重慶路上的古籍書店是我經(jīng)常光顧的，因為聽古代漢語課而對楚辭產(chǎn)生興趣，我在那里買了劉永濟先生的《屈賦音注詳解》和林庚先生的《天問論箋》，印象較深的還有一小冊黃節(jié)的《阮步兵詠懷詩注》。紅旗街書店有一個內(nèi)部門市，有點兒像后來南京東路的學術(shù)書苑，我在那里買過不少書，不過我只記得錯過了《利維坦》中譯初版。

那時長春經(jīng)常有特價書市，好像幾次都在一個中學的禮堂里進行，我在那里淘到過王國維手?！端?jīng)注》，浦起龍《史通通釋》，任銘善《禮記目錄后案》，還有女詩人陳敬容譯波德萊爾和里爾克合集《圖像與花朵》，還有一小冊俞平伯的《雜拌兒》。

對了，吉大理化樓前還有家小書店，初看像是教材供應點，其實全是高大上的學術(shù)書。如今誰都無法想象一個連縣城高中都沒念過的鄉(xiāng)村少年最初在那里受到的沖擊。想起那一年在卑爾根大學的書店，童世駿教授與店員聊天時頗為自得于自己母校的這家書店，那家書店是不錯，不過在我心目中，它應該還是不能與現(xiàn)在應該早已消失的理化樓的小書屋等量齊觀的——最多只能與我當年念博士的杭州大學的那個小書亭相提并論。

那時候長春冬天最低溫度零下三十多，有一次我去一個沒有暖氣的臨時售票點買回家的學生票，回到寢室，耳朵已被凍僵，完全沒有感覺了，剛想用熱毛巾捂，好在我前兩天剛重新聯(lián)系上的室友趙書城同學一把奪去毛巾——據(jù)他告訴我，這種情況用熱燙的毛巾捂，耳朵會成塊地掉下來，這種不經(jīng)意間成為梵高的感覺讓我至今后怕。書城同學剛還告訴我，我在他的畢業(yè)留言冊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不同的經(jīng)歷造就不同的人，只有內(nèi)心之火把彼此照亮！”——但是對于這樣的“豪言壯語”，我卻是一絲兒印象都沒有了。

長春是一座美麗的城市，連街道名稱也都是讓人記憶那么深刻：我們學校在解放大路上，離自由大路不遠，宿舍附近就是同志街和桂林路。我認識的第一條長春的馬路是斯大林大街，因為它就在長春火車站前，相當于杭州的西湖大道。

1988年，沒錯，就是歌手趙已然吟唱的1988，我離開了解放大路，經(jīng)斯大林大街南歸。我的行李，里面主要是我在長春淘到的書，直接托運到了寧波火車站。我的一位寧波籍的同學幫我一起把行李從火車站轉(zhuǎn)運到寧波港碼頭，我將從那里坐船到我現(xiàn)在生活的千島之城舟山。三十多年過去，我還記得我們在寧波剛碰上，已經(jīng)先期返鄉(xiāng)的我的同學對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怎么一口東北大茬子味兒？其實那時候我們應該都有所不知，在北國春城高高的白樺林里流浪青春的四年，那大碴子味兒才是給我們最重要的饋贈?。?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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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